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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子沒分享雜誌的訪談了，在九月號的 Vanity Fair 之後，Angelina Jolie 再度登上最新一期 Harper's Bazaar 的封面，相較於過去的青春氣息，歲月在裘莉身上只增添更多的智慧、優雅、嫵媚和韻味，從她身上看到了女孩與女人最大的區別，就是人生歷練所能在身上留下的最美痕跡。為了歡慶雜誌的 150 歲生日，特別邀請正在南非納米比亞的她親手寫下一封長信，談自己所關注的女權以及環保議題。
　
從演員到製片，再涉足聯合國，裘莉善用自己的聲音在世界各地宣揚人權主義，而她所執導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的電影《弒父 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告一段落後，也擔任即將上映的動畫電影《The Breadwinner》的監製之一，敘述在塔利班政府控制之下的阿富汗，女性不得工作或就學，而一位年僅 11 歲的當地女孩為了養活一家大小，不惜冒險女扮男裝設法生存的故事。
　
下面只是部分翻譯，完整原文請點：https://goo.gl/nstq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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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被詢問是否願意為雜誌的 150 週年的紀念刊號提筆時，我不禁開始想像，一個身在 1867 年的女性讀者如果能看她們如何改變 150 年以後的我們，不知道會有什麼想法。Harper's Bazaar 在美國推出的第一本創刊號正是在南北戰爭結束和廢除黑奴制度的後兩年，這是一個沒有電燈、汽車和抗生素的世界，許多人們活不過 50 歲生日，不少女性也都因為懷孕生產而死亡。
　
身為 19 世紀的女性，在多數西方城市裡無法進入大學念書，像是醫學、科學與法律等專業領域都對女性關起大門，妳無法投票更無法爭取權利，這種狀況長達了整整半個世紀。所以我相信，如果最初的雜誌讀者穿越來到現代，一定會感到非常震驚，對這一切由衷感激，並願意耗費大半輩子為爭取女性權益發聲。但我也很好奇，這些 19 世紀的女性們會為這世界目前依然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成千上百萬的女孩與女人們做出什麼改變，就像是《The Breadwinner》裡為了養活全家人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小女生，或是沒有醫療照顧年紀輕輕便香消玉殞的生命。
　
我這一生所見過最美麗而堅韌的女性是在巴基斯坦邊界的一處難民營的廢棄營地裡，她當時有孕在身，丈夫為了她與這個家出門尋覓工作，每天在沒有屋頂沒有醫院的地方等待丈夫回家，當時她只問我要不要進來喝杯茶。我們聊到了我的家庭和國度，並表示願意提供能力所及的方式盡力幫助她，她卻表示她已經無法再要求更多，眼神清澈、慷慨自重，從她的笑容和她撐著身體的模樣，我知道她已經把僅存的所有力量都給了即將出世的孩子。而在碰面的兩個禮拜後，就是 911 發生的時候，我不趕想像她是否活著、她的先生是否及時回去、孩子是否安然無恙？
　
最近我讀到世界經濟論壇預測，世界各城市男性與女性的權力差距需要再經過 83 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完全弭平，這並非女性要損害男性的權益，而是尋找一個平衡方式讓所有人都能因此受益，83 年的時間遠比所有男性和女性所想像的還要長。
　
我的媽媽帶有北美印地安人的血統，她曾經教導我他們族人的一個觀念，我們所做的每個決定，都應該考慮到自此之後的七個世代，雖然在所有生活壓力上要考慮得如此周全絕非易事，對我而言卻是非常美麗的理想願望。
　
無論正在讀著這篇文章的你是什麼身分，律師、老師、醫生、學生、母親、妻子、男孩還是女孩，我希望你們都能和我一起花點時間仔細思考，究竟我們做些什麼才能迎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的力量是大是小都很重要，希望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在下一個 150 年的未來裡，科技能夠給予我們更多幫助在溝通協調、打擊貧困、捍衛人權、保護環境，這是我們選擇自由的原因，勢必需要做出改變。
　
如果我的人生經驗有教導我什麼，那就是真正定義我們的，在於我們為了什麼挺身而出，為了什麼勇敢反抗，就像布希曼人所說的：
　
『當你最終看到通往地平線的道路時，就擁有了一切。』

"You are never lost if you can see your path to the horizon."

