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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太太]
💠遊戲景點分享

➡連假去哪裡?
台中大甲鐵砧山風景區公園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成功路221號
(不要用87號，距離還太遠)

追大甲當地的部落客香蕉太太的臉書，她很推薦剛完工的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
我上週實在不知道要去哪，便帶小孩去看看，畢竟新的公園，東西壞掉的比較少(誤)

剛剛一查，下面媽媽文章寫得很詳細，照片又美，可以參考(我真是懶得寫跟拍，只想寫我自己玩的心得)
(⏭延伸閱讀:【台中景點】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全台唯一的鋼管爬網，滑索、網床及V型鉛筆障礙樁，打造全齡化特色公園 http://ppt.cc/fG8Jgx )

公園並沒有很大，但是會把每一區分開比較遠，讓人潮不要過於集中在某一區。

我們太晚出門，正午去玩，但人也不少。

最多人就是盪鞦韆區跟玩沙區。上面有遮陽三角傘，很不錯，中南部真的很熱。

綠色山丘跟高雄的很像，除了有攀爬繩後方也有溜滑梯。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公園有鋼管攀爬網及溜索。
但是攀爬網跟我們以前玩過的沖繩公園比較，應該很快就壞掉。😅

繩子太軟，塑膠繩子不耐用。這個公園還是急就章一點，細節沒有特別注意，觀察到小朋友只要爬繩子，就很容易被卡住，走鋼管反而比較好走。

共融的部分只有鳥巢鞦韆。
溜索還沒壞掉喔😁(之前去屏東和平公園就很卡)

