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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

史家多側重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史景遷說清末自強運動的改革失敗，原因在於領導人物不行，改革關鍵的十九世紀中後期，曾國藩、文祥皆已死，恭親王下野，左宗棠遠在西北，能臣僅剩李鴻章一員，大權在握的慈禧，沒有領導能力、創新能力 ，不能在適當的時候給改革助力。史景遷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本有可能在清末發生，他給李鴻章這些儒家官員很高的評價，因為他們的能力、道德和毅力，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他們面對新挑戰時，有想像力對付，可以發展架構來應對外國關係，收取關稅，建造現代船隻和武器，並且開始教授國際法律和現代科學的基礎。」如果有強有力的皇室領導和有決心的軍機處，清朝也許可以恢復一些以前的實力。

但經濟學家怎麼看呢? 人很重要，但如果結構出了問題，均衡的力量都指向滿清必亡，領導人是誰，不重要。這是柏克萊的經濟學教授Brad DeLong最近跨界寫的萬字長文，分析「為什麼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所得出的結論。我從來都不喜歡左派多舌的DeLong，但這長文非常有意思，而且和我的看法相去不遠，值得一推。

DeLong認為大清國在十九世紀的危機，有三個成因。第一是滿清朝廷從一開始就是虛弱的，人少的滿洲異族要統治三億漢人不是容易的事，滿州貴族的統治方法是己身的漢化，加上容納漢族菁英的異己之見，這作法與蒙古人的高壓統治相反，讓清朝的壽命較元朝長，但卻弱化中央朝廷。既身為異族，又處於弱勢，清廷是無法進行明治維新的。同樣面對改革開放的壓力，日本從上到下，可以團結在天皇下進行維新，這是民族純一的日本勝過大清國的地方。

第二個成因是真正掌控國家的儒家貴族，這個地主-官僚-學者三合一的綜合體，不但在滿州皇族的縱容下，缺乏對皇室的忠誠，更被訓練成無能的一群人。中國的外患除了塞外的蒙古、女真以外，並不像歐洲的爭鬥那麼劇烈。滿州人用分化制住蒙古後，大清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並沒有真正的外患，威脅滿族統治的，反而是內憂。因此清廷不鼓勵士大夫習武，清國軍事實力之弱，在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充分顯露。

而且這些儒家貴族，階級翻身的方法就是讀經考試，科技、商業這些都被視為末流，不但不鼓勵學習，甚至鄙視。清初康熙對歐洲已經相對先進的科技，其實充滿了興趣，但這些掌權的儒家士大夫，很快的把對洋人事務的鄙夷，寫入後來帝王的基因裡。當科技以船堅砲利的形式進入中國的時候，只懂孔孟和政治鬥爭的儒家士大夫，已經在先天上處於弱勢，只有挨打的份。林則徐禁煙搞出來的鴉片戰爭，就是一次對科技鄙視的總算帳，葉名琛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正是儒家貴族無能為力的最佳代表

對科技的輕忽，嚴重的後果，不只是軍事上的。

DeLong的第三個成因，就是經濟上因為科技落後而有的巨大後果。中國在宋朝時達到經濟、政治、文化的最高峰，因為稻米科技的發達，人口大幅增加。中國南方一年三穫的稻米，是了不起的糧食革命。但七百多年後，中國還是只有宋朝的科技，稻米的生產從好事變壞事，因為人太多了。人變多，但地還是一樣多，沒有科技讓稻米產量增加，人口增加就變成馬爾薩斯「人口論」裡的悲劇。明清的飢荒規模前所未見，都是人口過多造成。據研究，十九世紀中國人均日卡路里，僅有1300卡，而一個現代人約要3000卡左右才算有足夠熱量，一比就知道為什麼那時的「中國人那麼虛弱」，為什麼腦滿腸肥的地主，那麼容易激起民變，人人都是皮包骨，地主痴肥活像外星人，不視地主為仇寇才怪。明、清、國民黨的民國，不都是這樣亡國的? 李自成、洪秀全和毛澤東，都是農民起義，背後的糧食問題，正是明清中國治亂的源頭。

但為什麼西方的科技沒有進到中國?

