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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阿都拉的表親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這樣說過：「求知要不遠萬里，即使遠在中國。」

唐宋元三朝，大食商人曾一批又一批地來到中土。這些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不僅從西域陸路，還從海上絲路，揚帆到來。尤其是唐朝中葉以後，陸上絲路的河西和隴右被吐蕃（今西藏）勢力佔據，而中亞又被土耳其民族所佔，陸路受阻。因此海上絲路更為興起，漸而取代陸上絲路。

「一手可蘭經，一手持劍」，並不是伊斯蘭教傳播的唯一印記。最起碼，在其往東傳（尤其在中國）的記事裡，伊斯蘭教是和平的進入、發展的。早在一千多年前，大食商人是一手拿著《可蘭經》，一手拿著珍奇寶貨，和平友好地東來貿易。在長程貿易過程中，構架起了跨文化的橋樑。

僅在唐代，據估計，廣州、泉州和揚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就有數以萬計。唐朝文獻也常見有蕃官、蕃人、蕃客、蕃舶、蕃坊和蕃長等名稱。此「蕃」，大抵指的都是阿拉伯大食商人。至宋代，泉州還有伊斯蘭教徒的「蕃客墓」。由於阿拉伯僑民的長期留居，還出現了「土生蕃客」，亦即出生於中國的阿拉伯人。

當時，這些經營海洋國際貿易的大食商人非常富有。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些到來中國的大食商人，中國文獻又都記說他們很多是姓「蒲」的。例如南宋岳珂《桯史》記載當時僑居廣州一位最富豪的大食蕃商蒲姓者之家，「其揮金如糞土」。這位蒲姓富豪商人原是「占城之貴人」，來中國貿易後而留居不歸。

在《宋史》〈大食傳〉記載來華的使節中，記有蒲希密、蒲思那、蒲羅、蒲加心等。他們有些是官員，有些則是阿拉伯船主或商人，用自己的名義來華進貢。例如大食商人蒲亞里，他曾一次向宋朝政府進貢大象牙三百九十株，大犀牛角三十五株，每株象牙都在「五、七十斤以上」。他長期留居廣州，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五年不歸。

由於大食商人的海貿生意能為中國海舶稅收帶來巨利，宋朝政府還常因此而授予他們官職。他們包括以占城進奉判官的名義入貢的蒲霞辛可，以及船載乳香來廣州市舶的蒲羅辛等。當然，最著名的，還要算是那位宋元之際的大豪商蒲壽庚。

蒲壽庚的祖輩原為西域穆斯林。至其父蒲開宗，從廣州遷至泉州。宋代淳佑年間(1241-1252)，蒲壽庚因助平海寇有功，被委為泉州提舉市舶司，掌管一切海舶抽稅事務。他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控制當地的軍政大權，成為一方權貴。宋末，元軍攻克臨安，南宋朝廷殘餘勢力逃至泉州，蒲壽庚為保有其既得利益，竟轉投降元。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後，蒲壽庚和其子蒲師文備受重用，蒲氏家族承辦泉州市舶招商的重任，利用權勢大量累積財富，擁有海船80艘。

中國文獻裡的「蒲」姓，不僅在《宋史》〈大食傳〉有述及，《宋史》〈三佛齊國傳〉（亦即島嶼東南亞的室利佛逝）亦記說「其國居人多蒲姓」。該傳中見有蒲姓者，有蒲蔑、蒲婆藍、蒲謀西等。在《宋史》〈占城國傳〉（今越南中南部）又記有蒲思馬應、蒲路雞波羅、蒲訶散、蒲羅遏等名姓。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

在勃泥國（今婆羅洲汶萊），《宋史》則記載有其國副使蒲亞里來中國朝貢的事例。考古發現，在今汶萊的一塊宋代古墓碑，迄今被公認為是遺存在東南亞的最早中文碑刻。其碑刻上「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此「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或波斯人，但已中國化。他是來自泉州的一個中國官員，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國式的。

「蒲」姓的由來為何？著名學者桑原騭藏在《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曾如是考證說：「蒲」姓就是中國人對於阿拉伯人名Abu之音譯。中國人對於Abu之音，普通常用「阿蒲」或「阿卜」等字面譯之。有時又省略最初之母音，而以「卜」或「蒲」等一字代表Abu之音。

