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läufer，中文意思是「同路人」。1945年納粹戰敗後，法國為首的軍事法庭就着納粹黨員的身份審判了無數政商界和知識分子。黨員的情婦被當街剃光頭羞辱，據傳香奈兒靠着人脈關係才躲過一劫。Mitläufer的特殊意義在於，即使你沒有加入納粹黨，也沒有干犯戰爭罪行，但只要你的主張和思想上認同希特勒的政治取向的話，你就是同路人，面臨清算和懲罰。較出名的有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法軍對他頒佈禁教令，大學也開除了他的教席，當時導出了一場爭議：到底有沒有「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這一回事呢？
人們如常地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他的哲學觀念已因納粹思想玷污而充滿缺陷，理應全盤否定，另一派則主張選擇納粹只屬他的個人錯誤，與他的哲學無關。而眾多的求情者之中，也包括了猶太人鄂蘭——她是海德格的舊情人。
海德格承認自己犯上一生中最大的愚蠢，不應該當上弗萊堡大學的校長。由他1933年上任，到1943年受不住納粹政治壓力而請辭，10年間所做過的每一件事、寫過的每一封信、講過的每一場演講，都被人一一攤開當成呈堂證供。幾十年後重審這些供詞，你會被他的雙面特質所困惑。他一邊幫助德軍實施反猶太政策和搞再教育營，一邊卻阻止納粹學生貼反猶海報和燒書；一邊拒絕為猶太學生指導博士論文，一邊卻幫助猶太裔同事提出免被開除之訴。但我要告訴你，在這種大時代，做過一百件好事絕不足以抵銷你做過一件壞事，因為審判官正在尋找等量的罪人為過犯湊數。審判的本質是祭祀，懲罰只有在夠數的時候才會停止。
審判並不考慮情境，只在乎結果。在1933年找上一個不迷戀希特勒的德國人是非常困難的，但到1943年你會聽到另一套答案。海德格跟很多人一樣，也被那種革命的激情蒙蔽了，但被人蒙蔽並不足以成為自辯的理由。很多歐洲共產黨員都對同胞懺悔說自己不知道共產黨是這樣子的，我不知道會引狼入室，他們都希望用不知者不罪來申辯，現實卻告訴他們：即使你是無知，並不代表你無辜——你的罪性偏偏建在你的無知之上。
海德格的自責，更多的是怪責自己無知：我怎會說過「元首永遠是對的」呢？
他的不幸（也是幸運）在於，他有夠長命來見證自己的無知，懂得悔不當初。很多人還未等到極權倒下，自己便先行一步撒手塵寰，臨死時仍不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是一頭惡魔。對比那些明知是惡魔卻誓死追隨的人，他們的惡或許輕了一級，但他們還是需要為自己的無知負責，承擔自己痴心錯付所鑄成的後果。
「跟錯誤的一方成為同路人」，是一道凌厲的問罪。那些拒絕宣誓而選擇請辭的公務員，正是想避免這樣的指責，而選擇繼續打工做校長的人，所踏上的正是海德格的舊路，一生披戴着同路人的指控。十惡不赦的人其實只佔少數，他朝的清算者卻會極力希望一下子全盤否定他們的一生。能否自我救贖的關鍵，是他們有沒有在同路人之路上持續為自己製造「有利的證供」。你今天放過的一個人，可能在他朝會救你一命。
這樣說未免太功利，充滿利益交換的計算，並不出自真心。但在時下這種世道，口講道義已沒力改變任何人，但講到要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人們會較為願意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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