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新秩序」?】林鄭要精簡城規程序 是要精簡什麼? #肢解城市規劃 #8月專研
近日林鄭一反過往「香港缺地論」,指「香港有足夠的土地,但(發展)速度要加快」,以「程序繁複」的理由,開始將土地問題的矛頭轉戰「壓縮城規發展程序」。有大量近年已開始/即將落實就建築物高度限制、園景及綠化上蓋面積、樓宇間距及樓宇後移等精簡審批的措施,亦有各種地產界、建制政黨及智庫提出更激進建議,包括修改城規條例、《收回土地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甚至揚言「簡化」公眾參與程序、「改革」補地價制度等,近日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更提議大規模放寬濕地緩衝區周邊的高度限制,向既有城規制度進行大手術,以期加快土地發展。
以上精簡流程的討論,流於實際的技術操作討論,艱澀難明,所以目前民間缺乏面向公眾的說明,使大家無法掌握相關技術改動,究竟正將香港城市規劃帶往何方。是次 #肢解城市規劃 專題特意邀請了幾位富有參與規劃程序的前線專業人士,透過深入小組探討各項精簡措施的關鍵課題,深入淺出解讀以上精簡城規措施對土地發展的成效、含義與潛在影響。
▌現行城規流程簡明透視
要掌握精簡措施的關鍵,需要先知道現時一個土地發展項目,由白紙一張到取得新地契,直至完成樓宇興建整個發展流程,究竟需要經過多少部門、法規及程序。
簡單來說,一般住宅發展申請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規劃署、屋宇署及地政總署。
一、由規劃署支援的城規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審議發展申請的各種內容,當中會有公眾表述及聽證會表達意見。
二、地政總署會負責就該發展項目,製訂/修訂一份用以發展管制的地契條款合約,有需要修訂地契條款就要計算出補地價的金額,樓盤發售前,須獲得地政署同意地契條款已經完成的「滿意紙」(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過程中亦會因應不同情況牽涉不同部門 (例如運輸署、環保署等) 的參與,包括在城規會審議及批出許可條件或者在製訂地契條款時徵詢部門與局方的(技術)意見。
三、建築圖則的審批就會由屋宇署作部門協調,主要檢視圖則是否符合規劃申請時的訂下的要求,與及有否符合《建築物條例》標準,及後會獲批建築圖則 (或叫「開工紙」),工程便可以正式動工,最後工程完成滿足《建築物條例》要求,項目取得「入伙紙」屋宇署的角色就大致完成。
現在不少審批程序,例如高度限制、園景設計等,規劃署、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之間被認為「疊床架屋」,且準則不一,故此政府先透過「簡化」尤其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重覆審批」,從而加快土地供應。
可是,即將出爐的精簡修訂建議,卻不止是關乎城規流程的重覆審批,亦透過修例或放寬發展限制,聲稱能達到加快土地供應的效果,但這個聲稱的目的真的能夠達到嗎?
▌精簡程序 是否重疊 有否加快?
一個發展項目主要涉及三個審批部門,過往被批評部門審批角色重疊。現時精簡規劃程序有意刪走地政總署參與在內的審批角色,為求加快審批效率。
以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例,以往一直以法定規劃圖則和地契兩方面規管,精簡安排後除了特別情況,建築物高限制不會出現在新訂立或修訂的地契內。
有建築業界覺得是項精簡某程度上合理,因為有時地契上的高度限制,有時來自舊的規劃圖則,規劃方面而言,分區規劃大綱圖不斷修改,不必又再重新找地政修改地契,只要規劃署把關就可以了。有規劃師甚至會提出地契中「建築物高度限制」本身多餘,因本身已有總樓面面積和地積比等規劃工具控制建築物的體積。可見,以上業界人士普遍認為目前的精簡程序措施是嘗試應對處理規劃申請時職能重疊的「官僚化」問題。
問題是,透過精簡審批這個少少的程序,是否能加快整個房屋發展的過程?
