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己任老師分享」
最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想起“楊小佩”,雖然知道她已經逝世三十多年,可是她的琴聲與最後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情景仍然常常出現在眼前。郭英聲說他生平拍的第一位女孩就是“楊小佩”,而“楊小佩”在那個年代,是與陳必先齊名才華洋溢的鋼琴家。 雖然她身材瘦小,但鋼琴在她手下卻像個玩具,第一次聽小佩彈琴,立刻被她的琴音迷倒,而更讓我注意的卻是她雙眼中透露出來的憂鬱與哀傷。今天在網路上不經意看到了這篇「遺言」,一眼就認出那位「佩吉·楊」就是楊小佩!她的故事可以為天下父母鑑!「遺言」很長,請耐心的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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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天下父母心和錯位的愛”
佩吉·楊,42,台灣人,台灣著名鋼琴家
這份遺言是根據我收到的幾盒錄音帶謄寫的,費時不少,是所有遺言中最長的一份,但完成後感到很值得。
寄磁帶的人是遺言中提到的那個被稱為 L 的人。
你好,親愛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給了我這個能讓我說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機會。
我不想走,也不能走——這是我此刻最最想說的話。
此刻我對自己的生命已沒有太多的留戀,除了父母和我在音樂界和非音樂界的朋友,當然還有萊昂,我再也無法見到的法國戀人。
可是我的女兒尼娜才只有 9 歲呀!
我不敢想,她從此必須活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這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啊!
我已經是肺癌晚期,本來就又瘦又小的身體經過多次放、化療現在已經脫了形,加上掉光了頭髮,你可以想象我的樣子有多難看。
我那樣注重外貌,愛漂亮,現在卻對自己的一切都無能為力了!
前天小尼娜來過了,她從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我從她的哭聲裡可以聽出來,她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媽媽,有可憐我的成分,有不懂,還有媽媽變成了這個樣子,她不知該對誰發火的憤怒。
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個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個徵集臨終遺言的廣告,然後她小心地問我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勞記錄和郵寄。
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你這樣做真是夠殘忍啊!因為你活生生地把一個人不願意面對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
你知道嗎?不論一個人病得多重,離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願真的相信自己會走,因為我們只熟悉活著時的一切,能看見的生活,而死亡畢竟是件多麼陌生的事!
但我又必須承認,把最後的話留下來對我又是一種多麼致命的需要!
我現在已經不能寫任何東西了,趁現在還能勉強發聲,就把留下的話在電話裡口述給了我在紐約的朋友 L,請她謄寫,然後代為轉寄給你吧。
我一生在台灣教過很多學生,他們當中很多都來了美國,我得病後他們能來的都來看過我了,他們的確都讓我感動,提醒我,在我不太長的生命裡有過他們的身影和關愛。
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正式的社會的和朋友關係的層面,由於面子和種種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
只有紐約的朋友 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
我與她雖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裡偶然相遇,並且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大陸人,按理我們之間該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見和隔閡才對,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卻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讓我知道,她是一個能夠讓我把生活裡最隱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剛來美國時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後來生活走入絕境時開始相信西藏密宗。
而遇到這個大陸來的 L,應該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對,讓我能將自己一生裡除了作為公眾人物之外發生的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個寄托之處。
除了她,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看來,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實早已埋伏了日後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 L 無比耐心地用了三個晚上在電話裡陪著我完成了這個最後的心願,完成之後,我的病情加重,她飛來加州看我,並答應陪我走完最後一小段不長的路。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在一家報館做編輯,母親結婚後就做了家庭主婦,五年內他們生了我和弟弟。
我很小時就對音樂有一種反常的癡迷和感覺,似乎那裡才是更值得進去探索的世界,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秘密。
父親送我去學鋼琴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就是鋼琴。
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練琴,我與琴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來,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來。
我 5 歲時得了全台灣幼兒鋼琴大賽的冠軍,後來在所有幼兒和青少年組的鋼琴大賽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軍就是亞軍,每次得獎後,我都看到父母的極度喜悅,似乎他們卑微的社會地位瞬間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們在接待親朋好友來祝賀的時候,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他們總是對小弟說,你要向姐姐學,為我們這個家爭光。
中學還沒畢業,我就考上了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拿到了部分獎學金。
為了完成整個學業,我父母決定全家移居法國,靠打工幫我讀完大學;他們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似乎不考慮是否再回來了。
看著父親忙著這一切時臉上的決絕表情,我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夜裡我獨自暗想,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遠是一個懂事、聽話和看似樂觀的女兒和姐姐。
後來我的一生都習慣了扮演這個不能改變的角色。
我們到了法國後租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馬上開始在附近的中餐館和洗衣房找工做。
我每天去上學,進出典雅的貴族式校園環境,坐在精致華美的教室裡聽課、練琴,而我的父母卻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體力工,強烈的反差讓我心理上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我只有拼命地學習,忘我地練琴,不敢有半點松懈和歡樂。
我的父親一見到我總會嚴肅地告誡我要努力再努力。
看著由於勞累使他們日漸蒼老的容貌和過早冒出的白髮,我總有想哭的,如果是在台灣,他們並不需要這樣辛苦。
壓力太大時,我開始了抽煙,在法國,十幾歲的女孩子抽煙很尋常,但由於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很嚴,這事我自然瞞了他們。
我在法國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這是世界上鋼琴界最重要的大賽,父親眼睛裡那種只能贏不能輸的令人發抖的無聲期盼,使我緊張得只能靠拼命抽煙來鎮定自己。
不過,我在真正比賽時,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個飄離自己祖國的波蘭人,他內心的悲苦和悵惘之情讓我產生了極為真實和強烈的共鳴,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為我量身而寫的。
參賽前的緊張一掃而空,是蕭邦的靈魂拯救了我。
我獲獎後,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父親臉上突然出現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後發出的聲音竟然是一種近似哭嚎的聲音,嚇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過了一會兒爸爸才掉下了眼淚,正常地嗚嗚哭起來。
媽媽則用她那雙已經變得粗糙泛紅的雙手不停地擦眼淚,什麼話也沒說,或是說不出來吧。
只有我在法國剛開始讀中學的弟弟自然地表達了他的感情。
他高興而興奮地和我緊緊擁抱,說:
「姐姐,你太棒了,我愛你!」
在向我祝賀的所有人裡,當然有萊昂。
萊昂與我同校,是學大提琴的,高我兩個年級,大我三歲,他溫文爾雅、帥氣、有禮,尤其是他的微笑極具感染力。
我們是在校園裡的一個共同喜愛的角落認識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經常在那裡出現;剛來學校不久,由於壓力太大,我特別喜歡去那個安靜又美麗的角落尋找片刻的平靜,而他去那裡竟然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
萊昂的幽默和熱情讓我緊張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鬆;萊昂的父親是巴黎郊區種植葡萄的農民,很支持兒子對學習音樂的選擇,因此他很少有學習的壓力,只有對愛好的甘願付出,這讓我非常羨慕。
我們開始交往後,經常一起沿塞納河騎自行車去郊遊,有時也去他家。
有一次我帶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家都很開心,萊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熱情的人,他們當著我們的面跳舞和親吻,讓人感到特別放鬆,他們還為我們做了拿手的烤鵝,味道好得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看得出,小弟很喜歡萊昂。
他聽從了我的叮囑,沒有把我和萊昂交往的事情告訴爸媽。
我們都知道,爸媽為了讓我在巴黎讀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在讀書期間因為交男朋友而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終於,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了。
為了報答爸媽的辛苦付出,我自然開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個中國人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卻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不得不決定回台灣的大學去任教,因為已經收到了好幾所學校的邀請,這樣我至少可以馬上工作掙到錢,待遇也不錯;而爸媽為了弟弟的學業,決定繼續留在法國。
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的那個生日,萊昂忽然帶著一大把玫瑰來到我家,當著我爸媽的面向我求婚。
我也第一次告訴了爸媽,我和萊昂已經認識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萊昂當即表示,他會一生愛我,並為此願意和我一起去台灣生活,他說他可以在那邊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他還說他的父母已經同意了他的選擇,因為他父親當初就是為了和他母親相愛而從比利時的城市來到法國鄉村的。
我父母當時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是尷尬的沉默。
萊昂難過地離去之後,爸媽才對我說,他們是不可能同意我和這個法國小伙子結婚的。
爸爸很嚴肅地對我說,法國人雖然很浪漫,會送花和說甜言蜜語,但這些都太不實際,不是過日子必須有的;他們還說一看萊昂就不是會過日子的人。
我從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順女兒,又是老大,從未頂撞過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
爸爸接著又說,我現在是台灣的著名鋼琴家了,這都是他和媽媽為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成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須由他們為我考慮和決定。
那天晚上我幾乎崩潰,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
萊昂是我一生裡唯一真正欣賞我,讓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讓我第一次體驗到愛的甜美滋味的人。
我從小在父母極為嚴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學習,對生活裡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萊昂為我推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種種美好和愛情的美麗,還有自由和屬於個人的追求,這些都是我過去不可能知道的。
和萊昂在機場告別時,我泣不成聲;雖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已經成年的女兒的婚姻選擇,但還是說他可以理解他們是為了我好。
這話不聽還好,一聽我幾乎當場昏倒。
為了我好?我情願不要所有已經得到的學位、獎項,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萊昂在一起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沒有勇氣反對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那是萊昂永遠也不可能理解的。
那是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幾千年裡形成的比法律還要嚴厲的無形的約定和永遠也還不清的沉重心債。
回到台灣後我很快就開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學的音樂系聘我去任教、當系主任,待遇也都相當優渥。
此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招收學生,收費自然也不低。
那時,我與另外幾個留洋回來的音樂人被稱為台灣音樂界的三大才子。
來找我教鋼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長陪著自己的孩子來的,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更多的卻是父母的一廂情願和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實現;而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歡教的,因為他們學起來總是心不在焉。
那時的我和萊昂分手後,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這些對音樂沒有感悟的孩子來,忍不住就會大發無名火,有時,下課的時間還沒到,我心情不好就徑自提前走了;家長們從不敢當著我的面有意見,下次還是會恭敬地把孩子送來。
他們都是慕我的名而來,大概都在說服自己接受藝術家的情緒化表現吧。
後來,我喜怒無常的表現大概傳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裡,因為他們的來信裡提到了讓我要嚴格自律,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把法國人的自由散漫之風帶回祖國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灣後,萊昂經常給我打電話安慰我,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可是他聲音裡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也來台灣看過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幾乎又想放棄一切與他回法國去,忘記生活裡的一切。
當萊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違背父母的心意時,他眼裡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
我恨自己,可是結果還是必須向父母妥協。
回台後我生日那天,萊昂從法國定製了一盒紅玫瑰,用航空快遞發送給我。
其實,他完全可以在台灣訂購,但他從來不那樣做,似乎那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幾年後,我們的聯繫隨時間的流逝減少了,但是每年我過生日,無論我是在台灣的七年當中還是後來去了美國並結了婚,他都會無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當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快遞給我一盒象徵永恆愛情的紅玫瑰。
我們分手後的 20 多年裡,他竟從未遺忘過一次。
我回到台灣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萊昂藕斷絲連吧,我父親迫不及待地托在台灣的熟人為我介紹了一個台灣的知名商人黃先生,說是介紹,我又怎麼可能拒絕呢?
