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二):費里尼與天主教會的情與仇〉
●作者:翁煌德(FB: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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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里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是怎麼看待天主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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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先參考《羅馬風情畫 Roma》(1972)。費里尼在劇中安排了一場詭誕不經的神職人員走秀大會。可見主教、修女與修士齊坐在觀禮台上,看著神職人員們像是時裝秀的模特兒般隨著尼諾.羅塔(Nino Rota)輕盈而古怪的配樂,依序走上伸展台展示經過特殊剪裁的華麗聖衣。整場戲可說是既華麗地令人著迷,卻又荒唐地引人發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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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回顧家鄉往事的《阿瑪珂德 Amarcord》(1973)之中,面目呆滯的神父只管問男孩有沒有「自瀆」,其他一概不在乎。更不用說《生活的甜蜜 La Dolce Vita》(1960)的開場,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飾演的主人翁馬切羅坐在一個懸掛著耶穌像的直升機上橫越城郊,雖然畫面一度有如耶穌再臨的神蹟,但下一刻我們卻看見馬切羅高聲搭訕一群美女。耶穌像頓時像是一個被夾起來展示的商品,神性蕩然無存。這個經典的開場,同時預示了道德淪喪的主題,而看在教會眼中,這無疑是對天主的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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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影迷們從費里尼的作品來推敲他的信念,絕不會認為他是一個天主教徒。然而,費里尼在受訪時從來沒有直接詆毀過天主教的權威,甚至一向都以天主教徒自居。不過在義大利影評人的喬瓦尼.葛拉契尼(Giovanni Grazzini)的一次追問之下,他才忍不住露餡說:「我已經說過我喜歡天主教,而且生在義大利,我還能有什麼選擇?」(註1)從中可見難以道盡的無奈,畢竟天主教對於費里尼而言,乃至於對所有義大利人而言,幾乎是如同父母般的存在。即便你有能力忤逆之,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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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費里尼在早期擔任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御用編劇之時,便與宗教主題的創作結下不解之緣。在羅塞里尼執導的《愛 L'amore》(1948)之中,他甚至參與演出,飾演瘋婦的安娜.麥蘭妮(Anna Magnani)將費里尼當作是下凡的聖徒,而這部辯證信仰意義的作品不出意料地激起了教會保守人士的批評。兩年後,當羅塞里尼與有夫之婦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發生婚外情之後,卻風格丕變,找來費里尼編寫了歌頌聖徒方濟各(St. Francis)的天主教電影《聖方濟各之花 The Flowers of St. Francis》(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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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塞里尼甚至找來兩位天主教神父進行劇本監修,以確認作品完全符合天主教精神。不過當時收到劇本大綱的費里尼,卻是苦不堪言,要不是因為他允諾費里尼能以助理導演的身分參與拍攝,他是壓根不想參與。在回憶錄裡,費里尼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該片「故事單調,角色沒有說服力,講述的題材對現代觀眾過於遙遠而且難以置信。不過我自己還年輕,有本錢面對一個這麼差的劇本」。(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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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只是費里尼覺得難以置信,就現代觀眾的眼光,大概都難以想像大導演羅塞里尼何以好端端放下寫實主義題材,去拍攝一個傳說中的完人,而且故事呈現確實頗為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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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費里尼後來開始擔任起導演之後,引領其入行的師傅羅塞里尼卻多次扯後腿,刻薄地批評他的電影。然而,費里尼卻不願公開與之辯駁,唯在羅氏過世之後,他才坦承自己其實質疑羅塞里尼當時拍片動機不純,指其拍攝《聖方濟各之花》是為了「安撫被他和英格麗.褒曼緋聞所震怒的天主教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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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案例可知,教會當時對義大利電影的影響力是超乎當今所想像,如果遭受教會方面抵制,不僅作品上不了,嚴重可能連膠卷都可能面臨被沒收並銷毀。早期執導演筒的費里尼還不敢造次,並未刻意諷刺教會的迂腐,但亦不屈服於其淫威之下。無論是聖母、妓女的角色原型抑或關乎救贖的結局,都有濃厚的宗教底蘊鋪陳,也偶有巧妙訊息參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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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騙子 Il bidone》(1955)之中,布羅德里克.克勞福德(Broderick Crawford)飾演的老騙徒奧古斯都偽裝成神父走入民居,利用了義大利人對教會權威的盲目遵從,順利從平民手中詐取錢財。