有業界人士質疑,現時地政審批地契條款的程序,會多大程度影響房屋工程的進度。因為地契其實只是政府與發展商之間的一紙合約,不會令工程不乎合法規要求,似乎不太會影響工程進度。發展商只要在最後階段賣樓前滿足地契的要求就足夠,簡單刪去幾個條款,會有多大程序影響整個工程時間表?結論是,到目前一刻的精簡城規流程措施,對加快建屋過程有多大幫助,仍然是個大問號。
過往亦有就地政層面的「加快」嘗試,效果亦是一個大問號。以發展商極為關注的補地價問題為例,政府早於2014年推出的「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嘗試加快處理農地改劃為住宅用地的地契修訂申請,但直到2021年的6月,地政總署回應立法會質詢時,卻沒有備存實際處理申請個案時間的整體統計數據,並解釋指「每宗申請的時間取決於該個案的複雜程度及所牽涉的問題」。就此,似乎政府都無法評估「加速」措施前後的成效。
▌審批程序以外的建屋能力限制
現時精簡規劃程序的措施,似乎就不能簡單地加快整體房屋供應,因為建屋步伐其實更多是受制於其他大環境因素,而非地契上的幾條條款。根據業界人士的觀察所得,舉例說現時公營房屋供應的速度更多跟工程部門的負荷能力有關。
過往公屋工程進度緩慢,其實不是全然是覓地問題,更多是覓地後卻無人可跟進工程。據業內人士稱,由於很多「靚地皮」已被政府賣地予私人發展商起豪宅或商廈等,剩下可供建公屋的地皮若不是「盲搶地」得來,就是先天條件不佳,需要平整土地。而負責平整土地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內部有今年工程量的清單,若超出今年工程量的話,就會排後一年再處理,結果房屋署不是沒有土地建屋,而是有了土地,卻等了一整年才得以開展工程。
業界人士推測工程部門長期欠缺人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大型基建過多,當然這亦包括公眾所理解的「大白象工程」。如果將政府工程部門的人手吸引到明日大嶼等大型基建,似乎亦會令到整個工程界別的人手短缺,倒過頭來拖慢房屋供應,猶如搵石頭砸自己隻腳。
以上的例子顯示,現在政府「發展速度太慢」的定調似乎忽略了規劃程序之外的其他決定性因素,單單強調精簡加快城規程序,或者無助改善現時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
▌犧牲質素的「精簡」趨勢?
政府除了推行現時一系列的精簡措施外,不斷加快審批整個發展流程亦成為各個部門內部的首要任務。此時需要思考,這個「谷催加速」趨勢會對政府部門對於城市發展的把關及引導角色帶來什麼的負面影響?會否削弱本身監管下應有的質素?我們的城市景觀及生活質素,會否因而下降?
以園境規劃程序為例,過往一個發展項目的「園景設計總圖」(Landscape Master Plan)分別交由規劃署及地政署審批。2019年發展局發佈聯合作業備考第3號(Joint Practice Note No. 3),提出精簡園境的規劃申請程序,將規劃申請中園境設計一般交由規劃署作為主要審批,並交由屋宇署審批綠化覆蓋率(Site Coverage of Greenery)。
有園境建築業界觀察所得,過往規劃署及地政署的審批準則不一情況時有出現,亦有批評政府部門審批發展項目的園境設計十分主觀。上至發展項目的通風、園藝移樹、園境美化以及開放空間的佈置,下至會追問項目中種植一顆樹的品種類型,當中不時涉及主觀的判斷。相應地,這亦反映出部門會仔細監管園境的具體設計。若將審批準則統一,精簡成「點心紙式」的硬性要求,會不會使發展商出現「湊數交貨」的情況?