黃先生一開始對我很感興趣,鍥而不捨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書的校門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飯。
我知道父母一生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給一個有錢人,後半生就可以生活無憂了。
而且他們也認為,依我在台灣的聲望,完全有資格與有錢有地位的人攀親。
他們前半生為了培養我,吃了太多的苦,窮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錢人是說不過去的。
我知道,感情於我已經是奢侈的事了。
想到此,想到今後的生活,想到萊昂,我開始拼命抽煙。
和這個黃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談不上,但他至少還不讓人討厭。
和萊昂分手後,我就不再奢望能有與他相同的戀愛經歷了。
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沒有什麼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對,心如死灰的我也就無所謂了。
為了對得起父母,我在認識黃先生三年後和他結婚了。
萊昂知道後祝福了我。
我用蹩腳的法文寫信給他:
「從今以後,我活著與沒有活著已經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在乎了。
你趕快找個好姑娘結婚吧,我們今生有緣無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輩子一定會去找你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離開你!」
婚後不到兩個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
那次只是因為我說我有課,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飯。
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
雖然他之後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順了手。
台灣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總之,婚後的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
其實,在我們去巴黎度蜜月的時候,我因為忍不住和過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煙,站在一邊的他臉色已經陰沉下來了。
我再也無法專心教書和上鋼琴課;我變得易怒,無端地恐懼,甚至會為了小事而歇斯底裡。
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沒有太多猶豫就去醫院做了墮胎手術,事先沒有告訴我先生。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兒子,因為他是獨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聲喊叫,並威脅說要報警他才住手。
隨後我離開了那個位於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工作,因為身體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訴在法國的父母,怕他們傷心。
但還是有人告訴他們了,也許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
總之,我父親為此專門回了一趟台灣,我們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
我告訴他我要離婚,他卻說這事讓我想都不要想,為人妻後要先學會忍耐,還說他也打過我母親,但現在他們還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嗎?
我聽了他的話無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說,如果不讓我離婚的話我很可能會自殺。
爸爸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閉上了一會兒眼睛,睜開後終於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我又告訴他,離婚後我很想去美國繼續學習,修個鋼琴碩士,父親當時沒說什麼,是直到臨回法國之前才同意的。
他在台灣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麼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開始根本不同意離婚,認為丟了他家的臉,可是由於我的堅持,他最後還是不得已同意了。
我一拿到離婚書就飛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聯繫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該校的音樂系非常好。
由於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便和一個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灣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到各地去旅遊。
由於我回台灣後開過多次鋼琴巡回演奏會,加上幾年教授鋼琴課的積蓄,除去寄給父母的錢,我還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讀完碩士。
我終於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別開心。
從那時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氣色都是最好的時期,有一張照片是在納帕谷(NapaVally)的葡萄莊園品葡萄酒時照的,我做了個鬼臉,樣子很是滑稽可笑。
一天,父親從法國打來電話說,他有一個定居舊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見我,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
很快我和俞老伯聯繫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吃午飯。
和俞老伯同去的還有一個叫威廉的體態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紹說,威廉在美國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灣人,還說威廉是個律師,在舊金山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立刻猜到了這次飯局的目的,但是由於那個叫威廉的人普通話說得不好,甚至有點好笑,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太多反感,總之,對他沒有任何感覺。
不久,威廉開始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
我很猶豫,因為我並不喜歡他,也因為第一次婚姻的陰影還在,因此本能地不想這麼快就再次進入另一個關係。
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請。
沒想到,我的拒絕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獵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給我,並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從我父親那裡知道的)給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電話給我,緊接著是俞老伯,都讓我一定要去,我實在不好推卻,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
來賓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不少美國人。
我剛一出現,他們所有人就向我歡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樂,似乎我和威廉已經是很熟的關係了。
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時候,威廉當著所有人向我走來,一只手很隨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遞給了我一束黃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歡呼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無法出來了。
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請來的樂隊和歌手開始表演節目,大家開始喝酒,交談,俞老伯剛一提出要先回去時,我立刻也跟著他出來了。
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後送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住下。
威廉一路上問了我開學的時間和要學的課程,然後告訴我說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聲都不錯。
臨告別時,他說我缺什麼可以告訴他。
我謝了他,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我剛一到家,就看到萊昂從巴黎寄來的紅玫瑰。
“親愛的 Peggy,只要世界上還有玫瑰,你就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在卡片上寫道。
看著屋裡的黃、紅兩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傷心,卻說不清是為什麼。
開學的前幾天,我去學校報到,卻被告知已經有人為我交了全年的學費並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我知道這一定是威廉幹的。
回家後,為了求證我第一次給他打了電話,果然他承認是他為我辦的所有事,並告訴我說,他還有一個禮物要在開學前送給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讓我下樓來,我來到樓下的門口時,威廉輕按喇叭,我抬頭看見一輛紅色跑車停在不遠處,威廉正坐在裡面沖著我笑。
俞老伯幾次來電話詢問我和威廉的情況,不必說了,他背後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
三個月後,爸爸終於忍不住,親自打來了電話。
「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經過了解才介紹威廉給你的。
他父母人很好,我們中國人的歸宿只能是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會辜負我和你媽的一片苦心的,因為你從小就懂事,就孝順,知道心疼我們……」
怎麼辦?我茫然了。
威廉的父母是早年從台灣移民來美的,威廉在舊金山出生,雖然在美國長大,受的是美國教育,但他依然傳統,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父母。
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禮貌,嘴裡“請”“謝謝”說個不停,家暴的可能應該不存在。
但我對他實在沒有什麼感覺,除了感謝。
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萊昂那樣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徹底放棄幻想,再賭一次吧,萬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媽能輕易同意嗎?為此猶豫煩惱了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
誰讓我是老大,誰讓我欠了已經年邁的父母那麼多的情債,誰讓我今生必須做一個孝順聽話的女兒,即使不願意也只能服從呢?
