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訓練:從創意寫作說起】
這次要分享的文章,出自中國作家張煒,主要談個人如何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
他從西方盛行的「創意寫作」這門新興學科談起,聊到創作一部好作品,需要具備哪些閱歷、能力與技藝。
一起來看看他如何深刻解剖「寫作」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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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訓練:從創意寫作說起 / 張煒
「創意寫作」興於西方,「創意」二字可能是翻譯中的再定義,直譯比較難,大概也不是「文學寫作」和「寫作學」。西方創意寫作的授課老師主要是具有寫作實踐的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教寫作必須具備創作體驗,必須從寫作經歷和實踐出發,不能空談。在教授過程中,會慢慢概括出一些關於寫作學、詩學的問題。中國的創意寫作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是大學文學院設置的一門新課程,還未走遠。
寫作訓練是漫長的。通常講,如果沒有五六百萬字以上的訓練,一支筆是不會聽話的,無法累積出基本的書寫體驗。寫作教學主要針對技術層面,它固然重要,也能夠傳授,然而決定一個人寫作成敗的關鍵部分,卻往往不是技術層面。要寫出一部好作品、成為一個好作家,需要許多高於技術之上的東西,那些大致是不可以學習的。每個人的先天能力都是既定的,後天學習所能做到的,只是喚起先天的能力。許多寫作者面對的常常是技術,即語言表述、結構關係等。這是最基本的知識和能力,沒有一定的寫作量,也很難掌握。
關於藝術的判斷是非常複雜的精神活動,學習寫作需要在有創作經驗的老師帶領下,一邊閱讀一邊實踐,看看好作品是怎樣完成的、其中蘊含了什麼規律。比如同樣是成功的作品,有的氣質單純,有的複雜斑駁;有的浪漫飛揚,有的樸拙內向;有的寫得很實,有的想像奇異。藝術自身的複雜性,決定了學習和理解的困難,這就需要非常寬容和通達,需要很深的感悟力,需要有一定寫作經歷的人來引導。通過個案分析,回到局部、細部,從詞彙、標點講起,指出作品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並通過進入作品獨特的語言系統,回到作家個體,回到個人,一步一步去接近和感受。總之,創意寫作就是關於寫作技藝的教授,非常依賴寫作經驗,解決的主要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有時,一部作品似乎寫得很好,有吸引人的情節,有人物,表現的生活底蘊也比較豐厚,但讀起來還是覺得缺了很多,令人不能滿足。總體上看,它寫得還不夠「美」,不能給人一種審美上的深刻愉悅,比較粗糙。首先是,閱讀中無法讓人享受語言之美,而失去了這種美,也就偏離了文學的本質。語言藝術謂之文學。作品本身不能夠提供審美,因為它在把握人物、細節、思想方面,特別是語言,還沒有進入審美。一部作品從構思到形成,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要極度地追求完美。一篇萬字左右的作品,裡面有多少標點、詞彙、分句、複合句,要從這些細微處開始推敲。詞與詞之間的調度,每一個標點的含義,都要到位、準確,而且要有個性,不是按照新聞和公文的方法,不取最大公約數。
標點符號在語言表述中有獨到的、重要的作用,它們有情感,有溫度,有層次感和邏輯關係。不能輕易就來個驚驚嘆號、分號、破折號,沒那麼簡單。逗號和分號都是強調層次的,都是平等的關係,但有區別。為什麼有人寫了二十萬字,連一個驚嘆號都沒用,三十萬字連一個分號都沒用,而為什麼有人在很短的篇幅裡就有了許多驚嘆號、雙驚嘆號、問號加驚嘆號?它們自有緣故,有時這是利器,不能隨意使用。即使全篇沒有一詞不妥,沒有一句不精,沒有一個複合句不恰當,這樣的作品也未必就是好的,因為這不過是在解決技術的問題,而比技術更難的東西還有很多,它們更需要解決。比如感悟力、思想力、情感敏銳度、性格反抗性,不同的生命衝力,這些東西會在更大程度上決定著一部作品的品質。
寫作學強調的多是技術層面,翻閱一個時代的文學期刊,會發現其筆調、詞彙、表達方式、語感語境都差不太多。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刊物,翻一下就能把握那個時期的文學氣質,簡單點說就是語言氣質。翻看今天的雜誌,便可以清晰地把握現在的語言氣質。而今,學習外國,一點點欲望並勾兌幾滴小資的悲喜淚,就被當成了傑作,被人稱道。但這種勾兌和模仿的文字,這種消費和娛樂的文字,無法成為傑作。目前最有市場的就是這種「勾兌酒」,摻一摻攪一攪就是一篇作品。這也算一種能力,有一定文學歷練和文字調度能力,寫一個大致過得去的長中短篇小說似乎很容易。一個作家寫了四十多年,寫了上千萬字,像這樣一個巨量的文學訓練,單憑慣性和經驗,一年中就能寫出許多文字,而且從技術層面上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可是這些全都沒有意義,它們一定會淹沒在更巨量的文字垃圾中。
