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寒戰》系列看「新冷戰」背景下的警察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因為李加超鄧柄強等官員升遷,有人很恐慌,討論香港是否進入「Police State」。就此不如重新討論一次陸劍青和梁樂民近年編劇和執導的兩部大作《寒戰》和《寒戰 II》。這幾部片經過「作者已死」的解讀,也會引發一些 19 年以來香港政治局面的一些聯想和思考線索。
《寒戰》2012年推出,當時大家除了取笑演員接到的角色,在戲中全部西口西面,就可能是看梁家輝和郭富城鬧交十分爽。「恐怖襲擊」開始之後,一班西裝革履高級警員趕到指揮部開會。每個重要人物,畫面上都列出各人的官銜。多年來我們看警匪片,代表執法者的探員、警員、差佬,有過千百,卻甚少交代他們細緻官職。而《寒戰》正是對「香港武裝部隊職位學」的大眾科普。
警隊的深層次矛盾
據電影及警隊網站,警務處處長之下,有兩個副處長,一個是行動副處長,一個是管理副處長。(19年後還增加一個副處長,專責維護國家安全。) 而管理警察的上級部門是保安局,監察機關是監警會。
不要說外國觀眾,那個年代本地觀眾看也是一頭霧水。
電影中行動副處長李文彬作風鷹派,加上親兒子亦被擄,於是未經管理副處長同意,自己坐上署理一哥之位,揚言要三份二警力全數參與營救行動,並以「寒戰行動」之名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作為管理副處長的劉傑輝認為不妥,便拉攏了各個憲委級高級警員,要迫李文彬下台。最後所處外地的一哥打電話回來,問誰是寒戰行動總指揮。李文彬馬上就知道自己失勢,明白「迫宮」並不是劉傑輝一個人的意思,而是警隊最高領導人的意思。
李文彬突然擁有全警隊最高權力,其基礎是「寒戰」和「恐襲威脅」背後的「戰時體制」思維。迫宮行動之前,劉傑輝找了保安局局長劉德華聊天,劉德華竟然對他說,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
而警隊當時一哥雖然話不多,但態度上已經等於委任劉傑輝去「撥亂反正」,接掌寒戰行動。或者說這兩個高位人物,從這裡已經透露出他們屬於不支持李文彬的勢力。而匪徒其實都是以O記警員,加上警隊 deep state 策劃陰謀。即《寒戰》以警匪片的格局打開,卻基本取消了匪徒。戲中匪徒首先是警員自己,再後面則是那個神龍見尾不見尾的 deep state 警隊集團。
陰謀背後的陰謀
「大片」作為龐大工業和資本的產物,它的套路是將武戲文拍,將警匪鬥智鬥力的傳統,轉移到搬到權鬥辦公室,方便影帝見面吵架。而且每一次的套路都是你以為這就是陰謀?但陰謀背後其實還有更大陰謀,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期待《寒戰III》。
《寒戰》最後李文彬洞察幕後黑手是自己兒子,最後大義滅親將其拘捕。其犯案理由亦不需要秘密審訊。兒子李家俊坦白,劉傑輝上場後不斷收縮警隊資源,為了保衛自己利益的警員都在暗中支持這場行動。只要用寒戰行動引劉傑輝入局,出了問題就等於搞掉了他整條線,上至保安局劉德華、下至整條管理梯隊。
所以看畢這部電影你會得出一個奇幻印象,天下本無事,香港危機和威脅之源,竟是由於警隊內鬥。
2012年,警民關係相當好,但《寒戰》的弦外之音卻讓你想到,香港的治安安全問題,會不會並非肇禍於過去的古惑仔?古惑仔電影息微,但關於高級警務人員的內鬥電影卻推陳出新,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出現。香港無法保持「最安全的城市」的原因,竟是因為警隊自己造成。這種「走得太前」,令人十分細思極恐。
而鄧柄強高遷保安局局長之後,接替他的蕭澤頤就是行動副處長,即梁家輝的那個職位。
