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引用的推文無法取得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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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上常見的「年齡歧視」，時常呈現在對於年長者行為能力與需求之想像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事實上，以年齡來分類人群甚至因此排除某些群體享有資源與機會的權力的現象，並非只是中高齡就業所面臨的挑戰。年輕世代身處科技發達，社會變遷快速的數位時代，世代之間對於生活與工作的目標，其態度與價值觀也出現差異，也形塑著職場於年輕世代的期待與想像。當年齡成為能力判斷的標籤，對於就業產生什麼影響？我們來透過 BBC News 中文
的這篇文章來看見年齡作為社會分類方式所產生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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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很難確定你是因為太年輕而喪失工作機會的，但如果你被拒時沒有得到確鑿的理由，那或許可以推斷出這就是原因。

伊麗莎白·霍夫頓（Elizabeth Houghton）是一名職業發展諮詢師，專門向全世界不同地區35歲以下的人群提供諮詢服務。她表示，她的許多客戶經常會有這方面的困擾。

「如果你具備一份工作所需的全部技巧，且可以展現你可以將這些技巧應用於實踐中，而他們還是告訴你缺乏經驗。我會說這個決定是基於你年齡作出的，而非你真正的能力，除非他們給了你理由和充分的例子來論證你並非合適的人選。」
...

「人們總在說，想要找到一種比其他幾代人更加全面、更健康的方式，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瑞克林表示，從這個角度來說，「年輕人給職場帶來的最大貢獻是，什麼排在優先位置徹底改變。」

但在一些僱主眼中，年輕人不願為工作「犧牲所有」，這種態度無法得到這些僱主的歡迎。

最近一項針對在英國及美國的6000名受訪對象調查的研究指出，如今年齡歧視對年輕人帶來的影響大於年齡較長的人。

「人們同時用積極和消極的視線看待當今的年輕人，」研究作者之一、紐約大學商學院管理學教授麥克·諾斯（Michael North）解釋稱。

從積極層面來看，他們認為年輕一代擁有更多解決問題的技能，認為年輕人更有野心、更聰明、更酷、更精通科技。

（引用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58473343?fbclid=IwAR2xAWbtiqmW1sgQXXC8GvA9uHT_cpyHYz4eGPpFMACRqc4RqUez-cRbHQc）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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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我聽了「8/25禮拜三：法客話題EP105|最爭議的總統，能算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嗎？」這集，訪談來賓是林孝庭博士，上一次他上法客電台時聊的那本書《意外的國度》我就是聽完才買的！然後意外的讓我成為了法理建國派哈(˶‾᷄ ⁻̫ ‾᷅˵)✌🏻✌🏻✌🏻2020.12.4我因為分享買了《意外的國度》跟《台灣獨曆》的貼文，當時引起不同迴響，我看到莫羽靜標記了一位台澎黨的人（我內心想：咦？台澎黨是？）他來留言說《意外的國度》這本類似「毒樹果理論」，他說這本是從台灣光復來寫後續，我從小到大沒有質疑過「台灣光復」有問題，所以我很驚訝，因為我認為我開粉專的公開發文必須要為此負責、必須要確認發文的內容才對，從此次開始我就很積極的查看資料。很感謝當時有許多人透過留言、私訊給我指教，我若發文有錯的地方我一定會更正，但我也不希望自己連錯誤在哪都不懂又犯同樣錯誤，因此我就私訊當時留言說我錯在哪的黃聖峰，他很有耐心的回我許多問題，給我了演講影音、告訴有網站中的資料可以看，我在這時候才知道黃聖峰創辦了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我覺得法理建國論述實在太有趣而成為推廣者♡好嚕回到正題❣️林孝庭再度上法客電台宣傳第二本書《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我聽完以後特別有感觸的是他訪談最後那段話：「其實歷史研究啊它是一個不斷在接近真相的一個過程，但是它永遠沒有辦法抵達這個真相的彼岸，就是說我今天書寫這本《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我不斷地希望能接近真相、增進事實，希望可以把最接近真相的事實給呈現出來，但是我永遠達不到，因為呢我們凡人呢沒有所謂的上帝的視角，今天看過去的歷史人物、過去的歷史事件，你總會有一個個人的比較主觀的一種觀點或者出發點，或者是他的角度，不同的出發點看這個問題肯定是會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呢儘管如此我是希望如果我們大家或者各位讀者、我們聽眾朋友，大家能夠在思考問題的時候能夠以一個更大的歷史的一個架構或者脈絡來看，有一個滿紅的話叫做去脈絡化，你看到很多的問題可能是片段的，嗯我覺得那樣的話就是太過於主觀，今天如果我們把時空背景拉長，在一個比較大的史觀之下來看這個領導者的一生，然後或者在看某個事件，也許我們才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結束出來一個評價出來。