但要從繩洞進入，或是爬上小山丘，對於我們身障兒童也不方便。另外溜下去後，要在沙裡面爬上坡道，對身障兒也較吃力。

廁所則是在馬路對面遊客中心旁邊。忘記幫大家找一下尿布台，但遊客中心有哺乳室跟飲水機可使用。

台中的新公園，真是沒啥特色也不美麗，但這個公園已經算比較有新意了，去大甲很無聊的時候可以去看看唷!❤

【格迪：我早就放下了！】
　
分手後卻放不下對方，在感情中是很常見的事。

而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明明放不下，卻強撐著自欺說已不在乎。
這樣迂迴輾轉的情感，在歐·亨利的這篇〈忘憂果與瓶子〉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一起來看看這部短篇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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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果與瓶子 / 歐·亨利
　
美國駐柯拉里奧領事威拉德·格迪，正在從容不迫地寫他的年度報告。古德溫每天都要進來閒逛，在那惹人喜愛的走廊裡抽上一支。此刻，他發現領事如此專心於工作而沒接待他，便在離去之前很委婉地數落了一番。
　
「我會向民政部申訴的，」古德溫說。「這算得上是一個部嗎？也許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東西。從你這兒，人們既沒享受到禮貌，也沒享受到服務。你不說話，你也不擺出任何可以喝的東西。什麼樣的方式才是代表你政府的方式？」
　
古德溫蹓躂出來，走到街對面的旅館，看看是否可以強迫那位檢疫醫生與他在柯拉里奧唯一的撞球桌上玩一玩。他截獲首都逃亡者的計畫已經完成，現在他要玩的遊戲只是等待罷了。
　
領事對自己的報告很感興趣。他才二十四歲；他在柯拉里奧待的時間還不夠長，他的熱情在熱帶的火熱天氣裡還沒有冷卻下來——這種怪事在南、北迴歸線之間是可以讓人接受的。
　
有這麼多的香蕉，這麼多的桔子和椰果，這麼多的砂金、橡膠、咖啡、染料和菝葜——事實上，出口佔了百分之二十，比上一年還要多！
　
領事心裡感到一絲得意。他想，國會在看他的介紹時，也許會注意到——想到這裡，他不禁仰身靠在椅背上，笑了。他跟其他人幹得一樣糟糕。這會兒他居然忘了柯拉里奧不過是處在一條次要航海線旁邊的、一個無關緊要的共和國中的一個無關緊要的小鎮。他想起了格里格，那位檢疫醫生，他曾訂閱倫敦的《蘭斯特》雜誌，期望發現上面登載著他寫給國內衛生部的有關黃熱病細菌的報告。領事知道自己在美國的熟人，五十人中都沒有一人曾經聽說過柯拉里奧。他知道有兩個人無論如何一定會看他的報告——國會裡的某個下屬和公文印刷處的某個排字工。或許，排字工會注意到柯拉里奧的貿易增長情況，然後，在喝酒吃飯時會向一位朋友提起。
　
他剛寫下「難以解釋的是，美國的大出口商們如此懈怠，竟讓法國和德國的公司實際上控制了這個富裕豐饒的國家的貿易利潤」——這時，他聽到了汽船嘶啞的鳴笛聲。
　
格迪放下筆，拿上他的巴拿馬帽子和傘。憑聲音他知道是英烈殿號，這是為委瑞委尤公司效力的其中的一列水果運輸船隊。若退回到五年前，柯拉里奧的每一個人都能憑鳴笛聲告訴你每一艘進港的汽船的名字。
　
領事通過一條迂迴的林蔭道漫步來到海灘。因為長期練習，他的步伐掌握得非常精準，當他到達沙灘邊時，海關官員們的船正從汽船那兒往回劃。他們根據安楚里的法律進行了登船檢查。
　