桑原騭藏認為，當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經營東方遠洋貿易，應會在其通往中國的航線上建立不少據點。除印度，馬來半島的箇羅國（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婆，恐亦一度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還有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國的海南島。

至於那些唐宋元以來，留居中國的蒲姓族人，很大一部分後來就成為了在中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系民。有些在泉州，有些在海南島。十多年前，海南島三亞市先後發現五處伊斯蘭教徒古墓群，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伊斯蘭教徒墓地。《宋史》〈占城傳〉也記說，在宋朝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儋州（今海南儋縣）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此後，占城穆斯林入居海南島者漸多。宋元之際，又有一批占城的伊斯蘭教徒移居海南島，散居海岸，謂之番村、番埔。其人多蒲姓。《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380〈崖州風俗〉記載了這段史事。

如今，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羊欄鎮回輝村還有不少回族。1943年，小葉田淳遵照日本「海南海軍特務部」的囑托，著手編纂《海南島史》，記述了海南島這些沿海回族，他們多是漁民，「一直到現在大抵姓蒲，此外哈、海、李、江、劉、陳諸姓雖然也有，然而他們的祖先，幾乎都姓蒲，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9世紀，大概是1870年吧，有四名海南島三亞回輝村的哈姓回族兄弟離開家鄉到南洋來尋找生計。其中一人名叫哈蘇璋，也就是哈山沙禮。哈山有一女，拿督凱蘭哈山。她就是我國（指馬來西亞）前任首相阿都拉（指Tun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的母親。

天涯海角鹿回頭。有人說「布衣首相」阿都拉應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返校完整解析 - 暴政下的背叛與救贖
#終究會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返校》上映至今票房已經破億，將躍居今年國片票房冠軍，也再次引起社會對於中國國民黨恐怖統治時期的回憶。也因為《返校》的高人氣，在政壇上甚至出現了國家暴力的被害者與不曾反省的加害者都一致好評的古怪現象。小編上映之初便進場觀影，花了一點時間，這邊把把片中的象徵元素與影片結構整理出來和大家分享。

《返校》並不是一個單純控訴國家暴力的故事，而是一個探討人心在國家暴力下變化的故事，這是這部電影的「普世性」，世界上，無數的國家與民族都曾經歷過類似的創傷，也都能在這部電影中得到共鳴。然而，返校作為本土電影，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喚醒那些「害怕想起來」的人，要治療我們的社會，便需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嘗試掩蓋或輕易遺忘。過了這麼久，台灣終於有了一部對過去發起正面挑戰的主流電影，這則是這部電影連結彼時此刻的「本土性」。

為了了解《返校》的世界，我們將以時間、空間象徵，以及登場人物的心理機轉三個部分，來介紹電影的結構。當然，以下會有大量爆雷，請小心！

第一部：#時間

在電影一開始，明確地告訴觀眾，時代背景為民國51（1962）年，然而，從一些細膩的暗示，和整個劇情的氛圍來講，時間卻可能更早。譬如說，方芮欣的學號為493856，代表1949年起的戒嚴，持續38年56天；魏仲庭的學號501014，則是「光明報事件」中，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槍決的日期1950年10月14日。49和50，依台灣學校常見慣例，當然是指民國49年與50年入學，然而，就其象徵而言，指的卻是1949年與1950年，也就是說，暗示著本片的「政治年代」為1951年。

1950年代時由於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仍未穩固，在擔心共黨滲透同時，也是大量濫殺無辜，破獲炮製眾多「讀書會」冤案，並用誇張理由查禁書刊的年代。例如片中被禁的泰戈爾《漂鳥集》、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只是因為譯者附匪或有親共嫌疑，就被連累；屠格涅夫《父與子》，則因作者是俄國人，又描繪反抗舊有規則的年輕人，而被查禁。相形之下，1960年代的政治氣氛隨著中國國民黨政權根基站穩，而略有放鬆，部分禁書也只要換掉作者譯者名字，就可出「海盜版」，警總轉而更注意查緝仍寫作中的當代作家與政治運動。

