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左中右結構字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超越1100平方公里的想像！

這是今天《星期日明報》的訪問，感謝編輯的6000字版面，也一併分享了對未來去向的規劃，日後就不再談了，大家保重。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

■問﹕星期日生活
■答﹕沈旭暉

問：聽說你打算離開香港生活，和香港形勢有關嗎？

答：我是將會轉換工作環境，但沒有想得那麼消極。兩年前結婚時，已是當作farewell party，說和香港形勢有關，我想是宏觀關連，多於微觀政治。我畢竟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這和政治無關，但做國際關係的感到窒息，也難免和政局有互動，而這樣的氣氛，令我覺得在海外對人對己對大局都是多贏。先談香港，再分享人生規劃吧。

問：近來由財爺開始，社會興起談昔日本土情懷，記得你和呂大樂曾有筆戰關於「昔日情懷」，若由讀書時代談起，什麼是你心目中的昔日的香港？

答：我們這代人在九十年代初長大，那是人生最快樂的歲月，也是香港最黃金的日子。上星期，我們中學會考二十周年同屆聚餐，說來我們是回歸前最後一屆會考生，最後使用有皇冠校徽的一代人。那晚找回和彭定康合照的古物，當時我是學生會主席，參觀港督府，滄海桑田。我很懷念九十年代的時光和人情味，而沒有遇過一個同代人更喜歡今日「新香港」，真的，一個也沒有。那是為什麼？

除了感情，我想，關鍵是當時英國殖民主義的高壓消失了，中國國家主義那一套未來，社會一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經濟文化都處於全球領頭地位。那時候互聯網剛出現，還有單純的社區情懷，有類似Head Prefect帶領逃學到百樂戲院看三級電影的集體回憶。我們一代沒有太單一的成功模式，同學固然有醫生律師bankers，也有賭博大師奇人異士，大家互相欣賞，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有共同的認同；像ViuTV那位CEO是同屆學生會的同學、結婚時的兄弟，試映那天我在他身旁，但從沒有互相抽水，我們很珍惜這份brotherhood。社會也應該是那樣的：就像安裕前輩，他在《明報》前做過《蘋果日報》、《大公報》，客氣的說我母親在大公報教導過他，一代精英背後，肯定有超越左中右的身分認同。在舊香港，哪間報館會裁掉他呢。

問：為什麼香港回歸了，就失去了情懷？

答：有些結構是不能改變的，像全球化、中國崛起，但香港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卻在最高管治者一念之間。在大歷史，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國家主權、中央地方關係的，並非常態。在帝國時代，直接管治有限，容許了諸般地方特色，印度是最好例子：英國取代了王公大部分權力，但保留了地方政權和儀式，只為印度文化加添了新元素，到了印度獨立，反而開始打壓地方。港英管治時，香港由精英到民間，都習慣了既不和政權對着幹，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身分認同，在北京眼中也有「馬馬虎虎的愛國主義」（鄧小平語），這是夾縫中生存的智慧。但北京不習慣間接管治，只問「為什麼港督那麼大權」，而不會深究英國何以派小量文官就能管治，結果「虛權實化」，寫報告系統還要政出多門，一切水清則無魚。一葉知秋，我們的中學，就是很好的例子﹕作為官校龍頭，回歸前無為而治，大家都做「SAS-SSS」那樣的傻事，卻培養大量精英，現在才崇尚阿媽教仔的micro management。又像以前誰想到大學管理委員會會討論一個lecturer的合約？

問：近年香港愈來愈騷動不安，年輕一代的不滿尤其明顯，你接觸不少學生，覺得他們的絕望能否改變？

答：上一代強調經濟，但新一代更在意認同。讓我分享一個故事﹕上星期在一位總領事家宴，遇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他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言談間，以自己來了香港25年而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認為改善香港大學水平只能無限制向全國招生，中港矛盾是因為港人喪失優越感。我有很多內地朋友，交流很密，但最受不了這態度。我不斷目視總領事，相信他明白我暗示：聽君一席話，連我老人家也幾乎產生青春的躁動，何况天天被這樣訓話的年輕人？

問：特首選舉在即，你的世紀婚禮為人津津樂道，應該有候選人接觸過你？換人能解決問題嗎？近日北京對港政策似乎有變，你有何看法？

答：在這議題，我推掉所有瓜田李下的東西，得失了很多前輩。但恕我直言：有沒有一個候選人能解決香港的任何結構性問題？我真的問過，沒有一個敢說「能」，頂多認為自己能令社會紓緩幾個月。那誰當特首，除了對身邊的人有影響，又如何？