柯拉里奧沒有港位。英烈殿號吃水較深的船隊必須在離海岸一里處下錨。當它們裝水果時，要用駁船和單桅小貨船來轉運。索里塔斯有一個良港，在那兒可以看到很多種船，但在柯拉里奧海邊的錨地上，除了水果船，難得看到其他船隻停靠。偶爾，一艘不定期的沿海貿易船，或一艘神秘的西班牙方帆雙桅船，或一艘漂亮的法國三桅帆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會在遠處海面上擱置幾天。這時，海關的船員們會變得雙倍地警惕和小心。晚上，一兩隻單桅船會奇怪地沿著海岸時進時出。到了早晨，人們會發現柯拉里奧漢尼西三星公司的庫存貨——酒和紡織類東西——大大增多了。還有人說，海關官員們的紅杠褲子口袋裡銀幣叮噹作響，而他們的登記本上顯示出所收到的進口稅並未增加。
　
海關船和英烈殿號上的小艇同時到達岸邊。當它們在淺水處停下後，與乾沙灘之間仍有五碼遠的拍岸碎浪。這時，半裸著身子的加勒比人衝向水裡，背著英烈殿號事務長和穿戴著棉布襯衫、紅杠藍褲、輕便鞋帽的本地官員們上了岸。
　
大學時，格迪曾是一壘棒球手而備受重視。現在，他把傘收攏，直端端地插進沙裡，屈著身子，雙手放在膝上。那位事務長仿照這位棒球投手的扭曲姿勢，把那捆沉重的用繩拴著的報紙（報紙總是由這艘汽船帶來）朝領事猛然投來。格迪高高躍起，隨著「嘭」的一聲重響，報紙被接住了。海灘上的閒人們——鎮上大約三分之一的人——高興得鼓掌大笑。每個星期，他們都期望看到那捆報紙以這種方式接送，而且從沒乏味過。在柯拉里奧，不時興創新行為。
　
領事重新舉起傘，走回領事館。
　
這個來自一個大國的代表的住所，是一座有兩間屋子的木結構建築，它的三條邊都是用木棒、竹竿和棕櫚葉搭成的帶有本地風格的走廊。其中一間屋子用作官邸，陳設簡陋，只有一張平面桌子、一副吊床、三把坐著不舒服的藤條椅。駐在國的第一任也是最近這一任總統的代表性雕刻作品懸掛在牆上。另一間屋子是領事的寓所。
　
他從海灘上回來時已十一點了。這是早餐時間。恰恩卡，為他做飯的那個加勒比婦女，正在走廊靠海的那邊——柯拉里奧有名的最涼爽的地方——料理飯菜。早餐有魚翅湯、河蟹燉肉、麵包、鬣蜥烤肉、新鮮菠菜、紅葡萄酒和咖啡。
　
格迪坐下後，很安閒舒適地打開那捆報紙。在柯拉里奧這兒，他隔一兩天或更長時間總要讀讀報紙，以便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就像我們這個世界的人讀到那些異想天開的描述火星人行為的文章，那些文章的科學性是不精確的。這些報紙他先讀完後，再送到鎮上其他說英語的居民那兒，供他們傳閱。
　
他首先拿在手裡的報紙，是那種內容龐雜的大報紙的一張，這種報紙是紐約一些報刊讀者在安息日上教堂時為了打瞌睡而看的。領事打開報紙，把它平放在桌上，一把椅子的靠背支撐著它的部分重量。然後，他不慌不忙地一邊用餐，一邊不停地翻動報紙，悠閒地瀏覽著上面的內容。
　
突然，他被一張看上去挺面熟的照片吸引住了。這是一艘船的照片，翻拍得不太好，佔了半個版面。他打起精神，傾身仔細一看，才看清照片旁邊豎著的一欄絢麗標題。
　
是的，他沒看錯。那幅版畫就是八百噸位的遊艇艾達麗亞號，屬於交際圈中的那位王子、金融市場上的邁達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能點物成金）、社會的完美化身，丁·沃德·托列弗。
　
格迪一邊慢慢品著咖啡，一邊讀著那一欄文字。首先是把托列弗先生的不動產和合同列舉出來，然後描述了該遊艇的裝置，再然後就是那條並無多大意義的新聞。托列弗先生帶著一群貴客，將於次日沿著中南美洲各海岸，和巴哈馬群島間作一次六星期的巡遊。客人中有來自諾福克的坎伯蘭·佩恩夫人及艾達·佩恩小姐。
　
作者考慮到讀者喜歡妄加推測的需要，便編造了一套適合他們口味的羅曼史。他把佩恩小姐和托列弗先生的名字一直相提並論，直到他們幾乎快要舉行婚禮時為止。他故作羞態而又竭力想討好似的玩弄著「有人說」、「謠言夫人」、「一隻小鳥」、「沒人會覺得驚奇的」等等這類字眼，最後以祝賀告終。
　
