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形式平等的意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思考框架是創造力背後的推手

我們心中，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思考框架，我們思考的方式就是如此。這些思考框架有的簡單、有的複雜，有的精確、有的粗略，有的美麗、也有的邪惡。但不論如何，都會呈現現實的某些面向，協助我們提出解釋、抓住重點，做出決定。

例如，民主制度是一種思考框架，而君主制度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在商業產業上，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是一種思考框架，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即「目標與關鍵結果」，因英特爾與谷歌的先後採用而聲名大噪）也是一種思考框架。宗教是一種思考框架，世俗人文主義（也就是不信神的道德觀）也是一種思考框架。法治是一種思考框架，「強權即公理」也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平等是一種思考框架，種族主義也是一種思考框架。

在我們的種種推理上，思考框架不但是重要基礎，而且應用極為廣泛。近幾十年間，從哲學到神經科學，各式各樣的領域都曾研究人類的思考框架，只是用來描述的術語有所不同，包括：模板、抽象概念、再現（representation）、基模等等。

時至今日，不論是硬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多半都已經接受「人類透過心智模型來思考」的概念。只不過，這其實是相對晚近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多半還只有哲學家在思考「人類如何思考」的問題。佛洛伊德對大腦的奧祕深感興趣，但他是當時的例外，而非常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像是卡西勒和維根斯坦等哲學家，則是以心智所操縱的符號與語詞為基礎，以此來認識心智。這確實是邁出了一步，讓人以更理性的方式來瞭解「認知」，但一切仍然只是理論，沒有實證。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實證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心智—心理學家接手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開始思考大腦內部的認知過程。一開始，學者認為認知過程就像是嚴格的邏輯運算，但實證研究並無法支持這種論點。大約在1970 年代，「心智模型」的概念開始流行，眾人也開始認為人類的推理並非邏輯形式的運作，而更像是在模擬現實：我們評估各種選項的方式，是去想像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

如今，這種觀點已經由許多心理學家與認知科學家經過眾多實驗得到證明。近年來，由於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能夠即時視覺化呈現受試者的腦部活動，就連神經科學也踏入了這項研究領域。舉例來說，研究顯示，人類構思未來的時候，會啟動那些和空間認知與3D 思考相關的大腦區域。可以說，其實就是在有目的、刻意的做夢。

這項研究成果，讓我們對人類如何思考的理解，開始默默改變，瞭解了心智模型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構件。不論我們任何的所見、所知、所感、所信，都始於我們對宇宙萬物的思考方式。我們如何理解世界，會受到我們「相信」世界如何運作所影響，包括：事情為何會發生、未來會如何發展，以及如果我們採取行動之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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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帶來的好處

因果框架要求一切必須有說得通的解釋，這點除了讓我們得以歸納類推，也讓我們得以學習。這是一項重要特點，而且也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現。一般來說，學習是發生在得到資訊的時候—聽到老師講課、看到書上的描述、或是學徒動手修修補補的時候。但在做因果解釋的時候，那位提供資訊和解釋的人其實也在學習。這項觀點是由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倫布羅佐（TaniaLombrozo）提出，她是這個學術領域的熠熠新星，引領著一套關於「解釋」機制的新科學。

倫布羅佐從大學時期開始，就發現不論在心理學、社會學、哲學，處處可見關於解釋的想法。雖然這似乎就明擺在眼前，但事實證明，關於「解釋」這件事本身，科學界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某些事值得解釋、又有某些事不值得解釋？解釋能讓我們如何有所成就，或者如何讓人誤入歧途？倫布羅佐的研究從心理學和哲學出發，填補了一些我們關於解釋的知識空白。

倫布羅佐對於「透過解釋而學習」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實驗中，倫布羅佐請成年受試者看看兩群來自外星的機器人，分別名為glorp 和drent。兩群機器人各有不同的顏色、體型、腳部形狀的特徵，但受試者並不知道真正的重要區別是哪一項。實驗人員請一半的受試者去描述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而另一半則是要解釋glorp 和drent 各有何特徵。（兩群機器人都很可愛，但是真正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顏色或體型，而在於腳部的形狀。）

結果如何？比起那些只需要描述而不需要解釋的人，那些必須提出解釋的受試者，在找出真正區別之處的表現，明顯高出一截。倫布羅佐做了很多次實驗，結果都類似。她甚至也對小孩做了實驗，結果一樣：如果要小孩提出因果解釋，他們的表現就會更棒。

