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巡星響狐評價 在 鄭龜煮碗麵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電影《美國隊長 2》告訴我們,只要有了動用麥卡錫主義或白色恐怖手段來對付九頭蛇的念頭,其實就是讓自己一步一步成為九頭蛇。
這就是為什麼九頭蛇的頭被砍下,能夠立即長回來。
然而你我都想問的問題是,那到底該拿九頭蛇怎麼辦?(謎之聲:跟美心一起泡在浴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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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點尷尬,最近老是寫同樣的東西。感覺老當軟趴趴的和事佬,但不管了,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軟趴趴的中年人啊!
我只能誠實地寫,為了我希望看見的未來而寫。因為最近一週,有三件事情讓我很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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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兩天我除了追劇,也認真讀了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沈伯洋 (Puma Shen) 老師的演講逐字稿,覺得大有收穫,亦倍感沈重。
請見:〈中國政府如何利用假消息影響台灣選舉?〉
https://hackmd.io/s/HyJL31IOE
沈老師生動且白話地說明了中國對台各種以 #行為經濟學 為基礎的「政戰」手段。從俄羅斯是如何對波羅的海三小國跟烏克蘭、美國操演整套技術,到中國如何快速學習優化,用在台灣上。讀來怵目驚心。我是很推薦大家看完再回來。
另外,我也推薦 范疇 老師這篇專論,他把信息戰分為四個層次,認為高層的是「技術活」,最底層的「謠言戰」幹得是「情緒活」,比較手工。我覺得說得也很到位。
〈2020大選年信息戰的四個層次〉
https://www.facebook.com/taibeijing/posts/2276585645947810
同樣必讀的是去年超猛記者朋友 Js Liu 在 報導者 The Reporter 上寫的這篇,介紹了早已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案例:
〈和你交朋友、拉你上街頭!假訊息「產業」如何在世界點火?〉
https://www.twreporter.org/a/disinformation-manufacturing-consent-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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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之前跟大家聊過的 #NCC。
NCC 在 3/27 日對中天新聞開罰 100 萬,引起了如我所預料的後果:
「NCC 若真的大力管制內容,會有如《美國隊長:內戰》翻版。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總之就是人們會被迫選邊站,言論自由、媒體亂象、政府權責、選舉勝負、商業利益會全部混在一起,戰場急速擴大,反而把真正的問題 — 結構再管制 — 忘了。」
( 出自之前的文章:〈NCC 能解決假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noodleswithturtle/photos/a.553668551795182/568785870283450/?type=3&theater )
開罰之後,我們立即就看到藍營政治人物接連開戰,拿這件事做為選舉議題,讓 NCC 又揹上鷹犬的惡名。
如 朱立倫 這篇:
https://www.facebook.com/llchu/photos/a.10154128138755128/10161655145335128/?type=1&theater
還有張善政這篇:
https://www.facebook.com/SanCheng624/photos/a.198039917485252/314227729199803/?type=3&theater
民主進步黨 聲援:
https://www.facebook.com/dpptw/posts/1015578734236605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自己回擊: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is_history=0&pages=0&sn_f=41246
以上只列出幾則比較具代表性的討論,因為隨著 4/2 日詹婷怡主委請辭,中天表示將尋求行政救濟,關於這起事件的政治人物發言、媒體評論還將逐漸擴散,無法一一列出。
尷尬的是,在我讀過對於這件事的眾多正反/挺批言論之後,我捫心自問,這些意見都不能算是錯,都有道理,我想這就是內容管制最麻煩的後果。在此只推薦一篇具有足夠高度,想 #大推特推 的評論:
黃哲斌:〈假新聞不只是NCC的問題!「紅色滲透」時代我們能做的事〉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1/article/7889
延伸閱讀: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https://www.facebook.com/fanamericantime/posts/878309635851939
「就像我們這些美國的自由派,罵福斯電視台做假新聞,罵了幾十年,但越罵它收視率越好,最後選了個川普出來。
你抵制這個電視台,甚至關掉這個電視台,並不會讓看它的觀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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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則是比較個人的一件小事。
我最近常常在個人的臉書帳號,分享 韓國瑜 市長的演講、文章或專訪影片,並且給予其「#內容有效性」正面的肯定。
像是這則 遠見雜誌 最近的專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fUzbY9-3Fc
跟去年選前他做的一場演講:
https://www.facebook.com/huashanlunjian/posts/10157407118348258
我都覺得韓的確是藍營少有的演說高手,內容能夠打動人心。
於是有些朋友看了我的言論,覺得毛毛的,會留言或私訊問我:「#你是在反串嗎?」
我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念頭。我在讀碩士時,研究的就是粉絲/ #迷現象,涵蓋內容分析、文化研究。所以各種爆紅與人氣文本,本來都是我好奇的主題。
而我後來成立知識內容型網站、做科學傳播、娛樂傳播、公益傳播,開課、寫書、研究網紅與個人品牌、政治行銷、危機溝通......也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研究文本是怎麼被理解的,為何某些內容受到歡迎,以及消費者跟創造者怎麼在過程中塑造自我認同?
