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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唬爆米花教室-314雙流空戰與道德的勇氣】 #福編

3月14日 是歐美的白色情人節，2021.3.14那天福編本來想寫的歷史文章其實是福編心中真正的空軍節，3.14雙流空戰紀念日。但每一提指頭(現在打鍵盤不拿筆)就嚎啕大哭不能自己。因為那天的先烈，每個都是天之驕子，家世好，面容俊，卻為正義與國家選擇上天必死之路。直到3月14日最後一小時才突然決定改成寫1988.3.14赤瓜礁海戰。雖然那是中共海軍打的，但至少不是讓人一直哭一直哭的中華民族烈士日，而是輝煌勝利日。

1940年9月13日壁山空戰，國軍空軍一如往常攔截進入四川盆地轟炸陪都重慶的日本機隊，卻首次遭遇零式機，遭到0:13(或24，因有11架重創)的大敗，13架遭擊落，11架被重創。國軍充分體認到日本裝備與我方的嚴重差異。幸而四川盆地馬上進入霧季(通常為10-4月)，故日軍對我後方基地的轟炸隨之停止。

但到了1941年3月14日，四川盆地卻意外提早放晴，日軍遂再度派出機隊轟炸視野良好的次核心成都市。國軍空軍明知敵強我弱，仍視死如歸，以殘存的蘇聯援助但過時之兩大隊I-15戰機 31架分三編隊上前攔截，然而一如預料，日零式機在纏鬥中輕易耍弄國軍戰機，國軍總領隊黃新瑞大隊長很快頭部中彈殉難，二領隊副大隊長岑澤鎏接著也以身報國，數十分鐘內三領隊周靈虛中隊長步上忠烈之路、其他還有任賢、林垣、江東勝、袁芳炳、陳鵬揚等5位飛將軍陣亡。國軍當天又被擊落10架，重傷7架。國軍空軍至此幾乎可說付之一炬。直到陳納德將軍帶來那群理由不一的美國大男孩與P-38戰機後，中國的天空才稍微復晴。

雙流空戰是絕對的慘敗，但真正的意義是在壁山空戰後，陳納德將軍的援助抵達前，空軍先烈明知敵我裝備差異懸殊，但為了護衛國家與百姓，發揮道德的勇氣，毅然赴死的一戰。

所以在我心中，3.14才是真正的空軍節，因為那天證明了中國空軍與中華民族的道德勇氣。

#中華民國萬歲

(福編心中一直記得每個字的高中課文，有三篇，分別是正氣歌並序、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最後就是羅家倫的 道德的勇氣)

**********附錄 道德的勇氣

要建立新人生觀，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moral courage)。
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bravery)有區別的。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或是血氣的勇；而道德的勇氣，乃是人生精神力量最好的表現，「匹夫之勇」與「好勇鬥狠」的勇，那能相提並論？

什麼是道德的勇氣？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第一、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時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審慎的計畫，所以不免「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的表現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與堅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堅毅愈差。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歷歷不爽。第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虛矯的人，絕不能成大事。所謂「舉趾高，心不固矣。」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我們所要的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絕不輕易接受，而一經接受，就要咬緊牙根，以全力幹到底。他所有的勇氣，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舉一例來說明罷，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菲亞(Philadelphia)城，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John Drinkwater)的歷史名劇，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該黨代表團來見他，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他聽到這個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應。等代表團走了以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看了許久，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我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寄住的人家來，半夜不能睡覺。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豈不要眉飛色舞，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中國名劇牡丹亭中，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口裡念道：「先師孔夫子，猶未見周公，老夫陳最良，得見聖天子，豈偶然哉！豈偶然哉！」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大總統的時候，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凝視國家的地圖，繼之以跪下來祈禱。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

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的鍛鍊纔會養成的。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必定要有兩個先決的條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體魄的雄健。就第一個條件說，一個人有無作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說看人是否能擔當國家大事，就是我們結交朋友，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是絕不會對朋友篤厚忠誠的。自然這樣的人，也絕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特別愛戴的；所以古來許多政治家用人的標準，是寧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鄉間的農夫，看來雖是愚笨，卻很淳樸誠懇，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祗有那戴尖頂小帽，口齒伶俐，舉動漂亮的人，雖然一時討人喜歡，卻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別無可靠之處。就第二個條件說，則體力與膽量關係，實在密切極了。二者之間，繫數極大。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一遇危難，倉皇失措，往往是體力虛弱，不能支持的結果。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是「張脈奮興，陰血周作，進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戰事弄糟了；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馬猶如此，人豈不然。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它嗎？

