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上週發生的政治局勢變化,讓不熟悉緬甸政治情勢的我們十分意外。本以為軍方與文官政府已經逐漸走向合作,將有機會讓民主體制在緬甸穩定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翁山蘇姬挾帶著國內外的支持聲量,在被釋放後成為緬甸民主體制的實質領導者,但是在前幾年軍方壓制羅興亞人的時候,翁山蘇姬選擇了與軍方合作而不是以西方社會認可她的人權立場來發聲。從那時候起,能夠觀察到緬甸的政治局勢還沒有完全掌握在民選文官政府中。因此,未來緬甸的政治情勢又再次陷入未知之中。這個未知處境,究竟有多少來自西方民主體制的問題?又有哪些是緬甸本身的特殊歷史脈絡影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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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是各民族的聯邦國家。中文媒體常常用「中央政府」四個字,實際上是錯誤的。秦始皇之後的所謂中國人是無法理解聯邦的,他們只懂得中央(包括黨中央)。
緬甸議會的上院是民族院,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見的政治體制。按照英國人的統計,緬甸有135個民族。其中撣族群下面就有33個民族,欽族群下面有53個民族,不一一列舉。這個不難理解,中國民族最多的地方就是「西南」,而「西南」實則是亞洲的「東南」。緬甸和雲南在地理、文化和人種上幾乎很難分開,八旗即將出版一本《雲南的世界史》,屆時可以看看。
英國人和滿洲人一樣因俗而治,尊重地方既有的政治秩序,不搞什麼以華變夷。當然你自己願意改變是沒問題的,這也是英國治理緬甸期間,其境內的部分克倫族信奉基督教、親英抗日的原因。英國人撤退的故事通常被放在反帝反殖的解釋框架內,翁山蘇姬的父親因此被視為緬甸國父。但殖民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體兩面的。英國人留給多民族的緬甸一個聯邦政府的結構,這是一個從理論上講最好的、最適合緬甸的政治結構。它的本質換成東亞熟悉的說法,就是「五族共和」。當然緬甸是八大族群,是「八族共和」。帝國治下,八族相對平安無事。
1947年,帝國離開前主導的「彬龍會議」,以聯邦的形式把八族(撣邦和緬甸最大)整合為一個叫緬甸的國家,否則它可能變成八個國家──事實上,撣邦在此之前已經是國家,有自己的國旗和國歌,還有國慶日。只是加入緬甸聯邦後,它把自己的國慶日改為撣邦節。
所以說緬甸的政治問題主要是民族問題。各族都有自己的軍隊,比如克欽獨立軍、若開軍、克倫民族解放軍、南撣邦軍、德昂民族解放軍,不勝枚舉。東亞讀者可以像理解「北洋軍閥」一樣理解緬甸軍閥,只是北洋軍閥基本上沒有民族色彩。
目前的「緬甸軍政府」指的是聯邦軍政府。我們要理解到,緬甸四周山區裡,至今存在著民族主義軍閥的各族勢力,這恰恰是聯邦軍政府強勢存在的原因。我當然無意替軍政府辯護,我只是想表明,在緬甸佔七成的緬族人為主構成的軍政府,還未能實現他的「北伐」和「統一緬甸」,而最終控制和壓制其他「民族軍團」。緬甸軍政府和翁山蘇姬的合作,實際上是希望藉此解除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借著外力而「統一緬甸」。
但問題恰恰在於,緬甸的政體是聯邦制度,各民族有非常高的自治權,歷史上一度也有退出聯邦的權利。軍政府想推行「一統天下」,遇到的阻力必然大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緬甸聯邦維持得很辛苦,這個和政治德性的高低有關。在中國、印度和泰國包圍下的緬甸,如果分散成個民族小國,必然被周圍國家蠶食鯨吞。撣邦裡的撣族是什麼人?是泰國的泰族。克欽族是什麼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羅興亞人是什麼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孟加拉人。所以緬甸一定要聯邦整合。然而,如何維護聯邦的精神?緬族人可以壓迫其他七大族群嗎?這就要看政治德性了,難啊難。
翁山蘇姬和軍政府的衝突,其實是表面的形式。假設讓翁山蘇姬完全執政、軍人完全服從她的文官政府,而緬甸也修改憲法,規定外國人的母親可以做緬甸總統,請問翁山蘇姬有可能處理好緬甸複雜的民族聯邦問題嗎?我覺得非常難。以上描述是粗線條的,細節遠比我說的更為複雜。如果你是專家,歡迎提供更多觀點!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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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列舉基本權有哪些 在 華人民主書院 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習思想成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學者批為僵屍抹粉
中共黨報《學習時報》周一發文,吹捧“習近平思想是21世紀 的馬克思主義”。有中國學者指出,中共為其政治僵屍塗脂抹粉,“李鬼捉拿李逵”,已經將馬克思主義“山寨”到荒誕的地步。
6月15日,中國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迎來了67歲生日。中共黨報《學習時報》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一文,為其送上賀禮。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文中寫道,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可以稱為“19世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鄧小平理論為首創成果和基本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稱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他認為應該具備三個條件:理論研究對像是世界典型樣本;理論成果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理論實踐成效深刻改變現實世界。
北京獨立學者章立凡指出,面對西方與中國脫鉤趨勢,中共想借用老祖宗的理論維護政權合法性,然而現在是李鬼捉拿李逵,無產階級專政和政治經濟學都被拋得一干二淨,真正貫徹馬克思精神、為深圳佳士工人維權的北大學生卻遭受無情打壓。
章立凡:馬克思主義普遍破產,中共為政治僵屍塗脂抹粉
章立凡告訴本台,黨報這篇文章讓他聯想到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被標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中共最大的問題就是執政理論不能自圓其說,這一點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得很清楚。想當世界的頭兒,本身就違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急於當頭,落到現在(全球)孤立的地步。拿出這套理論,就是給僵屍塗脂抹粉。”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日前在一個座談會上,批評中共任意修憲、壓制言論,“完全成了一個黑幫老大”;並斷言,“這個黨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僵屍”,今年年底和明年初可能會迎來經濟崩盤。