亞當．史密斯所處的十八世紀，歐洲人就驚訝於中國的貧困。中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世界最富有，土壤最肥沃，最有文化，最勤勞，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既便是無產的農民也是相對的富裕。勞動工資遠超過需要扶養一個家庭所需。」史密斯有一個理論，說明為什麼在十八世紀，中國就已經窮了: 因為中國不和外界貿易，所以無法學習和改進別人的點子，中國注定要停滯，「一個國家，如果忽視或鄙視對外貿易，就無法和不同法律、機構的地方做生意。」停滯的經濟會經由馬爾薩斯的人口危機走向極端貧窮，人口會繼續成長，但經濟不會，沒有科技的進步，持繼增加的人口，「彼此間的競爭，會把工資壓到人性所能持受的最低程度」，在那麼低的工資水準下，兒童營養不足，容易生病死亡，而婦女的體脂過低，受孕不易。

這是歷代中國人口穩定眾多，但嬴弱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的原因之一。

但中國為什麼要鎖國? DeLong只有簡短地碰觸到為什麼歐洲的發展不同於中國，他說「歐洲的國王、教士、地主尋求一個強有力的軍隊來保護他們，以對抗下一個征服者威廉、腓特烈大帝、法蘭索瓦一世或是拿破崙」，為了活命，歐洲的君主們競爭取得最好的科技，也競相創新以求領先於敵人，開放是為了生存，而開放帶來了更多的點子和機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相對於穩定的中土大地，很明顯地不一樣。當身處紫禁城的皇帝，看著廣大的土地，有著所有需要的一切，外國人只想來分一杯羮而無法給予任何東西的時候，對外貿易只有麻煩，外人只會生事，把國門一關，一切就沒事了。為什麼不鎖國?

我同意這點，我常想，如果中國的戰國時代再久一點，民主的概念不一定只會出現在古希臘或是英美，諸子百家的競爭，爭的不只是軍事勝利，更是人類政治哲學的優勝劣敗。但秦始皇之後，這些就沒有了。大一統的中國，就是後面所有逐鹿中原的豪傑所有的唯一概念和夢想了。

但話說回來，看著漫長的千年興衰，談中國史，註定就是瞎子摸象，各說各話了。用盡千萬字，也說不完這興衰，DeLong的中國簡史，看看就好，原文連結在此。

http://www.bradford-delong.com/…/why-was-the-20th-century-n…

< 關羽為何要入川鬥馬超？｜武聖關羽｜13 >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備孫權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操。劉備取得荊南四郡（長沙、零陵、武陵、桂陽），拜關羽為元勳，受封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此時襄陽仍為曹操實際控制，由樂進駐守，所以關羽駐於江北。諸葛亮與關羽共同鎮守荊州。

建安十八年（213年），劉備與劉璋決裂，攻打雒城時，軍師龐統中流矢身亡，劉備乃召張飛、趙雲、諸葛亮入川支援，荊州只留關羽駐守。

雒城圍困近一年才被攻克，劉備乃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共圍成都。當時馬超正在漢中依附張魯。馬超向張魯借兵，打算反攻涼州。馬超領兵圍攻祁山三十天，未能攻下，隨後夏侯淵派張郃引援兵趕到，馬超撤軍回了漢中。張魯的部下楊白等因為害怕馬超的才能，想要加害于他，馬超逃入氐中。劉備於是派李恢說降馬超。

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劉備聽說馬超要來投，高興的說道：「我得到益州了！」於是派人去迎接馬超，且偷偷把自己的一支軍隊給馬超，讓馬超率兵合圍成都。馬超率領兵馬徑直到成都，屯兵於城北，城中所有人都因為馬超威名而驚恐，不到十天的時間，成都軍民就崩潰了，劉璋隨即開城投降。

劉備派簡雍勸降劉璋後，遂領益州牧，以關羽董督荊州事。並啟用蜀中諸多人才，遷升馬超為平西將軍，並命他總督臨沮軍事，由於劉備無法追封馬超更高爵位，馬超的爵位還是之前的都亭侯。

