2021年7月號印刻文學
《那些金色時刻》胡晴舫
大概因為太常搬家的緣故,我時常揣摩死亡的意思,並不是指人死了之後所進入的永恆黑暗,而是一個人離開之後的世界,應該就像一間搬空了的公寓,很快又有新住戶入駐,之前那個人生活過的痕跡完全抹去,無所殘留,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我也常想,為了避免發生日本電影《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的情形,最好自己動手,先把不想被其他人看見的東西早點清乾淨,千萬不要留下什麼令人作嘔的日記或任何會惹來奇異眼光的惡趣味物品。每回收執行李時,我都在想像自己的死亡,從別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身後,只覺得驚悚,便有急迫感想要事先處理我這個人用一生累積而成的物品。真的是什麼都帶不走啊。在別人眼中恐怕皆是垃圾吧。連回憶我也很少認真去整理,沒有後代的人不會去規劃要留下什麼遺產,因為無人在意。
全球疫情發生,突然就不用搬家了,新聞每天報導著各地的確診數字和死亡人數,我腦海裡卻出現一間又一間公寓,不是淨空了的那種,而是內裝舒適,細節講究,裡面裝滿了照片、碗盤、內褲和球鞋,還有盆栽,代表了主人對生活的想像。什麼都不捨得丟,任何想要收藏的心思無非是一種對美好生命的眷戀吧。那些我因為不想變成「令人討厭的松子」而趕緊扔棄的累贅物品,突然變成過去鬼魂似的東西,從心底慢慢浮現。
也開始時常夢到當時在東京的生活。表參道底,青山道口,有一間麵包店叫「安德森」,每天我去那裡買日常需要的麵包。店家每日開門,假日也罕見休息,推門進去,香氣四溢,架上擺滿各種形狀的麵包糕點,口味各一,閉眼隨便挑,都不會錯。之後,沿著根津美術館長長白牆,提著各色新鮮蔬果,慢慢走回家。東京的晴空總是很高,空蕩蕩,一片乾淨。我買麵包時買得那麼漫不經心,好像春天該有櫻花、夏天該有菖蒲、秋天該有紅葉、冬天該有皓雪一樣天經地義,邊走邊皺眉頭,以為自己在思考(但我現在想不起、因此肯定根本不重要)什麼關鍵的人生命題,我真正未曾好好深思的是這幅簡單的生活畫面,背後該有多大的集體心力才有那樣美好如童話的街角麵包店,散發暈黃燈光,折射出溫潤的麵包光澤,讓一個普通不起眼的平凡人不須特別擎香向上天祈求,就能安安穩穩地隨時有美味麵包可食。也該有多大的幸運,世局如此靜好,麵包店能夠天天按時營業,扭開水龍頭就有熱水、開窗就有綠蔭鳥鳴,不愁沒咖啡喝,電鍋有香噴噴的白米,生活平穩如在鐵軌上行駛,悄悄不受打擾——像是瘟疫。
我搬離東京那麼久,安德森也已經關門了。這些年之後,這間麵包店突然回到夢裡,推門進去的手感仍記憶猶新,麵包出爐的芳香盈鼻,一時不知那是何時的事。帕慕克小說《純真博物館》的第一句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而我卻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夠守護這份幸福嗎?一切會變得完全不同嗎?是的,如果知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絕不會錯失那份幸福的。在那無與倫比的金色時刻裡,我被包圍在一種深切的安寧裡,也許僅僅持續了短短幾秒,但我卻年復一年感受著那份幸福。」
帕慕克描述的是愛情。對我來說,那間麵包店成了金黃色幸福的意象。當時仍算年輕的自己,雖無恆產但生活無憂,住在美麗豐饒的街道,周圍大部分人皆溫和有禮,就算我言行不當了,都願意包容我的失禮,那時候最大的煩惱似乎就是自己這個人如何安身立命而已。當然是回不去了。時空已逝,店家已換,這個人恐怕也變了不少,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事態凌厲地,一下子阻隔了所有時空的延續、交換、流動,再無任何可能回去行走原來那條街,收集過去的足跡。
當瘟疫變成一種日常,那間麵包店卻回到我的夢裡,顯得如此不真切,不像是這輩子發生過的事,不是如隔三秋,而是恍如隔世了。我已不相信自己曾經擁有那般金光閃閃的日子。夢中滑過時,好像在看串流平台上的韓劇,有種作戲的不真實,不屬於現實,更不屬於自己。
如果當時很快便覺悟,如此幸福不但有盡頭,不會再現,甚至連舊地重訪都不可能,當時的我會不會過得不同?我會不會一樣很快將之藏在回憶的深處,很少向別人提起?日子的盡頭是死亡,人類因為死亡的逼視,才會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住在東京時碰上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地震,隔日福島核電廠傳出災情,周圍空氣頓時顯得可疑,本來用以維繫生命、最自然不過的呼吸變成幾近自殺的行為,家中門窗緊閉,戶外不宜久留,出門一律長袖長褲,戴上口罩,速去速回,商家架上貨品一下子淨空,因為災情,補貨變得困難,礦泉水、衛生紙等民生用品限購每人一日一件,那時候的心情就是每天怎麼驅吉避兇地活著,如何取得可靠的水源、上哪裡買到必要的民生用品,但究竟要怎麼呼吸到新鮮空氣,避免與死亡正面衝突,內心其實一點把握也沒有,只能多方收集資訊,觀察周圍的其他人怎麼做,當時心裡默默猜想,可能所謂的戰時生活就是這樣子,物資吃緊,個體的命運與集體綁在一起,人只能想著如何維持吃喝等基本生命功能,努力保持心情平靜,無法做任何長遠的打算。
當自己屬於捲入重大歷史事件的無名大眾行列,特別會明白自己與一棵樹、小狗、石頭沒什麼差別,我們存在於宇宙的方式是一樣的——思於此,寫作這件事其實也難免顯得有氣無力。
就某個層面來說,此時全球爆發疫情也是大自然的反撲。人類在地球上建造了一個強大的物質帝國,肆意掠奪資源,強力架構起一套豐饒便利的生活方式,人類一代代出生,不僅要健康長壽,且拒絕老去,那些日常慾念無時無刻不在製造億萬頓的塑料、萬年不滅的核廢料,城市面積不斷擴充,無用產品被當作資本燃料不斷被製造出來、淘汰、變成無法回收的垃圾,污染整個地球生態,對生命的貪歡已是當代人類的至高生命原則。因為有死亡的逼視,才明白生命的有限,如何珍惜並善用生命,但,在新世紀,生命的盡頭卻成了慾望的藉口。人類花費多少資源在維持自己的青春肉體,只為了活下來,但活著是為了什麼,似乎已經無人追問。