此外文學寫作技術上要過關,還有運氣的問題。生命在某個階段的一個激靈,一個領悟,就會產生出人意料的表達。它也許有些神秘,隱在字裡行間。然而這種運氣只會光顧那些技術出色、有刻苦訓練的寫作者。所以世界上的優秀作家,技術上都是非常好的。現在刊物上發表的作品,包括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僅看技術上就有很多問題,使用語言、調度詞彙的能力很差。文學閱讀市場十分龐大,嚴格講還是供大於求。現有雜誌砍掉十分之九,出版量減去百分之九十,也許才與基本的文學創造力匹配。而且即便如此,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留下來的文字,也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每個人都讓文字乾淨、苛刻起來,文學環境才會清潔和嚴謹。
一個作家創作欲望熊熊燃燒時,揮筆而就,但冷靜下來,就恨不得把寫出的東西全部燒掉。一個日益成熟的寫作者會越來越苛刻,文字越來越少、越來越好。有人說他出版了幾百萬文字,今天看有些東西大可不寫。那麼這其中「可寫」的部分,如果沒有那些「大可不寫」的東西墊底,沒有這種巨量的訓練,還會存在嗎?人在藝術方面的覺悟非常緩慢,不能一下就達到高點。
任何一個優秀作家都會貼近底層,站在弱者的立場上,這是仁善之美,人性之美,是匯入藝術審美的至美。然而這並不等同於簡單的呼號和抗議。有些文字除了描寫底層的憤怒、反抗和激烈之外,幾乎再也沒有其它內容。這種強烈的情緒與意念覆蓋了一切,自由、活潑、愉悅、幽默和柔情,全都被壓迫被剔除了。它甚至能夠覆蓋無所不在的愛,變成一種僵化、呆板、膚淺的情緒宣洩。憤怒和激烈壓倒一切,豐富與智性變成了乾癟。詩性是豐瞻的、深廣而曲折的。文學當然可以有反抗、有憤怒、有訴求,但要有一個詩性的品質和基礎。
在教科書裡魯迅先生常常被貼上「反抗勇士」的標籤,作品不是「匕首」就是「投槍」。其實這是誤讀,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細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就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柔軟和幽默的人,當然也是一個犀利的人。魯迅曾致信山西榴花社,信中說既然是作文藝,就不要只急著呐喊和衝鋒,先要把文藝作好。有人要你們勇敢陷陣,他自己為什麼不衝上去?馬奎斯的政治立場是左派,左派陣營就指責他疏離革命,為藝術而藝術。馬奎斯在巴黎全身心地投入專業技能的訓練,吸取歐洲乃至世界的文學營養,學習和借鑒各種文學技法,以提高個人的寫作技能。他回答那些可愛的同志說:一個作家既然選擇了文學創作,那麼他最大的革命責任,就是把作品寫好。
作家的勇氣表現在許多生活的關節,時時都有考驗。但最大的考驗、日常的考驗,也要交出合格的答卷,這就是忠於藝術原則,這也需要堅韌和勇氣,也是最大的擔當。放棄藝術原則,其實就是放棄對真理的追求。真理不僅僅是社會層面的,也是藝術層面的。真理是普遍的,是全方位的。優秀的小說家既然熱愛真理,滿腔正義,卻熱衷於粗糙的文字和思想,會給人一種兩面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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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22)
脫穎而出
六七暴動期間,港英當局除了按法律正式拘捕和起訴一些參與群眾之外,還政治拘留了一些名人或可能是各界的實際領導者,在摩星嶺政治集中營裡。出版界領導人藍先生與我相熟,他那時候常到我的辦公室兼居處度宿,認為可以躲避拘捕。是否真有作用不得而知,但我們因此晚上常會單獨傾談。記得他曾經跟我說:「你也不是想一直做普通群眾吧?」我即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試探我是否有意入黨。我想到入黨可能對麗儀在大陸的處境有利,但同時又想到正在發生的文革種種扭曲的事態。於是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回答他的探詢。但於此,我相信這位常將創辦生活書店的鄒韜奮掛在嘴邊的黨員,基於對知識人的珍惜,又看到我創辦《伴侶》的成績,對我有一定的信任。