回歸以來，存在一系列不能調和的矛盾，本土主義只是回應、是果，「土地問題」也只是權力問題。真正關鍵，像「國家民族資本」和「自由市場資本」的競爭，國內不同集團利用香港處理「財務」的流程，無論誰當特首，利益受損的都一定反撲。反撲方不會大聲說「我要利益」，只會天天打小報告，總有一條線能打通，罪名一定和外國勢力、國家安全有關，這源自北京以香港為「美國重返亞太前哨站」的定位。加上在北京眼中，香港除了人心未回歸，司法機關「過分獨立」等「問題」始終要解決，不會因為換了人，「遠景」就不存在，因為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當矛盾浮面，鬥爭一來，本土主義是必然回應，誰當特首都不可能不處理，假如軟處理，自己卻又會被處理。要改變這些，需要同時具備一套方方面面都能理順的論述、香港內部執行力、中國政壇活動力、國際社會溝通力，我看不到上世代有這樣的人。

問：這情况下，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是否不可逆轉？

答：同事李立峰教授調研發現，8％選民自稱「本土派」，比例相信會持續上升；要是「本土派」兼容其他身分，肯定成為一代人的主流。結構性問題已是死結，加上「虛擬國家」興起，本土主義者毋須改變現實，也能感受到存在價值；中國民族主義未來十年只會更強，也要地方主義作對立面。當年輕人成了「既失利益者」，自然不再受制於這一代「不能談港獨」的潛規則，而在可見將來，他們不可能忽然變成持份者，思潮只會延續。從前社會精英能限制這類思想，因為政府通過他們間接管治，但他們的能量，卻在時刻表態的新香港被消耗殆盡，社會怎會有buffer zone？

問：你認為港獨可行嗎？本土主義走下去會怎樣？

答：我常說自己是國際關係的半個realist、半個constructivist。根據現實主義，怎樣計算，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任何一個主流國關學者都會這樣答，而我不嚮往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但代入constructivist身分，我卻要問：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change」，才是本土主義真正momentum所在。我認識好些高度理性的教徒，心底裏不信神，也不在乎天堂，但相信跟教義走，總會achieve something，這種不可測性，不是能計算的──這是metaphor，明白的就會明。因此，高高在上說《基本法》、博弈論，教訓不要這樣、不要那樣，自以為看破世情，大是不必。任何能幫助香港identity在世界長存的事，溫和、激進、建制、本土，都是有價值的，唯一沒有價值的，只是在舊遊戲被屈機。我相信物極必反，根據東歐案例，所有抗爭都嘗試過後，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只要不成功，也得如常生活，保持自身核心價值，靜待時機，才是王道。香港人有多少韌力，怎樣在元氣耗盡後復元，才是考驗。

問：你最愛的「本土價值」是什麼？

答：我珍惜的香港，有一種吸納其他文化的底蘊，把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現代的，全部融在大熔爐之內，產生了金庸武俠小說、衛斯理科幻小說、亦舒愛情小說、Canton Pop，這些都是很特別的fusion，足以在人類史佔一席位。曾俊華關於本土主義的話，我完全認同﹕「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像我這種因着人生偶然，在香港出生、成長，然後往返於世界各處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甚至可說是一種香港常態。所謂『香港人』這個身分，亦因着這個背景而成為一個流動而立體的概念。今天社會上有一種聲音，嘗試將『香港人』這個身分作出教條式的定義，強要辨別誰『是/不是香港人』，忽略了香港社會長久以來的多元本質，實在令我摸不着頭腦，而這種爭論，最後肯定不會得到實在的結論，相反只會挑起永無休止的矛盾和爭拗，實在毫無意義。」香港的價值，正是一塊把不同文化體系吸納再造的海綿體；把彈性掠乾，香港就不是香港了。即使一國兩制保不了，也不能令香港文化在全球消失。

問：你假如不在香港工作，又怎樣看待移民？

答：我十多歲時，也說過本土派年輕人常說的話。那時候家人想移民，我說我不走，要移情願靠自己的能力；我畢業時放棄留在海外，覺得拿了獎學金就應該回來，黃金歲月已給了最愛的地方，我覺得無愧於心。但說移民等同「不負責任」，難道不狹隘？流散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多過今天亞美尼亞國家內部的總和，對維繫認同，貢獻極大；庫爾德人沒有在西方的精英，不可能保持國際注視；Edward Said或孔誥烽不在美國教書，怎能為巴勒斯坦和香港著書立說？八十年代到現在，移居海外的港人和後裔已過百萬，我大量親戚朋友定居海外，他們不但是香港身分認同的持份者，也是團結對象，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問：那離開香港主要是什麼原因？既然有能力團結各方，為什麼逃避？