關羽聽說馬超歸降劉備，但對馬超並不是很瞭解，於是便寫信給諸葛亮，詢問馬超武藝才幹與誰人可以相比。諸葛亮知道關羽的性格，於是回信答道：「馬孟起（馬超）文武兼備，勇猛超群，不愧一代人傑，是英布、彭越一類的人物，可與張飛並駕齊驅，但不及美髯公超凡出眾、卓爾不群。」關羽看了諸葛亮的回信後十分高興，還把它交給賓客幕僚們傳閱。

《三國志·關羽傳》中的記載原文：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比誰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羽為何作書給諸葛亮，詢問馬超的武藝人品？暗示要入川與馬超比武？

有人認為是因為關羽驕橫跋扈、忌賢妒能、不能容人。理由是原文中講「亮知羽護前」。「護前」是什麼意思？詞典中有2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護短，袒護以前的過失，不肯認錯。因為這段話出現的語境是關羽在詢問諸葛亮，並非為某件事進行解釋，何來護短一說，這一解釋與此語境不符，可以忽略。

另一種解釋是：爭強好勝，爭先居前。這種解釋有一定的合理性。爭強好勝是許多武將的性格特點，遇到高手技癢難忍，總想分個高下，自古及今，這類的武將比比皆是。

如《三國志·朱桓傳》記載：「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

說的是，吳國名將朱桓性格好勇爭先，恥於落在人後，每次臨陣對敵交戰，受到節制約束不得自由時，他就動輒發怒激憤。然而他輕財好義，且強記能力好，與人見過一面，幾十年不會忘記，他的部下萬余人，他們的妻小他都認識。他愛惜養護官兵，贍護他們的親屬，俸祿財貨，都與他們共同分享。及至朱桓病重，全軍憂傷悲戚。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價說，「朱桓以勇烈著聞。」
元代大儒郝經雲：「朱桓以膽勇稱，隱然敵國有古大將之風。」

這與史書對於關羽的評價也有幾分相似，如傅玄稱關羽「勇而有義」、魏謀臣程昱等鹹稱羽「萬人之敵，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三國志》作者陳壽稱「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

由此可見，「護前，恥為人下」只是眾多武將共有的性格特點，在冷兵器時代，身先士卒、奮勇爭先也是武將勇烈、建功立業的重要因素，豈能將性格的特點與忌才妒能的品行混為一談？


南懷瑾在《武聖關壯繆遺跡圖志》序也對此做過解釋：

後之論者，據傳所謂「亮知羽護前」一語，謂公有忌才之嫌。複以「省書大悅，以示賓客」，量其器度之不廣。殊不知公與劉先主，崛起草莽，世途之辛苦艱難，人情誠偽莫測，備嘗備知。方其獨當一面，威負重鎮，乍聞西陲降將，而又非創業故舊，衡之國策，豈可不有此一問，以定全面戰略之機，何忌之有？至於傳稱「亮知羽護前」者，蓋謂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舊，嫌疑新降之意，故以老友輕鬆遊戲之筆，以釋其疑。書稱「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足以見諸葛孔明與公情誼之親切，故出之於戲言之句，因之而有公之「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之舉。實非器局狹小之態，洵為君臣朋友相得無間之情事。倘徒依文解義，不究其微言之妙，則其誣也，固亦當然矣！

況且，劉備剛剛西定益州，關羽肩負董督荊州大小事務的重任，又怎能因為一時逞強好勝而置軍國重任於不顧呢？這與歷史上關羽熟讀《左傳》，深明春秋義理的風格也相違背。

翻查裴松之注引用的一段文章，似乎可見端倪。

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

這段話是說，馬超投降劉備之後，劉備對馬超非常厚待。但馬超卻對劉備絲毫不顧及君臣之禮，當著劉備的面還常稱呼劉備的字。這讓恪守禮義，早年間也曾「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的關羽非常生氣。於是與張飛定下計策，在第二天大會上，杖刀立直，馬超大驚，果然就此收斂。

雖然裴松之對這段故事存有異議，但作為晉時著作郎樂資所撰的《山陽公載記》，對於《三國志》原書所錄史實有很大的補正作用，而且多為信史。所以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馬超雖然「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但同馬超唱過對手戲的人卻有種另一種評價。如因討馬超有功，賜爵關內侯的楊阜曾評價說：「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又說「超強而無義」。如劉璋賬下治中從事的王商也評價說：「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