1969年底,我將所看到的香港和國際的思潮與文化現象向他分析,提出辦《七十年代》的構想,他很快就同意,並說服上海書局投資。也許是因為要辦的不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刊物,而是外圍刊物,較不需擔心與北京領導層的極左意識形態有抵觸。雜誌只我一人挑起所有編務,兩三名校對和處理發行、行政。
我忘記創刊號印了多少冊,但這種探討知識的、非消閒非實用的刊物,當時印數最多不會超過一萬份,因為估計銷量不會多。但使我意外的是,雜誌發行只四天,就到處售缺而要再版了。這說明在香港和新馬一帶,左派讀者真是長期陷於文化飢渴中。創刊號的打響,使這本雜誌脫穎而出,立即確立了生存地位。
開始挑大旗的寫手,主要是《大公報》的趙澤隆,以梅之的筆名,每期寫近萬字的國際問題專欄;梁羽生寫隨筆;羅孚寫散文;舒巷城寫小說和詩,張初與吳羊璧寫報告文學和雜文。
我們的左派意識,不在宣傳中國,而是在國際舞台上,集中在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以相當多篇幅報導和評論美國那時激烈的學生運動。我在三月間去日本探望媽媽,和參觀大阪博覽會,也採訪了參加反安保運動的學生,訪問了日本貧民窟。總之,美國、日本所有不好的事情都盡量予以揭發報導。
這些內容迎合了親中左派的意識,因為都是他們不知道但又想知道的事實與評論。不過除了這些國際政治內容之外,反映香港社會生活的小說、詩、報告文學和關於留學生生活的評論,現在看來還是有價值、寫得好、能夠吸引讀者的。其中,舒巷城以他自身經歷描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在香港的生活記實《戰火下的香港,和我》,為當時的社會風貌留下珍貴的記載。有些文章還相當有趣,例如創刊號梁羽生寫的「粵語怪聯與怪詩」,他引用的粵語怪聯:「一拳打出眼火;對面睇見牙煙」,「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食雲吞」,「公門桃李爭榮日,法國荷蘭比利時」……,刊出時引起不少人津津樂道。
日本有一位讀者,每週都寄一本《週刊朝日》給我們,算是提供資料支持我們。我記得,那時的《週刊朝日》幾乎每隔一兩期,就大篇幅圖文並茂地揭發日本各地的環境污染情況,日本稱為「公害」。時值日本工業高度發展,工業廢水污染河流,損害森林,破壞人民居住環境。《週刊朝日》的報導令人驚訝。但十幾二十年後,所有去日本旅遊的人,都對日本茂林修竹、潔淨清幽自然環境印象深刻,人人都會發現日本從政府到人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沒有五十年前日本對污染的揭露,就不會引起重視,就不會有今天的良好環境。由此可見,揭發問題,提出弊端,那怕說得過分些,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是好事。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所有的揭發、批評,都不能稱之為「唱衰」,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可能因被「唱」而「衰」,只會被「唱」而好起來。倒是掩蓋問題、壓制批評才會使社會變「衰」。
我在編者話中提出,雜誌的讀者應該是它的作者,雜誌的作者也應是它的讀者。意思是,雜誌不是編者作者辦給讀者看的,不是要「教育」讀者,不是用固定的立場觀點去影響讀者,而是由讀者參與對世界社會人生的探討,由讀者作者共同尋求答案。我的這個宣示,表明雜誌會採取開放態度,來稿只要寫得好、有事實根據、有獨特看法,就會採用。這與中共宣傳強調的「立場、觀點、方法」三要素並以立場為要,極為不同。由於貫徹這方針,所以後來我也在來稿的影響下改變了自己的認識。我創辦了這本雜誌,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的後半生。
1970年的開局雖好,但真正的改變卻在一年後發生:海外的保釣運動和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雜誌發展的最大機遇。(66)
圖1,《七十年代》創刊號;
圖2,1973年在《七十年代》所設的圖書中心,與同事合影。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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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01)
《伴侶》的時代
1974年,保釣運動健將、台灣作家郭松棻同他父親郭雪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香港時,我問松棻有什麼需要,他說他爸爸是畫家,想在香港找一個學畫時的老朋友,叫任大漢。我說,我認識一個畫家叫任真漢。郭先生說就是他。於是我聯絡任老,他一聽是郭雪湖,立即趕來。在灣仔帆船酒店見面,兩個老人拉著手,高興得像小朋友見面一樣。