但本作並非「歷史劇」，重點不在年代的考究，而在描繪「白色恐佈年代」的速寫。因此，片中也反映了1960年代查禁台語歌曲，1970年代打壓布袋戲等「文化殖民迫害」。民國51年/1962年，更像是增加現實感的定錨，同時也呼應當時柏林圍牆建立，古巴飛彈危機美蘇對峙下的「冷戰高峰期」氛圍，便於從「世界史」的認識去切入這部作品。

電影背景中時代的模糊，更進一步對應到戲中大量運用的交叉倒敘。

電影分為三段，「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在「惡夢」之前還有一小段片頭，告訴我們在這個肅殺年代中，學校讀書會的存在，並預示觀眾，讀書會之後被查獲，魏仲廷被捕刑求。之後進入「惡夢」此章的起頭，方芮欣就在深夜無人的教室中醒來，帶著觀眾嘗試填補這兩個時間點中的空白。

在現實世界中，大部分回憶的完整劇情都發生在同一天（以下稱 X-Day），其他的只是後續支離破碎的片段。

在這天中發生的事大概是這樣的：

一早，天氣晴。方家酗酒的父親對懷疑他有外遇的母親家暴，方芮欣發現母親沈浸於求神問卜中，放棄安慰母親而出門上學。上學時，阿聖攜帶的禁書差點在門口被白教官發現，魏仲廷為其掩護成功。 升旗典禮時，憲兵闖入，同樣收藏禁書的黃老師被抓走，升旗後，白教官為了塗鴉的惡作劇叫住方芮欣，張老師幫她解圍，把方芮欣帶到辦公室用筆談心。放學後，讀書會在儲藏室秘密集會讀泰戈爾，成員擔心黃老師被捕的後續效應，提出由學生輪流傳遞禁書的方案。

晚上，方芮欣和張老師在半山腰的佛寺外相會，老師重複畫著水仙，方芮欣教老師彈「雨夜花」。方芮欣回家時發現方父因涉嫌貪污被憲兵逮捕，並驚見方母就是找出帳本的告密者。受到打擊後，方芮欣在雨中跑到張老師家，張老師面對女學生顯得窘迫，給她自己的衣物，幫她燙衣晾乾，方芮欣不想離開，老師為她戴上白鹿項鍊，方喃喃唸著「不要跟他們一樣離開我」，就趴在桌上睡著。

X-Day為何重要呢？

在這天中，讀書會險遭破獲，埋下伏筆；我們見到了「國家機器」除了單純的恐怖外，更可透過「密告」被庶民利用來對付仇人；同時，儘管是處在恐怖統治中，人仍有追求心靈自由、追求愛情的渴望，因此這天中也有方芮欣與魏仲庭在肅殺氣氛中，最後的快樂回憶，這樣的人性，在陰暗的「惡夢」中，再也無處可覓。也讓我們看到獨裁政權的可怕。

那麼，為什麼方芮欣與魏仲庭的「惡夢」會是「返校」呢？ 接著，我們就要來探究《返校》中的校園世界。

第二部：#空間

進入「惡夢」章節後，方芮欣在教室中醒來，不久後遇到魏仲庭，很快的，觀眾便意會到，這個世界中，似乎只有這兩個「活人」，而其他人都消失了......或已都不是完整的「人」。

一開始，兩人直覺地要離開學校回家，然而，在暴雨中，學校聯外道路被洪水沖毀，兩人只好回到教室。在洪流之中，小小的學校，猶如當時這個島國一樣孤立無援（片中多次重複暗示：學校=國家），可怕的不是走不出去，而是潛藏在學校中的黑暗。

《返校》的場景選擇在校園中，原因之一自然是校園呈現出的權力規訓，在這個學校中，沒有什麼校長、主任登場，只有「白教官」象徵著統治校園的權力者。從學生每日的行軍列隊、升旗典禮，讓校園和軍隊幾無差別。

原因之二呢，則是學校必須如此嚴格控制的起因：在白色恐怖年代初期，有許多大案，都是以學校師生為整肅對象，例如1940年代末以師大和台大學生為主要受害者的「四六事件」、基隆中學「光明報案」、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的「澎湖七一三事件」，標誌了白色恐怖年代的開始。「七一三」事件中，估計有300多人遇害，數千學生被強逼充軍，更有外省人的228之稱。