格迪用完早餐後，拿著報紙來到走廊邊上，在他特別喜愛的那把汽蒸椅裡坐下，雙腳放在竹欄杆上。他點上一支雪茄，眺望著大海。他發現自己並沒有被剛才報上那些事攪亂心理，因而感到一陣得意。他當初是帶著一種傷感心情，自願離開本國而來到這片遙遠的忘憂之鄉的。現在，他自認為已克服掉了那種傷感。當然，他永遠忘不了艾達，但每每想到她時，已不再覺得痛苦了。當他倆經過那次誤會和爭吵後，他便氣沖沖地找到領事這一差使，想通過離開她那個世界、不與她相見來報復她。在這一點上，他已徹底成功了。在柯拉里奧這十二個月期間，他倆之間從未通信，儘管他有時通過仍在斷斷續續寫信聯繫的幾位朋友那兒聽說過她的情況。當得知她還沒有嫁給托列弗或其他任何人時，他還是抑制不住一絲得意。不過很明顯的是，托列弗還沒有放棄希望。
　
唉，這事現在與他無關了。他已是一個知足安樂的人。他對這片永恆的土地感到幸福滿足。在美國的那段舊時光就像一場惱人的夢。他希望艾達與他一樣幸福。這兒的氣候像遙遠的阿瓦隆（亞瑟王傳說中的精靈國度）那樣溫和；這個懶散、浪漫的民族裡的生活是一種充滿音樂、鮮花和粗俗笑聲的生活；大海和高山都近在眼前；多姿多彩的愛情、魔法和佳麗盛開在熱帶的不眠之夜裡——這一切，他滿足得不能再滿足了。況且，還有波拉·布朗尼根呢。
　
格迪打算與波拉結婚——當然，如果她會同意的話；不過他頗自信她會同意的。由於某種原因，他一再推遲求婚。有好幾次，他差點就求婚了，但某種神秘的東西總是使他退卻下來。也許僅僅是那種無意識的直覺中的東西使他深信，這樣做會斬斷他與他的舊世界之間的那條最後的紐帶。
　
他同波拉一起會非常幸福的。本地女孩中很少有能與她相比的。她曾在新奧爾良一所修道院學校上過兩年的學，只要她樂意表現她的才能時，沒有人能看出她與諾福克或曼哈頓的姑娘們之間有什麼差別。但真正妙不可言的是看到她有時候在家裡的裝束：穿著本地人的服飾，雙肩裸露，雙袖飄拂……
　
伯納德·布朗尼根是柯拉里奧的大商人。除了店鋪外，他擁有一支載貨騾隊，與內地的村鎮進行著活躍的貿易。他娶的是一位有著卡斯蒂利亞（西班牙中部的一個省）高貴血統的本地女士，橄欖色的臉頰顯示出她略帶一點印第安人的紅棕膚色。愛爾蘭血統和西班牙血統的結合，使造就的後一代天生麗質、出類拔萃（直到今天也常常如此）。他們的確是非常優秀的人物，而且他們那座房子的上一層，只要格迪一旦下定決心說出來，他和波拉隨時都可以使用。
　
兩個小時的看報時間打發過去了，領事也看累了。他的周圍盡是報紙，散開在走廊裡。他斜靠在那兒，朦朧中看到了一座伊甸園。一簇香蕉樹，猶如一道屏障，橫擋在他與太陽之間。從領事館到海邊的那段緩坡地帶，被鬱鬱蔥蔥的樹葉覆蓋著，那是一片正欲含苞怒放的桔樹和檸檬樹。一塊鋸齒狀、水晶般閃著深色亮光的環礁湖伸入陸地，它的上空有一棵淡色的木棉樹，幾乎直插雲端。沙灘上的椰樹隨風搖曳，綠色的樹葉透出點點亮光，背後是那片藍灰色的幾乎靜止不動的大海。他的感官覺察到了那片綠色灌木林中夾雜的鮮紅色和赭色，覺察到了水果和花朵的芬芳，以及恰恩卡在那棵葫蘆樹下的黃泥火爐上燒飯的煙霧；他還覺察到了那些本地婦女在茅屋裡的刺耳笑聲，知更鳥的歌聲，帶有鹹味的微風，輕輕拍打海岸的漸弱的浪花聲——此外，他也覺察到了一塊白色斑點，慢慢變得模糊起來，闖入這片毫無生氣的海景中來。
　
他懶洋洋地觀望著那片模糊的東西逐漸擴展開來，直到它變成艾達麗亞號，沿著海岸全速駛來。他一動不動，雙眼緊盯著那艘漂亮的白色遊艇在柯拉里奧的對面快速駛近。然後，他坐直身子，看到它從眼前昂首而過，繼續向前。這遊艇離岸邊差不多有一里，但他還是看清了不斷閃著光澤的黃色銅管和甲板遮篷上的條紋——能看清的不過也就這些。艾達麗亞號像幻燈片上的一艘魔法般的輪船，穿過領事館這一彎明亮的小世界，遠去了。若不是那一小團仍留在海邊上空的煙霧，這船就好像一個非物質的東西，是他空白腦子裡的一片幻覺。
　
格迪走進辦公室，坐下來閒翻著他的報告。如果說讀了報上那篇文章後他心沒有為之而動的話，艾達麗亞號的平靜駛過使他更是如此。它帶來了平靜安寧的氣氛，一切不安都化為烏有。他懂得，人有時候抱有希望卻不一定能意識到希望。現在，既然這船從兩千里以外而來，經過時又沒發出任何信號，那麼他無意識中的自我也不必再依戀過去了。