郭雪湖是台灣知名畫家,任真漢原籍廣東花縣,二人分別是1908、1907年出生的同代人。任真漢原名任瑞堯,7歲時隨家人去台灣,在台灣拜畫家蔡雪溪為師習畫,賜號「雪崖」,與郭雪湖是師兄弟。後來去日本習油畫。在台灣和大陸輾轉多年,戰後落腳香港。任真漢幼時因病失聰,但能讀懂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本話的唇語,並能講話回應。他憑自學而擅長寫作,又懂得醫療生理知識。當時在香港難以憑畫畫糊口,於是在報上寫專欄,也是多產作家之一。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以忽庵筆名寫的歷史小說《西太后》和《武則天秘錄》;他用筆名莊綺寫少女的生理問題專欄「女兒經」和「莊綺信箱」,也受歡迎。1963年創刊的《伴侶》半月刊,邀他寫「新女兒經」,許多少女讀者追讀,卻不知道這位莊綺姐姐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
不知道是否因為同郭雪湖重新聚首的關係,任真漢其後又以極大精力投入繪畫生涯,而且還當起裱畫專家。他在1991年去世。去世前兩年,他應邀回到他的畫家生涯起點的臺北大稻埕舉辦個人畫展。畫展名為「聾仙任瑞堯無聲詩畫展」。直到現在,任真漢的畫仍然在繪畫市場有價,藝術成就也得到藝評界肯定。
1963年,我與吳羊璧創辦《伴侶》,主要的寫手開始是靠我們二人,以及畫家王鷹(王綺薇)的插圖配合,其後約稿範圍擴大到舒巷城、陶融(何達)、亦舒以及新崛起的年輕寫作者。讀者對象鎖定少男少女,更以少女為主,因為那個時代香港社會開始有較多的女性就業機會,工廠妹、白領妹、學生妹,愛幻想,嚮往愛情,有感情苦惱,也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純文藝,未必能吸引眾多感情迷濛的少男少女,而較沒有深度或者可以說是「輕浮」的「文藝性」刊物,就是《伴侶》的定位。專欄作家馮鳳三說,音樂有「輕音樂」,那麼《伴侶》也可以稱為「輕文藝」了。
我在《伴侶》寫愛情小說,散文詩,也介紹一些大部頭的世界文學名著的精華,講中外名人情史。用得較多的筆名是「舒樺」。
1966年,在《伴侶》銷路穩定並有微利的基礎上,我們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
《文藝伴侶》刊載了舒巷城的詩與小說、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盧景文畫插圖,亦舒的小說及散文、李英豪的荒誕劇介紹、何達的詩與詩評、柳木下的詩與翻譯等等。更邀得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為有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提供指導。《文藝伴侶》最終無法打開銷路,更因只有我是全職,一個月出三本雜誌也真是吃力,因此只出版了四期便告停刊。
伴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單行本,包括我的小說《當他再來的時候》和《生活的陰影》等,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和小說集《倫敦的八月》,他說這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小說中最喜愛的幾篇」。我們在1964年和1967年又編輯了兩本《香港影星年鑑》,1964年版列名了414位香港演員及其簡歷,1967年版列名的影星就有482人。為當年的影界留下一個記錄。
1967年,左派掀起暴動。新聞、電影、出版的社會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左右分明,中性的文化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羊璧固然要全力在《文匯報》工作,而這時出版界的領導人也向我提出將《伴侶》轉讓給中共直轄的機構「青年樂園」系統經營,我回到上海書局工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幾個創辦人也覺得經營下去不易,於是同意安排。轉讓後,我仍然為《伴侶》寫過一陣稿,大約一年後,接手的人也辦不下去了。
從1963到1967,是我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算是創出成績。《伴侶》雖無疾而終,但那幾年也把我的編輯寫作能力作了很好的磨練。
五六十年過去了,一些舊刊和舊書我也沒有留存下來。不過,近年還遇見兩個記得《伴侶》雜誌的讀友,雖未見面但有信息交往。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57)
圖1,《伴侶》創刊號和《文藝伴侶》創刊號。
圖2,1961年女兒出生,母親到觀瀾去探望。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