婚姻於我就是那麼回事了,只要我有鋼琴可彈,有音樂陪伴就行了。
我心情一旦煩躁或緊張我就一定會去彈琴或抽煙,我喜歡在那種時候彈德彪西的曲子來放鬆自己;那個外國人的內心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每當我的手指與鍵盤把那種美釋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感到舒暢無比。
我經常感到看得見的生活只是虛幻的,唯有音樂裡的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我和威廉的婚禮是在舊金山派拉蒙大飯店舉行的,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幾乎所有的中國親友,還有威廉的美國同事和朋友。
威廉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吻我,沒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萊昂。
在每一張來賓的請柬上是這樣寫的:
請於某年某月某日前來參加威廉·陳,律師,和佩吉·楊台灣著名鋼琴家,19xx年__________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得主的婚禮,地點是……
萊昂再次誠摯、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時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過他說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記得聽過任何中國男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對誰;我的父親沒有過,我的前夫更沒有。
他們都把自己的需要說成是為了我好,主觀地將其變成了我的需要。
婚後,我們住在灣區離我後來讀碩士的那所女校不遠的一處半山上的大宅子裡。
那裡是富人居住的地區,風景很好,空氣清新,樹木蔥郁,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
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後,我就在家裡練琴。
不久我就發現,威廉雖然出生在美國,可是他和許多台灣男生一樣,生活能力很差,幾乎事事需要我為他準備,比如早上起床後我要給他把漱口水和牙膏準備好,然後給他把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領帶拿出來也準備好,最後他臨出門時,我還要把他的公文包遞到他的手裡。
作為家裡的長女,我從小在家習慣了幫助父母做各種事情,包括照顧小弟的生活,所以一開始也並不太在乎為他做這些事。婚後大約三個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威廉似乎很高興。
懷孕期間,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自己照顧自己;威廉在那段時間裡總愛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來就睡了。
半年後,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卻又具體說不出什麼來。
我告訴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許就是這樣無趣,至少威廉沒有家暴行為。
臨產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開車去的醫院,女兒出生時他不在我們身邊,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們之間從來也沒有愛的感覺,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抱怨和遺憾。
有了尼娜之後,我便暫時休學在家裡照顧她,雖然那時家裡也雇了一個人幫忙。
威廉喜歡逗尼娜玩,他給女兒的笑臉顯然多於給我的。
音樂世界的美和現實生活的平庸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讓我感到崩潰。
有一次,我在琴房裡一天都沒有出來,彈琴彈得忘記了一切——我全忘記了我為人女兒,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
從琴房出來時我已經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聲把我重新帶入了現實。
萊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後,給她寄了幾件法國的嬰兒服,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悅。
他把包裝盒拿起看了一下,並沒有問寄東西的人是誰,然後放下就走了。
不久我過生日,萊昂又照例從巴黎給我寄來了玫瑰。
我從來都不想拒絕萊昂的生日禮物,因為他是我生命裡唯一能提醒我有著另一種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
我們分手已經 7 年了,他後來和一個學提琴的女孩結婚了。
他說他的妻子能夠理解他給我寄花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過去的男友請到家裡三個人一起吃過飯。
可是威廉不是法國人,他骨子裡仍舊是個台灣男人,只不過嘴裡說的是英文。
他並沒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認識萊昂這個事實。
那天快遞員來送花時我在琴房裡,是他開的門。
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門外的地上,打開後花瓣掉落了許多……
我把花拿進琴房後,迅速點燃了一根煙。
尼娜三歲的時候,我送她去上幼兒園,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裡,而我也開始繼續攻讀鋼琴碩士的學習。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開車送尼娜去她爺爺奶奶家。
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靜地告訴我說他愛上了別人,是他律師事務所的秘書,一個中美混血女孩。
他說他們已經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現在想搬到一起去住,問我是否同意。
我聽後沒說一句話,到家後也沒有,我把自己關進了琴房,立刻又點上了一支煙,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我同意與否難道還有任何意義嗎?他那樣平靜地說給我聽,其實只是通知我罷了。
幾天後,他開車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尼娜不停地問我爸爸去了哪裡?我先是說他出差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說你自己問他吧。
威廉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有感情的,沒過多久他就打電話來找尼娜說話了。
尼娜告訴我,爸爸說他以後不回這個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個家裡,還說周末可以讓媽媽送我過去住一天。
我聽了幾乎昏倒——讓我親自把女兒送到他和那個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還有比這樣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嗎?
可是,我竟然這樣做了,因為我沒有選擇!
孩子要見她爸爸,我不能不讓她見,她還小,不能沒有父愛。
第一次開車送尼娜去他們住的地方時,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幾乎要發瘋。
我的手幾乎無法握緊方向盤,可是我又必須克制自己,因為車上還有孩子。
在一個高檔公寓的樓下,威廉和那個混血女孩看見了走下車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
尼娜剛一看見她爸爸就呼喊著跑過去,威廉則立刻把她抱了起來。
我沒有下車,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著尼娜走過來,說請我第二天下午 3 點過後來接女兒。
我沒有看他,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說什麼。
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車子發動起來要走了,才忽然大聲地喊了一句「媽咪,我也愛你!」
我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一路上幾次遮住了視線。
那個混血女孩比我年輕和高大,更比我豐滿和性感。
我在這樣的屈辱中生活了兩年,沒有告訴俞老伯,更不敢告訴遠在法國的父母,雖然不是我的錯。
這次婚姻是一次更慘的失敗,比第一次更糟。
為什麼我在外面是個被人羨慕的對象,風光無限的著名鋼琴家,小巧玲瓏的身體被一頭滑順飄逸的披肩長髮包裹著,卻在兩次婚姻裡都被拋入無法啟齒的恥辱境地?
我開始沒有節制地瘋狂抽煙,有時一天兩三盒。
我也盡情地酗酒,反正沒有人看見。
然後我開始借瘋狂地彈琴發洩我無法壓抑的憤怒和屈辱,自責和無助。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內心無比恐懼過,歇斯底裡過,失態地吼叫過,瘋狂地奔跑、狂跳過,也激烈地摔過不該摔
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琴房裡忽然醒悟到,我其實一直都戴著雙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單身到結婚。
只有和萊昂在一起的短暫時間內我才做了回自己。
那真是個陌生的自己,但卻是個美麗和幸福,自由和快樂的自己。
那個自己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開學不久,我報了一門美國文學課,是該校英文系的招牌課,教課的女教授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頗有名氣。
那天我趕去上課,車開進校門後沿著長長的林蔭道翻過一個個減速板緩慢地行駛著,然後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背著書包獨自在旁邊的小路上走。
我第一次上課時見過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來的。
那次上的是大課,人多,就沒和她打招呼。
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少,從大陸來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將車開到她身邊,搖下車窗,請她上車一起去上課,她略顯猶豫後就同意了。
我們互相簡單地介紹了自己,我得知 L 是從北京來留學的,在英語系的寫作專業讀碩士。
我問她為什麼來美國讀寫作,而不是其他專業。
她一愣,然後說只是因為喜歡,沒有別的原因,我忽然從她那裡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又陌生的東西,一種接近真實的東西。
在幾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現出一個活潑、開朗、友好,值得別人羨慕的知名鋼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褲或燈芯絨褲,上身總穿小西服,再配一頭滑順的披肩長髮,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潑又可愛。
其實呢,我的身體很瘦小,遺傳自我父親,我知道威廉不喜歡我這樣沒有脂肪不性感的身體,還好,我的外表的確很吸引人,加上我開著紅色跑車和自身的知名度,我總能從別人看我的眼光裡讀到羨慕甚至是嫉妒。
可是在 L 的眼睛裡卻沒有這一切,她的眼睛純淨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如今什麼樣的人專門學寫作呢?就是不為畢業後工作出路考慮,只為了內心的追求非學不可的人。
我當然知道,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為寫作和音樂都是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實的感覺。
我了解那是什麼,它不會欺騙你,就像音樂一樣可靠。
我開始給 L 打電話,問她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助的,她剛來美國不久,人生地不熟,沒有車,租住在一個廣東人家裡。
她總是說她很好,什麼也不需要。
又是一個星期一,我開車去上美國文學課,那時的我必須用課業來平衡我業已失控的情緒化生活。
前一天發生的令人羞憤的經歷,仍在不斷挑戰著我忍耐的極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從威廉那裡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對我說,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個混血女孩住在一起。
我的手開始握不住方向盤了,因為是下坡路,我只好強忍著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壓下心中的大怒問她為什麼。
這個已經 5 歲的胖女孩直言不諱地說,因為爸爸比媽媽高興,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個她叫做傑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媽媽,因為她不抽煙,也不愛發脾氣。
說完了,她才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
我什麼也沒說,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車開回家。
我給尼娜做完晚飯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屋裡,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沮喪的樣子。
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兒竟然也開始嫌棄我了!
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覺整個世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可我卻不能對任何人說!