另一方面,由於我對韓到現在為止也實在是非常非常陌生,說不上討厭或是喜歡。我其實有點後悔,在過去一週以前,我竟然對這位已是超級政治明星的人完全不熟。可能因為我沒在看韓流電視台,而經過同溫層過濾氣泡之後,我能看到的多半是針對他,跟他施政、用人、傾中的嚴厲批評跟嘲諷,而不是他自己的言說。
我也透過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 林于凱 跟 黃捷 鳳山捷伴同行 的臉書,找市議會的質詢影片來看。我其實沒打算看影片就自以為了解一個人、確認他會不會賣台還是發大財,但最起碼,我可以了解他作為一個展演者,用了哪些方式來獲得那麼多人的喜愛跟信仰,才不會以為喜歡他的人都是腦子進水(包括我很多親人)。
目前粗淺觀察,他真的很懂得具象化溝通的技巧,連結已知,疊上未知,避開不可知。說話的節奏、起伏、聲調也抓的蠻不錯的,能夠傳達親切感。
我覺得我同溫層裡的朋友,絕大多數可能跟我一樣,之前都沒看過我分享的那些影片跟內容,看到韓的消息,都是負面且糟糕的。所以才會在我分享且給予「其內容展演」(而非人格或施政)正面評價時,馬上覺得不舒服,特地留言跟我說。
老實說,這就是我希望我自己不要掉入的坑。如果要暫時地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我還是希望我能有足夠的資訊、充分的時間、用盡量獨立客觀的視角,再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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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三件事,我想講的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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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對一件事情有了既定的信念(也就是意識形態),而且過度自信,就會傾向於在環境周遭蒐集能夠支持自己信念的線索,忽視那些有違自己信念的線索,這就叫做「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這是一隻潛伏在每個人心中的怪獸。
這隻怪獸你我現在都聽過,而且在每個人身上都找得到,而假新聞跟各種政戰訊息,就是用來餵養確認偏誤這隻怪獸的飼料。
我們自己主動選擇的媒體訊息,以及社群媒體演算法生成的個人化小圈圈,則是保障確認偏誤怪獸快速長大的巢穴。
人本就偏好 #新奇又熟悉的訊息,因此若能在符合閱聽人既定信念的前提上,提出刺激吸睛的內容,在這個人人皆是自媒體的時代,要獲得廣傳並不難。
因此我認為,政府若要應對假新聞/假消息的危害,絕對不能忽視個人的角色,更要 #由下而上地建立資訊信任感。若單從行政層級由上而下來著手,反而會帶來更多更大的反彈。就跟這次 NCC 裁罰中天的事件一樣。
也因此,儘管包括沈柏洋老師、范疇老師等許多我信任的專家,認為《國家安全法》或國安局可以是對付假新聞/假消息的單位,我卻覺得有點不妥。
我擔心,那正中了有心人的下懷。若我們開始以 #戰爭典範 處理假新聞,就必然落入 #敵我辨識、#互相計算 的場景,就像掉入蛛網難以自拔,對一個還有點脆弱的民主來說,是很危險的一步。
我並不是要淡化中國政府以及中國政府支持的國內單位散播假新聞/ 假訊息的意圖、能耐以及威脅。事實上,正是因為我認為這問題的確嚴重,才會寫這一大篇。但我想,在因應假新聞(或我更熟悉的謠言、偽科學等等)時,除了戰爭典範外,至少還該考慮以下4種典範:
第一是食安典範,也就是把假新聞視為摻假食品。隨之而來的因應策略包括溯源、舉發、法辦。
再者是疾管典範,亦即把假新聞視為傳染病毒,因應策略有溯源、疫苗以及提升抵抗力。
第三則是天災典範,這個典範讓我們把假新聞視為天然災難,因應策略有觀測、遷移與調適。
最後則是消防典範,就是把假新聞視為失火等意外,因應策略就是巡邏、撲滅以及設置防火巷。
不同的典範會導出不同的因應策略,沒有哪一種典範是絕對好或絕對不好的,但直接跳入戰爭典範,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介入,雖然看起來最直接有效,但後果可能也更麻煩,我認為是需要細思量的。
(過去相關文章:〈因應假新聞的五種典範〉