答：我想，研究國際關係的人躲在香港，才是逃避吧。當年回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普及國際關係這學科，這也是中學開始的情意結；別人眼中的政治機會，對我反而是負累。我有同理心，懂得製造大家庭的工作環境，可以發掘人的優點，observant而不會micro manage，這些我不會妄自菲薄，但我不要「政治潛能」：除了不希望國際關係身分本末倒置，我對社交生活、政治操作的強烈厭惡，超乎你們想像。而在一個不重視國際關係的地方，無所不用其極推廣國際關係，也是有限度的，再做下去，就出現marginal diminishing returns了。加上香港和新加坡、台灣相比，沒有國際研究的critical mass，以此為基地，很快塘水滾塘魚。為什麼你訪問我？因為坊間對我的興趣，在於社會網絡、家庭生活、月入多少、Facebook抽水、根據網典和某女神是否有一手、和健吾能否組成hehe組合，下刪一萬字，說到狗和外星人，也未到國際關係，我覺得，OK，但夠了。香港是否還需要我住在這裏呢？起碼在未來十年，也不需要吧。

但我很看重香港認同，我今天的一切，沒有香港身分，什麼也沒有。在別的崗位、別的地方，自己固然海闊天空，對香港何嘗不是創造其他可能？即使過去十年我住在香港，也幾乎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從不忘記弘揚香港這品牌，不是忽然一趟全球演講那種。離開影響因子遊戲後，也希望做一些和「全球文化香港」有關的研究，關於香港paradiplomacy的學術論文，我相信我是寫得最多的人之一。其實香港身分認同可以建構更多同心圓，像數十年前，香港認同和南洋說廣東話的互通，這個「全球嶺南文化區」概念，也許才是香港的未來。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extend下一代的地理想像，禮失求諸野，才是保全元氣之道。我們有自己的專長、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舞台，但心底深處，其實有共同目標，假如香港就這樣消亡，誰都不甘心。只是我不認為存亡的定義，只是1100平方公里罷了。

問：那會否繼續在中文大學工作？會不捨嗎？

答：我明白任何職位改變，都容易有無謂忖測，我和校方都希望清楚分享，所以以下這段和他們溝通過，很官方：第一，我剛做完的appraisal，研究、教學、行政都是最高excellent等級，學校希望我留下；第二，我對我不同單位的領導觀感也是excellent，沒有任何不高興；第三，有不少大學、head-hunters找我做其他工作，我沒有考慮，因為我不是要轉工，而是要換跑道；第四，我希望離開香港工作，而校方希望我保留目前職位，所以我提出了辭職，而校方建議先放一年假到別的地方，保留所有directors的titles，充電後再決定是否回來；第五，校方說歡迎隨時回來，而即使決定不回港，也依然是中大客席教授。我很感激他們的善意，所以必須表白：我是中大人。

但坦白說，人是要知所進退的。感謝沈祖堯校長和社科院兩任院長的信任，我知道以我的年紀和副教授級別，當目前幾個programs的director已是極限，即使多做十年，也不會做得更多。我享受由零開始策劃新programme，很喜歡我的同事和學生，對他們每年的拜年唱K感到很warm，也對我們比「一帶一路」先到哈薩克、蒙古、以色列感自豪。但正因為這樣，才應該選擇離開的時候，保留美好的回憶。我做全球研究課程主任4年、全球政治經濟碩士主任7年，還有研究中心也是創立人，是時候交棒，追求在大學以外的夢。誰想一生人做一份工？

問：你之後做什麼工作？怎樣才是你的理想生活？

答：我的座右銘一是「隨緣」，二是「知所進退」，看似互相衝突，其實不知進退，又怎會有緣？我已三十多歲，不年輕了，希望遠離公眾視線，加上過去十年我努力做幾份工作，已做了退休前的正事，是時候贖回自由。我的夢想除了剛才說的「全球香港」，在個人層面是建立一些公司和品牌，curate國際關係和glocalization概念，專注幕後，而不是無休止在象牙塔追求影響因子、或在公共空間飾演青年才俊。具體而言，excel內有六樣目標，包括籌備各地一籃子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將它們結成網絡；開一間國際關係顧問公司；研發國際關係的教育產業；催生深度旅遊、咖啡店、多媒體等產業；繼續當媒體的國際主筆；同時如前述，在大學保持客席角色，而且希望接觸不同學生，例如明年會開始教EMBA課程。這些規劃不少已找到投資者和partners，只差走出來那一步。