我把車開進校園後,立刻看見 L 正沿著布滿尤克利樹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著,看見她安靜的身影,我忽然產生了想要痛哭一場的衝動。
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學生,不是台灣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須顧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須在其面前表現某種特定形象和展現特定表情的人;雖然她只是個陌生人,還是一個大陸來的陌生人,卻是一個最可以信賴的人。
我請她上車時,就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了。
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灣區最好的心理醫生也對我無能為力,因為這些美國人怎麼可能懂得中國文化裡的那些東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那些東西可以讓人去死,但看上去卻有著風平浪靜般的無辜。
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忍”了,雖然他們可以很專業地不去問我為什麼要忍,但是他們臉上一個一閃即過的眉頭微蹙,已經正確無誤地洩露了他們的好奇心。
對一個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隱私和內心,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貌似能專業地幫助你的人,盡管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找心理醫生必須像買東西一樣“shoparound”,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讓我感到滿意和對頭的人。
我把車停在通往英語系的小徑轉彎處,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驚,因為馬上就要上課了,我不說話,只是呆呆地坐著,看著窗外,L 畢竟是性情中人,她什麼也沒問,就陪著我一起靜靜地坐著。
無聲勝有聲的理解在關閉了車窗的車子裡如同慢板的音樂在回蕩。
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來,就像山洪終於沖毀了堤壩;我哭得那樣失態,那樣盡興,那樣不顧體面,那樣舒暢,絕對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一次。
L 沒有勸我一句,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陪著我坐在那裡。
她遞紙巾給我時,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我終於哭累了,掏出一支煙,舉了一下向 L 做了個歉意的表示,搖下車窗後就大口地抽起來。
接下來我開始平靜地,毫無顧忌地對她講起了我真實生活裡的一切:
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風光,背後的萬般無奈和偽裝,我的無法訴說的屈辱和感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忍耐。
我告訴 L 我不想離婚,不僅因為女兒太小,也因為我對威廉還有著僅存的一點希望,我不敢對這個沒有男人的家的未來做任何想象,雖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沒有了;但是,我為挽救這個家做了任何事情嗎?沒有。
我的身份和習慣只能讓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
我甚至托人花錢找到了一位剛剛來到洛杉磯的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請他為我看命理和婚姻歸宿,那位大師說,我和威廉的緣分還沒有完全消盡,所以我才會痛苦不堪。
我也告訴了 L 我在家裡如何瘋狂地酗酒,之後再更瘋狂地彈琴,尤其是在彈德彪西的曲子時,總會產生各種幻覺,鋼琴的正前方會經常出現恐怖的有著中國面孔的鬼怪,猙獰可怕,然後我就會更拼命地彈,似乎在與這些魔怪決一死戰;L 一直都沒說什麼,只是不時地點一下頭。
那天我們都沒有上成美國文學課,我請她陪我一起去幼兒園接尼娜,然後去我家吃晚飯,她同意了。
尼娜似乎很喜歡 L,但是問我為什麼這個阿姨不太愛講話。
晚飯後我送 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經過今天突發的感情宣洩,我輕鬆了許多,而 L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吃驚的反應,她是一個安靜的人,但是我知道寫作的人內心都是不安靜的;她的平靜讓我對自己的突然失態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尷尬和歉意,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大鬧一場之後,累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睡著了一樣。
我一生裡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 L 都是那年夏天畢業的。
L 邀請了她班上的同學和幾個朋友參加了我在音樂系小教堂舉行的畢業演奏會,我演奏了最喜愛的德彪西的作品。
演奏會很成功,那一次,我彈琴時可怕的魔鬼幻象沒有出現。
L 畢業後去了紐約另一所學校繼續讀研究所。
她走後,我又去拜訪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師,這一次他說我和威廉的緣分已盡。
我們終於離了婚,尼娜歸我撫養,那時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們之前曾讓俞老伯勸過我,但是因為威廉明顯是過錯方,他們也只得接受了現實。
從爸爸在電話中的聲音裡我聽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年夏天我帶尼娜回了一趟台灣,然後去了法國,爸爸媽媽和小弟第一次見到了尼娜。
那次我吃驚地看到爸媽更加蒼老了。
回到加州後,我申請了去斯坦福大學讀鋼琴演奏的博士學位。
我再次想要開始全新的生活,我賣掉了威廉留給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後搬進一所公寓去住。
我把賣房子的錢都寄給了在法國的父母,讓他們改善生活,並幫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學校。
每天我去幼兒園接尼娜時,經常碰到一個叫雷恩的中年美國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個班的兒子馬克,有時到的時間早了一點,我們就會聊上幾句。
慢慢地,我發現他似乎開始對我感興趣,總是談起他自己的事情。
他居然是個精神分析醫師,正在和自己的畫家妻子分居。
後來,他逐漸對我就像有了依戀之情,總給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我聽。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許他和我一樣,生活裡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交談的人,我想起了 L 那時對於我的重要,就讓自己耐心地充當一個傾聽者。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一起帶著各自的孩子出去玩過幾次之後,雷恩開始向我求愛了。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到底是什麼,雖然與前兩個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沒有足夠而明確的愛的成分,和我對萊昂的感情仍舊是很不同的。
可是,就在他剛對我說過他準備和他的妻子離婚後就和我結婚沒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開車去找他已經離開加州的妻子!他在電話裡毫無歉意地對我說,他對他的妻子還有留戀。
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平靜得就好像在告訴我,他剛在超市買了幾個做晚飯要用的青椒。
我終於明白,自己再次掉進了一個陷阱,我無法不責問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該再和任何異性有任何關係了呢?為什麼所有父母滿意的人都不愛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愛任何人了——除了萊昂,那個我心裡永遠的痛和回憶?我暗自發誓,今後再也不去碰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人和事,只需專心讀書,好好培養尼娜就行了。
大約和 L 分別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毫無緣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當時是幾點了就撥通了她的電話。
紐約那邊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後,不但沒有怨言,反而很高興,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太陽升起,至少有三四個鍾頭。
我告訴她我的所有近況,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讀博士以及和那個精神分析師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關係。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她,萊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寄來新鮮的紅玫瑰。
我是在讀博士第二年的時候開始時常感到胸悶的,早晨起來還經常會咳嗽幾聲,但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來抽煙很凶,所以盡量減少了抽煙的次數;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第一次咳血了。
在醫院,那個高個子的猶太醫生拿著 X 光片告訴我說,我需要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被確診得了肺癌,並且已經是晚期。
聽了醫生的這些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平靜,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個早晚都會來,命裡已注定的結果,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醫院回到家,離要接在附近上小學的尼娜還早。
我不顧一切地又抽了兩支煙,以便冷靜下來做比較理性的對身後事的安排。
不抽那兩支煙,我肯定會握不住筆的,我在一張紙上列出了下面這些需要做的事情:
1.此生需要感謝的人名單
2.以自己的名義捐一筆獎學金給法國高等音樂學院
3.捐一架鋼琴給自己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校
4.對尼娜今後的生活和未來的安排
5.對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幾天後我就開始了例行的放化療。
我的爸媽知道後,立刻就從法國趕來了,雖然我前年才去法國看過他們和小弟,可是再見到他們第一眼時,我幾乎完全認不出了。
我的爸媽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的短短幾天之內一下就變老了!
他們辛苦了一生培養出來的女兒在 42 歲時就要走了,他們注定要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劇了!
我在爸爸枯黃的皮膚裡和額上那些深深的皺紋裡,在讓人不敢正視的深陷的淒哀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個父親對生活最深的失望。
我知道,我的兩次婚姻已經讓他的自尊飽受折磨,而現在我竟要用生死離別來對他們做最後的摧殘!
上天,這一切又怎麼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為什麼無論做什麼最後還是會傷害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個人躺在寂靜的病房裡,雖然身體被放化療蹂躪得幾乎不屬於我了,心裡卻澄淨極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絕症的人一樣,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對並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例行治療,繼續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無招架之力,然後就是應對一撥又一撥前來探望自己的人們,勉強地和他們說幾句話,感謝他們,然後那一天就終於來了。
人到了這種時刻,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已經消失,既然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到來,為什麼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樣,坦然跟它走呢?
誰說從幾十年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就一定是件壞事呢?
我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在美國深造,他們大都已經來看過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縮小了很多,人瘦得脫了形。
他們看見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極度意外的神情,接著就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和憐憫。
在和我握手時,我可以感到他們的手無一不在微微顫慄,因為我那雙曾經讓我一生獲獎無數的靈巧的手,現在已經枯萎成了一個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層皮和嶙峋的骨。
當清楚地知道和所有這些人的見面是人生的最後一次時,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夢裡發生的,生活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人來了又會消失?我感到看見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樣地不真實。
再仔細想想,一生裡真正真實的東西除了音樂和萊昂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一點也不假。
萊昂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堅決要來看我,可是我也堅決地拒絕了他。
因為經過放療、化療後,我面容枯槁,頭髮脫光,雖然戴了帽子,但愛面子的我堅決不想讓我生命中唯一的愛人對我的最後記憶是那樣一種可怕的形象。
最後萊昂同意了,但是悲傷至極。
上個月我在醫院裡過 42 歲生日時,他從法國寄來了最後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
玫瑰花擺滿了我的房間,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經聞不到了,多次放療、化療已經摧毀我身體太多的功能。
我請人給萊昂寫了最後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
“萊昂,好好活,等著我,下輩子我一定會去找你!”