這是我的一個一個感想。」…(｡ì _ í｡)沒錯！因為我們沒有上帝的視角，所以我們在看待資料時要清楚知道哪些是客觀事實、哪些是屬於某人的主觀意識、或者只是歷史觀察而已，並非國際法視角。台灣是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有沒有宣布獨立的問題，而是台澎法理地位的問題。當大家在思考時，如果沒有台澎法理地位這個客觀事實的認知，就不會意識到「台灣光復的騙局」，更不會知道佔領地不得移轉領土主權，佔領者不得要求佔領地人民向它效忠。💢台灣光復的騙局 https://wp.me/pd1HGm-10所以蔣經國並不是台灣的總統，他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的總統。而中華民國政權之所以可以在1945.10.25來到台澎是因為1945.9.2《一般命令第一號》「代表盟軍」來台受降並軍事佔領代管台澎，僅具有管理權限，沒有台澎領土主權。❣️為了打這篇文章跟大家討論，我就把這篇訪談打成逐字稿了，給大家看看：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XrNP6uYrsIpht3BOjmBNShxH4hJPAYt/view?usp=sharing接著我要針對訪談提出20個與訪談內容不同的觀點‼️#文長慎入 1️⃣貴智說：「現在長大社會上對蔣經國的評價，大概就是兩個，一個是十大建設經濟起飛，然後就是說他是特務頭子。」💁🏻‍♀️其實，不要說十大建設了，光是台北市在戰後的發展基本上就是依照日本當年所做的規劃來執行的。第Ｘ號公園預定地這種東西，在日治時期的規劃中就可以看到。大安森林公園是七號。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6%88%B0%E5%89%8D%E8%A6%8F%E5%8A%83%E7%9A%84%E5%A4%A7%E5%9E%8B%E9%83%BD%E6%9C%83%E5%85%AC%E5%9C%92再說了，中華民國政權拿台澎人的錢，拿去繳聯合國的會費，打腫臉充胖子繳的是幾十億人口的會費喔！浪費錢！好險被趕出聯合國，才可以把真正屬於台澎人的錢用在台澎上(´･ω･`)➖➖➖2️⃣林孝庭說：「1949年國民黨政府到臺灣來之前……」💁🏻‍♀️其實要稱中華民國政權，不能說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是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的政黨，不能等於中華民國政權。1949.12.7流亡的中華民國政權，與1949.10.1建立政權的PRC政權都是中國政權。他們各自想代表的中國是同一個國家法人格。這就是一中兩政權。👉🏻Q&A24中華民國政權/政府的差別？: 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077008788998703/?d=n➖➖➖3️⃣林孝庭說：「在49年後風雨飄緲內外的處境非常非常艱困的情下，他怎麼這樣慢慢地在黨國體制裡，慢慢慢慢地最基層的地方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後到了70年代，擔任我們這臺灣的領導人」💁🏻‍♀️其實，不要說台灣領導人，應該是台灣治理當局這個盟佔代管機構的領導。不可忽視的真相：👉🏻國際社會對軍事佔領的規範、中華民國政權身為盟佔代管者的可與不可、八二三炮戰的真相 https://wp.me/pd1HGm-na🥮同盟國是什麼？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https://wp.me/pd1HGm-kX➖➖➖4️⃣林孝庭說：「當然也包括台灣跟美國之間情報合作，我從幾個本身台灣緊密的檔案，跟這個美國英文檔案裏頭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台美雙方在冷戰時期都屬於所謂的反共陣營、堅強的盟邦，但問題在於雙方都是脫離不了各自以自己的他的國家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其實不是台灣與美國，當時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情報合作。問題是美國顧慮自己的利益本來就正常，哪個國家不是這樣？你中華民國政權這種巨嬰思想才有問題吧！老是想己願他力！國際法的形成與運作那篇文有說明各國主權平等原則。世界各國當然都會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優先，這無非是因為要對自己國民負責。我幫你是情分，不幫才是本分。👉🏻國際法的形成與運作 https://wp.me/pd1HGm-4Z👉🏻主權的概念形成與發展 https://wp.me/pd1HGm-5k➖➖➖5️⃣林孝庭說：「譬如說我在書裏頭舉例1950年代到1960年代，那老蔣兩蔣父子一心希望有機會能夠反攻大陸回到中國大陸，問題是美國不願意被你拖下水，為了你支持你國民黨、支持你台灣跟中共去打一場戰爭」💁🏻‍♀️這就是國際法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而且中國內戰與台澎無關。