章立凡介紹說,21世紀,中國幾乎是高調推崇馬克思主義的唯一標本,或者活化石:朝鮮現在推行主體思想、“白頭山血統”,馬克思著作在那是禁書;越南在努力尋求美國式的民主道路;古巴雖然名義上信奉馬克思主義,實際也更為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
“習思想”於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之後被相繼寫入黨章和憲法。那麼所謂 “習思想”到底沿襲了馬克思的哪些遺產?文中列舉了一系列龐雜的政治、經濟、外交理念和政策。比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際交往觀、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但卻並未闡述“習近平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關系。
章立凡表示,馬克思主義一路被“山寨”,已經淪為“四不像”,真正沿襲其精神的是歐洲的社會黨國際(第二國際),比如英國走“費邊主義”的工黨:
“列寧搞了個山寨版,摘取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這一套。傳到中國就是山寨版的山寨版,也就是‘溝馬’,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山寨了他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還加上中國農民革命中的平均主義;鄧小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的路、搞市場經濟,實際上拋棄馬克思主義;江澤民講‘三個代表’也是改造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變成全民黨;現任領導人的創新,可能是既利用毛澤東思想控制政權,又利用鄧小平理論、資本主義的經營,為紅色家族積累財富。”
姓資姓社?歷史如何終結?
中共黨報的這篇文章還提到,“有人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科學社會主義的巨大能量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在習思想指引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決定性成就來雄辯地證明一個偉大結論——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
1989年初,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預測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
幾個月後柏林牆轟然倒塌,福山聲名鵲起。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異軍突起也讓他的“歷史終結論”備受質疑。
在2020年5月最新發布的《中國是哪種政體》一文中,福山這樣評價習近平思想的徒勞:“‘習近平思想’是毛澤東《紅寶書》的蒼白替代品。除了普遍的中國民族主義外,習近平還沒有想出一種連貫的意識形態來激發追隨者的狂熱。”
福山還特別提醒,秦朝的極權統治只維持了十六年,最終被兩名中尉推翻;西漢恢復儒家治國,尊重教育,最終維持了五百年。
盡管如此,習近平卻掌握了歷任極權者都望塵莫及的技術工具,“學習強國”App取代了人手一本的《紅寶書》。社會信用系統、大數據、遍及各處的傳感器……,斯大林和毛澤東不曾享有這些監控民眾日常行動、語言和交易的利器。有鑒於此,福山認為,中國的變革很難起源於基層群眾運動,仍然要依靠黨的上游、內部民主化。
章立凡認為,現在的情況其實不能完全責怪現任領導者本人,在毛時代他只是個十幾歲的少年。一位紅二代曾經這麼表述,他是“不幸的這一代人”的標本,具備三個特點:知識結構不行;膽子大;還有自卑感,擔心別人的評斷。
2015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南海接見了福山。王岐山當時明確宣稱,“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談話結束後,車子經過北京的景山公園。福山指著景山說道,“那我來過,是明朝最後皇帝崇禎自縊身亡的地方。”
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日前接受本台采訪時提出,中國目前諸事不順,更換中國領導人是給國家一個機會。蔡霞也認為,換人,中國才有希望。
一名因安全原因不願透露姓名的退休學者周先生則告訴本台,無論換人與否,無論李克強、王岐山還是其他人掌權,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中共最後難免走上蘇聯的老路,面臨嘎然“脆斷”的結局。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責編:何平 網編:洪偉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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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今年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
7年多前,2012年12月4日,是中國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在北京舉行的各界紀念大會上,剛接任中共總書記、仍兼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發表講話,其中有一段說:「憲法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確認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全國人大分別對我國憲法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作出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使我國憲法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
中國憲法為要「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在公布施行後的30年裡,修改了4次。2018年3月(在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之後),全國人大又對憲法作了第5次修正。所以,在剛過去的30年間,憲法也是修改了4次。香港《基本法》頒布了30年、施行了超過22年,不用修改以與時俱進嗎?