全球疫情令我駐在台北,兒時的城。生活重點在維持基本生活功能這件事,吃飯、喝水、睡覺,小心呼吸,讓自己活著。我忖度,是不是斷髮出家也就這麼回事,斷了一切浮誇的念頭,所有超乎生命基本需求的企圖心都散去吧,讓原本就簡單的生活更簡單,明白自己形而下的限制之後重新尋找形而上的自由。回到了台北,回到自己的童年,又開始閱讀厚厚的章回小說,加上新科技時代的網路武俠小說,熬夜慢慢翻閱,任自己墮入另一個時空。我從小熟悉這樣的心境,如何從一副瘦弱無趣的軀體飛脫出去,體驗現實生活裡永遠不可能經歷的時空,都說人類的想像力其實是旅行的最佳方式,翻一頁書,人已全身黑色勁裝上了明朝宮殿的琉璃屋瓦,像名功力高強的俠客,往下窺視腹黑的宮廷政治,滑一次手機,又進入了豪門名族政治,愛恨情仇糾纏不清。瘟疫並不是新時代的發明,而是一種歷史的永恆回歸,就像做完李白大夢,終究回到童年的起點,靜靜過起古典的生活。
然而,時空就算會重疊、交換,平行或跳躍,回歸並不是回到真正的原點,時間畢竟是線性前進。居家隔離、全球邊界關閉,時間彷彿靜止,地球仍然繼續公轉,四季自然仍循序替換,只有人類社會被迫留在原地,所有想要延長生命的人類依然持續衰老中。生命終止之前,人,要做些什麼呢?除了享受優渥的物質條件,拼了命打肉毒桿菌、換掉失效的器官,活著,所以能過日子;一直過日子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
因為近乎僧侶的生活,生命的核心反而如黑色礦石顯露出來。整理自己的心緒時,東京街角麵包坊就突然夜裏來到夢中。活著不只是享受生命的美好事物,更應該是為了創造真心相信的價值吧,而生活之所以必需趨于簡單,也是為了集中所有的心力,去做最重要的事情吧。若是明白了那是幸福的時刻,除了當下的珍惜,也應該學會怎麼去守護,縱使世上很多事情都不在個人能力範圍內。
台北這個童年的時空,使我憶起當初那份對未知的嚮往,不需要高科技、僅憑已身的幻想力,便打開宇宙無數個時空,那時候從文學認知的世界雖然看起來危險,詭譎而複雜,卻不標榜污穢,也不崇尚卑劣,仍有大是大非,追求真理的企圖、以及彰顯正義的決心還是可以寫到文章裡,每個人都要獨自面對自己的心魔,因為活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要找到衷心相信的事情才可以繼續。
原點,指的是心的純淨吧。
搬空了的公寓也可以說是宇宙開了另一扇門。世界終究會重新開機。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基 努 李 維 公寓 在 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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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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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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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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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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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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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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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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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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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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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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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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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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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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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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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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