👉🏻一中兩政權的困境：九二共識+ ROC政權不等於KMT+ROC不等於台澎+兩岸衝突的岸+PRC/ROC政權的防空識別區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31482435100311/?d=n➖➖➖6️⃣楊貴智說：「所以這涉及到當時沒有辦法說服美國去幫忙反攻大陸，所以內心有個糾葛這樣？」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做過對美國兩次威脅。第一次是開羅宣言之前就說過了啦！二戰那時中華民國政權要打不打、要投降不投降的，後來才會有這戰時意向聲明，好安撫蔣介石參戰。第二是八二三炮戰，事實上，蔣介石是以「投降」來逼迫美國幫忙金門的。八二三炮戰的時候，蔣介石說：如果金馬被攻下，台灣這邊的軍隊的士氣會大減（這就是在暗示「我會投降喔」），所以逼迫美國非幫忙不可。但國際法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美國也不可能真的介入中國內戰。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是放棄中國領土金馬不要管，你就到台澎這依照自決權來成立另個國家變成一中一台，但蔣介石自己不要啊，還堅持自己是正統中國，更抗拒兩個中國，美國立場就是切乾淨不要牽扯到台澎上，那好在蔣介石拒絕，拒絕得好～不然這樣蔣介石就變成意外的國父！而且很有可能台澎更難切割中國政權引來的問題。➖➖➖7️⃣林孝庭說：「到了1978－79年當台灣跟美國斷」、「那你從蔣經國在當時處理台美關係斷交的談判，你就會發覺說蔣經國他有他的堅持跟要求，他希望說雖然雙方沒有外交關係，你美國還是要正式真正的去體認到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不是台美斷交，也不是中美斷交。美國從未與中國斷交，只是轉承認ＰＲＣ政權為中國合法政府代表。👉🏻台灣有退出聯合國嗎？台美有斷交嗎？台灣有邦交國嗎？https://wp.me/pd1HGm-7H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政權，不是主權國家。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沒有台澎領土主權，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而台澎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就成了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地方，目前仍舊被盟佔代管中。為什麼法理建國派要不斷強調《舊金山和約》所建構出來的狀態？因為那是共識的基礎。其他政治層面的東西都有可能隨便改變，但透過國際條約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可不是你說不存在就會不存在的。➖➖➖8️⃣林孝庭說：「當蔣經國在當時在台美斷交談判之間，他去接受這種低調、務實的這種對美外交的這種姿態，我覺得在相當程度上面也形塑整個八零年代，整個當時台灣對美外交整個主旋律，那就是比較低調、比較務實，比較穩健」💁🏻‍♀️這邊提到外交關係，延伸閱讀：👉🏻什麼是「外交關係」？大使館是什麼？蓋亞那設的台灣辦事處／立陶宛設的台灣代表處的法律性質為何？ https://wp.me/pd1HGm-mg➖➖➖9️⃣林孝庭說：「蔣介石台灣也有想打蘇聯牌，啊因為當時美國看到美國你都不支持我反攻大陸，然後呢你又不斷地想要跟北京改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台灣我也希望保有在外交上的一個最大的外交上的自主權」💁🏻‍♀️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不是台灣。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政權。👉🏻華台不分的現象、國家正常化的問題 https://wp.me/pd1HGm-m3➖➖➖🔟林孝庭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他有心想要玩蘇聯牌他也不敢玩了，因為他一旦繼續玩下去，老美可能會更加加速拋棄台灣，他認為台灣真的要去投向蘇俄共產陣營的話，那就不可能去維持這個雙邊外交的關係，我就早點去跟中共建交，然後美中建交下去對抗蘇聯，在這情況下蔣經國沒有選擇」💁🏻‍♀️應該要稱ＰＲＣ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而且美國沒有跟中國主權國家斷交過！只有轉承認政權而已～「政權」是具有實質力量、治理能力，反之沒有這些能力的政權，都是自己講開心的，沒有辦法真正的控制他們所主張、 自己的所謂的領土。政權是可以出現在一個地區（不一定是國家）上的實質治理能力的組織。「政府」具有的基本屬性是政權。「政府」是對承認你是代表政府的國家來說，才是政府。政府一定是政權，但政權不一定是政府。別的國家可以任何時候隨時就換承認哪一個政權是該國的代表政府，「換承認」有時候也沒有發正式聲明，而只是直接跟另一個政權進行國家政府才能進行的談判、簽約什麼的。像中日和約的簽訂就是透過締結條約來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這一個影片有說明 ［英語繁中字］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中華民國政權建政歷史：👉🏻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vanity=rotpnetwork&set=a.2763561250403580➖➖➖1️⃣1️⃣林孝庭說：「林孝庭：所以聯合國是一個很好的秘密接觸的一個場合一個管道。