然而,當他再次故技重施時,一名罹患小兒麻痺的少女卻對這奧古斯都扮演的假神父熱切地闡述自己的信仰觀,反而與墮落的他形成了諷刺性的劇烈對比。費里尼很清楚地告訴觀眾這個神父是假的,但至少在那一剎那,我們所看見的是一個神父之於平民百姓的意象(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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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卡比莉亞之夜 Nights of Cabiria》(1957)準備在義大利上映時,費里尼所面臨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打擊。卡比莉亞是曾在《白酋長 The White Sheik》(1952)當中驚鴻一瞥的妓女,由費里尼之妻茱麗葉塔.瑪西娜(Giulietta Masina)飾演。她是一個始終對人深信不移,卻屢屢受騙的悲劇角色。在百廢待舉的戰後義大利,費里尼呈現了街頭的買春景致,又以妓女為主人翁,自然惹火教會,未上演就先被威脅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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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費里尼在耶穌會友人阿帕神父(Angelo Arpa)的協助之下,找來一位樞機主教在熱內亞觀賞影片。該主教看完片後對費里尼說:「可憐的卡比莉亞,我們應該要幫她一點忙。」(註3)隨後電影果真獲准上映,這固然是費里尼想要的結局,但費里尼在回憶此事時卻不帶感激,戲稱:「不知道那位位高權重的主教是真的看完或睡著了,可能是阿帕神父在適當的時刻,如宗教行進儀式或有聖像畫面時把他搖醒了吧。」(註4)此說算是相當明瞭地表達了費里尼對教會介入電影創作的不滿,顯然也對神父素質感到不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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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很不幸的,電影最後仍然挨了刀,片中一場戲描述一位善人分發食物給流浪漢,看在教會眼裡卻是嚴重冒犯,只因為他們認為這似乎是在諷刺教會沒有善盡行善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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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費里尼與教會苦苦周旋,只能試著在「夾縫中求生存」,但基本上他仍然處在可被接受範圍之下。然而,當他以《大路 La strada》(1954)和《卡比莉亞之夜》連獲奧斯卡獎殊榮,奠定國際聲譽之後,表徵其創作史新開端的《生活的甜蜜》便完全露出了真實面貌,直接反映出了信仰淪喪的命題,並且露骨地揭露了肉慾橫流的義大利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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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反對他的影評人予以盛讚,反而原本為他背書的神職人員紛紛叛變,雙方在報章雜誌上你一來,我一往地打起筆仗,使得電影未演先轟動,爭議十足。大概對於一般觀眾而言,直覺會讓教會氣得直跳腳的影片肯定值得一看,反而帶動起觀影熱潮,使得該片在義大利在當時創下破天荒的票房佳績。當年影迷爭相觀影的盛況可以在皮亞托傑米(Pietro Germi)執導的《義大利式離婚 Divorce Italian Style》(1961)中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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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場觀影熱潮,卻形成了教會內部的腥風血雨,當時在米蘭擔任樞機主教、未來的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竟出手掃蕩了出手聲援《生活的甜蜜》的耶穌會信徒,諭令其團體解散,並將教會領袖調往曼谷。自此之後,費里尼反而更不假思索、也更直覺地反映他對教會的見解。他在《羅馬風情畫》之中對教宗的浮誇刻畫,也顯然可解讀成是對保祿六世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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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費里尼卻也是有自覺性地意識到天主教確實是驅動他創作的能量來源,他並不否認自己確實為天主教的概念感到著迷。對此,他曾說:「我喜歡它(天主教)的行進儀式、永遠不變像催眠的場面、寶貴的佈場佈景、沉鬱的詩歌、教義問答、新教宗選舉、奢華的死亡一事。我對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都有一份感激⋯⋯」(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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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認從小深受保守教會壓抑,但諷刺的是,天主教那不合時宜的儀式道統,卻啟發了費里尼開創了自己獨有的美學觀,或是他中後期創作得以完全脫離寫實的原因之一,那是他對所謂「一切的隱晦、扭曲、禁忌」的探索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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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會關係的千絲萬縷,一言難盡。在教會眼中,費里尼肯定不是值得被表彰的傑出教徒。只是也沒人會想到這個和解居然來得特別快,在費里尼過世後兩年,梵蒂岡的宗座教會文化資產委員會公布了教廷觀點的45部影史十佳,又稱作「梵蒂岡的電影清單(Vatican's list of films)」,《大路》與《八又二分之一 8½》(1963)同樣在列,雖然不免避開了《生活的甜蜜》,但仍可以視作是教廷對費里尼的善意認可。只不過在費里尼眼中看來簡直一無四處的《聖方濟各之花》卻也入選其中,他若地下有知,大概也不免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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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註2:Charlotte Chandler,《夢是唯一的現實----費里尼自傳》,黃翠華譯,遠流出版社。