《典略》也記載：（馬超）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

馬超投靠劉備是窮途來投，形勢所迫，是否真心？是否忠誠？人品如何？尚未可知。且馬超自恃勇力，又是名門之後，當時僅僅四十歲，虎狼之年，血性方剛，假如劉備帳下沒有人能鎮得住馬超，日後必然會留下禍端。而無論從名氣上還是個人戰力上，能夠鎮得住馬超的人非關羽莫屬。所以關羽千里之外，作書與諸葛亮，借言比武或詢問武藝人品，其實正是起到敲山震虎，遠程威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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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酒樓遊歷指南｜宋人市井｜23＞

如果來宋朝汴京城走一遭，酒樓是最佳賞玩之地。《東京夢華錄》這樣形容當時的酒樓：「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汴京城大酒樓裝飾精美，並且近二十四小時營業。它們矗立於車馬輻輳、人煙浩繁的都城，成為繁華優雅的華胥之國一抹綺麗的色彩。


從宣德門向東行走，或者在御街漫步，都能盡覽繁華如煙的茶樓酒肆。相國霜鐘，金明池夜雨，以及酒樓上琳琅滿目的裝飾，構成了汴京城瓊樓玉宇之盛景。


想要找到酒樓，就得從它的裝飾來辨認。東京的酒樓，門首「皆縛彩樓歡門」。比如孫家正店門前的彩樓歡門就是一個梯形的檐子，每層頂部都紮成花架狀，並裝飾有花狀、鳥狀等飾物，檐下還垂掛有流蘇。此外，梔子燈也是酒樓一大特色。吳自牧《夢梁錄》中也記載：「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等。」還有酒旗或者酒簾（又稱酒望子），也是重要標識。洪邁《容齋續筆》裡記載：「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簾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就像《清明上河圖》中的孫家正店，門前也用長杆子掛有旗子。即便是小酒店，如圖中虹橋南岸的「十千腳店」，門口亦掛有「天之美祿」、「新酒」等字樣的旗子。如此便出現了「九橋門街市酒店，彩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曰」的盛景。


進入酒樓後，室內格局裝飾也令人眼前一亮。從天花板的木雕到牆上裝飾的文人字畫，以及包廂閣樓無一不考慮周到，精心設置。《夢梁錄》記載：「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王明清《投轄錄》云：「都城樓上酒客所坐，各有小室，謂之酒閣子。」從內部裝飾風格來看，東京許多酒店內部往往種植花木，逐漸園林化、庭院化。《東京夢華錄》載：諸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閣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幕。」劉攽《王家酒樓》一詩對此也有所描述：「黃花滿把照眼麗，紅裙女兒前豔歌。」


進店坐定之後，商家用來招徠顧客的辦法也不可少：量酒的廚子人稱「茶飯量酒博士」，會走到你面前斟酒；還有叫「大伯」的年輕小夥子，專供你使喚。除了服務人員和酒客之外，有些酒樓裡還提供妓女服務。《東京夢華錄》這樣形容當時著名酒樓任店：「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這些妓女一般不從事皮肉生意， 她們的主要作用是活躍酒樓裡的氣氛，吸引酒客以增加收入。但也有例外。《都城紀勝•酒肆》記載了一類「庵酒店」，這種酒店的包間中暗藏臥床，客人可與娼妓就歡。而且，「庵酒店」還有特殊標記，秘密就出在酒店前的梔子燈上。只要桅子燈上罩著一層竹編圓蓋，就暗示顧客，本店提供色情服務。《清明上河圖》中的孫羊正店懸掛的四盞梔子燈中，有一盞就罩著圓蓋。這種公開於市的經營之術，讓一些士大夫看不下去了。周輝在《清波雜誌》中這樣批判：「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所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不過，為了牟取更多的酒稅，朝廷對於「酒色相加， 陷民於罪」的作法，基本上不吭氣　—　默許。


除了酒樓裝飾考究、有美人紅袖相伴之外，汴京酒樓的餐具也奢華闊氣。當時高級的酒樓，都使用珍貴的銀器，「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宋朝的京城人十分講究排場，請客喝酒習慣用銀器。凡酒店中不問何人，只是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亦用銀盂之類。有的甚至允許客人將銀器帶回家，過幾日返還。


