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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種、地區，還是團體？威爾遜故意不清晰界定「民族自決」，後果卻比核武還大】
當追求獨立而被英國鎮壓的愛爾蘭人前來向威爾遜尋求幫助時，威爾遜卻不敢跟親密盟友英國翻臉，只能冷冷地拒絕他們，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
威爾遜以為「民族自決」是一個美好且可以實現的原則，卻沒有料到它如同一顆被引爆的炸彈：「我宣稱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有如此多的民族會接連不斷地找上我們。」
#美國 #威爾遜 #威爾遜時刻 #巴黎和會 #國際聯盟 #民族自決
而我最近閱讀的兩本書，圖片與連結如下。有了這樣的角度，再重新閱讀一戰影響時，會更有專屬於台灣人的脈絡，在看待今日國際局勢時，也更有啟發。
像是：為什麼純正的中國國民黨人，在言談中，總對美國有那麼多不信任，總覺得美國人還是會為了自己利益，背棄盟友？
我每次聽到這種說法，都覺得這個論述很奇怪。每個國家不都是為了自己嗎？會這麼說，表示你投射太多期望在人家身上了吧！
這就是《1919》這本書裡頭提到的，全球瘋狂的威爾遜時刻，以及快速的幻滅。你可以指責威爾遜沒扛起你所有的幻想，但也可以更實際地，打造自己的家園，讓自己成為國際實力者，用硬頸姿態生存於世界上，而不是繼續道德綁架（威爾遜你不是說十四點原則嗎）加情感勒索（你們美國人最後還是會為了自己的利益放棄我們啦）。
一百年後的今天，你身邊的事情，其實都跟過去發生過的「外國」事件，息息相關。
這當然與「台灣人的悲哀」，經歷太多外來政權，也被抹去太多歷史有關。但我們可以讓他變成「台灣人的挑戰」，甚至「台灣人的強項」，以多角度的方式讀歷史，寫出自己的史觀，與脈絡。
麥田出版 《巴黎．和會：締造和平還是重啟戰爭？重塑世界新秩序的關鍵180天》
八旗文化gūsa 《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編輯推薦【1919年，社會運動的全球化故事】
1919 年 5 月 4 日，這一天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是一個名叫「五四運動」的章節。
關於「五四運動」，〈運動家的風度〉的作者羅家倫是這樣說的：「無論是贊成的反對的，總不能不認五四運動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第一件大事。這件事為中國的政治史，添一個新改革，為中國的社會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為中國的思想史上起一個新變化！」
五四運動起因於北洋政府面對巴黎和會的決議，未能妥善處理山東問題的外交挫敗，這齣歷史劇碼引發一場學生運動的野火，並且將火勢蔓延至工商階級。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是從 1919 年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消息傳入中國作為開端，同年 5 月 4 日青年學生到街頭遊行抗議的「運動」時刻，則是這齣歷史事件時間意義上的終點。
1919年，是不平靜的一年。在五四運動發生前，中國的報紙已經大幅報導韓國的「三一事件」。韓國的社會運動等於給了中國抗議的思想資源，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時代先行者。1919 年，對全世界很多地方來說也是動盪的一年：中國是五四運動，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是 1919 年革命，韓國是三一運動。
這些運動平地一聲雷的出現有兩個歷史上的意義：
第一項意義是「運動」（movement）一詞作為一種社會行動形式概念的全球化，而且「運動」之名是由參與者所定義，而非出自外人之手。也就是說，這些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不再是小貓兩三隻上街頭活絡筋骨「運動」一下，而是有組織且有意識的社會運動參與者。
第二項意義是跟一位名叫威爾遜的人有關。據說這位參加過3K黨的美國總統，在 1919 年提出 14 點和平原則，主張殖民地有權追求獨立、自由和權利，就是所謂「民族自決」的原則。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讓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開始「民族自覺」，整個世界進入了「威爾遜時刻」的情境當中。