我所有想說的話到此應該說完了。
我 42 歲的人生隨時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嗎?
此刻我非常懷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過音樂之路,分享過音樂之美的人們,那些老師、學生、同學、朋友。
我知道,當年我在台灣教琴過程中遇到情緒不佳時,肯定給我的學生們造成過不小的困擾,我在此向你們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諒,並謙卑地說一聲對不起!衷心希望你們生活幸福,音樂永遠與你們同在。
對了,再說幾句吧。
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噓,希望你們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我從小逆來順受的性格與我的音樂才華似乎頗不相稱,也許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會難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處不但是真實存在,並且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我的鋼琴雖然彈得很好,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難。
不過卡夫卡不也是這樣嗎?我在那個女校的英語系選修課上讀了他的小說,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最不真實的世界裡得到靈魂的解脫;而我則是在音樂裡,在手指和琴鍵創造出的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裡才能自由呼吸。
上帝讓我留在世上的時間也許只有一個星期、幾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對任何事已無所顧忌。
我臨走前最想說的是: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和萊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價是會傷害我的父母,但那應該只是一時的。
想一想我後來為了孝順他們而沒有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吧,難道不是更深地傷害了他們一輩子?我的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會懂。
我不敢想像他們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兒這樣最無情的打擊,今後又會如何在悲哀中度過餘生。
可是,孝道如果與人性相違背難道還應成為美德嗎?
天下的父母,請你們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參照和思考吧。
※ L 告訴我,她給我寄出那盒錄音磁帶時,佩吉·楊已經去世了。
她說她這個朋友的悲劇人生其實也是很多在中國家庭裡長大的一代人的無奈。
※通過我與 L 的後續聯繫,我知道了尼娜後來被佩吉·楊的父母接到了法國去生活,也已經開始學習音樂。
我聽了之後不由得想,那個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會不會把自己對女兒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
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她母親的影子?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可憐那些為孝心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負了一生懊悔的孩子們。
但願佩吉·楊的靈魂是自由的,愛自己的親人,但是不必為此付出愛所不能承受的負擔——那負擔最終壓垮了她作為一個優秀音樂家單薄的身體和靈魂。
※附註:蕭邦音樂大賽冠軍得主,查不到台灣音樂家楊珮及其人。
安息吧
※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愛可遇不可求合適的地點理由 在 洪雪珍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要員工走路,老闆說了算?]
我們都以為,被失業一定是有原因。尤其沒失業過的人都會這麼想,一定是工作不努力、態度不佳,或是做不出成績……這些都有可能。但是不少時候,原因根本是莫名其妙,套一句俗話說:「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假使知道死因,恐怕會從墳墓裡跳出來,因為死不瞑目,無法安息,就像這位「鯊魚夾大媽」。
在我的最新著作《失業教我們的事:想吃雞腿,就別勉強啃雞肋》裡,說了很多莫名其妙被失業的故事,這一則堪稱第一名。有一家一百人公司占了三個樓層,其中一位四十五歲女員工因為公務需要,每天都要來到最上面一層樓。那是老闆辦公的地方,老闆每天都會看到她,而每次都會翻白眼,還跟人資主管說:
「給她調個工作,別讓她再出現。」
這名員工哪裡知道自己早就不知不覺被鎖定,還每天照例出沒。直到有一天,老闆終於忍無可忍,把人資主管叫來下最後通牒:
「這個鯊魚夾大媽今天不消失,明天就是你消失。」
這名員工到底惹到老闆什麼,注意到老闆的關鍵字了嗎?居然是頭髮上的那個鯊魚夾!是不是匪夷所思?後來我跟一位心理師提到這個例子,他相當專業地反問我:
「這位老闆在過去的成長過程中,是不是有哪位女性讓他感到受創,而她也是用鯊魚夾?」
喔,喔,原來如此。這的確是有學理根據,我們之所以討厭某些人,其實不見得他們本身有問題,而是他們在長相或行為上跟過去我們討厭的人相似,使得我們產生移情作用,殃及無辜。所以這樁被消失事件,未必是鯊魚夾大媽不對。可見得在職場,小則被老闆嫌惡,大則被公司失業,未必錯在自己,而且恐怕連老闆也說不清楚真正的原因,因為那些他討厭的女性早早已經躲到潛意識裡,而難以察覺。
不少老闆或主管都是這類「性情中人」,興之所至要開鍘誰誰誰,完全違反勞基法,很容易反過來被勞動局開鍘,這自然成了人資的挑戰,怎麼讓違法的被失業合法化?
有一名人資主管在臉書上寫了一篇他的日常,提到在他們公司,升遷有所謂三人小組,全是副總級,必須三位都同意才升得了。可是其中一位副總日前很生氣一名員工,二話不說就批了解雇,對方得立馬打包滾蛋。這位人資說:
「升一個人要動員三位副總討論再三,裁一個人只要一位副總動動兩片嘴皮子。」
但是這樣裁員是不合法的,這位人資主管勢必得忙到人仰馬翻,為什麼?在《勞基法》中,不論裁員或資遣都有嚴格條件。比如第十一條講的是資遣,必須具有以下情事之一者,否則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1.歇業或轉讓時。
2.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3.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4.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5.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是否符合以上這些條件,口說無憑,不僅必須是事實,還要舉證才行,並且經得起驗證。第一至第三項如歇業或轉讓,或是虧損或業務緊縮,或是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舉證容易,可以提出財務報表來支持。至於第四與第五項就困難多多,有一段流程要走,無法「殺人不眨眼」,不能今天跟員工提,明天就要員工走,必須事前磨刀一陣子才能夠祭出這兩條。
通常,當人資接到老闆或主管的資遣名單之後,都有一定的流程要進行,像是先要跟員工談話,告訴對方公司對他的評價、哪裡需要改善,而公司願意給一段時間讓他改善,比如三個月之後要改善到哪個地步,也就是設一個目標,有具體數值,像是製造不良率必須降到三%以下,或者月業績做到三十萬元等。
假使這名員工是因為能力不足、經驗不夠,公司還必須提供培訓計畫,讓員工有時間精進;或是安排轉調到更合適他從事的部門。這一切該做的都做了,「仁至義盡」、無可挑剔之後,等到改善的截止時間,再來做成果的檢驗。員工若是達標,公司就不能資遣;若是未達標,而且態度不佳,公司在評估之後,確定不留人,才可以辦理資遣。
因此資遣一名員工,不如想像中的容易。當然,能夠做到這樣一絲不苟,還是大企業居多,特別是上市上櫃企業。一般中小型公司沒這麼嚴謹與周全,勞工權益比較不具保障性。偏偏台灣的中小型公司占九七%,勞工占七成以上,散見在網路上的勞資爭議,多半是規模小、勞工以藍領或灰領為主的公司。
現在勞工權益高漲,申訴管道也多,人資都小心翼翼,期待一切風平浪靜。最怕員工事後在網路上爆料,鬧上媒體渲染成波,滾出雪球般的大風暴,重創公司的「徵才品牌」。日後要洗白品牌更要花上數倍的時間與力氣,人資主管還可能因此黑掉,最後變成自己要捲鋪蓋走路。一位人資主管在受訪時說:
「我們最怕公親變事主。」
人資部負責考勤、考績、薪資核定,以及資遣、裁員等事情,一個不小心就會成為萬箭穿心的箭靶,很少員工真正去了解他們的處境有多難為。每次遇到資遣,有經驗的人資會加派保全人員,避免跳樓的不幸,或是設備上的破壞。一位人資告訴我,任職的公司在基隆河畔,他老是失眠,因為--
「夢到有員工跳河。」
在我的最新著作《失業教我們的事:想吃雞腿,就別勉強啃雞肋》裡提到,在這個時刻,人資有很多技巧可以使用,然而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誰對或誰錯的無限迴圈」裡繞不出來,按照SOP速戰速絕。不過我訪問過的人資都說,真心很重要,員工都會感受到。像是通常人資會開兩張證明,一張是非自願離職證明,讓員工得以請領失業補助;另一張是離職證明,不寫說理由是資遣或開除,方便員工之後順利求職。
不論資遣﹑裁員或開除,人資主管普遍認為,最高原則是站在員工的立場,關心他,協助他。歸納起來,他們共同認為以下這五件事對員工最實用:
1.算對錢,協助他拿到應得的薪資、資遣費。
2.了解他,協助解決他可能發生的問題。
3.指導他,協助他拿到政府的失業救助。
4.輔導他,協助他找到下一份工作。