對於現時政府「總加速」的綱領下,除了精簡規劃程序,有部門因審批不透明屢次被官媒狙擊拖慢土地供應,而政府部門內部亦被要求加快工作效率,否則將輕易「中槍」,成為現時「鬥官僚」的目標。有業界亦表示公營房屋項目的園境設計也需要配合加快,我們必須小心,會否因而犧牲園境設計時應有的全面質量。
有園境業界人士有聽聞,政府部門為求加快公營房屋供應(或需要彌補因土木工程署工程吸納量不足而導致的延誤),現時在制定某些公營房屋的園境圖則時,往往鼓勵採用「直線型」的模組化(modular)設計,嫌其他風格(包括曲線型)的設計興建速度慢,而這些曲線型設計對於整體景觀很多時有助益作用,甚或乎是個別地盤的實際需要。
透過犧牲因地制宜的園境規劃考量,而所換來的「精簡」成效,卻只是加快數天的制定工作,省時很少。這樣只會製造出更多倒模型公屋屋邨,而屋苑社區亦欠缺特色及變化,在地住戶的生活質素相信隨之而會被「精簡」。
▌公開補地價計算的雙面刃
發展商開發項目時,必須經歷修訂地契上的限制條款/改變土地用途等申請,因而須向政府就修訂前後的土地價值進行補地價,有發展商指這太浪費時間了。
現在開始有媒體吹風,政府正考慮列明「補地價」不同細項的計算方法,作為精簡城規流程的一個辦法。然而,「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所以政府需要謹慎的補地價計算程序,避免公帑損失或招致官商勾結嫌疑,花這些時間站在公眾利益立場看似是必須的。
但現時,發展商正積極撼動這個多年來的安排。有不少發展商指很難預計政府會提出的補地價水平(業界一般理解是扣除所有成本後,政府會預留發展預期收益的20%給發展商以訂出補地價的金額,大型項目補地價金額可動輒上百億),所以以當發展商察覺到某些時期有條件接近的地皮的補地價金額便宜時,就會出現一窩蜂為數個不同項目申請補地價的情況。
因此有業界認為,對發展商而言,補地價計算準則更透明,發展商理論上有機會更主動向政府申請補地價。但同時,正如前面所述,「補地價」牽涉公帑收入,公眾利益影響極大,如果被地產商得知補地價的計算準則,亦可以預期發展商會針對每個細項數字向政府「拗數」,若然發生,這將必然拖慢發展程序,有發展商甚至會有理據,就政府開出的補地價及其安排司法覆核(相對於補地價的天價金額,司法覆核的律師費用可說是九牛一毛,若然覆核成功一次半次,發展商已經「賺到有突」,增加了發展商挑起法律挑戰的誘因),引起更長時間的爭拗,所謂「精簡」程序能夠加快發展的期望落空,欲速不達。
而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地產商,補地價問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前者是關乎龐大的土地收益,後者是巨大的土地利潤,若然挑起補地價的紛爭,這爭拗將沒完沒了,除了公帑有機會蒙上損失,更要命的是,發展商看似很關心的發展速度,很可能會被拋諸腦後。
▌最壞的還未到臨
最後,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現在正考慮推出最具爭議亦係土地利益核心﹕涉及總樓面面積以及補地價方法的精簡措施。連同一系列政府官員以及建制團體,針對濕地緩衝區大幅度放寬的發展管制,以及城規程序的民主參與部分。精簡發展管制小組的動態,即將成為新界北及明日大嶼等大型發展計劃以外,直接改變本地土地發展玩法,具相當技術性,同時亦最具爭議性的城市議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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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氣候政策】
#2035零碳發電 #2050零碳排
美國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提出了以《BUILD A MODERN,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AND AN EQUITABLE CLEAN ENERGY FUTURE》為名的氣候變遷政見,預計投資兩兆美元,企圖將氣候變遷的風險轉為開創新經濟的契機,與早些日子民主黨進步派提出的綠色新政,或歐盟綠政概念異曲同工。