所以你看很多很多解密的檔案，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團跟我們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在紐約的場合暗地裡溝通，另外呢在墨西哥，當時台灣還有跟墨西哥有邦交，我們駐墨西哥的大使館呢」💁🏻‍♀️不是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台灣沒有入聯過。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1912.2.12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華民國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民國」；1949.10.1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解釋一下，假設具有國家法人格（statehood)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是一個機器人，需要駕駛員才可以駕駛。這個機器人叫作China，在1945.10.24由ROC政權擔任駕駛將這個China機器人開進聯合國這個club取得席次。在1949.10.1之後China出現了另一個具備駕駛機器人資格的駕駛員PRC政權，要跟ROC爭奪駕駛位子。後來1971.10.25，聯合國club決定在這個club裡的China機器人應該改由PRC政權擔任駕駛員。很多人說中華民國是國家不是政權，那就請問，假設哦～中華民國假設不是駕駛員（代表政府）而是機器人（具有國家法人格的主權國家），那它離開聯合國之後，有讓club少一個國家（席次）嗎？沒有啊！club中還是有China機器人存在，只是駕駛員換了而已。好的，中華民國政權是在「中國主權國家法人格」內自1912.2.12.建立的政權，中華民國政權作為中國代表政府待在聯合國26年，坐在「中國席次」上，雖然離開聯合國中國席次，但仍舊可以被其他國家「承認」其為中國合法代表政府，法律上資格仍舊存在，所以現在就還有15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合法代表政府哦！最後，中華民國與墨西哥關係是指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合眾國之間的關係。1913－1971年。1913年那時候台澎領土主權還是屬於日本喔！所以不可以說台灣跟墨西哥邦交！➖➖➖1️⃣2️⃣林孝庭：「是！嗯到了七零年代，我剛講的就是說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上海公報上就是說就是美中之間要建交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一個很大的趨勢。」💁🏻‍♀️「建交公報」的作用主要是正式確立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親善關係，非法律上關係），建交公報中如果提到兩國之間的國際法上權利義務關係，這個部分就會有法律效力。兩國在建交公報中對台澎法理地位做出的表態沒有國際法效力，那只代表這兩國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台澎法理地位仍須依國際法規範判斷，就像郭台銘跟另一個人異口同聲說台積電屬於郭台銘，也不會因此使郭台銘成為台積電的擁有者。《舊金山和約》是具有國際法效力文件，國際法上針對戰爭的結束是必須在和平條約做最終處置才算完結戰爭。國際上並不會因為哪一個主權國家主張「台灣是他的」，就可以發揮領土主權移轉的法律效力，或者變更二戰後和平條約的處置。更何況先主張台灣是他的是中華民國政權，ＰＲＣ政權只是主張繼承ＲＯＣ政權。➖➖➖1️⃣3️⃣林孝庭：「對當然！就是說49年整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被打得落花流水」💁🏻‍♀️是中華民國政權。1949.10.1之前是黨爭，之後就是中國兩政權代表權之爭。1949.10.1 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沒有競爭者）1949.10.1 以後到 1949.12.7 之前，中華民國政權（對承認它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1949.12.7 以後，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對承認它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如果沒有其他政權競爭，這個政權就會具有國家政府的地位。如果有其他政權競爭，這個國家對外的代表政府就由其他國家承認的對象來決定，每個國家都可以獨立決定要承認哪個是政府。所以 PRC 政權會想追殺 ROC 政權就是這樣。➖➖➖1️⃣4️⃣林孝庭說：「也許在他的認知裡頭，在當時國家安全高過一切，我寧可錯殺也不願意放過一個，只要少抓一個，那如果共產黨真的在台灣社會內部造成一個後果的話　那他是承擔不起的，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肯定一定會有一些冤獄呀等等，那當然阿現在說台灣現在在做轉型正義，全世界的國家在民主化後都有在做轉型正義的工程，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我們進一步去反省過去這一段歷史一個比較好的契機、一個機會。」