5.留電話,協助他離職後的各項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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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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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的怪癖】
前陣子看了之前的一部韓國電影《燃燒烈愛》,後來在找相關討論時,才發現是由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改編。
以村上的風格來說,這部短篇小說的隱喻算是比較明顯的。雖然最後還是留下懸念,但讀者大都能猜到,故事的最後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發生了什麼呢?來看看這部〈燒倉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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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 / 村上春樹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個熟人的婚禮上相遇,要好起來。年紀我和她幾乎相差一輪,她20,我31。但這不算什麼大問題。當時我傷腦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實說,也沒工夫一一考慮什麼年齡之類。她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把年齡放在心上。我已結婚,這也不在話下。什麼年齡、家庭、收入,在她看來,都和腳的尺寸聲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狀一樣,純屬先天產物。總之,不是考慮便能有對策那種性質的東西。
她一邊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師學默劇,一邊為了生計當廣告模特。不過,因她嫌麻煩,時常把代理人交待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實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幾個男人好意接濟。當然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只是根據她的語氣猜想大概如此。
話雖這麼說,可我並非暗示她為錢而同男人睡覺什麼的。偶爾或許有類似情況。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質性問題。本質上恐怕單純得多。也正是這種無遮無掩不拘一格的單純吸引了某一類型的人。在她的單純面前,他們不由想把自己心中盤根錯節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釋固然解釋不好,總之我想是這麼回事。依她的說法,她是在這種單純的支撐下生活的。
當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同「剝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講一下「剝橘皮」好了。
最初認識她時,她告訴我她在學默劇。
我「哦」了一聲,沒怎麼吃驚。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麼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練自己才能的那種類型。
而後她開始「剝橘皮」。如字面所示,「剝橘皮」就是剝橘子的皮。她左邊有個小山般滿滿裝著橘子的玻璃盆,右邊應該裝橘皮的盆—這是假設,其實什麼也沒有。她拿起一個想像中的橘子,慢慢剝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罷一個,把渣歸攏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邊的盆。如此反復不止。用語言說來,自然算不了什麼事。然而實際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鐘—我和她在酒吧高臺前閒聊時間裡她一直邊說邊幾乎下意識地如此「剝橘皮」—我漸漸覺得現實感被從自己周圍吮吸掉。這實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情。過去艾科曼在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時,有人建議最合適的刑法是將其關進密封室後一點點將空氣抽去。究竟遭遇怎樣的死法,詳情我不清楚,只是驀然記起這麼回事。
「你好像滿有才能嘛。」我說。
「哎喲,這還不簡單,哪裡談得上才能!總之不是以為這裡有橘子,而只要忘掉這裡沒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簡單。」
「簡直是說禪。」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見面。一般每月一回,頂多兩回。我打電話給她,約她出去玩。我們一起吃飯,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勁地說話。我聽她說,她聽我說。儘管兩人之間幾乎不存在共同話題,但這無所謂。可以說,我們已經算是朋友了。吃喝錢當然全由我付。有時她也打電話給我,基本是她沒錢餓肚子的時候。那時候她的確吃很多,多得叫人難以置信。
和她一起,我得以徹底放鬆下來。什麼不情願幹的工作啦,什麼弄不出頭緒的雞毛蒜皮小事啦,什麼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統統忘卻腦後。她像是有這麼一種本事。她所說的話沒有什麼正正經經的含義,有時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幾乎沒聽。而每當側耳傾聽,便仿佛在望遠方的流雲,有一股悠悠然的溫馨。
我有跟她說了不少。從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論,都可以暢所欲言。或者她也可能同我一樣半聽不聽而僅僅隨口符合。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種心緒,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兩年前的春天她父親心臟病死了,一筆稍微湊整的現金歸她所有。至少據她說來是這樣。她說想用這筆錢去北非一段時間。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認識一個在阿爾及利亞駐京使館工作的女孩,遂介紹給她。於是她去了阿爾及利亞。也是因勢之所趨,我到機場送她。她只拎一個塞有替換衣服的寒傖的波士頓旅行包。外表看去,覺得她與其說去北非,不如說是回北非。
「真的返回日本?」我開玩笑問道。
「當然返回呀!」她說。
三個月後她返回日本。比走時還瘦了三公斤,曬得黑漆漆的,並領回一個新戀人,說兩人是在阿爾及利亞一家餐館相識的。阿爾及利亞日本人不多,兩人很快親密起來,不久成了戀人。據我所知,此人對她是第一個較為正規的戀人。
他二十七八歲,高個子,衣著得體,說話斯斯文文。表情雖不夠豐富,但長相基本算是漂亮那類,給人的感覺也不壞。手大,指很長。
所以瞭解這麼詳細,是因為我去機場接兩人來著。突然有電報從貝魯特打來,上面只有日期和飛機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機。飛機一落地—其實由於天氣不好飛機誤點四小時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週刊—兩人便從艙門挽手走出,儼然一對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將男方介紹給我。我們幾乎條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國長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後我們走進餐館。她說她橫豎得吃蓋澆飯,我和他喝啤酒。
他說他在搞貿易。什麼貿易卻沒說。至於是不大喜歡談自己的工作,還是怕談七來只能使我無聊故而客氣不談,情由我不得而知。不過老實說,對於貿易我也不是很想聽,就沒特意打聽。由於沒什麼好談的,他講起貝魯特治安情況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來他對北非到中東的局勢相當熟悉。
吃罷蓋澆飯,她大大打個哈欠,說困了,樣子簡直像當場就能睡著似的。忘說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麼場所都困。她提出用計程車送我回家,我說電車快自己坐電車回去。搞不清自己是為什麼特意來的機場。
「能見到你真高興。」他懷有歉意似的對我說。
「幸會幸會。」我也回道。
其後同他見了幾次。每當我在哪裡同她邂逅,旁邊肯定有他。我和她約會,他甚至開車把她送到約會地點。他開一輛通體閃光的銀色德國賽車。對車我幾乎一無所知,具體無法介紹,只覺得很像費裡尼黑白電影中的車,不是普通工薪人員所能擁有的。
「肯定錢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試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興趣似的說,「肯定是的,或許。」
「搞貿易能賺那麼多?」
「搞貿易?」
「他那麼說的,說是搞貿易工作。」
「那麼就是那樣的吧。不過……我可不太清楚的。因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麼做事的樣子,總是見人,打電話。」
這簡直成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我想。做什麼不知意,反正就是有錢,謎一樣的小夥子。
十月間一個周日下午,她打來電話。妻一清早就去親戚家了,只我自己在家。那是個天氣晴好的愜意的周日,我邊望院子裡樟樹邊吃蘋果。僅那一天我就吃了七個蘋果。我不時有這種情況,想吃蘋果想得發瘋。也許是一種什麼預兆。