這類基於職權而產生的戲劇矛盾,在《寒戰 II》繼續揭露出來。恐怖份子繼續行動,綁架劉傑輝一家,導致電影中的警務處一哥要自己押送犯人,還失敗走犯,繼而受到全港輿論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委員會審問。
這一連串行動的 (暫時) 幕後黑手,是前一哥蔡元祺。蔡元祺對李文彬曉以大義,表示沖鋒車只是第一招,他們目標是組建一個特區新班子。只要寒戰行動之後產生的醜聞發得大,劉傑輝就會下台,警隊也會自保與一哥割席,李文彬就可以在各界社會賢達支持下重掌警隊。
再加上蔡元祺幕後籌謀,警界、立法會、政府內部勢力配合,律政司司長黎永廉一旦成功當選特首,這個班子就會風山水起。蔡元祺帶李文彬入黑房與賢達密談,對方許諾到時需要李sir「屈就」做住警隊一哥,之後還會升做保安局局長。
為了推劉傑輝下台,律政司司長去了找議會大炮簡奧偉,想借他的嘴炮在立法會轟掉劉傑輝。然而簡奧偉不打算參與,回絕了那部特別版 Leica 相機,並且要自己親自審問劉李二人,好搞清楚整個政治大陰謀。
以律政司司長為首的這群角色,在小黑房實際上是談論一個「涉嫌操控和奪取政權的陰謀」,至於他們背後是甚麼人,整部電影還沒開估,但情理之中的發展其實半透明地推演了出來。
探長們的勢力
為甚麼他們要拉攏李文彬?因為連李文彬背景特殊,都鋪了兩集篇幅。兩部戲涉及很多香港敏感歷史。李文彬的爸爸在英治年代,做到華人最高總警司。(歷史中也有類似的人物,例如方奕輝)。那個年代做較低級人員,反而可以得到更多延後利益。四大探長的「探長」只是員佐級,但他們可以憑職便搭通天地線,成為一方之豪。得到「富」之後,就可以向「貴」進發。
即使不是貪污弄權,警界人員可以在警隊裡面安排自己人,形成一個一個山頭派系,有自己的接班部署。中間當然經歷過 ICAC 成立、紀律重組,衝突期間有警察跑上廉署搗亂以戰迫和,最終集體貪污也被英國特赦。
劇中的李文彬就等於在警隊內部制訂的接班部署中慢慢成長,火速晉升。到了 1995 年英國即將撤走,便將政治部解散,處理過機密資料而有人身安全的高級人員,紛紛假死並獲得海外居留權。李文彬則用職權編排警隊資源,安排匯線人費到海外給舊手足,但劉傑輝多年來削減警隊資源,便觸怒了這班舊手足,在蔡元祺的煽動下回來香港「支持」李文彬復辟。
故事最後安排劉傑輝聯同 ICAC 成功揭發蔡元祺陰謀,在特首、保安局等人考慮授意後,要求蔡元祺賣掉掌握警隊通訊系統公司的股份,永遠離開香港,否則就會拘捕和檢控。然而編導拍完了,最後又是說欲知後事如何……
不談坑洞和故弄玄虛的地方,《寒戰》的戲劇邏輯如此展開:一開始有恐怖襲擊,後來發現更大陰謀是關於一哥位置爭奪戰。《寒戰 II》也是如此,他拋出沖鋒車的餘波,卻又告訴你此陰謀背後有更大陰謀,是一個控制三司十幾局和警隊的政治大陰謀。
循此擴大,預想中的《寒戰 III》就要講中英鬥爭。由於有憑大中國資金,寫得藍藍地並且符合主旋律,可以這樣想:蔡元祺背後的是甚麼人?極有可能是英國特務。1995 年政治部解散事件一再提起,看來不是多了心眼。江湖傳聞政治部解散之後,英國在香港各行各業都留有間諜,包括警隊。蔡元祺等於說,他們無法控制上面選擇甚麼人,但他們只要清除了非自己派系的警員管理層,提供都是自己人的人選,那麼上面怎樣任命,都是自己人,藉此方法就可以控制警隊。
蔡元祺的戰略展開,在網裡面參與者似乎都可以實現自己的議程。智商天才但閱歷頭腦簡單的李家俊,就是想父親上位;李文彬的舊手足,則是為了爭取生活費和支持舊上司。他們最後被蔡元祺犧牲,但這只是深層 deep state 的駁腳,還未傷到真身。
神秘的徐步高
英國 95 年後在香港秘密佈建特務的講法,在徐步高殺警之後,坊間逐漸有人相信。因為徐步高披麻戴孝捧著「民主(已死)」的招牌參加遊行,又故意擔任一些警隊閒職,並且四處去視察重要地方、跟蹤重要人物,種種行徑似乎像間諜多過精神病人。徐步高的神秘死亡案件,在死因庭也是草草審結,坊間便有猜忌徐步高背後的迷霧,可能涉及國家級間諜和反間諜行動。如果《寒戰 III》要加進一點主旋律,整個故事揭穿了就是港英餘孽在香港試圖奪權的史詩戰爭。
