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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紐約回來後不久，開始在《GQ》上面寫音樂文字，對一個菜鳥作者，那是很大的機會。

「哇！GQ耶。」每個月都期待收到那本印刷漂亮的雜誌，聞聞紙的味道，嚮往著其中幾頁的生活感。

一陣子沒在《GQ》上寫東西了，而我也一陣子無法再寫這個過去很熟悉的題目。十月號回到久違的版面，重訪一個熟悉的主題，就像重回前女友懷抱似的（咦），竟沒有每個月寫其他專欄前那種拖拖拉拉將自己逼到絕境的痛苦感。一個下午輕快地、舒服地把文章寫完了，而且自己還滿喜歡。

貼在這裡。

〈關於現場演出的二三事〉

紐約市寒冷、朦朧而神秘。這裡是世界的首都。這城市像一塊沒有雕刻任何名字或形狀的板子，它不偏寵任何人。一切永遠是新的，永遠在改變。街上永遠是不一樣的人群。— 巴布・狄倫

曾經，我也是那些在街上晃蕩的人群，寒夜裡我縮著脖子、裹著大衣，在東村的搖滾俱樂部或下東城的地下倉庫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或者，什麼隊伍都不用排，等著看一場現場。我有一個看團戰友，是研究所班上的台灣同學，人在異鄉，朋友不太好交，最終都是和自己人混在一起。

大多時候，我是自己去看現場的，大概我那張看團Schedule太瘋狂了，沒有一定的熱誠和體能，很難那樣去追星，雖然我不太確定自己一天到晚跑Live House是為了「追星」，那時看的多半是名不見經傳的樂團—The National、Animal Collective、Black Keys，當然，這些後來都成為大團了，但當時看的絕大多數，特別是不小心瞄到幾眼的暖場團，就一直名不見經傳下去。

有時我會想，那些走不下去的樂手，後來去做了什麼工作？他們是如何「轉職」的？對於創作者，世間沒有比發現自己不如自己想的有才華更殘酷的事。

我很早（大學二年級，應該還算早吧）就體認自己沒有玩音樂的天份。大三那年，我到墾丁去看春天吶喊音樂祭，是公元2000年的事，即Pulp那首〈Disco 2000〉裡歌頌著的：Let's all meet up in the year 2000

果然，所有人都在那裡！玩團的、聽歌的、想搞事的、想體驗一下所謂嬉皮生活的、想吹噓自己被島嶼邊緣的DIY美學洗禮過的，各色人等在一處偏僻的草原上群聚，有一搭沒一搭聽著破爛舞台上地下樂團的演出，一邊討論著半個月前剛結束的總統大選—台灣之子要進入總統府了，音樂圈也會跟著改朝換代（當年金曲獎換了一批新的評審），轟！轟！轟！台上傳來的破音電吉他和台下交換的耳語一樣熱鬧，可比中華職棒黃金時期。

及早認清自己上不了演出舞台（雖然在春天吶喊，我看著台上也常心想：齁！這樣也可以哦？）便能將更多時間心力放在成為一個稱職的看團人（Concert-Goer）這件事情上。誠如狄倫所言，紐約是世界的首都，2000年初期的美國也尚未「川普化」（另一位紐約搖滾ICON路・瑞德早在他的歌曲〈Sick Of You〉中預言過了：They ordained the Trumps, and then he got the mumps），我在紐約求學的那幾年間，成了名符其實的看團公務員。

一週兩場是基本的，最高紀錄七天內看了五場，且有三場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迪蘭西大街上的Bowery Ballroom，到後來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是要去上班，門口的黑人保鑣還會和我打招呼：「嘿！你又來啦？」然後伸手探探我的書包，確認裡面沒有奇怪的貨。

很花錢吧？常有人問。就像前面說過的，看的多是剛起步的新團，門票10—15美元可以搞定，偶爾夾帶一場New Order、Sigur Rós、White Stripes那種比較貴的，順便見識一下豪華的劇院。我是個超認真的看團人，有機會一定站在第一排最中間，相機拿出來從頭拍到尾加動態影像錄製回家上傳YouTube，重點是，幾天內就要在自己的部落格貼出一篇文情並茂配圖又配影像的現場心得文。

就這樣寫了上百篇、幾十萬字的Live Reviews，寫到造成職業傷害（現場都站太前面，耳朵受損了，幸好目前已經恢復），寫到被報章雜誌找去當樂評人被出版社簽下出書變作家後來繞了一圈超想擺脫那個「在紐約看過很多現場演出的人」的標籤。如今回頭望去，二十多歲的我隻身在世界首都看了上百場演唱會，除了因為真的很熱愛音樂，排解留學時的寂寞，以及尋找同好這些較外顯的因素外，也是因為那時的我，真心相信搖滾碰撞出來的可能性。

一如龐克教母佩蒂・史密斯說過的：「我們擔心曾經養育我們的音樂會陷入精神危機。害怕它丟失宗旨，害怕它被商業化，害怕它在壯觀的場面、鉅額資金和乏味複雜的技術泥沼中掙扎、陷落。我們會拿起這一代人的武器：電吉他和麥克風。」