很喜歡看這些故事，在明星光環背後的故事，因為那才是真實的人生樣貌，在上次的美國網壇名將 Serena Williams 之後，九月號的 Vanity Fair 則講著這位處理六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在與 Brad Pitt 離婚後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往後的大半人生，同時更加入 Netflix 的陣容，打算拍攝一部關於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的原創電影，還面臨兩個自己之間的難題，在不平凡的未來裡，這是屬於 Angelina Jolie 的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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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婚之後首度接受媒體採訪，42 歲的安潔莉納裘莉不是一個帶著傲氣的女神，也不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更不像是傳說中的控制狂，充其量就是一位普通人臉上洋溢著親切的笑容，思考起來有點實際，講起話來輕鬆健談。
　
在去年九月與布萊德彼特分開時，並沒有打包走任何東西就搬入新家，到現在都還空蕩蕩的。她的家庭生活看起來混亂、放鬆且平凡，孩子們各個看起來相當有禮貌卻不會流於虛偽，一個抱著濕透的狗狗、一個和朋友在一旁玩耍、另外兩個跑過來纏著媽媽，壁爐上掛著一幅黑白全家福的照片，與所有美國家庭並無不同。去年九月因家庭健康因素訴請離婚的銀色夫妻，終止了 12 年的緣分，截至目前為止都還在協調所有細節，裘莉每天都必須面臨孩子的混亂、生活的混亂還有情緒的混亂，盡一切力量嘗試修補自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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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時，裘莉也著手進行涉及個人情感最多的作品，她將執導一部規模最大、感人至深的改編作品《弒父 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出自柬埔寨出生的美籍人權作家 Loung Ung 2000 年的作品，同時也是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在 1975 至 1979 年間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事件，又被稱作「紅色高棉大屠殺 Cambodian Genocide」，作者的父母和兩名家人都因此慘遭毒手，還有當時將近柬埔寨 25% 的人口，也就是約200萬人死亡，慘絕人寰。
　
而這部電影全程都在柬埔寨拍攝，完全使用當地語言，並投入非常可觀的資金，已經有一些在地人親眼看過作品，並認為透過電影的藝術呈現這個國家的歷史，此段歷史連柬埔寨的居民至今仍無法談論與面對，但他們視這部電影為一份貴重的禮物。對裘莉而言，拍攝《弒父》時她帶著孩子們一同前往，也是離婚分波後首度公開露面，等於是家庭的全新起點，同時也是她身為天主教徒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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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磯和紐約一直習慣權貴生活，但在柬埔寨所見到的貧窮真實樣貌，有人被地雷炸斷了四肢，有一整個世代的家族完全從地球上消失，瞬間讓她從先進國家的泡泡裡成長。
　
「我在當地遇見一群人，他們非常溫暖、善良與開朗，但同時也令人感覺飽經世事、神情複雜，當你開車經過這裡的人時，會發現很多事情，但卻不太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快樂。」
　
從這段見聞開始，裘莉對這個世界越來越好奇，當時身處柬埔寨的她決定前往了暹粒，摸索陌生的國度，無意間在路旁的攤販桌上拿起一本書，兩塊錢買了緣分，也買了 Loung Ung 的回憶錄《弒父》，成為了她改編這部電影的強烈動機，更因此主動接洽聯合國，後來成為聯合國難民署的親善大使，重回當地努力解決地雷的問題。在與作者頻繁接觸後，裘莉覺得雖然 Loung Ung 因為國家悲劇而不得以逃亡美國，但親眼見過人間煉獄她，卻始終不讓內心蒙上任何塵埃，兩人更因此成為最親密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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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弒父》進入後製的時候，她與布萊德彼特的關係也漸趨緊繃，似乎一切事情都變的越來越困難，他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出問題，也不是癥結點，只是希望能留給他們的孩子更好的機會，這六個孩子非常堅強也很獨立，在需要勇敢的時候也不會有絲毫膽怯。
　
「布萊德彼特與我都依然很關心彼此的家庭，而我們也都正在往同個方向努力邁進，但我以前一直很擔心我母親，因此不希望未來這些孩子為我操心，盡量避免在他們面前哭泣，這樣他們會知道即使充滿未知，但一切最後都會沒事。」
　
裘莉的媽媽在 56 歲就被疾病給帶走，還有原本家庭裡的其他成員，因此出於對孩子的愛和保護，決定接受預防性的乳房切除手術，降低乳癌的風險，兩年後，她在剪接《海邊》的時候，醫生告訴她並沒有罹患癌症，雙腳一軟，終於可以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
　
「我為自己的決定感到明智時，我把家庭放在第一順位時，我主導自己的健康和人生時，才真正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完整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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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有想到，要活出一段大膽而毫無保留的人生，但我只是沒辦法做其他事，就像無法變出砂鍋料裡、無法安靜坐著，我曾經花了九個月在嘗試當一位家庭主婦，清理狗屎、擦洗碗盤和說著床邊故事，雖然我目前對這些事比較上手了，但現在我只想穿上靴子好好享受一場旅行。」
　
別假裝自己很正常，誰想要過正常的日子，永遠不要，就讓我們擁抱這些不正常的時刻，最後的最後，她這麼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