其中幾個重點:
1. 建立現代基礎設施
2. 用潔淨基礎設施與創新重新定位美國汽車業
3. 2035年實現電力部門無碳排
4. 對建築能源效率進行重大投資,包括完成400萬戶翻新與建造150萬戶的可負擔房屋
5. 對清潔能源創新研發的歷史性投資(4000億美金)
6. 推進永續農業與保護
7. 確保環境正義和公平的經濟機會
美國總統大選與台灣總統大選的檔次和高度果然不在一個水平,當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出2035零碳電力百分百的候選政見時,今年初嘲笑韓國瑜2035潔淨電力50%的側翼不知道是否正在幫拜登計算達成這樣目標美國需要多少核能電廠?或準備嘲笑拜登即將用命發電。當然啦,這邊也只是肯定韓國瑜團隊去年提出的目標,但對於他空泛的內容仍然感慨就是。
而民主黨氣候政策擬定過程真的多元與包容,工程相當浩大,整併了短時間廢核無煤的激進派(例如舉薦初選對手桑德斯為氣候變遷政策負責人),保留了再生能源外的實際方案例如核能、碳捕捉等,同時也協同眾議院的議員們提出法案檢討報告( https://climatecrisis.house.gov/report ),全面就氣候政策相關措施進行盤點,提出改善方案,讓選民可以看到該黨不只是打嘴砲的決心。
可以參考:https://joebiden.com/clea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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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內涵(部分翻譯)
▋基礎設施: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優質工作,以重建美國不斷崩潰的基礎設施-從公路和橋樑到綠地,水系統,電網和網際網路-為永續成長奠定新的基礎,在全球經濟中競爭,抵禦全球經濟的衝擊氣候變化,並改善公共衛生,包括獲得清潔的空氣和清潔的水。
▋汽車工業:從零件,材料到電動汽車充電站,在美國汽車工業,國內汽車供應鍊和汽車基礎設施中創造100萬個新工作崗位,使美國汽車工人和製造商獲得競爭力;並投資美國汽車工人,以確保他們的工作是好工作,並可以選擇加入工會。
▋交通:通過聯邦投資以及強大的勞動保護措施,為每個美國城市提供10萬或更多居民高品質,零排放的大眾交通選擇,從而創造工作機會並滿足這些城市的需求,從輕軌到改善現有的公車線路,為行人和騎自行車安裝基礎設施。
▋電力部門:生產潔淨的電力,到2035年實現無碳污染的電力部門。這將使我們能夠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同時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
▋建築物:在4年內對400萬棟建築物進行升級,並為200萬戶家庭提供耐候性,創造至少100萬個高薪工作機會,並通過資助直接現金回扣和低成本融資來升級和電氣化家用電器並安裝更有效的窗戶,從而刺激建築改造和高效能的製造供應鏈,這將削減住宅的能源費用。
▋創新:大幅降低關鍵潔淨能源技術的成本,這些技術包括電池儲能,負排放技術,下一代建築材料,綠氫和先進核能,並迅速商業化,以確保這些新技術在美國製造。
▋農業與復育:創造氣候智慧農業,復原力和保護方面的就業機會,其中包括25萬個就業機會,用於廢棄化石燃料開採礦區的轉型,於過去環境重創的社區中建立工會,減少有毒物質的洩漏,並防止及復原當地被破壞的環境。
▋環境正義:確保環境正義是建立任何夥伴關係的關鍵因素,在被遺棄的社區中創造良好的,中產階級的工作,在遭受污染首當其衝的社區中修復,並融入最佳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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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更正:已離任,謝謝讀者告知)於3 月23日《世界報》副刊全版發表專文,探討在這次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中,為何亞洲國家表現的比西方優越。哲學家韓炳哲引領我們思考大數據、儒家思想、主權國家與防疫的關聯,更對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提出深刻反省。小編昨夜讀完長文,彷彿看到黑格爾與海德格再世,為我們思考這場瘟疫,因而夜不成眠,今日決定全文譯出,與讀者分享。]