八旗出版的這本《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講的就是四個新崛起國家印度、埃及、中國、韓國對「威爾遜時刻」的回應，這是一部殖民地追求獨立的故事，也是一部社會運動的全球化故事。──陳建守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著，吳潤璿譯，《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臺北： 八旗文化gūs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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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談他的過去，因為他崛起出道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哪邊玩沙玩水。所以我幾乎訪問過他所有的小內閣跟他本人之後，才比較有把握可以分析。
網友說不是過年不談政治嗎?對啊，因為他短時間之內只有毫無懸念的新北市長連任，其他都沒有真正牽涉進甚麼競逐大位的空間。他真正的戰爭是在2028年，民進黨籍的總統第一任之後的連任之戰，2022年侯友宜一定連任，但2024年不會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總統，因為在台灣游離選民的文化改變之前，2024年國民黨就算派川普出來也選不贏，所以2024年這局選舉根本是板凳時間，2024的選戰看頭只是在賴清德還是鄭文燦出來而已，出來了就會贏。喔對了，我根本沒提柯文哲對吧，因為2024年沒他的局啦，真的有人想聽再說吧。
我用四個字來描述現在的侯友宜，藏鋒求訥。他並不是口才真的不好，他只是沒有政治魅力，但請注意他最近每一次的新聞回應，都算是得體而且沒有侵略性。因為現在不是他嶄露鋒芒的時刻，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警政體系需要在行政首長帶領之下運作，所以長時間以來他隱忍鋒芒的能力已達化境，他不想說的話根本套不出來。所以對媒體來說他不會是個很有趣的採訪對象，但問題是少說少錯啊!【回看那些妙語如豬的政治人物啊】
他的內閣用人並不突出，但十分穩定。因為這個模式才符合他的【人民的小事，就是政治人物的大事】的風格。新北市府的橫向連結，社福、警政體系橫向連結的很好，當我現場問他認為施政滿意度最重要的部分是甚麼時，他的回答是讓人民睡得好?!這真的不是唬爛，聽他一解釋之後才明白這是有道理的，幾百億的大建設對民眾來講不是那麼重要，民眾要求的是晚上睡得好，出門不被砍，家附近治安好，帝力與我何有哉，然後這樣就滿意了~~~不是東一個科學園區，西一個科學園區可以取代的。
甚至，這也跟學校附近的照明跟清潔程度有關，也跟學校附近的宮廟民政體系拜訪有關，也跟家庭中有人入獄之後的弱勢家庭照顧有關，打起字來很複雜(由於今天沒稿費我就偷懶了，等下直播用講的)，但實際上很簡單，就是破窗理論的應用，但其他市長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情呢?(抓頭)
摘自維基百科:破窗效應（英語：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心理學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及喬治·凱林提出，刊載於《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題為《Broken Windows》的文章上，20世紀90年代，美國紐約市警察局局長威廉·布拉頓和市長魯迪·朱利安尼（英語：Rudy Giuliani，朱註:但他後來變成川普的瘋狂爪牙，這件事情就不多說了哈哈）進一步推廣了這一理論，他們的警務政策受到該理論的影響。在這十年裡，這個城市的犯罪率顯著下降。該理論認為，犯罪、反社會行為和社會混亂的可見跡象創造了一個城市環境，鼓勵進一步的犯罪和混亂，包括嚴重的犯罪，所以，針對輕微犯罪（如破壞公物、公共飲酒和逃票）的警務方法有助於創造一種秩序和法制的氛圍，從而防止更嚴重的犯罪。
以一幢有少許破窗的建築為例，如果那些窗沒修理好，可能將會有破壞者破壞更多的窗戶。最終他們甚至會闖入建築內，如果發現無人居住，也許就在那裡佔領、定居或者縱火。又或想像一條人行道有些許紙屑，如果無人清理，不久後就會有更多垃圾，最終人們會視為理所當然地將垃圾順手丟棄在地上。因此破窗理論強調著力打擊輕微罪行有助減少更嚴重罪案，應該以零容忍的態度面對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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