警隊因為有幾十年跟港英政府合作無間,利益掛鉤了很多年,回歸之後幹部等於「帶病提拔」,「歷史不乾淨」。律政司司長當然也是受到英美祝福,而《寒戰 II》裡面也有很多現役警察是蔡元祺的臥底。
作為兩次大破案關鍵的劉傑輝,則代表中方意願。整個寒戰奪權行動,是由保安局長劉德華暗示的,劉德華亦不可能不親中。整個故事可以高空視角下變成一場「香港保衛戰」:北京屬意的劉 sir,對抗潛伏在香港警隊 (和各界) 港英 deep state;新秩序對抗復辟勢力。所以第一集劉傑輝說:「最出事係個行動代號 (寒戰)」;第二集蔡 sir 對李文彬說,你用了寒戰這個行動代號,有意思。
寒戰 (Cold War) 這個行動代號,即隱喻了新冷戰在香港徐徐上演。所謂第三代通訊系統,也許是說香港情報一直操控在英美手上。
權威、人情、派系
當然故事真如此發展,不知香港票房會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如果寫向另一個方向,蔡sir 背後如果設定為中國,就可能拍不出來。如果能拍,籠罩香港上空的巨大威脅必須是英美勢力。蔡sir最後「流亡」,而劉sir作為獲得中方信任繼續坐鎮本土,「香港唔係佢地可以為所欲為既地方」,媚媚地,藍藍地,但可能亦是大片必做的維他奶式妥協。
在維基百科關於「香港警務處」一頁,記到「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一章,寫道:「長期關注人權和警權議題的沈偉男認為,在系統性包庇之下,警隊內部對示威者的敵視態度和濫權的警隊文化日益瀰漫,這種不良風氣與警隊一貫封閉而重紀律、權威、人情、派系的環境有關。」
《寒戰》不管怎樣或會不會寫下去,關於警隊的封閉、重紀律、權威、人情、派系等方面,都有細微描寫,也就是這種特定機關文化,導致兩部電影中的恐怖襲擊,其實都是由警隊內部引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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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李加超鄧柄強等官員升遷,有人很恐慌,討論香港是否進入「Police State」。就此不如重新討論一次陸劍青和梁樂民近年編劇和執導的兩部大作《寒戰》和《寒戰 II》。這幾部片經過「作者已死」的解讀,也會引發一些 19 年以來香港政治局面的一些聯想和思考線索。
《寒戰》2012年推出,當時大家除了取笑演員接到的角色,在戲中全部西口西面,就可能是看梁家輝和郭富城鬧交十分爽。「恐怖襲擊」開始之後,一班西裝革履高級警員趕到指揮部開會。每個重要人物,畫面上都列出各人的官銜。多年來我們看警匪片,代表執法者的探員、警員、差佬,有過千百,卻甚少交代他們細緻官職。而《寒戰》正是對「香港武裝部隊職位學」的大眾科普。
警隊的深層次矛盾
據電影及警隊網站,警務處處長之下,有兩個副處長,一個是行動副處長,一個是管理副處長。(19年後還增加一個副處長,專責維護國家安全。) 而管理警察的上級部門是保安局,監察機關是監警會。
不要說外國觀眾,那個年代本地觀眾看也是一頭霧水。
電影中行動副處長李文彬作風鷹派,加上親兒子亦被擄,於是未經管理副處長同意,自己坐上署理一哥之位,揚言要三份二警力全數參與營救行動,並以「寒戰行動」之名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作為管理副處長的劉傑輝認為不妥,便拉攏了各個憲委級高級警員,要迫李文彬下台。最後所處外地的一哥打電話回來,問誰是寒戰行動總指揮。李文彬馬上就知道自己失勢,明白「迫宮」並不是劉傑輝一個人的意思,而是警隊最高領導人的意思。
李文彬突然擁有全警隊最高權力,其基礎是「寒戰」和「恐襲威脅」背後的「戰時體制」思維。迫宮行動之前,劉傑輝找了保安局局長劉德華聊天,劉德華竟然對他說,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