精美的酒具吸引著客人，竟然還讓一位大臣誤了陛見。歐陽修的《歸田錄》記載了一則「魯宗道飲酒不欺君」的故事。魯宗道是宋真宗時的諭德官，負責教諭皇太子的道德。有一天，宋真宗有事召見。使者到了魯宗道的家，左等右等，人卻不在。原來魯宗道的家在宋門外的浴堂巷內，旁邊有家「仁和酒樓」，聞名京師。魯宗道經常換上便服去喝酒。真宗召見的那天，魯宗道正在酒樓中暢飲。誤了皇帝召見，這可如何是好？使者問魯宗道，一會兒皇上問起，如何回話呢？魯宗道答：實話實說吧。喝酒是人之常情，欺君卻是大罪。果然，宋真宗見到魯宗道，劈頭就問：愛卿怎麼私自去酒樓裡喝酒啊？魯宗道回話：「有老朋友從鄉里來，臣家裡窮得連杯盤都沒有。仁和酒樓裡百物倶備，賓至如歸，所以就一同去了。臣穿著便服，市人不知道我是官員。」真宗聽罷，莞爾一笑:：「市人不認識愛卿，恐怕御史要彈劾哦。」真宗自此看重魯宗道。美酒配美具，宋人飲酒的雅致，可見一斑。


在酒樓聚會吃飯，除了讓歌女助興之外，酒令也是有趣的玩法。宋朝酒令非常豐富，有的考驗運氣，有的考驗記憶、歷史知識、詩詞格律、反應能力，還有考驗暗器功夫的，例如「九射格」。 九射格是這樣玩的：找一個竹筒，放把小竹棍，竹棍上分別刻著動物名稱。再找一個圓盤，圓盤中心畫一狗熊，邊上分別畫上梅花鹿、小金魚、小白兔等九種動物。


兩樣東西都齊備了，一人發一支鋼鏢或者梅花針，輪流從竹筒裡抽籤，抽到「兔」的就用飛鏢去打圓盤上畫的兔，抽到「鹿」的就用飛鏢去打圓盤上畫的鹿。打中了，換下一位，打不中，罰酒一杯。若抽中的竹棍上刻著「熊」，然後你又一鏢打進九射格的圓心，如此除了你，在座吃貨必須同時舉杯。


眾多酒樓中，若只能去一家，樊樓是最好的選擇。樊樓是北宋餐飲業業界翹楚，聲譽極隆，客至如雲。劉子翬《汴京遺事》詩曰：「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矾樓。」樊樓是當時汴京城的耀眼地標，也是北宋人民的集體記憶。南宋覆亡前，劉克莊深歎自己生不逢時，未能光顧樊樓。他說：「吾生分裂後，不到舊京遊。空作樊樓夢，安知在越樓。」


樊樓坐落於東華門外的景明坊，宣和年間，樊樓改建成東西南北中格局，並飛橋欄杆相連的五棟三層高樓群，易名「豐樂樓」。登上樊樓的北樓，皇家名苑「艮岳」的美景盡收眼底。行至西樓憑欄觀景時，可看到皇宮內的情形。樊樓竟蓋得比皇城的瓊樓玉宇還要高，出於安保的考慮，官府後來「禁人登眺」。《宣和遺事》對此做過解釋「樊樓上有御座，徽宗時與李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宋徽宗既然是樊樓的常客，誰敢打擾皇帝老兒的興致。


作為北宋汴京第一正店酒樓，樊樓還是開封產銷量最高的釀酒坊。宋真宗年間，樊樓每天上繳的酒稅多達2000錢，每年從曲院購買的酒曲多至50000斤。此後樊樓換了老闆，新主經營不善，致使「大虧本錢，繼日積欠，以至蕩破家產。」樊樓作為私人酒樓，朝廷本可以不聞不問，但是樊樓倒了，國庫就少了一大筆稅金。於是名相寇准懇請降低對樊樓的徵稅額度，皇帝竟也許了。


宋朝的酒，浸潤著那段閒適風雅的歲月。酒中倒映著釵橫鬢亂、箏歌逐舞、寶檠銀缸。沉浸在花氣酒氣中的大宋朝君臣們，醉而復醒，又醒而復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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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遺產 《復活清明上河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