【我們的理性不能任憑病毒擺佈】
冠狀病毒考驗我們的體制。亞洲的防疫遠比歐洲成功,香港、台灣、新加坡僅有非常少數的感染者,台灣通報病例108、香港193,德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已有14481(!)人染病(3月19日)。南韓已度過最糟的狀況,就連病毒發源地中國也大致控制住傳染病。
但台灣和南韓都沒有實施禁足令,商店與餐廳也都沒有關閉,而亞洲人此際大舉逃離歐洲,中國人或韓國人想返回家鄉,因為他們在歐洲覺得不安全。機票漲了四倍,前往中國或韓國一位難求。
歐洲跌了一跤,感染人數呈指數成長,歐洲似乎無法控制住這場疫情,義大利每天有上百人死亡,年長者的呼吸器被摘除,好讓較年輕者可以得到救助。空洞的行動主義擺在眼前。關閉邊界是主權國家絕望的表現。我們感覺回到主權國家的時代,由主權者決定例外狀態,主權者關閉邊界。
但這是空洞的主權國家秀,它起不了任何作用,歐盟國家間的密切合作還比較有幫助。歐盟禁止外國人入境,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舉動,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人想來歐洲;禁止歐洲人離開歐洲其實還比較有意義,因為可以保護世界免受歐洲危害。是的,歐洲當前已成疫情的重災區。
相對歐洲,在對抗疫情上,亞洲到底有什麼體制上的優勢?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或新加坡這些國家,基於儒教文化,帶有威權色彩,他們的人民比歐洲人更為服從,他們對於國家有更多信任,而且日常生活本質上受到更嚴格的組織,不只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亦是如此。尤其是亞洲人在對抗病毒上大量運用數位監控。他們推測大數據擁有對抗傳染病的巨大潛力。
我們可以說,在亞洲不只有病毒專家或傳染病學家在與病毒作戰,資訊人員與大數據專家也參與其中。這是一場在歐洲尚未發生的典範轉移。大數據可以拯救人命,數位監控的辯護者會如此宣告。
在亞洲幾乎不存在對於數位監控的批判意識,幾乎沒有人在談論資料保護,就連日本和韓國等自由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人起身反抗政府拼命搜集資料。中國已經引進一套歐洲人所無法想像的社會評分系統,它允許廣泛的評價人民。
每位公民的社會行為被持續評分,在中國監控時時刻刻無所不在。社會網絡中的每次點擊、每回購物、每項接觸、每個行動都受控制。闖紅燈、與批評政府者往來或在社群媒體上張貼批判言論,都會被扣分,人生可能因此變得危險。
相反的,在網路上購買健康食品或是閱讀黨報,則會被加分。擁有足夠點數的人可以取得旅遊簽證或是低利貸款。但分數低到一個程度可能會失業。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監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網路、電信與政府之間有無限制的資訊交換。實際上不存在任何資料保護。「私人領域」不在中國人的字典裡。
在中國有2億隻監視器,一部分配有高效率臉孔辨識系統,甚至可以捕捉身上的痣。要逃脫監視器的掌握,絕無可能。這些配有人工智慧的攝影機可以觀察與評價在商店、街上、車站與機場的每個人。
數位監控的基礎建設如今證明在防疫上有高度的成效。當某人離開北京車站,他會自動被相機捕捉、量測體溫。一旦體溫異常,所有同一車廂的乘客會自通收到手機簡訊。
社群媒體上甚至有應用無人機監視隔離者的報導。如果有人私自離開隔離所,無人機會飛來要求他返回住所,說不定無人機還會列印罰單丟到違規者身上,誰知道。讓歐洲人心生恐懼的狀態,在中國顯然是無人反抗。
