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本書之大曬冷】
剛接受《就係香港》的專訪，他們要求我在我的書中選出幾本，並抽取當中我很喜歡的段落，大聲朗讀出來。最後我選了四本書，三本來自德國，一本來自香港。四本書中，我從「民粹」、「邪惡」、「愚蠢」及「喪屍」四個關鍵詞來探討人性的陰暗面，並警惕自己與這些關鍵詞的距離。四段看似互不相干，屬於不同題目和時空的文字，實在有著異曲同共之妙。
以下是我選了的四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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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選自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51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
「在一個日新月異、難以讓人理解的世界，群眾已經到達了他們會同時間什麼都相信但什麼都不信的境地。他們會相信所有東西都有可能，但沒有任何東西是真相... 發動政治宣傳的人發現群眾隨時已經準備就緒去相信那些最壞的（無論有多無稽的）訊息，而且不會特別去反對自己被欺騙，因為他們相信所有訊息都總是謊言。極權中的群眾領袖根據他們對群眾心理的正確假設來構建這些政治宣傳，而這種假設就是說，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可以令群眾這天相信一些最棒的訊息，而當明天出現了無可否認的證據來反駁昨天的訊息後，群中會在犬儒主義中找到避難所。可是，群眾只會表示他們其實從來都知道那些訊息是謊言，甚至會佩服那些向他們撒謊的領袖卓越的策略性機智，但就是不會遠離那些領袖。」
- 漢娜阿倫特 《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
後記：今時今日的社交媒體及其意見領袖推動政治宣傳的機制與極權政府所運用的機制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相信漢娜阿倫特也會對這些意見領袖非常避忌。而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意見領袖之時，我們要對自己運用社交媒體的方法非常警惕 — 這是我們和「極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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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選自德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64年的另一本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邪惡從來都不激進（或帶有變革性），它只是極端（或偏激）而已，而它既不具深度亦不是魔鬼的化身，這是它恐怖的地方！它之所以可以蔓延叢生並且徹底摧毀整個世界，正正因為它像真菌一樣在地表上傳播開去。它是違反思考的，正如我曾說過，因為思考嘗試達到某一定的深度，回歸根源之處；但當思考嘗試與邪惡對話時，思考都會變得沮喪，因為邪惡裡頭是甚麼內容都沒有的。這就是所謂邪惡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激進、帶有變革性的深度。」
--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 1964
後記：正正因為「邪惡」並沒有魔鬼的化身，每個平庸的人也可以擁有邪惡的思想、做出邪惡的行為，尤其是當我們拒絕思考，過於順服於權力方（無論是有形的政權或是無形的民粹力量）時 — 這是我們和「邪惡」的距離。能夠抵抗邪惡的是思考和善良，而不是順服和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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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是選自另一位的德國學者、神學家，亦是計劃刺殺希德拉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43年在獄中書寫的信件其中名叫《關於愚蠢》（”On Stupidity”)的一篇
，此文章收錄於 “After Ten Years: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比起邪惡，愚蠢是善良更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邪惡，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藉力量來防止它。邪惡總是包含着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
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邪惡來說，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理論，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相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人道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智力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中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施了咒語，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能到達的了，但他同時又不能看得見自己所作的為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 潘霍華，《關於愚蠢》，1943
後記：潘霍華所形容的「愚蠢」不是智力上的愚蠢，而是人道上的愚蠢，與漢娜阿倫特所形容的「平庸之惡」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我未有時間朗讀的部位，潘霍華繼續提出，正因為不是智力上的問題，蠢人不可能靠教導(instructions)來拯救，而是需要得到在靈性內在的解放(或救贖) (liberation)。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們，絲毫沒有用處。亦正因為如此，試圖去發現蠢人究竟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而這個問題對於負責任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在今時今日的世界，無論是有形的政權或是無形的民粹力量，也會使人容易變得愚蠢。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不論什麼政治立場，也不難遇到口號掛在口邊、執人口水溦的人，因為他們都放棄了獨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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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段，是選自自己與伍桂麟和梁梓敦編著的《生死教育講呢啲》中，由我太太黎明著寫的一篇名為《鬼怪與喪屍的社會符號：我們和喪屍的距離》的文章：
「當我們認為喪屍和我們的區別在於喪屍沒有自主意識，只被本能驅動行事，並且具有傳染性，我們又有多大程度脫離了社會規範和傳統觀念對我們的制約，活出了獨立自主的生命呢？又有多大程度不是被社會競爭的求生本能驅着行事為人呢？我們的陳腐觀念，對權力的崇拜和爭奪，對不平等規範的固守，又何嘗不是一代傳一代並影響着身邊的人呢？喪屍電影最終告訴我們，這不是如同鬼魂一般死者對生者的復仇，我們與行屍走肉的分別，和生與死的界線一樣模糊，我們就是喪屍，喪屍就是我們。」
— 黎明，《鬼怪與喪屍的社會符號：我們和喪屍的距離》，2019
後記：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抑或在四五十年代的德國，人類的處境和面對的問題都有著跨越時空的共鳴。當我們把問題歸根於一些像似邪惡的化身，我們是否理所當然地就沒有做出惡事，站在正義的一邊、道德的高地，並不需要審視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呢？喪屍電影告訴我們，只是為了打敗敵人的最終結局就是我們也會變成如敵人一般的存在。在這個復活節的日子，讓我們嘗試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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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聽我大聲朗讀給我狗狗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的連結立即觀賞足本視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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