註3:Peter Bondanella,《電影詩人費里尼》,林文琪、刁筱華、羅頗誠譯,萬象出版社,p.164。
註4: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115。
註5:Giovanni Grazzini,《費里尼對話錄》,邱芳莉譯,遠流出版社,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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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系列專文(一):費里尼的秘密情人〉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549613078474753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三):費里尼導演生涯的寂寥尾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06715329431194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五):電視文化狂潮下,大導演費里尼的逆襲〉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26446480791412
〈2020金馬經典影展:費里尼100週年誕辰系列專文(六):情聖還是渣男?費里尼為何要拍歐洲第一風流才子卡薩諾瓦?〉
https://www.facebook.com/nofilmnome/posts/26700822930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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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想 ] #誰規定粉紅色等於女生?#憲法還是地球聯邦法? | 鄭雋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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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蔓延之際,媒體藉機以性別刻板印象炒作口罩顏色的男女之辯,在各方致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當今,我們不禁再問一次:#色彩本身真的有紅藍調的性別取向嗎?我將援引相關研究淺談西洋美術史與大眾文化的數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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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藝術中的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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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長達數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藝術中有不少基督服裝為紅色或接近粉紅的例子,文史作家粟月靜於博物學著作《#趣味生活小史》指出義大利巨匠喬托的祭壇畫《#寶座上的聖母》(Maestà di Ognissanti,約1310年完成)[ #圖1]、西班牙名家穆里羅《#三位一體》(Heavenly Trinity,1677年)[ #圖2 ]等作品為例,幼年基督的袍子與現代服飾文化共識為「女用色」的粉紅調性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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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在繪畫中的形象則經常性地披著藍色頭紗或斗篷,安吉利柯《#聖告圖》(或譯「#受胎告知」[ #圖3 ],The Annunciation,1438)可說是相當知名的例子。而成年基督與男性聖徒穿著紅色調或紅藍混搭也相當常見,色調偏粉的情形更比比皆是,可知早期西方社會對用色與性別對應並無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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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性別對應的說詞,更值得關注的現象恐怕是顏料的生產條件與宗教圖像學傳統。無論哪個時代,聖母斗篷的藍色顏料,都是使用昂貴的 #ultramarine──#群青藍(YUME PROJECT,多人合著,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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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月靜也同時指出:#幼年基督形象極可能影響了貴族孩童的服飾。洛可可時代法國貴族普遍將粉紅色布料運用在男童服飾上,由於成長後穿不下並大量捐獻給教會的案例遽增,促成了1729年天主教將其定為禮拜儀式用色,神職人員在基督降臨節期間的第三個星期日與齋期第三星期日可穿粉紅色(粟月靜,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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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大眾文化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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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眾服飾為首的藍/紅色調的性別對應,極有可能是相當晚近才擴展為文化共識的現象,美國學者Jo B. #Paoletti 在著作《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中指出,1900年以前的初生兒服飾多為白色,旨在表示年齡;幼兒與學齡前兒童服飾色彩豐富,但配色決策是因應膚色、季節或時尚潮流,並非因性別決定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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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優雅女性的形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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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研究者張婷婷在其研究中也贊同Paoletti的觀點,並針對後來1927年代的嬰兒服飾設計進行採證,調查結果發現主流品牌藍/紅色調對應性別的狀況也並無明顯分野。