從紐約的寒街搬回台灣的熱巷後，前幾年我依然常跑現場，三十歲後，每年看現場的次數卻直線下降，一年的場次，幾乎等於紐約生活的一週而已。也許，太早在一個領域裡破關不見得是好事，也許，在2012年夏天那場Radiohead台北演出後，我已經沒有更高的現場經驗可以追求了。

傑克・凱魯亞克在《在路上》裡這麼形容1949年紐約Birdland裡一場爵士鋼琴的演出，當鋼琴家起身後，凱魯亞克形容：「那是上帝坐過的空椅，而上帝已走；這是上帝走後的寂靜之聲。那個晚上下起了雨，這是雨夜的神話。」

Radiohead演出那天，台北出了彩虹，隔日，上帝已走，我從此不再問神。

#GQ

2007年紐約回來後不久，開始在《GQ》上面寫音樂文字，對一個菜鳥作者，那是很大的機會。

「哇！GQ耶。」每個月都期待收到那本印刷漂亮的雜誌，聞聞紙的味道，嚮往著其中幾頁的生活感。

一陣子沒在《GQ》上寫東西了，而我也一陣子無法再寫這個過去很熟悉的題目。十月號回到久違的版面，重訪一個熟悉的主題，就像重回前女友懷抱似的（咦），竟沒有每個月寫其他專欄前那種拖拖拉拉將自己逼到絕境的痛苦感。一個下午輕快地、舒服地把文章寫完了，而且自己還滿喜歡。

貼在這裡。

〈關於現場演出的二三事〉

紐約市寒冷、朦朧而神秘。這裡是世界的首都。這城市像一塊沒有雕刻任何名字或形狀的板子，它不偏寵任何人。一切永遠是新的，永遠在改變。街上永遠是不一樣的人群。— 巴布・狄倫

曾經，我也是那些在街上晃蕩的人群，寒夜裡我縮著脖子、裹著大衣，在東村的搖滾俱樂部或下東城的地下倉庫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或者，什麼隊伍都不用排，等著看一場現場。我有一個看團戰友，是研究所班上的台灣同學，人在異鄉，朋友不太好交，最終都是和自己人混在一起。

大多時候，我是自己去看現場的，大概我那張看團Schedule太瘋狂了，沒有一定的熱誠和體能，很難那樣去追星，雖然我不太確定自己一天到晚跑Live House是為了「追星」，那時看的多半是名不見經傳的樂團—The National、Animal Collective、Black Keys，當然，這些後來都成為大團了，但當時看的絕大多數，特別是不小心瞄到幾眼的暖場團，就一直名不見經傳下去。

有時我會想，那些走不下去的樂手，後來去做了什麼工作？他們是如何「轉職」的？對於創作者，世間沒有比發現自己不如自己想的有才華更殘酷的事。

我很早（大學二年級，應該還算早吧）就體認自己沒有玩音樂的天份。大三那年，我到墾丁去看春天吶喊音樂祭，是公元2000年的事，即Pulp那首〈Disco 2000〉裡歌頌著的：Let's all meet up in the year 2000

果然，所有人都在那裡！玩團的、聽歌的、想搞事的、想體驗一下所謂嬉皮生活的、想吹噓自己被島嶼邊緣的DIY美學洗禮過的，各色人等在一處偏僻的草原上群聚，有一搭沒一搭聽著破爛舞台上地下樂團的演出，一邊討論著半個月前剛結束的總統大選—台灣之子要進入總統府了，音樂圈也會跟著改朝換代（當年金曲獎換了一批新的評審），轟！轟！轟！台上傳來的破音電吉他和台下交換的耳語一樣熱鬧，可比中華職棒黃金時期。

及早認清自己上不了演出舞台（雖然在春天吶喊，我看著台上也常心想：齁！這樣也可以哦？）便能將更多時間心力放在成為一個稱職的看團人（Concert-Goer）這件事情上。誠如狄倫所言，紐約是世界的首都，2000年初期的美國也尚未「川普化」（另一位紐約搖滾ICON路・瑞德早在他的歌曲〈Sick Of You〉中預言過了：They ordained the Trumps, and then he got the mumps），我在紐約求學的那幾年間，成了名符其實的看團公務員。

一週兩場是基本的，最高紀錄七天內看了五場，且有三場發生在同一個地方—迪蘭西大街上的Bowery Ballroom，到後來我都覺得自己好像是要去上班，門口的黑人保鑣還會和我打招呼：「嘿！你又來啦？」然後伸手探探我的書包，確認裡面沒有奇怪的貨。

很花錢吧？常有人問。就像前面說過的，看的多是剛起步的新團，門票10—15美元可以搞定，偶爾夾帶一場New Order、Sigur Rós、White Stripes那種比較貴的，順便見識一下豪華的劇院。我是個超認真的看團人，有機會一定站在第一排最中間，相機拿出來從頭拍到尾加動態影像錄製回家上傳YouTube，重點是，幾天內就要在自己的部落格貼出一篇文情並茂配圖又配影像的現場心得文。