為何中國國民黨政權需要這樣強力鎮壓校園？ 那是因為，包含蔣介石、陳誠等人，均把中國內戰失利的原因，怪罪在「共產黨滲透校園」、「宣傳失利」，把「學運」當作洪水猛獸，因此，管他是不是共產黨，只要讀左派書籍、甚至連左派思想都算不上的文學禁書，都要嚴加查辦；「民主自由」只能掛在口中，若要求實踐，或是比照美國等「盟邦」的標準，也都是該死。

在害怕「思想會顛覆國家」之下，教育體制被嚴加看管，教員要做身家調查，檔案列管；教官直接進駐校園，由軍事管理取代教育體系的行為輔導。現代化國家的教育體系，是要把人培養成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生產大軍」，而中國國民黨的教育體系，除了產能，更要負擔對外作戰、對內糾察的雙效合一功用，讓這個「失去祖國」的殖民政權得以用少數殖民者，壓制多數被殖民者。莫怪乎，魏仲庭認為：「返校」的惡夢，比遭受刑求還要難受，在這邊，學校這個場所，就是監獄與國家的延伸。

有人說，《返校》「美化」白色恐怖，許多案件中，人是在一夜間人間蒸發，連大喊「國家殺人」的機會都沒有。與之對比，《返校》中師生的逮捕，均發生在白天的操場；而夜晚的禮堂，則是「國家」譴責叛徒的場景。將恐怖赤裸裸地放在檯面上，或許減弱了懸疑感，但在這裡強調的卻是「被迫觀看」。

給誰看呢，在片中，逮捕是表演給所有的學生看，因為這是「教育」的一環，在這座學校，即使在回憶中我們也沒有看見任何正式上課的場景，公開處刑的「行為教育」，和私下流傳的「自由知識」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學生的「被迫觀看」，也呼應在自身的「被監看」，這是個秘密有罪的世界。凡是秘密被發現，就要被拿出來「公審」，在這個世界中，終究無處可躲，結局從一開始已被預先告知。

於是，學校成為了學生的惡夢，自由與生命，在這座學校中被吞噬。但有個問題是：這是誰的「惡夢」？ 是誰建構出來的空間？

第三部：#人心

《返校》的英文片名叫做Detention（留校查看），後者更接近影片的「被迫」意義。

從魏仲庭被刑求時的獨白，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他的夢；然而，在電影中，更多的是以方芮欣為視角的敘事過程。在校園中出現墓碑的鏡頭中，我們則發現了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出現在同一個世界中，但兩人看到的事物並不完全相同。

在不同心理學派中，對「夢」的理解有微妙的差異，例如佛洛伊德認為夢是潛意識的動機或需要，透過偽裝的形式而以夢呈現。然而，《返校》中對這場「夢」的了解，較偏向完形治療學派，例如該派大師Perls便認為，夢中的每個部分都是代表著當事人部分自我的投射，代表做夢者未完成的情境，而夢是通往整合的捷徑。

完形學派主張，要把夢境帶到現實生活中重現，夢和現實中不同的部分，就是自己矛盾和不一致的層面，需要讓夢境表現出來，透過這些矛盾間的對話，做夢者才能體認的自己情感表現出的世界。

魏仲庭與方芮欣雖然恰巧有著共同潛意識投射出的夢，但兩人有著不同的自我矛盾，有著不同的未竟事宜，因此，在兩人共同逃離「國家暴力」的攻擊後，兩人在校園中分道揚鑣，各自尋找夢境的解答。

在大魔王白教官出現後，他直接說出：「這是負罪的死者的世界」，又對魏仲庭說，你很快會加入他們。

因為這解釋實在太白話了，對於白教官神來一筆的提醒，自然讓觀眾也不用再去推理。但看完全片後，可以理解魏仲庭的罪在因為暗戀學姊而違背原則，害讀書會被查獲。而方芮欣的罪當然是因為嫉妒而陷害他人，進而也害死了自己的愛人。

問題是，其他那些有夠衰的人有什麼罪呢？ 而真正犯罪的國家，怎麼還是維持大魔王狀態，繼續懲罰負罪的死者呢？

合理的解釋是，這世界其實就是這群衰人的潛意識集合，長期的恐怖統治，除了對個人的外在壓迫外，也造成「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外在的肉體禁不住嚴刑銬打，內在的心靈也難以維持正常，而活在恐懼的重現中，自己嚇死自己。