而警隊當時一哥雖然話不多,但態度上已經等於委任劉傑輝去「撥亂反正」,接掌寒戰行動。或者說這兩個高位人物,從這裡已經透露出他們屬於不支持李文彬的勢力。而匪徒其實都是以O記警員,加上警隊 deep state 策劃陰謀。即《寒戰》以警匪片的格局打開,卻基本取消了匪徒。戲中匪徒首先是警員自己,再後面則是那個神龍見尾不見尾的 deep state 警隊集團。
陰謀背後的陰謀
「大片」作為龐大工業和資本的產物,它的套路是將武戲文拍,將警匪鬥智鬥力的傳統,轉移到搬到權鬥辦公室,方便影帝見面吵架。而且每一次的套路都是你以為這就是陰謀?但陰謀背後其實還有更大陰謀,欲知後事如何,請繼續期待《寒戰III》。
《寒戰》最後李文彬洞察幕後黑手是自己兒子,最後大義滅親將其拘捕。其犯案理由亦不需要秘密審訊。兒子李家俊坦白,劉傑輝上場後不斷收縮警隊資源,為了保衛自己利益的警員都在暗中支持這場行動。只要用寒戰行動引劉傑輝入局,出了問題就等於搞掉了他整條線,上至保安局劉德華、下至整條管理梯隊。
所以看畢這部電影你會得出一個奇幻印象,天下本無事,香港危機和威脅之源,竟是由於警隊內鬥。
2012年,警民關係相當好,但《寒戰》的弦外之音卻讓你想到,香港的治安安全問題,會不會並非肇禍於過去的古惑仔?古惑仔電影息微,但關於高級警務人員的內鬥電影卻推陳出新,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出現。香港無法保持「最安全的城市」的原因,竟是因為警隊自己造成。這種「走得太前」,令人十分細思極恐。
而鄧柄強高遷保安局局長之後,接替他的蕭澤頤就是行動副處長,即梁家輝的那個職位。
這類基於職權而產生的戲劇矛盾,在《寒戰 II》繼續揭露出來。恐怖份子繼續行動,綁架劉傑輝一家,導致電影中的警務處一哥要自己押送犯人,還失敗走犯,繼而受到全港輿論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委員會審問。
這一連串行動的 (暫時) 幕後黑手,是前一哥蔡元祺。蔡元祺對李文彬曉以大義,表示沖鋒車只是第一招,他們目標是組建一個特區新班子。只要寒戰行動之後產生的醜聞發得大,劉傑輝就會下台,警隊也會自保與一哥割席,李文彬就可以在各界社會賢達支持下重掌警隊。
再加上蔡元祺幕後籌謀,警界、立法會、政府內部勢力配合,律政司司長黎永廉一旦成功當選特首,這個班子就會風山水起。蔡元祺帶李文彬入黑房與賢達密談,對方許諾到時需要李sir「屈就」做住警隊一哥,之後還會升做保安局局長。
為了推劉傑輝下台,律政司司長去了找議會大炮簡奧偉,想借他的嘴炮在立法會轟掉劉傑輝。然而簡奧偉不打算參與,回絕了那部特別版 Leica 相機,並且要自己親自審問劉李二人,好搞清楚整個政治大陰謀。
以律政司司長為首的這群角色,在小黑房實際上是談論一個「涉嫌操控和奪取政權的陰謀」,至於他們背後是甚麼人,整部電影還沒開估,但情理之中的發展其實半透明地推演了出來。
探長們的勢力
為甚麼他們要拉攏李文彬?因為連李文彬背景特殊,都鋪了兩集篇幅。兩部戲涉及很多香港敏感歷史。李文彬的爸爸在英治年代,做到華人最高總警司。(歷史中也有類似的人物,例如方奕輝)。那個年代做較低級人員,反而可以得到更多延後利益。四大探長的「探長」只是員佐級,但他們可以憑職便搭通天地線,成為一方之豪。得到「富」之後,就可以向「貴」進發。
即使不是貪污弄權,警界人員可以在警隊裡面安排自己人,形成一個一個山頭派系,有自己的接班部署。中間當然經歷過 ICAC 成立、紀律重組,衝突期間有警察跑上廉署搗亂以戰迫和,最終集體貪污也被英國特赦。
劇中的李文彬就等於在警隊內部制訂的接班部署中慢慢成長,火速晉升。到了 1995 年英國即將撤走,便將政治部解散,處理過機密資料而有人身安全的高級人員,紛紛假死並獲得海外居留權。李文彬則用職權編排警隊資源,安排匯線人費到海外給舊手足,但劉傑輝多年來削減警隊資源,便觸怒了這班舊手足,在蔡元祺的煽動下回來香港「支持」李文彬復辟。
故事最後安排劉傑輝聯同 ICAC 成功揭發蔡元祺陰謀,在特首、保安局等人考慮授意後,要求蔡元祺賣掉掌握警隊通訊系統公司的股份,永遠離開香港,否則就會拘捕和檢控。然而編導拍完了,最後又是說欲知後事如何……