直到二戰後,艾森豪總統夫人瑪米·艾森豪(Mamie Eisenhower)喜好粉紅色的穿搭方式蔚為風潮時,才在主流西方社會產生了 「#粉紅色=#優雅女性」的普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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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操作的推波助瀾下,1955年粉紅與白色相間的道奇汽車因此誕生、奧黛麗赫本主演電影《#甜姐兒》(Funny Face,1957)也出現了名為〈Think Pink〉的配樂強化了女性與粉紅色的連結(張婷婷,2018),這些色彩形象是被商業消費的意識形態設計出來的,它們是一種符號,在商業蓬勃發展的年代明示或暗示著女性的身分政治並刺激購買慾,同時也是西方中心的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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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板印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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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這種現象在性解放思潮中曾一度引起女性主義者不滿並嚴正抗議,但刻板印象已然成形,後來的乳癌防治宣導也都採用粉紅色提供安撫作用。Paoletti在書中也批判了這種在商業活動中產製出的性別刻板印象,包含對應粉紅色而泛用於男性的粉藍色。色彩與性別的對應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理所當然的論述基礎,自然也沒有哪個性別必然要用哪個顏色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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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的性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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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平等教育納入中小學教育的現在,吾人有幸看到許多熱心的教師、學者持續在各種平台撰稿探討這種迷思,也見證到時裝界屢屢出現相當好看而且不失男性氣概的粉紅男裝,然無奈深植人心的色彩偏見仍瀰漫在廁所標誌、兒童服飾與玩具中,不時被好事的宗教團體奉為道德圭臬,藏身在教育的口號背後進行政治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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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藝術史家普雷奇奧西(Donald Preziosi)認為藝術史普遍存有歐洲/西方中心史觀的性別意識,這源自各類藝術文本均有可能因為作者、觀眾本身的性別而產生各種解讀上的歧異,他指出「#在歐洲白人異性戀男性及其同盟和追隨者外,#仍可能有許多其他性別或是其他性取向的藝術史」(Preziosi,2016),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可能性,不用浪費力氣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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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顏色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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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懷有性別偏見的人,恐怕也無法想像近代歐陸信奉基督宗教的中產階級竟會因為重男輕女、憂心孩童夭折而讓男童穿上女裝(例如新藝術名家,慕夏曾繪製長子著女裝的肖像)。當今的我們理當體認:#病毒不會挑性別殺人,#口罩也不會依性別改變防護功能,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的道路阻且長,讓我們跟著尤里西斯一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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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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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nald Preziosi等多人著《藝術史的藝術:批評讀本》,易英、王春辰、彭筠 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6 。
2. Jo B. Paoletti. Pink and Blue: Telling the Boys from the Girls i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YUME PROJECT(多人合著)《66個藏在名畫裡的秘密》胡淑惠、陳佳敏譯,智富出版,台北,2006。
4. 粟月靜,《趣味生活小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2014。
5. 張婷婷,《粉紅色於文化中的社會意義與色彩特質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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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一直粉紅色吧