「就在離你家不遠的地方,兩個人馬上去你那裡玩好麼?」她說。
「兩個人?」我反問。
「我和他呀。」
「可以,當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30分鐘後到。」言畢,她掛斷電話。
我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呆,去浴室沖淋浴刮鬍子。等身體風乾時間摳了摳耳朵。也思忖是不是該理一下房間,終於還是作罷。因為統統理好妥當時間不夠用,而若不能統統理好妥當就莫如乾脆不動為好。房間裡,書籍雜誌信件唱片鉛筆毛衣到處扔得亂七八糟,但並不覺得怎麼不乾淨。剛結束一件工作,沒心思做什麼。我坐在沙發上,又看著樟樹吃個蘋果。
兩點多時兩人來了。房間傳來賽車刹車聲。出門一看,見那輛有印象的銀色賽車停在路上。她從車窗探出臉招手。我把車領到後院停車位那裡。
「來了。」她笑吟吟地說。她穿一件薄得足已窺清楚乳峰形狀的短衫,下面一條橄欖綠超短裙。
他穿一件藏青色輕便西服,覺得與以前見面時印象多少有所不同—至少是因為他長出兩天左右的鬍鬚。雖說沒刮鬍鬚,但在他全然沒有邋遢感,不過陰翳約略變濃一點罷了。下了車,他馬上摘下太陽鏡,塞進胸袋。
「您正休息突然打擾,實在抱歉。」他說。「哪裡,無所謂。每天都算休息,再說正一個人閑得無聊呢。」我應道。
「飯食帶來了。」說著,他從車座後面拿出一個大白紙袋。
「飯食?」
「也沒什麼東西。只是覺得星期天突然來訪,還是帶點吃的合適。」他說。
「那太謝謝了。從早上起就光吃蘋果了。」
進了門,我們把食物攤在桌子上。東西相當可觀:烤牛肉三明治、沙拉、熏鮭魚、藍漿果冰淇淋,而且量也足夠。她把東西移往盤子時間裡,我從冰箱取出白葡萄酒拔出軟塞。儼然小型宴會。
「好了,好吧,肚子餓壞了。」以久饑腸轆轆的她說。
我們嚼三明治,吃沙拉,抓熏鮭魚。葡萄酒喝光後,又從冰箱拿啤酒來喝。我家冰箱惟獨啤酒總是塞得滿滿的。一個朋友開一家小公司,應酬用的啤酒券剩下來就低價格分給我。
他怎麼喝臉都毫不改色。我也算是相當能喝啤酒的。她也陪著喝了幾瓶。結果不到一個小時空啤酒罐就成排成行擺滿桌面。喝得相當可以。她從唱片架上挑出幾張,放在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上。邁爾斯·迪巴思的《空氣精靈》傳到耳畔。
「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你還真有近來少見的東西。」他說。
我解釋說自己是自動轉換唱機迷。告訴他物色好的這類唱機相當不易。他彬彬有禮儀地聽著,邊聽邊附和。
談了一會唱機後,他沉默片刻。然後說:「有煙草葉,不吸點兒?」
我有點猶豫。因為一個月前我剛戒煙,正是微妙時期,我不清楚這時吸大麻葉對戒煙有怎樣的作用。但終歸還是決定吸了。他從紙袋底部掏出包在錫紙裡的黑煙葉,放在捲煙紙上迅速卷起,邊角那兒用舌頭舔了舔。隨即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幾口確認火著好後轉給我。大麻葉品質實在是好。好半天我們一聲不響,一人一口輪流吸著。邁爾斯·迪巴思終了,換上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集。搭配莫名其妙,不過不壞。
吸罷一支,她說困了。原本睡眠不足,又喝了三瓶啤酒吸了大麻的緣故,她確實說困就困。我把她領上二樓,讓她在床上躺下。她說想借T恤。我把T恤遞給她。她三兩下脫去衣服只剩內衣,從頭頂一下子套進T恤躺下。我問冷不冷時,她已經噝噝睡了過去。我搖頭下樓。
客廳裡她的戀人已卷好第二支大麻。小子真是厲害。說起來我也很想鑽到她旁邊猛猛睡上一覺。卻又不能。我們吸第二支大麻。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仍在繼續。不知為何,我竟想起小學文藝匯演上演的劇來。我演得是手套店裡的老伯,小狐狸來店找老伯買手套。但小狐狸帶來的錢不夠。
「那可不夠買手套噢。」我說。角色有店不地道。
「可我媽媽冷得不得了,都紅紅的凍裂了。求求您了。」小狐狸說。
「不成,不行啊。攢夠錢再來。那樣……」
「……時常燒倉房。」他說。
「失禮?」我正有點心不在焉,恍惚自己聽錯了。
「時常燒倉房。」他重複道。
我看著他。他用指尖摩挲打火機花紋,爾後將大麻狠狠吸入肺裡憋10秒鐘,再徐徐吐出。煙圈宛如actoplasm(心靈科學上假設由靈媒釋放出的一種物質)從他口這飄散出來。他把大麻轉遞給我。
「東西很不錯吧?」他問。
我點頭。
「從印度帶來的,只選特別好的。吸這玩藝兒,會莫名其妙想起好些事來。而且都是光和氣味方面的。記憶的質……」說到這裡,他悠悠停了一會,尋找確切字眼似的輕打幾個響指。「好像整個變了。你不這麼認為?」
「那麼認為。」我說。我也恰好想起文藝匯演時舞臺的嘈雜和做背景用的厚紙板上塗的顏料味兒。
「想聽你講講倉房。」我說。
他看我一眼。臉上依然是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
「講可以麼?」他問。
「當然。」
「其實很簡單。澆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這就完事了。燒完15分鐘都花不上。」
「那麼,」我銜住煙在口,竟找不出下一個詞來。「幹嗎燒倉房呢?」
「反常?」
「不明白。你燒倉房,我不燒倉房。可以說這裡有顯而易見的差別。作為我,較之是否反常,更想弄清這差別是怎麼個東西。再說,倉房是你先說出口的。」
「是啊,」他說,「的確如你所說。對了,可有拉比·沙卡爾的唱片?」
沒有,我說。
他愣怔了一會。其意識仿佛拉不斷扯不開的橡膠泥。抑或拉不斷扯不開是我的意識也未可知。
「大約兩個月燒一處倉房。」他說,繼而打個響指,「我覺得這個進度最合適不過。當然我指的是對我來說。」
我不置可否地點下頭。進度?
「燒自家倉房不成?」我問。
他以費解的眼神看我的臉。「我何苦非燒自家倉房不可呢?你為什麼以為我會有幾處倉房?」
「那麼就是說,」我說,「是燒別人的倉房嘍?」
「是的,」他應道,「當然是的,別人的倉房。所以一句話,這是犯罪行為。如你我在這裡吸大門,同屬犯罪行為。」
我臂肘拄在椅子扶手上不做聲。
「就是說,我是擅自放火燒所以的別人的倉房。當然選擇不至於發展成嚴重火災 來燒。畢竟我並非存心捅出一場火災。作為我,僅僅是想燒倉房。」
我點下頭,碾死吸短的大麻。「可一旦給逮住就是問題喲。到底是放火,弄不好可能吃刑罰的。」
「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汽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遠處用望遠鏡慢慢欣賞。根本逮不住。何況燒的不過是小得不成樣子的倉房,員警沒那麼輕易出動。」
其言或許不差,我想。再說,任何人都不至於想道如此衣冠楚楚的開外國車的小夥子會到處燒人家倉房。
「這事她可知道?」我指著二樓問。
「一無所知。說實話,這事除你,沒對任何人講過。畢竟不是可以對誰都講的那類事。」
「為什麼講給我聽呢?」
他筆直伸出左手指,蹭了蹭自己的臉頰,發出長鬍鬚沙沙作響那種乾澀的聲音,如小蟲子爬在繃得緊緊的薄紙上。「你是寫小說的,可能對人的行動模式之類懷有興趣,我想。並且猜想小說家那種人在對某一事物做出判斷之前能夠先原封不動地加以賞玩。如果賞玩措辭不合適,說全盤接受也未嘗不可。所以講給了你。也很想講的,作為我。」
我點頭。但坦率地說,我還真不曉得如何算是全盤接受。
「這麼說也許奇怪,」他在我面前攤開雙手,又慢慢合在一起,「我覺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倉房,都在等我點火去燒。海邊孤零零的倉房,田地中間的倉房……反正各種各樣的倉房。只消15分鐘就燒得一乾二淨,簡直像壓根兒不存在那玩藝兒。誰都不傷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
「但倉房是不是已沒用,該由你判斷吧?」
「我不做什麼判斷。那東西等人去燒,我只是接受下來罷了。明白?僅僅是接受那裡存在的東西。和下雨一樣。下雨,河水上漲,有什麼被沖跑—雨難道做什麼判斷?跟你說,我並非專門想幹有違道德的事。我也還是擁護道德規範的。那對人的存在乃是誒廠重要的力量。沒有道德規範,人就無法存在。而我覺得所謂道德規範,恐怕指的是同時存在的一種均衡。」
「同時存在?」
「就是說,我在這裡,又在這裡。我在東京,同時又在突尼斯。予以譴責的是我,加以寬恕的是我。打比方就是這樣,就是有這麼一種均衡。如果沒有這種均衡,我想我們就會散架,徹底七零八落。正因為有它,我們的同時存在才成為可能。」
「那就是說,你燒倉房屬於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不過,道德規範最好還是忘掉。在這裡它不是本質性的。我想說的是:世界上有許許多多那樣的倉房。我有我的倉房,你有你的倉房,不騙你。世界上大致所以地方我都去了,所以事都經歷了。好幾次差點兒沒命。非我自吹自擂。不過算了,不說了。平時我不怎麼開口,可一喝酒就喋喋不休。」
我們像要要驅暑降溫似的,就那樣一動不動沉默良久。我不知說什麼好。感覺上就好像坐在列車上觀望窗外連連出現又連連消失的奇妙風景。身體鬆弛,把握不准細部動作。但可以作為觀念真切感覺出我身體的存在。的確未嘗不可以稱之為同時存在。一個我在思考,一個我在凝視思考的我。時間極為精確地燒錄著多重節奏。
「喝啤酒?」稍頃,我問。
「謝謝,那就不客氣了?」
我從廚房拿來四罐啤酒,卡門貝乾酪也一起拿來。我們各喝兩罐啤酒,吃著乾酪。
「上次燒倉房是什麼時候?」我試著問。
「是啊,」他輕輕握著空啤酒罐略一沉吟,「夏天,八月末。」
「下次什麼時候燒呢?」
「不知道,又不是排了日程表往日曆上做記號等著。心血來潮就去燒。」
「可並不是想燒的時候就正好有合適的倉房吧?」
「那當然。」他沉靜地說,「所以,要事先選好適合燒的才行。」
「做庫存記錄嘍?」
「是那麼回事。」
「再問一點好麼?」
「請。」
「下次燒的倉房已經定了?」
他眉間聚起皺紋,然後「噝」一聲從鼻孔深吸口氣。「是啊,已經定了。」
我再沒說什麼,一小口一小口啜著剩下的啤酒。
「那倉房好得很,好久沒碰上這麼值得燒的倉房了。其實今天也是來做事先調查的。」
「那就是說離這兒不遠嘍?」
「就在附近。」他說。
於是倉房談道此為止。
五點,他叫起戀人,就突然來訪表示歉意。雖然啤酒喝得相當夠量,臉色卻絲毫沒變。他從後院開出賽車。
「倉房的事當心點!」分手時我說。
「是啊。」他說,「反正就這附近。」
「倉房?什麼倉房?」她問。
「男人間的話。」他說。
「得得。」她道。
隨即兩人消失。
我返回客廳,倒在沙發上。茶几上所以東西都零亂不堪。我拾起掉第的雙排扣風衣,蒙在頭上沉沉睡了過去。
醒來時房間一片漆黑。七點。
藍幽幽的夜色和大麻嗆人的煙味壅蔽著房間。夜色黑得很不均勻,不均勻得出奇。我倒在沙發上不動,試圖接著回想文藝匯演時那場戲,卻已記不真切。小狐狸莫非把手套弄到手了?