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香港？未來住在什麼地方？

答：夏天後，我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希望用一年時間過渡，在新加坡、台灣、香港、一個歐洲地方、一個國內地方，催生前述那些國際關係機構。假如一切順利，之後每年會花不同時間，在這幾個地方工作居住，多和家人相處。早前訪問過謝安琪，聽她說捲入政治的無奈、暫別樂壇的決定、照顧家人的心願，當然我們的公眾程度很不同，但出奇地有共鳴。

問：這樣說，是否因為出道十年後，感到中年危機？

答：大概是的。數個月前，我寫了一篇「三十五歲的太平天國」，有不少迴響，我想同代人都有差不多的心態。不少人為了事業，放棄興趣，到了女兒出世前，我很強烈意識到必須重拾人生，但又擔心沒有年輕時的毅力。於是忽然希望減肥，一個月內減掉三十多磅，包括戒掉五歲開始每天兩包的薯片和檸檬茶。然後我覺得，ok，應該還行。

問：最後，會否擔心後悔所作的決定，例如放棄政治機會，或目前的工作？

答：還是那句話，知所進退吧。像過去幾年，我發現不應再做《光明頂》，然後應離開Roundtable，然後對媒體訪問和專欄應可推則推，然後Facebook專頁必須抽身交給團隊（那是有幾十個朋友參與運作的），否則社會不會流動，自己也不會進步。交班後，感到無比暢快。若能選擇退場的時候，必會有緣再聚；凡事太盡，緣分定必早盡。我們是時候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被單一工作、單一樓宇、單一地方，綑綁一生。認識很多前輩，每天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到了50歲理應安穩，卻又重新開始找工作，因為要延長退休，豈不是終生長憂？不少家長以為子女沒有了自己照顧不行，其實是自己沒有了子女當寄託不行；那些政治老人天天說為香港好，其實是否只是需要這遊戲chok存在感，你我心知。當社會不質疑你的能力和地位，就是時候尋回自己。假如在三十多歲、有價有市、有理想有現實的時候不改變，十年後，再也沒有改變的空間，人生就白過了。

編輯：曾祥泰
星期日明報 2016年4月24日

[國際學海迷津12]
「土共」與地方主義：從曾德成「被辭職」回顧《古大存沉冤錄》

根正苗紅的香港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忽然「被辭職」，變成羅生門。從公開資訊，可基本確認的大概有下列各點：他不是主動辭職；把他免職的具體原因為北京認同；老牌愛國人士的身份沒有改變結局，反而「沒有配合委任新愛國人士」是罪名之一（《東方日報》）；政府則放風說關鍵是處理青年事務不力，令「人心未回歸」（《港人講地》）。筆者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對今天的香港感到陌生，自然沒資格評。不過「為何老牌土共在共黨當權後際遇坎坷」這悖論，其實是一個結構性議題，有不少國際案例可援，例如可參考《古大存沉冤錄》。

古大存是廣東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內部「廣東幫」龍頭，長期擔任東江游擊隊領袖，威望僅次於位列十大元帥的廣東人葉劍英。他在中共建國後歷任廣東省副主席、省委書記，1957年被「整」、被打倒，1966年文革時又被陪鬥，不久死於廣州。與此同時，資歷相近的老牌廣東土共也一律被打倒，包括曾任香港分局書記（今天中聯辦老前輩）的元老方方，和被派駐海南島的馮伯駒。

《古大存沉冤錄》的作者楊立也是中共高幹，文革後任廣東省副省長，早年曾當古大存秘書，出版這本書，就是為老上司抱不平。剔除一些中共術語、好些過份瑣碎的私人恩怨，本書是了解「國際土共政治」的上乘作品，因為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框架：「反地方主義」。甚麼是「地方主義」？根據字面解釋，不外乎扞衛本土利益、警惕外來威脅，有時涉及對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不同身份認同，今天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本土主義」，也可是例子之一。問題是甚麼是健康的「愛地方愛國家」、甚麼是要打倒的「地方主義」，卻不可能有劃一定義。