　
吃過正餐，太陽下落到山的後邊去了。格迪到椰樹下那片小沙灘上走了一會。風朝岸上柔和地吹著，海面上蕩起鱗鱗水波。
　
一束小激浪發出一陣輕柔的「窸窣」聲，鋪白沙灘，隨之夾帶著一個圓而閃亮的東西。這東西隨著潮落跟著滾了回去，但當潮水再次湧來時，它被沖上了岸灘。格迪便把它撿了起來。原來，這是一個無色玻璃製成的長頸酒瓶。瓶塞被緊緊地卡在瓶口內，末端用深紅色的蠟封了一層。瓶裡只有一張看上去像紙的東西，由於在塞進去時經過了一番處理而變得皺皺巴巴的。在封蠟裡面是封印，好像是一隻圖章戒指的印記，上面有幾個綴在一起的縮寫首字母；但那印記是匆匆做成的，那幾個字母肯定是一個巧妙的字謎。艾達·佩恩總是戴著一隻圖章戒指，而不太喜歡其他手飾品。格迪認為自己能猜出「IP」（暗指艾達·佩恩這個名字的首字母縮寫）這兩個熟悉的字母；為此，他全身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安。她無疑就在他剛才看到的那艘船上，而這件勾起對她回憶的東西比看到那艘船顯得更直接、更親切。他回到屋裡，把那個瓶放在桌上。
　
他扔下帽子和外衣，點上燈——因為夜幕猛然間已罩住了短暫的暮色——便開始認真研究這件海上打撈品。
　
他把瓶拿到燈邊，仔細地把玩著。他推測，那裡面是一張雙面便箋，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此外，這紙的型號大小和色彩濃淡與艾達一貫用的是一樣的；再者，最使他放心的是，這手跡是她的。這瓶有缺陷的玻璃使反光變形得很厲害，他認不出一個字來；但某些大寫字母，他看出了全貌。他敢肯定是艾達的。
　
格迪把瓶放下，在桌上並排擺出三支雪茄。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絲既困惑又快樂的笑意。他把他的汽蒸椅從走廊上搬進來，舒舒服服地伸了個懶腰。他要一邊思考這個問題，一邊抽完那三支雪茄。
　
因為這已經成了一個問題。他真希望他沒有發現這個瓶；但瓶已經在那裡了。為什麼它竟會從海上漂來？哪來的這麼多煩心的事，打亂了他的安寧？
　
在這塊讓人喜歡空想的土地上，時間顯得大大過剩。他已養成了即便對芝麻小事也要作反復思考的習慣。
　
他開始推究與這個瓶子故事有關的種種怪論，但馬上又一條條地推翻了。
　
處於遇難或無法使用之危境中的船隻，有時候會拋出這類不太可靠的信使去求救。但不到三小時前，他還看到艾達麗亞號既安全又快速。設想一下船員嘩變，把下面的旅客關了起來，那資訊是來乞求援助的！但是，假定真是這樣一種不太可能的暴行的話，哪些焦慮不安的俘虜們會用上四頁篇幅、不辭辛勞地認真寫出去營救他們的依據。
　
這樣，通過排除法，他很快排除了那些更不可能的推論，而縮小到——儘管不大情願——那個比較能夠站得住腳的推論，即，這瓶裡裝著一份給他本人的信息。艾達知道他在柯拉里奧；她一定是在遊艇駛過、風正好向岸邊吹的時候拋下這個瓶的。
　
格迪一得出這個結論，便雙眉緊鎖，嘴角倔強地緊繃著。他坐著，從門道那兒望出去，只見成群的螢火蟲飛越在寂靜的街道上。
　
如果這是艾達傳遞給他的資訊，無非是她主動表示妥協，其它還能意味什麼？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她為什麼不使用郵遞的途徑而選擇這種不可靠的、甚至是輕率的通訊方式？空瓶裡裝一張字條，然後投進大海！這事做得有些輕薄無知，如果不是真正輕蔑無禮的話。
　
這一想法挑起了他的自尊心，並使他剛才因發現瓶子而產生的激情消退了。
　
格迪穿上外衣，戴上帽子走了出去。他順著一條街來到那個小廣場旁邊；那兒，一支車隊正在演奏，人們無憂無慮，懶洋洋地閒逛著。幾個怯生的少女，因為螢火蟲騷擾她們烏黑發亮的辮子而急得團團轉，她們用羞怯但諂媚的眼神看著他。空氣因菊花和香橙花的味道而顯得沉悶。
　