集體主義主宰亞洲,沒有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不同於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在亞洲當然也很猖獗。
對抗病毒,大數據比歐洲人現行毫無意義的關閉邊界更有效率,但因為資料保護,在歐洲不可能運用堪比的數位科技來對抗病毒。中國的手機與網路供應商將他們客戶的敏感資料交給安全單位與衛生機關。
國家知道我在哪裡,和誰見面,做什麼,尋找什麼,想什麼,吃的買的,要前往的地方。未來或許體溫、體重、血糖指數等等都會被控制。伴隨數位心理政策的數位生物政策主動操控人類。
武漢有數千個數位調查團隊追蹤潛在感染者,光是藉由大數據分析,他們就可以找出潛在的感染者,誰必須被持續觀察、最終被隔離。未來被握在數位化手裡,流行病亦然。鑑於傳染病,我們或許該重新定義主權。主權者是握有資料的人。當歐洲還在公告例外狀態或關閉邊界,它仍依附在老舊的主權模式。
不只是中國,其他亞洲國家也運用數位監控來防疫,台灣政府同時傳送手機簡訊給所有人民,以調查接觸人士、或是通知人民感染者曾去過哪些地方或建築物。台灣很早就結合各種不同的資料,借助旅遊史來調查潛在的感染者。
韓國人在接近一棟感染者待過的建築物時,Corona-App會發出警訊。這個App記錄所有感染者待過的地點。在韓國,每一棟建築物、每一層樓、每一間辦公室或商店都裝有監視攝影機。要在公共場所移動而不被攝影機拍攝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
結合手機資料與錄像可以重建完整的移動資料,感染者的行經路線會被公開,當然也可能包括偷情的地點。韓國的衛生單位有所謂的「追蹤者」,他們日夜觀看錄影,還原感染者的移動軌跡與追蹤接觸者。
一項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顯著差異是口罩,在韓國街上沒有人不戴可過濾病毒的口罩。這裡指的不是一般的外科口罩,而是特殊附有濾器、醫生也帶的口罩。過去幾週,提供人民口罩是韓國的首要議題。
藥局前大排長龍,政治人物以如何有效提供人民口罩而被評價。製造口罩的機器被極速建造。目前似乎口罩夠用。已有App通知附近哪裡還有口罩可買。我認為,提供所有人口罩,在亞洲對於抑制疫情擴散有關鍵性貢獻。
韓國人連在工作場所也戴口罩,政治人出席公開場合也戴口罩,韓國總統開記者會時也展示性地戴上口罩。在韓國,如果不戴口罩會被咒罵,在德國,我們聽到的卻完全相反,德國人說口罩沒有多大的幫助,這真是弱智.那為什麼醫生還需要戴口罩?
口罩必須要時常更換,如果潮濕了,就失去過濾效果。但韓國人已發展出附有奈米濾器、甚至可以洗的「Corona-Maske」,它可以保護人免於病毒感染長達一個月,只要還沒有疫苗或治療藥物,這其實是很好的解決方案。
相反的,在德國醫生必須親自飛往俄羅斯獲取口罩。馬克宏扣押口罩,以分配給醫護人員,但他們拿到的卻是一般沒有濾器的口罩,說明寫著可用來防護冠狀病毒,這完全是個謊言。歐洲絆了一跤。如果人們還是得繼續在尖峰時間擠上地鐵或巴士,那叫商家和餐廳關門有什麼用?
在大眾交通工具裡要人如何保持距離?在超市也幾乎是不可能。在這些地方,口罩真的可以拯救人命。兩個階級的社會或許因而誕生,自己有車的人,就少遭受危險。既使是一般的口罩也會很有幫助,感染者如果戴口罩,就不會把病毒噴濺到外面。
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戴口罩,雖然或許有零星戴口罩的人,但這些都是亞洲人。這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德國盛行個人主義,包括不遮住臉孔,只有罪犯才戴口罩。我因為太習慣看韓國人戴口罩的照片,以至於柏林人不戴口罩的面孔對我來說近乎猥褻。我也很想帶口罩,但我在這裡買不到。
德國在過去把生產口罩的工廠遷到中國,所以歐洲不再生產口罩,只要人們繼續不戴口罩出門上班擠上公車或地鐵,那麼禁足令不會對疫情帶來多大改變。這次疫情所帶來的其中一項教訓是特定物品的生產,例如口罩、醫療與藥品必須再遷回歐洲。
儘管新冠病毒有不可輕忽的危險,但對此的恐懼還是不成比例。既使是致死率高出甚多的西班牙流感也沒有對經濟帶來這麼嚴重的後果。為什麼世界對這個病毒的恐懼如此巨大?