我從沙發起身,開窗調換房間空氣。之後去廚房煮咖啡喝了。
翌日我去書店買一本我所在街區的地圖回來。兩萬分之一的白色地圖,連小胡同都標在上面。我手拿地圖在我家周圍一帶繞來轉去,用鉛筆往有倉庫的位置打X。三天走了方圓四公里,無一遺漏。我家位於郊區,四周還有很多農舍,所以倉房也不在少數:一共16處。
他要燒的倉房必是其中一處。根據他說「就在附近」時的語氣,我堅信不至於離我家遠出多少。
我對16處倉房的現狀一一仔細查看一遍。首先把離住宅太近或緊挨塑膠棚的除外。其次把裡邊堆放農具以至農藥等物尚可充分利用的也去掉。因我想他決不想燒什麼農具農藥。
結果只剩五處,五處該燒的倉房,或者是說五處燒也無妨的倉房—15分鐘即可燒垮也無人為之遺憾的倉房。至於他要燒其中哪一處我則難以確定。因為再往下只是喜好問題。但作為我仍想知道五處之中他選何處。
我攤開地圖,留下五處倉房,其餘把X號擦掉。準備好直角規、曲線規和分線規,出門圍五處倉房轉一圈,設定折身回家的最短路線。道路爬坡沿河,曲曲彎彎,因此這項作業頗費工夫。最後測定路線距離為7.2公里。反復測量了幾次,可以說幾乎沒有誤差。
翌晨六時,我穿上運動服,登上輕便鞋,沿此路線跑去。反正每天早晨都跑6公里,增加1公里也沒什麼痛苦。風景不壞。雖說途中有兩個鐵路道口,但很少停下等車。
出門首先繞著附近的大學運動場兜了一圈,接著沿河邊沒人走動的土路跑3公里。中途遇第一處倉房。然後穿過樹林,爬徐緩的坡路。又遇一處倉房。稍往前有一座賽馬用的馬廄。馬看見火也許多少會嘶鬧。但如此而已,別無實際損害。
第三處倉房和第四處倉房酷似又老又醜的雙胞胎,相距也不過200米。哪個都那麼陳舊那麼髒汙,甚至叫人覺得要燒索性一起燒掉算了。
最後一處倉房在鐵道口旁邊,位於6公里處。已完全被棄置不管。朝鐵路那邊釘已塊百事可樂鐵皮招牌。建築物—我不知能否稱其為建築物—幾乎已開始解體。的確如他所說,看上去果真像在靜等誰來點上一把火。
我在最後一處倉房前稍站一會,做幾次深呼吸,之後穿過鐵道口回家。跑步所需時間為31分30秒。跑完沖淋浴吃早餐。吃完歪在沙發聽一張唱片,聽完開始工作。
一個月時間裡每天早上我都跑這同一路線。然後倉房沒燒。
我不時掠過一念:他會不會叫我燒倉房呢?就是說,他往我腦袋裡輸入燒倉房這一圖像,之後像往自行車打氣一樣使之迅速膨脹。不錯,有時我的確心想,與其靜等他燒,莫如自己擦火柴燒乾淨來得痛快。畢竟只是個破破爛爛的小倉房。
但這恐怕還是我想過頭了。作為實際問題,我並沒有燒什麼倉房。無論我腦袋裡火燒倉房圖像如何擴張,我都不是實際給倉房放火那一類型的人。燒倉房的不是我,是他。也可能他換了該燒的倉房。或者過於繁忙而找不出燒倉房時間亦未可知。她那邊也杳無音信。
十二月來臨,秋天完結,早晨的空氣開始砭人肌膚了。倉房依然故我。白色的霜落在倉房頂上。冬季的鳥們在冰冷的樹林裡啪啦啪啦傳出很大的振翅聲。世界照舊運轉不休。
再次見到他,已是去年的十二月中旬了,耶誕節前夕。到處都在放聖誕讚歌。我上街給各種各樣的人買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物。在乃木阪一帶走時,發現了他的車。無疑是他那輛銀色賽車。品川編號,左車頭燈旁邊有道輕傷。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停車場內。當然車沒以前見過那麼神氣活現閃閃發光。也許我神經過敏,銀色看上去多少有些黯然。不過很可能是我的錯覺。我有一種把自己記憶篡改得于子有利的傾向。我果斷走入咖啡館。
咖啡館裡黑麻麻的,一股濃郁的咖啡味兒。幾乎停不到人語,巴羅克音樂靜靜流淌。我很快找到了他。他一個人靠窗邊坐著喝牛奶咖啡。儘管房間熱得足以使眼鏡完全變白,但他仍穿開司米斜紋呢大衣,圍巾也沒解下。
我略一遲疑,決定還是打招呼。但沒有說在外面發現他的車—無論如何我是偶然進入這家咖啡館,偶然見到他的。
「坐坐可以?」我問。
「當然。請。」他說。
隨後我們不鹹不淡聊起閒話。聊不起來。原本就沒什麼共同話題,加之他好像在考慮別但是們。雖說如此,又不像對我和他同坐覺得不便。他提起突尼斯的港口,講在那裡如何捉蝦。不是出於應酬地講,講得滿認真。然而話如此細涓滲入沙地倏然中止,再無下文。
他揚手叫來男侍,要了第二杯奶油咖啡。
「對了,倉房的事怎麼樣了?」我一咬牙問道。
他唇角泌出一絲笑意,「啊,你倒還記得,」說著,他從衣袋掏出手帕,擦下嘴角又裝回去,「當然燒了,燒得一乾二淨,一如講定的那樣。」
「就在我家附近?」
「是的,真就在附近。」
「什麼時候?」
「上次去你家大約10天後。」
我告訴他自己把倉房位置標進地圖,每天都在那前面轉圈跑步。「所以不可能看漏。」我說。
「真夠周密的。」他一副開心的樣子,「周密,合乎邏輯,但肯定看漏了。那種情況是一定。由於過於切近而疏忽看漏。」
「不大明白。」
他重新打好領帶,覷了眼表。「太近了。」他說,「可我這就得走了。這個下次再慢慢談好麼?對不起,叫人等著呢。」
我沒理由勸阻他。他站起身,把煙和打火機放進衣袋。
「對了,那以後可見她了?」他問。
「沒有,沒見。你呢?」
「也沒見。聯繫不上。宿舍房間沒有,電話打不通,默劇班她也一直沒去。」
「說不定一忽兒去了哪裡,以前有過幾次的。」
他雙手插衣袋站著,定定注視桌面。「身無分文,又一個半月之久!在維持生存這方面她腦袋可是不太夠用的喲!」他在衣袋裡打幾個響指。「我十分清楚,她的的確確身無分文。像樣的朋友也沒有。通訊錄上倒是排得滿滿的,那只不過是人名罷了。那孩子沒有靠得住的朋友。不過她信賴你來著。這不是什麼社交辭令。我想你對她屬於特殊存在。我都有點嫉妒,真的。以前我這人幾乎沒嫉妒過誰。」他輕嘆口氣,再次覷了眼表,「我得走了,在哪裡再見面吧!」
我點下頭,話竟未順利出口。總是這樣。在這小子面前語句難以道出。
其後我給她打了好多次電話。電話因未付電話費已被切斷。我不由擔心起來,去宿舍找她。她房間的門關得嚴嚴的,直達郵件成捆插在信箱裡。哪裡也不見到管理人,連她是否仍住在這裡都無從確認。我從手冊撕下一頁,寫個留言條:「請跟我聯繫」,寫下名字投進信箱。但沒有聯繫。
第二次去那宿舍時,門已掛上別的入居者名牌。敲門也沒人出來。管理人依然不見影。
於是我放棄努力。事情差不多過去一年了。
她消失了。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處倉房前跑步。我家周圍的倉房依然一個也沒被燒掉。也沒聽說哪裡倉房給燒了。又一個十二月轉來,冬鳥從頭頂掠過。我的年齡繼續遞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時考慮將被燒毀的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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