#pinkday
天主教神職人員階級 在 Rabbie 創業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取材自《界面文化》
《這個世界正在暗下來,不要把寫作當商品,你必須發出真正的聲音!》
世界最大書展法蘭克福書展9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會展中心拉開帷幕。法蘭克福書展於1949年由德國出版協會創辦,其宗旨是允許世界上任何出版公司展出任何圖書。今年是法蘭克福書展70大壽,共吸引來自102個國家的7300多家參展商,以及1萬名全球記者,將舉辦各類活動4000場以上。
當晚,奈吉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獎。頒獎時,她談到了作家的責任,她認為作家:應該討論「政治問題」,為「公共事務發聲」,「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阿迪契在演講中說:「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
「我們不能在舊有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品特獎每一年會頒發給一位傑出作家,嘉許其在作品中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今年這一獎項頒發給阿迪契,評委們認為她「對性別、種族和全球不平等,有著無可估量的、深入複雜的理解」。
以下是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新聞發佈會上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的演講摘錄,在20分鐘左右的演講結束後,現場掌聲持續了長達數分鐘:
《閉上嘴,寫你的書》
一位法蘭克福的朋友建議我以「我喜歡法蘭克福」開始演講,她說法蘭克福人喜歡聽人這麼說。所以:好吧!我喜歡法蘭克福。
我是天主教徒。小時候,我經常去教堂。我的家人每個星期天都去聖彼得教堂,位奈及利亞大學校園中一棟白色高樓,教區牧師是一個大學講師。這座天主教堂相對是開放的、進步的,頗受歡迎,雖然星期天的佈道依然沈悶。
幾年後,我聽說教堂易手,新來的教區神父徬彿更加關注女性的身體。他指派了宗教警察(一群男孩)站在教堂門口檢查每個前來的女人,並且決定誰有權進入教堂。許多孩子的祖母們被拒之門外,因為她們的衣領看起來「太低」。
在離開多年之後,我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再次去了那個教堂。我穿了一條傳統長裙和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短袖襯衫。但在教堂入口處,我被一個年輕人攔了下來。他板著一張正經的臉,如果換作另外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會覺得滑稽。他叫我離開。「你的袖子太短了,」他說,「你的胳膊露了太多肉。」他告訴我不能進入教堂,除非我在肩膀上裹上一條圍巾。
我被激怒了。
這座教堂是我快樂的童年的一部分,承載了記憶中多少的歡笑。現在這個地方變得不再把女人當作人來對待?而是把女人當作必須規範以防騷擾的身體來對待!目的呢?只是保護男人傷害到自己。
因此,我決定在奈及利亞一份知名報紙上發表一篇關於這件事的文章。我以為這篇文章可以引發更多的行動,或許大學社區最終會站起來說「夠了」,並向主教、教宗或任何當權者請願,把這位牧師趕出去,把教堂恢復成一個受歡迎的地方,一個不再厭惡女性的地方。
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相反,我自己因這篇文章而受到攻擊,我感到震驚。總而言之就是:閉嘴吧!好大的膽子,你一個年輕女人怎麼敢挑戰神職人員?
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對我文章的批評和神職人員對女性的態度都源自於一個相似的衝動——掌控女人的需要。這個衝動否認女性對自己身體有自主權,它是不把女性當作人看待的標誌,而且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在中東被迫裹住自己的女人們,以及在西方、東方被認為是蕩婦的女人們,還有在亞洲公共浴室內、廁所內、私人領域被偷拍的女人們。
這種衝動也存在於自由的文學世界。
女性作家經常把她們筆下的女性角色寫得「可愛些」,徬彿全人類的女性都必須小心翼翼維護這份「可愛」一樣,同時她們的題材被限制於書寫親情道德,那些無傷大雅的事。
回到那天在教堂發生的事。
顯然,我的舉動是基於平等原則的反應——如果男人可以決定在教堂穿什麼,女人也應該如此。何況那天天氣很熱,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肩膀上裹上一條讓人發癢的圍巾。
所以我無視了神職人員的存在,走進去並坐了下來。神父被告知有一個固執的女人強行闖入教堂,她為暴露了過多手臂,而有罪。神父在聖壇上訓斥了我一頓,彌撒過後,我的家人說,神父的這些話實在「不友好」,這顯然太輕描淡寫了。
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多麼天真,以為「說出去」就會得到廣泛的支持。
但它同時讓我明白了說出來是重要的——一個人必須說出,不是因為你會得到支持,而是因為你不能保持沈默!
我知道教堂曾經是什麼樣子,我親眼看到它變成了什麼,對此:我不能保持沈默。
有時我被稱為積極分子。我並不很情願,或者在精神上抵觸這個名詞——我從來不會用這個詞來形容我自己。
也許是因為我在奈及利亞長大,我看到過真正的積極份子是什麼樣的人,那些為事業獻出生命的人、那些展現出非凡奉獻精神的偉大的人,而我只能仰望。我配不上他們。
我兄把自己看作一個作家,一個講故事的人,一個藝術家。寫作給了我生命的意義,它使我在一切順利的時候感到最幸福,也讓我在失落時候痛苦。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公民。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最近一個熟人讓我明白了這之間的區別。由於奈及利亞對我發表的關於女權主義言論產生了敵意,他對我說:「奈及利亞人對你的書沒有意見,他們只是對你的政治傾向有意見。他們希望你‘閉上嘴,寫你的文章去’」。
幾年前,奈及利亞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同性戀是犯罪行為。我認為這項法律不僅不道德,在政治上也是荒謬的。同樣是這位朋友告訴我,他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反對這項很多奈及利亞人支持的法律。
他告訴我:「你可能會失去很多東西,而且沒有收穫。」
他是認真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我。
但是那句「沒有任何收穫」是不正確的,因為生活在一個公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社會是每一個公民的夢想。
如果我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讓一個人獨立思考、反對法律,我就收穫了很多,作家的收穫不是掌聲及銷售量!