古大存下台，導火線是「執行土地改革不力」，沒有令廣東「人心回歸」、「人心革命」，對「前朝餘孽」過份手軟，於是哪怕他根正苗紅、思想忠誠，還是被批評為不夠「左」。本來左不左、右不右可以是純粹執行問題，但配合到廣東的特殊性，卻忽然成了「地方主義」。

為什麼古大存「執行土改不力」？《沉冤錄》介紹，這並非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舊廣東土共群的共識，「路線」還是由葉劍英親自制定。當時葉劍英提出七點「廣東獨特論」，抗衡國內其他地方的過激土改，主要內容是認為不少廣東「地主」都是海歸華僑、港澳同胞、「進步民主人士」，基於種種原因，才有了「地主」身份；一些則是本地賢達以「地主」身份掩護愛國活動、或從事教育事務。假如一刀切將他們打倒、房產充公，不但不公平，也會造成本地精英大反彈。

但在國內其他領導看來，這是「過份偏袒廣東利益」，認為廣東土共對敵人不夠狠、對「人民」不夠溫暖。他們認為，廣東土共在多年潛伏、抗戰期間，都是靠同情他們的社會賢達、地方土豪掩護，有些甚至是「雙面政權」，到了人民「當家作主」後，基於上述歷史聯繫、和「外國勢力」的海外聯繫，不可能能下得了手執行新政。而且廣東在國民黨時代，長期是不同軍閥管治的「半獨立政治實體」，早有分離主義傾向。因此，必須由外省調派年青能幹的幹部前來整頓，取締本省人，再安排「新廣東人」為副手，才是革命之路。在這些理據下，毛澤東親自拍板批判廣東「地方主義」，連葉劍英也要自我檢討，改派陶鑄、趙紫陽到廣東擔任新領導。陶鑄到任後雷厲風行搞土改，扶植「新群眾領袖」，和「廣東舊土共」鬧得很不愉快，古大存最終被當作「廣東地方主義」領袖，被扣上「馮伯駒古大存反黨聯盟」罪名，徹底打倒。

「反地方主義」自然不是廣東獨有，在其他共黨統治的國家、地方，因為其先天的中央集權性質，一直是永恆的議題。過程中，被開刀的往往是紮根本地的資深土共，因為他們在資深黨員當中有影響力，但相對於外來者和新貴，大多屬於傳統精英階層，確實和「前朝餘孽」關係較好，往往會從他們的「本土經驗主義」，去判斷「上方新政策」能否順利落實。但在最高層眼中，一個地方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實，卻不應見樹不見林、拘泥於一時三刻的反彈，因為「新政」本來就是為了改造一個地方的精英階層、協助「群眾」產生「新領袖」（也就是表現「進步」的群眾領袖，加上一些原來的次級精英）改造社會；假如一地的主流精英不分左中右集體反彈，正正說明了這個地方存在凌駕階級的「地方主義」問題。

「反地方主義」假如是一個適用於中外共黨的框架，那又有甚麼一般性結局？不少傳統精英、愛國人士相信，一時三刻的過激政策終會修正，不要過份緊張，正如古大存最終也被完全平反，陶鑄遺孀公開承認當年「是不對的」，代亡夫向古大存家屬「表示歉意」。不少激進人士，則深信地方主義始終是政權的隱憂，「寧左勿右」，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他們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其實很簡單：對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打擊和前朝政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舊精英（包括「土共」）、扶植新精英，是鞏固政權的必要途徑。但另一方面，中央也深明地方勢力不可能連根拔起，即使拔了，新貴也早晚變成「新地方主義」，因此對那些長期忠誠、道德相對單純的舊土共，又會在他們元氣大傷後拿回來「回復名譽」、放到位高權不重之處，以保持平衡。那時候，他們的「地方主義」，就變回「愛地方愛國家」，個別民憤特大的過激人士，則被拿來開刀撫慰人心，直到下一波循環出現，週而復始。這些都是歷史，在蘇聯的例子更多。至於香港，在下才疏學淺，完全不懂。但你懂的。

小詞典：陶鑄（1908-1969）

湖南人，1926年進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時長期在東北戰場，和林彪關係密切，中共建國後擔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獲毛澤東信任，先後被派到廣西、廣東處理兩地地方主義問題，1955年任廣東省委書記。1965年任國家副總理，進入中央決策層，文革期間的1966年8月晉升政治局常委，一度成為全國第四號人物。初時熱烈支持紅衛兵運動，但掌握實權後嘗試控制激進運動發展，1967年1月就被打倒。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