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評論】《#虎尾》（Tigertail）
《虎尾》由台裔美籍編劇楊維榕（Alan Yang）執導，成為他首度執導的劇情長片，在此之前楊維榕棲身於電視界，並以喜劇聞名，其中在 2015 年與 Netflix 合作的《不才專家》，獲得眾多好評，楊維榕也拿下了艾美獎喜劇類連續劇最佳編劇獎，在小螢幕的出色表現，尤其是喜劇的節奏與笑點台詞，讓楊維榕受到極大矚目。
《虎尾》聚焦在男主角品瑞的一生成長經歷，從 1950 年代描寫到步入 21 世紀後的當代，跨世代的命題也成為楊維榕極具野心的表現，另外更跨地域地描寫台灣與美國的生活樣貌，品瑞從台灣移民至美國，拉出時代巨輪下小人物的無可奈何及不合時宜。
對此，楊維榕刻意地在回憶當中採用 16 釐米底片拍攝，憑藉底片飽滿的顆粒感，賦予時代性且拉出台灣濃厚的情味，並帶出過往回憶的沈重感，映照出品瑞人生中的桎梏；而在當代的紐約，則大多以冰冷、疏離的色調呈現，高樓林立，空蕩的房間中，留下的是品瑞獨身一人步入生命終章後的反詰自省，光以拍攝影像的媒材使用，便可看出楊維榕營造時代、地區的差異性的巧思。
除了拍攝媒材的相異之外，語言也必須留心，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派陳儀接管台灣政權，但當時台灣流行日語和台語，國語無法通行造成政府施政的障礙，因此決定在台全面推行國語，禁止出版日文報章、講日文。
1949 年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從中國撤移至台灣，為了鞏固政權，更積極推廣國語運動。這樣的時代背景，恰也被楊維榕寫進劇本：開場戶口普查的肅殺，滅了品瑞童年時候對已逝父母的再現幻想，取而代之的是和阿嬤相伴的現實以及警察調侃「只能說國語」的壓力。
到了青年時期，品瑞操著一口流利的國語，以及配合母親溝通時的台語，儼然是處在新舊時代下的新興人類，而後遠走他鄉，在美國成為異鄉人，更須為了生活應用上台式英語。楊維榕的確捕捉到語言的轉換，試圖將各方語言因地制宜融於一爐，也能望見楊維榕的苦心。
當然，要做一部時代劇，語言的考察當然是首要講究，唯可惜楊維榕僅意識到這點，在執行面上卻差強人意。最為人詬病的，當然是已經老年的品瑞（由馬泰飾演）。雖說品瑞在青年時期移民至美國，而後落地生根，但從小熟稔的台語、國語的腔調變化應該不會太大，但戲中的語調卻讓台灣人一聽就知破綻百出（馬泰從小在美國成長，自然腔不正字不圓）。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品瑞的初戀情人阿媛身上，原先設定台灣生長的阿媛，到了老年竟置換成中國演員陳沖飾演，雖說陳沖牌子夠大，但腔調畢竟非台灣，操著中國的地方腔調，也難令人信服。
真正在語言上能讓觀眾滿意的，應該只有金馬影后楊貴媚。楊貴媚飾演品瑞的母親，道地的台語以及溫柔、謙卑、節儉的習性與姿態，一舉手、一投足都演活了當時代的台灣人，替本片增色不少，也看得出楊貴媚深厚的演戲功力。其餘語言中的腔調，都存有破綻，在一部以「語言」貫串文化、表現歸屬的作品當中，此片只能說是顧及表面，卻忽略了真正該維護的文化脈絡，令人出戲。
然而，細看《虎尾》，「美國夢的幻滅」與「結婚的提問」或許才是最根本的核心命題。在談《虎尾》時，挪用台灣新電影楊德昌執導的《青梅竹馬》恐怕是最強而有力的呼應。看《青梅竹馬》時，城市夜晚的霓虹及鏡頭刻意帶到的外商看板是重要符號，故事發生在 1980 的台北，台北街頭盡是日本企業招牌，日本對於台灣不論是文化、經濟等影響皆一覽無遺。
全片雖未提日本，但楊德昌在城市空鏡的空間轉換，便捕捉到夾在美國夢與日本文化殘留中的小人物們。在兩大強權中不合時宜的當代青年，是 1980 年代的台北風景，楊德昌一貫鋒利的筆觸揮灑至此，一代大導的才氣盡顯。