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論及戰爭與我們必須擊敗的「看不見的敵人」。我們的敵人又回來了嗎?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爆發,當時每個人都被敵人包圍,沒有人會將傳染病與戰爭或敵人連結在一起。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社會。
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世界很久了,冷戰已成遙遠的過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在過去一段時間也退居遠方。正好在十年,我的論文《倦怠社會》的命題是:在我們的時代裡,奠基於「敵人的否定性」的免疫學模式已不再適用。
冷戰時期的特色是邊界與圍牆,免疫學的模式組織了社會,這妨礙了物品與資金的加速流通,全球化清除了這些免疫門檻,資金有了流通的管道,還有今天影響生活各領域的混雜與滲透性也消除了他者或敵人的否定性。
今日威脅我們的不再是敵人的否定性,而是過度的肯定性,這呈現在過度績效、過度生產與過度溝通。敵人的否定性不屬於我們無邊界滲透的社會,壓迫讓位給抑鬱,剝削他者讓位給自願的自我剝削與自我最適化。在績效社會中,人們主要是與自己戰爭。
因為全球資本主義而被極度弱化的社會突然被這場疫情改變,門檻再度提高,邊界再度關閉,敵人又回來了。我們不再與自己爭戰,而是與外在看不見的敵人。過份的恐懼是面對這次病毒的社會、甚至是全球的免疫反應。這份恐懼如此激烈,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社會中,在一個肯定性的社會中生活。如今病毒被感覺為恆常的恐怖。
大規模恐慌還有一個理由,這與數位化有關。數位化去除了真實性。我們在帶來痛苦的抵抗中體會真實性。數位化與整個臉書的按讚文化消除了抵抗的否定性。在後真相時代,Fakenews和Deepfakes導致人們對真實性麻木。因此造成衝擊的,不是電腦病毒,而是真正的病毒。真實性和抵抗以敵性病毒的形式回歸。對病毒激烈、過度的恐懼反應,可歸因於這場真實性所造成的衝擊。
對病毒的害怕尤其反映出我們的倖存社會(Gesellschaft des Überlebens)的本質,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生命的力氣都被用來延長生命。我們歇斯底里地要存活下去,而不是擔憂能不能過好生活。要存活下去的社會對於享樂充滿敵意。健康享有最高價值。禁菸的歇斯底里就是為了倖存下去的歇斯底里。
我們的恐慌性反應暴露了我們社會的存在基礎。病毒讓死亡再度清晰可見,我們曾一度相信,已將死亡放逐至不可見之處。看見死亡的威脅,我們願意犧牲一切讓活著還有價值的事物。在新冠疫情面前,我們身處在為了能繼續活下去的艱苦戰爭中。
這場現在爆發的防疫戰爭是它的延續。倖存社會展露它非人性的面目。其他人首先是潛在的病毒帶原者,我們必須與之保持距離,因為他危及到我的生存。為了倖存下去的戰鬥與對好生活的憂慮相互對立,而且人們在疫情過後的生活,會比疫情之前更加在意能不能活下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病毒,這個殺不死的存在,只為了增生,只為了倖存,而沒有真正的活著。
金融市場對於疫情的恐慌性反應,也是其早已內存的恐懼表現,全球經濟的極度斷裂讓金融市場非常容易受傷害。各國中央銀行冒險性的貨幣政策,其實在過去幾年股票指數的持續上漲中,已埋下遲早要爆發的恐懼因子。
病毒或許只是讓駱駝垮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金融市場的恐慌不是呈現對病毒的害怕,而是對於自身的恐懼。沒有病毒也可能帶來崩盤,或許這次的病毒是更大崩盤來臨之前的徵兆。
哲學家齊澤克(Zizek)宣稱,病毒為資本主義帶來致命一擊,並召喚朦朧的共產主義。他認為病毒會造成中國政權傾倒。齊澤克誤解了。這些宣稱都不會成真。中國將販售他的數位監控國家作為對抗病毒的成功模式,中國會帶著更大的驕傲展示他體制的優越性。
而疫情過後,資本主義會帶著更強的力量橫行,觀光客會繼續踐踏這個地球,病毒不能取代理性,此外,我們西方世界可能會得到一個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國家。
這個衝擊是讓我們建立新的統治體制的有利時刻。因此危機之後是新自由主義的建立,過去在韓國和在希臘都是如此。在這次的病毒衝擊後,希望歐洲得到的不是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政體,否則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害怕的例外狀態會成為常態,那麼這次的病毒就成就了伊斯蘭恐怖主義過去所達不到的事。
病毒不會戰勝資本主義,沒有病毒有能力引起革命,這場病毒分化我們,它不會帶來強烈的共同感。每個人關心他自己的生存。彼此保持距離的團結不是團結,不是我們所夢想的另一個和平與正義的社會。我們不能將革命讓給病毒。我們希望在病毒之後,人性的革命會到來。具有理性的我們(人類),必須重新思考與徹底限制毀滅性的資本主義與其他帶來四處破壞的移動性,以拯救氣候與我們美麗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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