https://medium.com/%E9%84%AD%E9%BE%9C%E7%85%AE%E7%A2%97%E9%BA%B5/%E5%9B%A0%E6%87%89%E5%81%87%E6%96%B0%E8%81%9E%E7%9A%84%E4%BA%94%E7%A8%AE%E5%85%B8%E7%AF%84-a9786547bf1e)
我個人的立場偏向 #疾管典範 跟 #天災典範,也就是更期待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以提高公民素養、#科學思辨力 為基礎,將假新聞的威脅 #視為一種常在風險 加以管理。
我個人認為這是民主國家,最該優先採取的回應方式。雖然不管採取哪種因應措施,多少都會碰到言論自由的紅線,但倘若社會對特定典範沒有信任感跟共識,想像跟討論時都快速用上戰爭語言,只會讓確認偏誤這隻怪獸愈發兇惡、黨同伐異的問題更嚴重。
如果我們被「假新聞的討論」弄得心神不寧,那其實假新聞也就達到目的了。一隻蒼蠅想要砸毀一家瓷器店很難,但蒼蠅卻能夠惹怒一頭公牛,誘使牠衝進瓷器店,毀了一切。台灣就是瓷器店,而充滿怒氣的公牛們已蓄勢待發。
假新聞很像超廉價的恐怖攻擊,主要的目標都是綁架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提心吊膽、產生低品質的焦慮、質疑與對立,做出過當的行為。擔心一輛又一輛汽車上有沒有炸彈,也擔心一個又一個粉專是不是已經被收買了。
我們當然要提防,要行動,但不該像是提防炸彈一樣緊張兮兮,隨時拿著槍要把恐怖份子斃了。而是該像地震或登革熱一樣,有心理準備,平時也做好演練跟預防擴散。
回到沈老師的演講逐字稿,其實他已經提出好幾個可行作法,除了媒體識讀以外,另外就是 #揪出節點 跟 #透過影片建立敵我意識,但他也表示他的擔憂:目前沒有組織、沒有政府或民間預算能做這些事情。
這不禁讓我想到最近大熱的公視台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 The World Between Us》。這部我認為製作精良達到台劇天花板的好戲,十集才花 4300 多萬製作。能在那麼多面向,把故事都說的那麼好,我想能夠帶來的影響,比再精闢的論述或重大新聞,都大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實在值得花個一億(或是更多),拍一部《我們與中國的距離》,好好把我們面臨的問題用寫實的故事呈現出來。
但我想了想,這樣的題材應該沒有人敢拍。當我發現絕對不可能在台灣的大型精緻影劇作品中,出現對中國的批評,就覺得很恐怖。儘管這就是為何該拍,儘管還是沒有人敢拍。
我雖然對於建立台灣國族認同沒有興趣,但中國的確已經透過我們都知道的方式,很有效地消除了最有影響力的戲劇作為構築防禦工具的可能。我想這不管愛奇藝或騰訊、優酷進不進來台灣市場,都來不及了。
如果精緻大戲拍不成,找Youtuber 網紅或許有機會,擴散效果也不錯。最最不濟,或許拍一個拍不成的劇為何拍不成的故事,也不錯。
另外,我認為就是要認真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有點像是氣象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或是疾病管制署+各地衛生局這樣的搭配,用天災典範跟防疫典範來應對假訊息。我認為去戰爭化,對於台灣這個特殊的狀況來說,對於扮演印太非麻煩製造者的角色來說,都是比較好的選擇。
雖然《美國隊長 2》其實沒能告訴我們該怎麼真正把九頭蛇處理掉,但另一部漫畫或許可以。
在漫畫《潮與虎》(舊譯「魔力小馬」)中,同樣是九字輩的九尾狐「白面者」,吸取人的惡意跟怨恨成長,成為毀天滅地的怪物。孵化出白面者的人類沙加克沙,獲得怨恨集合體的獸矛,最後充滿怨恨的阿虎成為第一個字伏,白面者不斷以怨恨為食,創造出一代一代的字伏(失去理智的怪獸)。
要打敗白面者,首先要認知白面者就是我們自己孕育出來的,不是全然的他者,那些看起來代表惡的人或妖,其實也需要我們理解、需要想方設法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夥伴,而不是排斥切割。要撐住這個島,需要所有人、民間力量、專門機構的協力。
然而,最終的關鍵是,不要靠恨的力量。
為了守護未來、為了守護所有人,包括那些我們討厭的人,我們必須要面對挑戰,whatever it takes,但我始終相信,恨、恐懼、焦慮,會讓我們用錯手段、走上錯誤的道路。
以上,是一個軟爛中年人的真心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