就這樣寫了上百篇、幾十萬字的Live Reviews，寫到造成職業傷害（現場都站太前面，耳朵受損了，幸好目前已經恢復），寫到被報章雜誌找去當樂評人被出版社簽下出書變作家後來繞了一圈超想擺脫那個「在紐約看過很多現場演出的人」的標籤。如今回頭望去，二十多歲的我隻身在世界首都看了上百場演唱會，除了因為真的很熱愛音樂，排解留學時的寂寞，以及尋找同好這些較外顯的因素外，也是因為那時的我，真心相信搖滾碰撞出來的可能性。

一如龐克教母佩蒂・史密斯說過的：「我們擔心曾經養育我們的音樂會陷入精神危機。害怕它丟失宗旨，害怕它被商業化，害怕它在壯觀的場面、鉅額資金和乏味複雜的技術泥沼中掙扎、陷落。我們會拿起這一代人的武器：電吉他和麥克風。」

從紐約的寒街搬回台灣的熱巷後，前幾年我依然常跑現場，三十歲後，每年看現場的次數卻直線下降，一年的場次，幾乎等於紐約生活的一週而已。也許，太早在一個領域裡破關不見得是好事，也許，在2012年夏天那場Radiohead台北演出後，我已經沒有更高的現場經驗可以追求了。

傑克・凱魯亞克在《在路上》裡這麼形容1949年紐約Birdland裡一場爵士鋼琴的演出，當鋼琴家起身後，凱魯亞克形容：「那是上帝坐過的空椅，而上帝已走；這是上帝走後的寂靜之聲。那個晚上下起了雨，這是雨夜的神話。」

Radiohead演出那天，台北出了彩虹，隔日，上帝已走，我從此不再問神。

#GQ

當小書店去經營 - 明報 (04-07-2014)
文: 陳曉蕾

灣仔城邦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小書店，然而經理吳芷琴是當作小書店去經營的。

記者去買書，城邦出版竟然可以打六折！連我向出版社買自己寫的書，也沒有這樣低的折扣，其他台版書，一律六五折。記者借書更是慨慷，不限數目，不介意會否報道，就算不交還亦不會開口追。「我覺得在香港當記者，待遇真的不好，甚至做了十多二十年也會突然被炒，就當一點支持吧。」芷琴淡淡然說。

喜歡送書的經理

我在寫人口老化臨終照顧等大題目，買書買到窮，城邦的折扣很重要，店員從台灣訂書不但沒有手續費，芷琴更會不時把相關書籍寄去我家——我其實跟她沒有私交，只是在書獎的場合碰過面。「我喜歡送書給朋友，好像送禮物。也難得你有用。」芷琴說，她聲音很輕很輕，落入耳中卻自有分量。這樣做生意，不虧本嗎？她眼珠一轉： 「我讀工商管理，會睇數的！」

芷琴小時的家，就是開辦館，最初在皇后街，那是美好的童年回憶，店裏的凍櫃像是自家冰箱，雪糕汽水全部任吃： 「我媽很豪爽，附近的苦力會叫過來一起吃飯，街坊又不時來喝酒，非常熱鬧。」
後來辦館搬到彩虹邨，再後來商場給領匯重新裝修，小店的位置變成公廁。可是吳家也沒待到領匯殺到，媽媽患上癌症，五十出頭便去世，爸爸意興闌珊，把店關掉。

四年前，芷琴也發現患上癌症，正好就是媽媽當年患癌的年紀，再過一年，妹妹到了同樣歲數，竟然也得癌症。「我發現癌症，什麼都沒多想，該動手術該做化療，一口氣做完，當時大兒子升小學一年級，我緊張他的功課多過自己的身體。小女兒？五歲。」她仍然輕聲細語，只是，病後她額外欣賞生命有熱情的人。

像台灣記者張桂越，膽大包天單人匹馬辦雜誌《周刊巴爾幹》，第一期就雄心壯志帶着一千本雜誌飛來香港，芷琴馬上去機場接，二話不說接手發刊。芷琴盡量賣：「桂越姐很熱情很單純，六十多歲還有這樣的夢想，我有能力就幫啦，也明白現實很殘酷……」

平實書店暗藏特色

城邦書店乍看平平無奇，沒有什麼風雅修飾，但慢慢走，你會發現愈來愈多特色：兒童繪本書罕有地佔了全店近三分一面積，大量台灣本土或翻譯童書，原來芷琴在開書店前，曾經在兒童出版社待過。
應有的新書、暢銷書都不缺，商業文學藝術等等細心選過放上書架，那架子是芷琴丈夫裝修做的，用上最堅固的實木，當年城邦由漂亮的單棟歷史建築，搬到現在商場一層，書架仍然可用。還有特大的特價書區，書本堆滿整個角落，再整整齊齊排在地下紙箱，我每次都貪婪地逐本看。

芷琴站在特價書區，不禁嘆息： 「這年代寫一本書，沒有熱情真的完成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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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2019.1.18)
謝謝芷琴
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