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的從容態度；修養到了這個地步，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
（一）知識的陶鎔　真正道德的勇氣，是從知識裡面產生出來的，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才是有意識的，而不是專恃直覺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這還是指本性的、直覺的方面而言。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才能真正辨別是非，才能樹立「知識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識的深信，是一切勇氣的來源，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才能發為有系統、有計畫、有遠見的行動。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祗是把他算盤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西洋的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聯在一起說，實在很有道理。沒有簡單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社會上有些壞人，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一時降不下來，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那占有慾(posse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個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兩個人說好了，一個正辭別回家，這位主人送客出門，客還沒有走，就問自己的佣人餵了豬沒有。那位客人聽了，就長嘆一聲，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後來果然如此。中國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貪官死去，閻王審問他的時候：「你太貪了，來生罰你變狗。」他求閻王道：「求閻王罰我變母狗，不要變公狗。」閻王說：「你這人真沒有出息，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這是什麼道理？」他說：「我是讀過禮記的。禮記上說：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所以我要變母狗。」原來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讀成「母狗」，以為既可得財，又可免難。這雖是一個笑話，卻是對於「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須知一個人的行動，必須心無所蔽，然後在最後關頭，方可發揮他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
（三）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種境界，祗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操行，所以「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他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他能以最大的決心，去貫徹他的主張。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挾長，不挾貴」，而在這個年頭，更能不挾群眾，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他是堅強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遇愈困難，而他的精神愈奮發，意志愈堅強，體力愈充盈，生活愈緊張。凡是脆弱的人，最後都是要失敗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編，慷慨激昂，風動一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終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為真正的「血兒」。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養的結果。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他辛辛苦苦，接連幹了十幾年，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才有辦法。所以絕不灰心，繼續幹下去。等到他做到了「韌」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祗有到臨危的時候，才容易表現出來。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不為所屈，而後能夠產生的？俗語說：「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鍊。」修鍊的時候，是很苦的。時而水火，時而刀兵，時而美女，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引誘他。要他不為所屈，不為所動，而後可以成佛。這種傳說，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等到西安事變發生，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依然保持他的尊嚴和氣度，然後大家才都能真正認識他、信仰他、崇拜他。甚至連反對他的人也都受了感動，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因為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人常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張睢陽臨刑前說：「南八，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這種臨危的精神，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說：「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這段沉痛的文字，豈僅指危素而言，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祗有強者才不怕危險，不但不怕危險，而且愛危險，因為在危險當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以下特別重要，福編作夢時還會夢到)十年以前，我和蔣先生閒談。我說，我們在開國的時候，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蔣先生沉默了一會，他說：「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其百折不回，從容就義的精神，真是偉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為，及其留下的教訓，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才帶新兵兩萬入衛，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講解」。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幾乎性命不保，逃至揚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飢餓得不能走了；杜滸等募兩個樵夫，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航海到溫州起兵；轉到汀州、漳州，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漢奸吳浚來說降他，他把吳浚殺了。江西的會昌、雩都、興國、撫州、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他的聲勢，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兵敗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閩、粵之間起兵；又由海豐、南嶔打出來，在五坡嶺被執。自殺不死，路過廬陵家鄉絕死不食；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他總是不屈，要求元朝殺他。若是不殺他，他逃出來，還是要起兵的。元朝也為這個理由，把他殺了。他在獄中除了作正氣歌之外，還集杜詩二百首，這是何等的鎮靜！何等的從容！他就刑時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幾句話，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鋩，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道德的勇氣」充分表現。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經國難舉兵以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他的行為，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絕不灰心。當然他是文人，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勝仗，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實在更困難。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幾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做事祗要是對的，成敗有什麼關係？「若夫成功則天也」，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文天祥出來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元朝豈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

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進一步說，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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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編想到3Q陳柏惟和他的僕從們，整天談著天方夜譚的話題，吹噓暴虎馮河的勇氣，大概是就學時課本即使還有這篇課文，八成也用這是中國課文不是「台灣」課文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去讀吧。一個吹噓自己能1打35，然後先動手卻馬上被老人打敗，寄望這種人搞什麼建國開基事業，還是算了吧。

#請大家一起刪Q

#澄清唬夥伴會為道德的勇氣繼續堅持
#我們沒有800壯士但50小編與板手沒那麼容易屈服或收買

#本是人生勝利組的空軍先烈連命都敢搏
#我們打打字爆爆肝又算甚麼

#空軍軍歌是最多大陸人也認同的中華民國軍歌
#空軍軍歌藝術成分非常高

【中國化的西方 | 盧斯達 on Patreon】

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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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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