💁🏻‍♀️美國在戰後對台灣的報告也顯示共產勢力根本在台灣不成氣候，反倒是 ROC 政權佔領代管台澎之後的倒行逆施反而造就了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中華民國政權 228 大屠殺原本也想要共產黨背黑鍋，但連牠自己做的報告都無法證明有這回事。台灣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這邊說的民主化只是中華民國政權治理手段民主化而已。💁🏻這邊引用一段聖峰在台澎小堅果社群中提到的關於轉型正義：陳水扁執政之後，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所謂的「台灣史」的研究，書也出了很多。但如果看過這些書的話，就會知道全部都是加了點台灣風味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視角。基本上在這些書裡面找不到從根本質疑ＲＯＣ政權正當性的論點。一堆歷史系老師都投身ＲＯＣ政權框架下的「轉型正義」，在幫ＲＯＣ流亡政權漂白。關於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書籍，一百本裡面有九十九本是停留在所謂的國家暴政、國民黨暴政的層次上。陳翠蓮的重構二二八是極少數有去提到ＲＯＣ政權為盟軍進行佔領的書籍，但也只是開頭跟結尾稍微提一下，書的主要內容仍舊是在ＲＯＣ框架內對所謂的黨國進行批判。➖➖➖1️⃣5️⃣楊貴智：「在民國大概45年代，是那個白色恐怖的一波高峰，當時抓了非常多的以共匪這個名義去抓的人，在台灣當時確實有很多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或是一些跟中國共產黨沒有關聯，但他們自己對於這個左派的思想有興趣的人都會在當時因為這樣受連累而入獄，」💁🏻‍♀️台共源自日共，跟中共根本沒什麼關聯性。日本政府在戰爭後期把包括台灣共產黨在內異議團體組織的壓制到極點，台共根本沒什麼力。➖➖➖1️⃣6️⃣林孝庭：「你想看看1971年我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北代表全中國的這樣子的一個地位已經不再被全世界主要的國家所承認所接受，當你你這個權力國民黨的權力正當性，你慢慢地在流失、慢慢地在弱化的情況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引進更多的這個本土的人士，你來進到這個政府裏頭來服務，你只有這樣子才有辦法讓你這個政權在台灣才有適法性跟正當性」💁🏻‍♀️1971.10.25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被趕走的是中華民國政權。那份決議從頭到尾都跟台灣無關，這份決議說的是要把蔣介石政權驅逐出聯合國中國席次，換句話說這份決議是要把中國代表從中華民國政權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如果以為退出聯合國的是台灣，就等於是把蔣介石政權當作台灣，是這很嚴重的錯誤喔！蔣經國找台灣人來接班有成功讓政權台灣化?事實上不可能，譬如說台商到中國開公司，裡面員工幾乎都中國人，也不可能讓這間台商公司變成中國人開的公司。👉🏻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14809591885289&id=258660130833607➖➖➖1️⃣7️⃣林孝庭：「他至少他不像其他的一些獨裁者、威權統治者用了一個比較強硬的手段去回應這個訴求，那也許就就像這個有些台灣的一些作家蔣得，他或許是一個獨裁者、一個威權者，但他至少是一個理性的，他願意去思考這個利弊得失，最終還是促成台灣逐漸走向這個民主化。所以這是我的我的一個觀察，對。」💁🏻‍♀️請大家換個角度，思考一下特務頭子殺人魔有多麼不得已？！一般我們都是要強者、有權力的人去運用同理心去思考弱者、無權無勢的人所面臨的困境、要加害者去思考、反省自己對被害者造成的傷害。結果現在是要我們顛倒過來嗎？要弱者、無權無勢的人去體諒強者、有權力的人，為自己遭到加害者傷害找理由去原諒加害者？！中華民國政權若不找本土派人士進來，使其台灣化，那也很難在台澎騙下去。它為了生存下去才走向台灣化，並非如林孝庭說的那樣說蔣經國很理性、沒有選擇鎮壓的方式。不過他無從選擇倒是真的，該選擇時 不去菲律賓來台澎，然後還要繼續騙。如果沒有台澎收留，中華民國政權早就成了海上的浮屍⋯⋯希望大家再換個角度思考，從台澎法理地位視角來看吧！跳脫出中華民國政權的框架來。👉🏻回應國家正常化、中華民國台灣化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58295142419040/?d=n➖➖➖1️⃣8️⃣林孝庭：「我想如果他有選擇的話，很遺憾他沒有選擇，因為他面臨太大的壓力，所以他同意了這個民進黨的合法化。」💁🏻‍♀️這邊提一下，民進黨也是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政黨輪替後，中華民國政權做過的爛事也要背負的，不可能一筆勾銷！例如，1946年1月12日，ＲＯＣ政權以節參字第01297號訓令宣布，即日起臺灣民眾自34（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復中國國籍。此舉違反海牙公約陸戰條例第45條，禁止強迫被佔領地居民向敵國宣誓效忠。導致於美國與英國正式發文。如果是國民黨發的命令，那換民進黨執政時能不能不承認、說那個不算數呢？顯然沒有吧？所以要說中華民國政權的命令。換民進黨執政一樣必須照單全收，不能說那個是國民黨做的。而且英美是透過外交途徑抗議，抗議的對象就是中華民國政權所代表的國家，而不是對政黨抗議。