不談坑洞和故弄玄虛的地方,《寒戰》的戲劇邏輯如此展開:一開始有恐怖襲擊,後來發現更大陰謀是關於一哥位置爭奪戰。《寒戰 II》也是如此,他拋出沖鋒車的餘波,卻又告訴你此陰謀背後有更大陰謀,是一個控制三司十幾局和警隊的政治大陰謀。
循此擴大,預想中的《寒戰 III》就要講中英鬥爭。由於有憑大中國資金,寫得藍藍地並且符合主旋律,可以這樣想:蔡元祺背後的是甚麼人?極有可能是英國特務。1995 年政治部解散事件一再提起,看來不是多了心眼。江湖傳聞政治部解散之後,英國在香港各行各業都留有間諜,包括警隊。蔡元祺等於說,他們無法控制上面選擇甚麼人,但他們只要清除了非自己派系的警員管理層,提供都是自己人的人選,那麼上面怎樣任命,都是自己人,藉此方法就可以控制警隊。
蔡元祺的戰略展開,在網裡面參與者似乎都可以實現自己的議程。智商天才但閱歷頭腦簡單的李家俊,就是想父親上位;李文彬的舊手足,則是為了爭取生活費和支持舊上司。他們最後被蔡元祺犧牲,但這只是深層 deep state 的駁腳,還未傷到真身。
神秘的徐步高
英國 95 年後在香港秘密佈建特務的講法,在徐步高殺警之後,坊間逐漸有人相信。因為徐步高披麻戴孝捧著「民主(已死)」的招牌參加遊行,又故意擔任一些警隊閒職,並且四處去視察重要地方、跟蹤重要人物,種種行徑似乎像間諜多過精神病人。徐步高的神秘死亡案件,在死因庭也是草草審結,坊間便有猜忌徐步高背後的迷霧,可能涉及國家級間諜和反間諜行動。如果《寒戰 III》要加進一點主旋律,整個故事揭穿了就是港英餘孽在香港試圖奪權的史詩戰爭。
警隊因為有幾十年跟港英政府合作無間,利益掛鉤了很多年,回歸之後幹部等於「帶病提拔」,「歷史不乾淨」。律政司司長當然也是受到英美祝福,而《寒戰 II》裡面也有很多現役警察是蔡元祺的臥底。
作為兩次大破案關鍵的劉傑輝,則代表中方意願。整個寒戰奪權行動,是由保安局長劉德華暗示的,劉德華亦不可能不親中。整個故事可以高空視角下變成一場「香港保衛戰」:北京屬意的劉 sir,對抗潛伏在香港警隊 (和各界) 港英 deep state;新秩序對抗復辟勢力。所以第一集劉傑輝說:「最出事係個行動代號 (寒戰)」;第二集蔡 sir 對李文彬說,你用了寒戰這個行動代號,有意思。
寒戰 (Cold War) 這個行動代號,即隱喻了新冷戰在香港徐徐上演。所謂第三代通訊系統,也許是說香港情報一直操控在英美手上。
權威、人情、派系
當然故事真如此發展,不知香港票房會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如果寫向另一個方向,蔡sir 背後如果設定為中國,就可能拍不出來。如果能拍,籠罩香港上空的巨大威脅必須是英美勢力。蔡sir最後「流亡」,而劉sir作為獲得中方信任繼續坐鎮本土,「香港唔係佢地可以為所欲為既地方」,媚媚地,藍藍地,但可能亦是大片必做的維他奶式妥協。
在維基百科關於「香港警務處」一頁,記到「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一章,寫道:「長期關注人權和警權議題的沈偉男認為,在系統性包庇之下,警隊內部對示威者的敵視態度和濫權的警隊文化日益瀰漫,這種不良風氣與警隊一貫封閉而重紀律、權威、人情、派系的環境有關。」
《寒戰》不管怎樣或會不會寫下去,關於警隊的封閉、重紀律、權威、人情、派系等方面,都有細微描寫,也就是這種特定機關文化,導致兩部電影中的恐怖襲擊,其實都是由警隊內部引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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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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