方芮欣的情況則是，她長於一個屬於當權階級，但卻是父親酗酒家暴，母親逃避現實的家庭。缺乏愛，讓她渴望愛，無法處理家中的狀況，讓她學習母親（用國家的恐怖對抗丈夫的恐怖），引進國家的力量（用國家打擊情敵，順便幫忙父親早日釋放）來干涉私人領域。

在「惡夢」世界中，有三個角色曾經殺人，一個是鬼差、一個是白教官，而另一個就是方芮欣。

白教官將手槍交給方芮欣這段，其象徵明顯的幾近刻意，就像是黑幫電影中也常見大哥把槍交給新入行的小弟或外人，吩咐他殺人，表示「從此以後我們就是一夥的了」。國家利用人性的種種弱點，讓人出於愛而互相殘殺，讓每個人都成為國家的耳目，這是極權政權最可怕的「借刀殺人」控制手段。

當她因害怕「被拋棄」而費盡心思做出種種操作時，她卻發現自己傷害了更多人，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這是方芮欣的重大「創傷」，就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中常見的解離症狀，這也是她「失憶」的合理原因。

和魏仲庭與方芮欣相反，有個角色，沒有真的出現在惡夢中，那就是只有方芮欣看得見背影的張明暉老師。

在一開始，張老師的背影是方芮欣四處探索的動機，一通來自張老師的模糊神秘電話，只聽得到「快離開」，意思是：快離開這個你們建構出來的世界。

在方芮欣終於想起來之後，在回憶的場景中，張老師告訴身邊的方芮欣，她雖然犯了錯，但「不是妳殺人，是國家殺人」。張老師是「讀書會案」八名受害者中，唯一在片中寬恕「抓耙子」的，也因此他不被這個世界所限制。

在張老師的啟發下，方芮欣解決了自己的矛盾，毀滅這個由自身罪責構成的世界，幫助魏仲廷有勇氣活下去講述事實。而魏仲廷也「想起來」老師的遺言，決定要不計代價活下去。

當魏仲廷把自己的夢境帶回現實中，有點諷刺的是，他也「克服」了自尊，表示「我什麼都招」，換取活下去的機會，完成老師沒能完成的事。

大家會好奇的另一個點是，在現實中，方芮欣死了沒有？ 從影片中的墓碑，鬼影這些符號，似乎暗示著方芮欣已經成為無法離開學校的幽靈，然而，方芮欣又是在惡夢中具有自主意識，能夠結束這場惡夢，卻選擇與這個世界共同毀滅的人。筆者姑且如此解釋，方芮欣就算活著，但她靈魂的某一部份，已經隨著愛人的消逝永遠埋葬。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肉體是生或死已經不那麼重要。

結語：#當自由來臨的那刻。

隨著《返校》的觀影人數日益上升，從各種角度分析的影評也越來越多，確實，在電影藝術上《返校》仍存在許多不成熟之處，主要角色魏仲廷刻畫太過單薄，白教官的邪惡僅流露在表面上（還好把演員的造型也弄得很像邪惡的某人），不少劇情表達缺乏懸疑太過直接。然而，《返校》仍會影史留名的原因，在於填補了社會長久的期待，德國有無數描述納粹罪行的電影、韓國近年也拍出多部以軍政府極權統治時期為題材的賣座大片，但台灣對於四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歷史，鮮少有電影作為題材，就算有，也是當作「背景」為多。

《返校》以懸疑片的方式，呈現了極權政府的恐怖統治特徵，僅管沒有明確的說出「誰是兇手」，但時間背景與採納的符號，和過去已經有了突破。片中幾句反覆被引述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好嗎？」 更有著對台灣電影界陳述的畫外之音。我們期待，更多以台灣本土史為背景的電影，能持續超越，進軍國際。

《返校》也提醒了我們，就算在「自由來臨」以後，還存在著只強調政府鼓勵拍片，卻絕口不提影片內容的市長；還存在著把殺人當作保衛政權的必要之惡，甚至就像年金一樣理所當然的「白教官們」。有了自由，卻有人不想要，寧可擁抱沒有自由的外國政權。

許許多多，沒能等到自由來臨，但相信那一刻總會到來的人，如果他們地下有知會如何是想？

這應該是這部沒有很恐怖的恐怖片，最恐怖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