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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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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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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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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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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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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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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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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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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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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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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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基 努 李 維 公寓 在 民意論壇:聯合報。世界日報。udn tv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從中美魔咒脫身 保存中華的雅典
楊雨亭/作家(台北市)圖:法新社
郝柏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記中記載他在新加坡和李光耀總理晤談時,李光耀關於美國說了三點:「美式民主不能對抗共黨擴張」、「卡特無知無能」、「美國沒有一貫戰略」。筆者認為,李光耀確有眼光,隔了卅七年多,這三點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
至於拜登的思維和政策,還要繼續觀察一段時間。唯一需要釐清的是李光耀所謂的「美式民主不能對抗共黨擴張」,到今天是「美式帝國主義不能對抗中國共黨式帝國主義的擴張」。
美國在內政、經濟、外交、軍事上長期停滯的情形,不能完全怪美國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而是美國人民普遍享受安定繁榮太久,社會從裡層開始腐化。在資訊科技方面,美國仍然獨領全球風騷,但是中國在特定領域上已有超前現象。這樣的現象並不是李光耀和郝柏村等的國家領導高層當時可以預見的,筆者從另一個角度予以解釋。
筆者在一九八○年代前即在美國留學,每逢星期五、六,美國許多大學生即開趴享樂,筆者與同學合租公寓,隔壁搖滾樂與跳舞歡呼之聲震耳欲聾,從晚間一直到半夜三點,其中菸酒、大麻與性氾濫。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輕學生如何有效學習?而我們亞洲學生此刻不是在餐廳打工,即是漏夜苦讀,因為語言文字的隔閡,唯有加倍再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達到美國同學所理解的三分之二程度。
筆者由於需要獎學金,在數學系任教,教導大一學生微積分,才發現這些活潑、漂亮、強壯的男生女生們,連基本的加減乘除都要花上許多功夫。奇特的是,最終大部分亞洲學生都能掌握所學精要,在美國產業中發展,雖然特別傑出的仍是少數,但是對於公司交付的任務,基本使命必達。
筆者舉這個例子,說明中國哲學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規律。中共近年來的宣傳,認定中國崛起,盛世來到,事實上已有驕縱狂妄現象。而中國周邊國家對於中國的「單邊擴張主義」,尤以南海與台灣海峽所施行的強制性政策,多數感到憂心忡忡,因此邀請美國保護與對抗。美國的軍方和中情局這樣的右派勢力傾向「美國再起」,但是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國力以及人民精神已經下降許多。現在美國在亞洲結合一些中小型國家,圍堵對抗擁有十四億人口市場並且生產全球四分之一民生產品的中國,對於這個難以置信的歷史現象,後續的發展極為可觀。
台灣的武器裝備陳舊,社會承平太久,固有國防部長邱國正說敵人「要打多久,我陪多久」,但老百姓絕無可能全體負槍上陣,一拚死活。台灣本島一旦陷入戰火,必然使得七十年來生聚教養,好不容易成就的民主自由繁榮毀之一旦。因此,台灣必須和大陸取得緩和的關係,在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魔咒中脫身而出,以保存我們中華民族的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