因為那樣的話,我只是個寫作商品,我在人類進步的過程中,沒有貢獻一小步力量。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
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我們不能在舊有的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
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哈羅德·品特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這是一個勇氣的時代,我對勇氣的理解就是無所畏懼。勇氣可以讓你在感受到阻礙時依然一往無前。
這是一個需要講述更多複雜故事的時代:僅僅知道難民在受苦,以及知道他們不適應新的社會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是什麼在傷害他們的自尊,他們渴望什麼,誰想要戰爭以及誰把難民逼上了這種絕境,是誰需要為此負責。
這是一個需要闡明經濟優越性,不等於道德優越性的時代。
這是一個需要對移民主體逐項分析的時代,並且保持絕對誠實。
搞清楚問題出在移民中,還是只存在於移民中的少數一些人——穆斯林、黑人,或有色人種?
這是一個需要大膽講故事的時代,一個需要新的講故事方式的時代。
我們需要出現不同的聲音,不是因為我們想要附合「政治正確」,更是因為我們想要真理。
如果我們繼續假裝只有一小部分人代表整個世界,那麼我們會永遠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重新反思如何看待故事的時代。人權問題不僅僅是關於政府鎮壓的大事件,它也關於那些私密的故事。
家庭暴力和難民庇護權利一樣,也是人權問題。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在談到人權時說:「如果公民在自己家裡都不能言行一致,那麼我們在更大世界裡的努力也將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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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有一次被人問到,「你認為最高法院中有多少名女性法官是公平的?」她回答:「全部九名」。
人們在聽到這個回答往往極為驚訝,他們會說:「可那是不公平的呀。」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九名法官全部都是男性,沒有人覺得不公平。就像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掌權者都是男性,卻沒有人覺得不公平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在這個世界還是隱形的,女性的經歷也是不被重視的。
現在是我們大家承認這一切的時候了,就像聶魯達(Pablo Neruda)說的,「我們屬於偉大的人類,不是少數人類而是大多數。」很多時候人們都把我當成女權主義偶像,我有一頂帽子上面寫著「女權偶像」,但我今天沒戴。
⋯⋯
文學是我的宗教。我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人們都是流動的,所有的人類都生活在一條長河裡。同時我也學到了,人們本性善良,在我們做到行事正確和公正之前,我們不需要追求完美。
我有兩個家,一個在奈及利亞,一個在美國。我經常對有兩個住址的人翻白眼,直到有一天我也變成了其中一員(有些時候我會對自己翻白眼)。
當我二十年前第一次到美國上大學時,我發現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在尼日我只對自己的種族和宗教有一定的認知——我是奈及利亞人並且是個天主教徒,但是在美國我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黑人。我不經常把生活的經歷放到我的小說里,但是讓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是黑人的那個場景卻很難抹去,我把它寫進了小說。那是一個有關種族歧視的情節,一個白人編輯告訴我太假了。她說:「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真實的生活中。」
我想告訴她的是——可是,它的確發生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是我沒有告訴她這一點。
因為當我教授創意寫作課時,我告訴我的學生千萬不要用真實的生活去評價小說,「如果你的小說情節對於讀者太過離奇,那就說明你沒有達到足夠的文學性,用你的文字終止懷疑。」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政治題材的故事——更多面對世界的故事。但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不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報導。
我每年在拉各斯教一個寫作工作坊。當我選擇最後的參與者時,我有意識地努力去獲得不同的聲音——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宗教。
⋯⋯
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取材自《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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