實踐已變 條文未變
《基本法》的條文與時代脫節的例子,其實不難找到。例如特區政府自2002年開始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是《基本法》規定的政府架構裡沒有的。按《基本法》的規定,所有主要官員都是「公務人員」,而「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第一百零三條)問責制實行後,主要官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已是跟原有制度完全不同的另一套。
還有,《基本法》列出的應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包括「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但歷任行政長官從來沒有提名任何副司長,有關職位是否應該從《基本法》剔除?2008年開始各局增設了《基本法》沒有提及的副局長,他們並非由中央政府任命,但他們在相關局長缺勤時即代理其職責,行使局長所有的法定權力。這又是否合理合法?是特區政府的架構偏離了《基本法》,抑或前者已與時俱進,後者未有?
再舉一例。中央政府有3個駐香港機構,即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基本法》對後兩者的設立和職責都有條文規定(第十三、十四條),唯獨對中聯辦完全沒有提及。這固然是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但以今天中聯辦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由對它的職權缺乏了解而產生的爭議,在《基本法》裡應該繼續找不到這機構的存在嗎?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10年前,在一個慶祝《基本法》頒布20周年的宴會上,時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致詞說:「《基本法》規定的各項制度有效運作,依據《基本法》設立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有效運行;回歸以來,香港已經成功選舉產生了3 任行政長官,4 屆立法會;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帶領下,對香港實行有效管治;立法會制定了大量法律,通過了 12份財政預算案;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規定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維護了香港法治社會的聲譽。」
彭主任可能沒想到,香港「成功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沒有一位可以做滿《基本法》容許的最長10年任期;「成功選舉產生」的立法會,有多名議員被取消資格,至本屆任期結束仍不足規定的人數;沒想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列入了《基本法》附件三的一條全國性法律,拖了兩年仍無法通過本地立法實施;特區政府要立法會通過一條法律,引起社會長期動亂,政府被迫撤回立法;沒想到法官被辱罵,法院被塗污。如果他看到這些情況,還會說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有效運行,證明了《基本法》成功落實嗎?
欠缺機制 難以實施
中央政府近年一再強調要完善同實施《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事實上,22年的實踐說明,《基本法》有若干重要規定不能落實,由於欠缺有效的實施制度和機制。例如爭論了多年的「第二十三條立法」,《基本法》說了「應」做,那不做又如何?做不成功又如何?同樣,《基本法》也說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要循序漸進,最終達致有關條文規定的普選,又有甚麼實施的制度和機制?現在的說法是「重啟政改也沒用,因為不可能達成共識」;這樣就萛落實了《基本法》第四十五和六十八條嗎?
又例如,《基本法》說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第十一條),但卻沒有規定如果抵觸了有甚麼處理機制,除非抵觸的是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第十七條)。第一百六十條還說,「如以後發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的法律與本法(《基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由誰去「發現」?「可」修改或停止生效?那麼不修改,讓它繼續生效,就不用處理?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有關香港的部分,也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建立或完善的制度和機制,包括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等。
紀念《基本法》頒布30周年最有意義的活動,是探討《基本法》有哪些條文需要與時俱進,有哪些制度和機制需要設立和完善。
曾鈺成先生
前立法會主席、
香港願景計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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