👉🏻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上）　https://wp.me/pd1HGm-iN👉🏻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下） https://wp.me/pd1HGm-jB➖➖➖1️⃣9️⃣楊貴智：「我覺得有時候人的命運很奇妙，你沒有得選擇，但台灣就剛好被推向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因為經濟，在他改革之下確實有好轉，而且民主也確實順利就民主化，所以我說命運是很奧妙的。」💁🏻‍♀️有很多人因為之前參與了ROC政權的民主化過程，就把ROC政權當成自己的東西、當成自己的國家了。這其實是很讓人擔憂的事情。➖➖➖2️⃣0️⃣林孝庭：「所以說他1984年在選李登輝做副手的時候，他那是政的方面」💁🏻‍♀️當時蔣經國時期「三不政策」主要因為1979年美國轉承認PRC政權為中國主權國家代表政府，因此中華民國政權用這個方式阻止兩岸人民往來，但實際上雙方政權私底下還是有「密使」往來。但人民若有互動就會違反動員戡亂條款，被冠上匪諜罪名，即便完全沒互動，也可能被羅織罪名。隨著蔣經國逐步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轉型，並提名台灣人李登輝為副總統，1984.3.21李登輝被選為第七任副總統；1987.7.15蔣經國頒布總統令解除「臺灣省戒嚴令」；1987.11.2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到1988.1.13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之後1990年由國民大會選出擔任總統。（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27 條國民大會之職權選舉總統、副總統；第 47 條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https://wp.me/pd1HGm-5w🍡🍡🍡🍡🍡🍡最後，希望大家在聽所謂的學者訪談時，能夠反思這些資料是否有提到最根源中華民國政權來到台澎的真正原因，以及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當人民沒有意識到台澎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欠缺國家法人格（statehood)，就不會產生建國意志。就會繼續死抱著中華民國政權，把這個桎梏傳給下一代。在大多數台澎人都被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嚴重洗腦的情況下，民進黨如果馬上像我們這樣講得這麼直接，搞不好被嚴重洗腦的台澎人下次就讓中國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到時候不要說推動法理建國，台澎直接被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權奉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都有可能。在台澎建國這件事上，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即：民進黨）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是揭露真相，但也必須在適當時機及情境下以適當的方式揭露。我們現在對一般民眾揭露真相就是在製造這個時機、塑造這個環境，在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揭露真相前，有越多民眾對即將揭露的真相有概念、印象，乃至於理解，在真相被正式揭露時，台灣社會可能發生的動盪與不安就會越少，民眾對這個自己已經有些許印象的真相，接受度也會更高。台澎建國從來就不只是少數政治菁英的事情，也不是靠少數政治菁英就能完成的事情。台澎最終能否成為真正的主權國家，取決於像你我這樣的人能夠理解台澎還不是國家、台澎建國的必要性，及真正能有效建立國家的方法。真相的揭露，知識的傳遞，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也是每一個希望台澎成為國際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的台澎人應該採取行動參與其中的事。願你們與我同行，成為法理建國派，成為推廣者、實踐者、啦啦隊，走在建國路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具體建國步驟、行前具備條件以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後的工作 https://wp.me/pd1HGm-7P

Ques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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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2021/9/5【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Best interest是什麼？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文˙何桂藍編輯•王翠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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