領事在伯納德·布朗尼根的房前停住了腳步。波拉正在走廊裡的一副吊床上盪著。聽到格迪的聲音，她站了起來，像一隻出窩的鳥，臉蛋紅撲撲的。
　
他被她那一身裝束迷住了——她穿了一件荷葉邊的平紋薄衣，套了一件小巧的白色法蘭絨短外衣，全都製作得勻稱得體。他提議去走一走，於是他倆走出去，走到山坡上一口印第安人的古井邊。他倆坐在井欄上，就在這裡，格迪說出了早就想說而一直未說出的話。儘管他早有信心她不會拒絕他的，但此刻看到她一往情深地徹底歸順，他仍覺得喜悅無比。這兒的這顆心無疑是充滿愛和堅定不移的。這兒沒有變卦，沒有懷疑，也沒有那套吹毛求疵的陳舊標準。
　
當天晚上，格迪在波拉的門邊吻了她。他以前從沒感到這樣幸福過。「在這塊空幻的安樂鄉，一旦住下來，就躺下不走了。」這種生活對他來說，正如一直對許多水手來說，既是最容易的，也是最美好的。他的未來將是美妙的。他得到了一塊沒有毒蛇的「樂園」。他的夏娃將真正是他的一個部分，未曾受到過誘惑，因而使他更覺快活。他今晚作出了這一決定，他的心充滿了安詳和愜意。
　
格迪一路吹著口哨，哼起那首最美好、最傷感的愛情之歌《燕子》，回到了住所。剛進門，他那隻馴服的猴子便從書架上跳下，歡快地吱吱叫著。領事走到桌邊，想取幾顆他平時放在那兒的堅果。在昏暗的房裡，他的手伸過去，恰好碰著那個瓶。他驚跳了一下，好像碰著了一條毒蛇的冰冷身子。
　
他忘了那個瓶還擱在那兒。
　
他點上燈，給猴子餵食。然後，不緊不慢地，他點上一支雪茄，手裡拿起那個瓶，沿著小路朝海灘走去。
　
天上有月亮，大海真是美極了。微風每到晚上便改變了方向，此刻，正一個勁地朝海上吹著。
　
走到水邊，格迪使勁把那個未曾打開的瓶子扔向遠處的海中。它消失了一會，接著冒了起來，好像變長了一倍。格迪一動不動地站著，觀望著它。月光非常明亮，他能看見它隨波上下起伏。慢慢地，它遠離了海岸，一邊離去一邊波動發光。風正把它帶向大海深處。很快它變成了一個小點，偶爾有間隔地模模糊糊地顯露一下；再接下去，它的神秘便被大洋更大的神秘吞沒了。格迪站在海灘上，一動不動，吸著菸，看著遠處的水面。
　
「西蒙！——喂，西蒙！——快醒過來，西蒙！」一個洪亮的聲音在水邊叫道。
　
老西蒙·克魯茲是個混血漁夫兼走私者。他就住在海灘上一個小棚屋裡。他剛剛睡著便這樣被叫醒了。
　
他趿上鞋子，走了出來。英烈殿號的一隻小船停在那兒，船上的三副是西蒙的一位熟人；另外還有水果船上來的三位水手。
　
「上岸去，西蒙，」那位三副叫道，「去找格里格醫生或古德溫先生，或任何跟格迪先生是朋友的人。把他們馬上帶到這兒來。」
　
「我的天啊！」西蒙還有點睡眼惺忪。「格迪先生沒出什麼事吧？」
　
「他在那張油布下。」三副指著那只小船說道。「他快被淹死了。我們當時從汽船上看到他在離岸將近一里的水面上發瘋似地游著，追著一個朝外海漂流的瓶子。我們放下輕便快艇，朝他駛去。他幾乎快要抓到那瓶子了，但就在那時，他精疲力竭，沉下去了。我們及時把他從水裡拖出，也許他得救了，但要看醫生的最後決斷。」
　
「一個瓶？」這老頭問道。他擦了擦眼睛，還沒完全醒過來。「瓶在哪裡？」
　
「在那遠處什麼地方繼續漂著。」三副對著大海豎起拇指說道。「快去吧，西蒙。」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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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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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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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