讓我們把這點再拉回來討論思考框架：我們用因果框架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時候，其實就是在學習，因此我們會更瞭解這個世界，我們也能產生更深入、更準確的見解。而且，向別人解釋這個世界，也能讓自己更瞭解這個世界。這項發現對教育和育兒來說，具有直接的意義：記得要小孩解釋他們推論的過程，而不只是要他們給答案。（這或許也有演化上的意義：比起其他不去解釋這個世界的動物，人類透過解釋的機制，也就學得更快、學得更多。）

這件事能帶來的好處，絕不只是知道怎麼區分glorp 和drent而已。人類從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想像出各種秩序的概念，在群星當中勾勒眾神的身形，將各種物種加以分類。小孩會花上幾小時，分類排列著自己的小車車、小布偶、樂高積木，還有萬聖節糖果（直到爸媽半夜偷偷來吃掉）。這種分類和重新分類的動作，靠的就是我們取得抽象概念、進行歸納類推的能力。

要是少了取得抽象概念的能力，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完全陌生，沒有任何一般法則能夠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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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造局者》
思考框架的威力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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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基耶, 麥爾荀伯格, 德菲爾利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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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昨天在贈書直播中，談到用過去經驗類比現在或未來未知的處境，是大腦很重要的工作。說真的，這項能力對我們活下來真的幫助很大。

然而，我們昨天也提到，這種思考慣性同時也造成了某些限制。尤其過去經驗本來就比較偏頗，這種慣性要調整，就必須經過有意識的自我教育。

「思考特定議題的時候，我腦海裡如果浮現越多人的立場，最後得到的結論就越讓人信服。」～漢娜鄂蘭

版面上的朋友們，因為常閱讀不同作者的智慧，所以特別能進行討論。這其實更有利於我們看到不同人的觀點，並且選擇適合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只是因循故舊。

今天晚上沒有直播，明天晚上的直播，會再談談傳統教養跟自我傷害的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沉重的話題，錯用思考框架，讓我們代代相傳著創傷。

祝願您，能充實我們的思考框架庫，這是能有多元選擇的基礎之一！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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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幹嘛烤肉？ #這是誰的中秋節？ #從國定假日看權力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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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秋節，不知道各位壯士們是否有搭上返鄉專車回到熟悉的家人身邊，一起共度月圓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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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四天連假的同時，建議各位壯士們不妨抬頭看看天空賞月之餘，享受中秋必做三件事：烤肉、吃月餅、吃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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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除了談中秋幹嘛烤肉之外，也想談談「國定假日」背後的社會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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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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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一書中，但直到唐朝，才成為固定的節日，《唐書‧太宗記》記載有「八月十五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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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唐朝之後，中秋賞月的習俗愈來愈普及，慢慢演變成中秋節。至明清，中秋節已與元旦齊名，成為中國的主要節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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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秋節的典故，除了大家經常聽到的：吳剛伐桂、嫦娥奔月、玉兔搗藥與月餅起義，這些不少人都耳聞過的古老傳說，但是其中都與烤肉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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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與烤肉的關聯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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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烤肉的起源有幾個說法，1982年的《民生報》認為係因1981年烤爐外銷不景氣，廠商大量內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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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聯合報》也有民眾投書表示中秋烤肉是他於1990年代發明；而在2004年左右，「廣告說」出現，《聯合晚報》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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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烤肉的風氣是因為烤肉醬廣告推波助瀾的關係。網路上有人相傳，十多年前，萬家香醬油推出『一家烤肉，萬家香』的電視廣告，隨後競爭廠商金蘭醬油也密集推出金蘭醬油烤肉醬的電視廣告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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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亞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陳峻誌考察後發現，從史料分析上，無論是萬家香或是金蘭公司的烤肉醬商品推出時間或是電視廣告的播出，都晚於台灣「中秋烤肉」的現象出現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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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的是，相關業者的推波助瀾，的確讓中秋烤肉變的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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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中秋節烤肉」這個與中秋習俗無關的活動，也儼然成為台灣相當具備特色的中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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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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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秋節之所以能夠放假，則是根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之中的規定，其實該法規當中，將節日分為三類：紀念日、民俗節日與一般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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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大多與中華民國史上重大事件以及宗教相關，例如：開國紀念日、和平紀念日、臺灣聯合國日與佛陀、孔子誕辰紀念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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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節日則與台灣民俗活動有關，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曆除夕以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自2006年起，具法定16族原住民身分者，得於所屬族群的歲時祭儀放假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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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般節日則是多與特定群體有關，如：婦女節、青年節、兒童節、軍人節等。以及臺灣光復節、中華文化復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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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能夠放假的節日，則被俗稱為「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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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也代表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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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歸納上述假日的特質，可以發現許多的國定假日與漢民族的民俗信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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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台灣，也有客家族群、原住民族與新住民等，讓台灣這座島，能夠有著多元的族群展現其各自獨一無二的樣貌，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與歲時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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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作為一社會制度，假日政策的行使與規劃必然是權力運作的結果。然而在國定假日規定上，特別是「民俗節日」的安排，讓尊重台灣多元文化的美意造成反效果，反而更可能忽略、排除了其他族群的歲時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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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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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的儀式與活動，是產生維持、創新、改變、增強或削弱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的工具，透過儀式與慶典維持了國家認同的符號與神聖性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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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儀式激發人民的共鳴，人潮聚集構成了獨特的集體記憶，產生國家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增強了國家及社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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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國定假日的形成與發展是政治權力和宗教共同賦予假日使其有所意義的結果，在不斷的社會變遷當中，假日如何被定義，意即國定假日的制定與形式，是多族群國家必然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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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經濟社會發展、族群平等、文化傳承間取得平衡，並給予台灣多元族群更友善的環境，需要主政者審慎思考。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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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議題今天重新在立法院被提出，我相信這是一個持續公共政策討論非常重要的過程。