《青梅竹馬》片尾，屋裡燈暗，女主角阿貞說道：「難道一定要等移民到美國，才能結婚嗎？」男主角阿隆生冷回應：「不要想美國了，美國也不是萬靈丹，跟結婚一樣，只是短暫的希望，讓你以為一切可以重新開始的一種幻覺。」語畢，燈亮。光這幾句台詞，銳利道盡美國夢終究是場幻覺，如同阿隆頭也不回的離開，也呼應結局阿隆的死亡，只剩回不去的美國少棒夢。
對於那時代的台灣人，面對生活的困境，或許婚姻及遠走他鄉（尤其是美國），是最簡單且最有效率的自我麻痺，好似結了婚、出了國就能脫離泥沼。但恰恰這兩件事，都是人生無數的分叉口中，極為重大的抉擇，也在電影中預示了角色之後的命運──幸運的人，能改變現況並找到出路，不幸的人，可能就是一輩子的枷鎖。
《虎尾》的品瑞，為了改善生活，迷信前往美國，狠心拋下戀人阿媛，與工廠老闆女兒真真遠走美國，並定終身，成了保鑣也是徒有其名的丈夫。沒有愛情的灌溉，在美國的生活不盡如意，最終與不愛的人共處異鄉，成了不幸的人。
婚姻及移民都幻化成鬼魂般，幽微地跟著品瑞，也讓楊德昌的《青梅竹馬》對《虎尾》形成一則醒世預言，也或許，對於 70 年代，從台灣移民至美國的異鄉人來說，《虎尾》描繪的是一幅美國夢幻滅的集體肖像。
在《虎尾》中逝去的美國夢，進一步就可切向「婚姻的提問」：楊維榕利用細節堆疊婚姻生活，例如品瑞熱愛跳舞，尤其是 1968 年姚蘇蓉的歌曲〈偷心的人〉，那是品瑞與阿媛在台灣舞廳最愛的曲子；但真真並不喜愛跳舞，興趣上的平行，也讓這對異鄉夫婦有了根本上的差異，在生活中也就沒了交集，只剩無限迴圈的工作。
再來，當老年品瑞與老年阿媛重新聯繫時，臉上的笑容在片中難能可貴，與舊愛的夢迴，也轉化成老年品瑞的鮮活生命力，這也可看出楊維榕對於愛情重要性的描寫，愛才能使人開心，圖求物質生活的婚姻則否；這點也從品瑞和真真離婚後，真真開始走出自己的人生、活成自己的樣子就可嗅出（在教學上有所成就，更找到自己心愛的人）。
從上述的價值觀轉往移民二代，可以對照到品瑞與真真在美國生下的女兒 Angela（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的處事態度：Angela 認為愛情大於物質生活，但品瑞則嚴厲斥責 Angela 不懂婚姻，這便是美國人與台灣人，甚至可說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於是婚姻需要的是麵包或是愛情，就成了楊維榕拋給觀眾的哉問。
不過，在婚姻上的主題，同樣有值得探究的毛病。例如，講究門當戶對的東方社會中，工廠老闆有錢、有權、有勢，很難說服觀眾這樣的角色，會讓自己的掌上明珠真真跟著毫無未來可言的毛頭小子品瑞前往美國。如何斡旋、中間的妥協與商量又是什麼，才會打破「門當戶對」的窠臼，此部分過度去脈絡，欠缺轉折也令觀眾一頭霧水，劇本上的打磨頗有改進空間。
最後，當老年品瑞回望一生，從美國遠眺台灣，決心返鄉尋根，就開啟了與女兒 Angela 對話的可能性，兩代人才有和解的可能性。從最終一場戲，品瑞與 Angela 站在雲林虎尾老家前的沈默中，全片只講英文的 Angela 吐出唯一一句中文，便可理解楊維榕的暗示。
雖然故事結束在此，並用一顆深遠、惆悵的長鏡頭結束凝視，但並不難想見楊維榕對於這對父女未來的發展，是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兩代的鴻溝，從理解彼此的包袱、養育自我的土地開始，每個人的「現在」永遠都和「過去」聯繫、捆綁著。
綜觀來看，《虎尾》作為台裔美籍楊維榕的首部劇情長片，成績其實有及格，全片利用攝影媒材的轉換、語言的差異、工整的剪輯等等點題，反思移民者的時代悲歌。楊維榕深知自己要講什麼樣的故事，也的確有想法並懂得利用影像說故事，仍舊值得給予鼓勵；唯可惜用心營造的細節，僅停留在表面，敗在不夠深入探究及考察，甚至仿間說的「神似侯孝賢、楊德昌」也僅只是臨摹，與台灣新電影的韻味仍有段差距。
#Netflix #楊維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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