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想] 我也來談談語言癌: 誰說話? 為何說話? 如何說話? 說誰? 說給誰聽?
好吧，既然是醬，我也要來進行一個批判的動作XD。關於「語言癌」的爭議，真的其實也可以很沒有爭議，因為我想這個爭議的源頭應該是聯合報的記者哪根筋不對，想要弄一個新話題來批評一下一些媒體上的發言（例如阿基師），為了要為自己的報導論述正名，所以就拼湊了國語文教育、中派詩人語言理論、網路用語的趣聞軼事來證實自己講的很有道理。殊不知，「語言癌」的問題意識，要馬就是一個日常生活的用語習慣次文化趣聞，要馬茲事體大可以是十分困難的學術問題，聯合報那樣的篇幅大小與論述層次根本無法掌握。不過真正有趣的是隨後誤打誤撞出來的爭論，早就脫離了聯合報的報導目的與層次，進到還挺深度的境界。首先，要釐清的是這裡頭大概有多少種的討論，大致上有（一）「語言教育與治理」、（二）「語藝與場合」、（三）「語言自由與大眾次文化」等三種問題意識。
一、國文老師又怎麼了拉~
近期的公民批判意識似乎如火如荼展開，有一個職業很不討喜，就是國文老師，時常偶而被拿來消遣批判，也不能怪誰，因為國文老師顯然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教育系統的下線（族群問題），再加上大家對於基礎教育的老師的叛逆記憶（世代問題），當找到一個反制的點之後，就很想要拿他開刀。聯合報也真是的，自己想寫就寫，幹嘛拿國文老師來當擋箭牌。
這系列問題意識回到一個基本問題: 為甚麼要讀國文（指中國文四書五經那類）。當有人預設語言以國文教育為正確性的標準時，就像是在預設以中國語言為標準。一開始先排除掉「台語、客語等語言也有教育意義上的要求正確」這件事，要求正確性就等於是要求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國文教育很大一個部分是與儒家禮教結合在一起，這是儒學治學一直以來的方法，但這真的是我們需要的嗎?在台灣現在強調民主程序的多元社會中，不同群體各有其語言資源提供方向與內容，但獨尊儒術反而與儒家的「禮」的概念背道而馳。而且就像這幾次國文教育的爭論，越是強調正統性越是讓大家更合理懷疑「語文、儒家、黨國意識形態」的復辟，反而傷害了儒家與語文真正的美好之處。
國家作為一個治理角色，介入語言是有必要的，只是它做的好不好，效果對不對，如果國家沒有語言政策，那便無法永續某些式微的文化，它的介入應該是要保存良善的、促進多元發展的、以及追求信達雅（我知道這個很煩，但是真的拉~）。「追求信達雅」這個看了是不是很阿雜，但說白話一點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啦。這是一個語藝學的問題意識。
二、目前正在進行一個嘴對嘴的動作之部分
對於語言來說，與其說要求其正確性，不如去思考要怎麼說話，怎麼敢作敢為能言善辯，在甚麼情境下說甚麼話。所以，說話是充滿變化的藝術（恩亨~自己為是蔡康永XD）。不管如何，你說話一定是在一個地點、一個時段、以及面對一個或一些人，依照不同條件使用合適的語言，才能打動受眾，讓人接受你的要求，促成一系列的語言行動。但是其實怎樣講都沒有關係，而是要用心拿捏時機關心情境來發言。
「語言癌」在一開始的脈絡裡，應該是27年前余光中細數大眾語言使用時的各種「句法西化」問題。首先，27年耶，我都還沒出生（騙人>////<），在197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台灣的後現代、後殖民等等多元語言觀根本就還沒開始，當時的「語言癌」說法是建立在現代詩論戰上，他朝向新古典主義路線，結合了教學與寫作經驗以及左統寫實主義，批判了「中國人」近100年來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西化語言病因，強烈國族主義色彩的他認為中文是純正的語言，應該要恢復這種語言傳統，後來就進入了「鄉土文學論戰」中。聯合報的記者沒讀書很白癡，拼接了這個「論戰」在論據裡，相當不合時宜。我想語言的西化（或日化）應該已經很清楚地被吸納到台灣語言體系裡，甚至已經生產出像王文興、七等生一類的文學創作經典了。
不過，我想他真正想要批判的對象（或是現象）應該是各種公共性的發言，像是政府官員、記者、公眾人物等，尤其是SNG記者的現場報導，有時真的是贅字多、又不貼合人情、也不尊重場合，因為要填塞採訪時間，又要聽起來很像很有道理，於是發展出一系列的無意義的贅字（其實我前幾天在口試的時候也是「一個部分、一個層次」滿天飛）。我覺得這與當代的社會條件有關，一方面流動的服務型消費社會讓每一個人每天都大量地面對陌生人、也面對各種商品的交換，有一些初次見面的服務語言會變成某種「禮貌」的模式，另一方面時間快速的資訊社會讓我們極度地想要在更快速的時間內進行完各種交換，這種累贅的文句某個程度上是作為實際使用上的緩衝作用，就是可以邊想邊講拉。當是你業務或是銷售員這樣講，我可以覺得你可能是沒有很用心所以搪塞我，但當是一位政府官員這講，就應該要令大眾害怕了吧!
三、哥 我就醬講der 不行嗎!!!
最後一個問題意識就是，這種類似「西化」的語言，擴散到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中，或是變成一種戲劇化的、戲謔化的、遊戲的語言，這是屬於大眾次文化的範疇。原本「進行一個…..的動作」就像剛剛講的也許是記者語言，但我就不相信你沒有嘲笑過這個用法，而且因為嘲笑揶揄，還進一步變成一種玩笑而吸納到網路社群中。這種語言的自由創新與流通，根本就非常常見阿，像是我以前就很喜歡說「超ㄅㄧㄤˋ」的，然後，漸漸地這個詞進入一個風潮、習慣、被淘汰的歷程，雖然這個詞沒有「很正確」，但卻在講的時候提供言者愉悅感，甚至有種「言外之意」，它表現了某些常規語言無法突然表達的狀態。有時候也是一種「時尚」、「流行」，有認同區異的作用，簡單講就是「次文化」拉。
然後，我想比較有可能起爭議的是，也是聯合報所謂正確性所暗指的，是當這種流行性的口說文化轉變成「電子口語文化」。有些用法像是「進行一個…..的動作」講出來沒什麼感覺，但是如果時常出現臉書上，就會覺得很刺眼，因為文法很奇怪，太過於口語，但其實它反映出更強烈的「社群意識」（有些人被講到語言癌這個標籤時會反彈也是因為這個）。
在電子空間中的口語使用已經大量地散布在我們的新媒體世界裡，我們每天都在進行，無時無刻。重新提出「語言癌」的人可能是希望維護傳統上書寫面向的「文化素養」，但在電子口說文化中的閱聽人依賴的是「每日生活」中的說話素養，他強調參與感、立即性、社群意識，時常套用公式語句，注重內在於人性的感官表現。所以當強調書寫文化的素養的人，看到網路上大量閃逝的流行語彙，就會有世界要毀滅的感覺。但，這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語言架構了，重點應該是如何解讀這些大量的感覺式語言，以及藉此培養公共性。
講完惹。我只是覺得這的問題應該要分成很多層次來看，並且要留意的是當我們說話時，究竟為何說話、如何說話、說誰、以及說給誰聽，還有媒體素養的新方向究竟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