我曾經在2006年與其他立委同仁，包括林淑芬委員等人，共同提出同性婚姻合法草案，只是很遺憾當時未能進入委員會討論就被封殺。

今天即使法案尚未列入委員會的議程，但能有機會以一個正式列入紀錄的委員會公聽會的形式來做討論，我相信都是另外一步的進展。

只是，今天看到法務部等行政部門，對於這個這麼重要、涉及到這麼多人基本權益的議題，立場居然還是保守、封閉，甚至還說要繼續研究，即使委外進行的研究報告內容都已朝支持同性伴侶制度的方向，我不了解法務部有什麼立場繼續迴避這個問題。

同志的存在是社會事實，政府部門不但不積極去回應，對於已經發生、衍生的問題，包括很多數據顯示，尤其是在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憂鬱症、自殺傾向的比例都特別高，所以這已不僅是涉及公民權益的問題，更涉及到公民人格發展的過程。
如果社會可以用更開放、更包容、更尊重的態度，其實社會是能夠更多元、更豐富的。

我自己非常幸運，我在念書的期間，學校本身做非常好的教育，讓大家都能夠對不同性傾向，或對性傾向的觀點不同的人，或是與社會互動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我們都能夠更包容、尊重與了解，甚至也能欣賞不同的性傾向對這個社會多元化所能夠帶來的貢獻。

所以我非常遺憾，現在的行政部門還是採取一個迴避、保守、抗拒的心態。
今天我們重新再提出同性婚姻合法的修法的方向，呼籲行政部門與立法院的同仁能支持，還有民間社團提出的伴侶制度，這都是可以同時來討論的。

現在是2012年，距離我第一次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版本的2006年，到現在也經過了6年的時間，我們看到每一年同志遊行的參與人數越來越多，現在社會不管是在媒體的公開討論，或者是在各個領域，包括已經通過在教育以及工作權益有關性別平等的相關法律，都已經開始有一些進展。

民調也顯示，社會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共識達成。我們看到各種民調都有過半的支持，甚至有高達六成左右的民眾接受、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我相信這樣的進展不是沒有意義的，它應該要能夠反映在台灣司法的進步性上面。

我們再看其他國家，德國前副總理(現任外交部長)，和柏林市長都是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他們進行國事訪問時，在正式的國際場合、國際會議上，能夠正式帶著他的伴侶，受到祝福跟尊重，已經慢慢的形成世界的潮流。

我希望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立法，能尊重不同性傾向，讓每個人享有應有的公民權益。我希望台灣能讓不同性傾向的人能免於歧視，享有基本尊重，能夠有更進步、更開放的社會空間。我相信這對台灣整體的國際形象也是正面的。

所以我再次呼籲，不只是行政部門，還有在立法院屆時必須參與修法程序的其他委員，即使是反對意見的呈現，但是我們總是希望這樣一個重要的公共政策，涉及這麼多民眾的基本的公民權益的議題，能夠進一步獲得共識，能夠真正的推展，讓台灣真正符合國際人權的基本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