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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721）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1950年代，父親參加過一個組織，據知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1949年中共為建立政權而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有9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主席蔡廷鍇是1932年淞滬抗戰中擊退日軍的十九路軍軍長，成員中有其後任香港《文匯報》總編的李子誦，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被派到民促實際擔任領導的司馬文森。司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員，領導和統戰當時的電影界。父親與司馬來往頗密切，大概也在這時參加民促。司馬1949年後回大陸，民促在1949年後合併到民革中。那時香港民革的名義領導人是李子誦，父親與他一直保持聯繫。父親也與一些電影人組成定期聚會的小組，參加的有李晨風、左几、秦劍、吳其敏等人，但有一個非影界的陌生人常來出席，不記得他姓什麼，相信是進行思想領導的共產黨員。

父親積極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電影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從來沒有找過他拍片，一直與他保持距離。父親組織藝文公司拍片，每年國慶節在家中設酒會慶祝，左派頭面人物也會來。1955年《戲劇報》事件發生後，中國新聞社社長不斷來找他傾談，後來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過他向當地僑領統戰。1957年父親被邀請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後，首次去北京與他的弟妹和故舊會面。蔡廷鍇題了一幅字給他。文革開始，父親在大陸的親屬紛紛因他的關係而受到牽連、批鬥。六七暴動期間，他沒有被知會要一起參加「反英抗暴」鬥爭，事業和左派的朋友關係也完全隔絕。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門居住了。

我倒是在這期間漸漸在左派陣營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間，我參與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說是被倚重的「健筆」。其後辦《七十年代》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關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人也開始跟我接觸。但講到我父親，他們都有保留。1975年父親病重，想到廣州檢查，我問香港的中共頭頭，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紹關係，有較好照顧。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這都同中共的檔案有關。中共最重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謂「歷史污點」，就被列為「不被信任」戶。生活在大陸會經受一再批鬥。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較幸運，但那怕你多麼向中共靠攏，也只是「被使用」的對象，不會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我那時候，大致上領會到中共對父親的「定性」，但我沒有能力為他辯解，也沒有去了解父親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麗儀無論在香港讀中學還是到廣州讀大學，她都單純為了讀書，沒有要靠近黨組織的傾向，但因為她父親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黨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根正苗紅，於是在大學時就被吸收進共青團，而其他極力想要入團的同學，無論多「進步」，也一直被懷疑。她在1970年因為我的關係被隔離審查，其後獲得「解放」，雖說可能與她的倔強有關，但也不排除中共組織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後而讓她脫難。1974年她以「調幹」的方式來香港，雖說是對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顧」，但相信也與她的出身有關。

文革時有紅衛兵提出「血統論」，在大字報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儘管受到文革中央領導人批評，說「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但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對敵鬥爭是中共主要的思維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檔案制度，以歷史的純正清白去要求每一個人，以出身背景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說是中共百年不變的傳統。因此，滋生了紅二代，權貴獲家庭傳承，掌權者在這種政治「近親繁殖」中不可免地產生愚昧化趨向。

不過，隨著幾十年中共內鬥的曝光，「歷史背景」論和「出身血統論」實際上已宣告破產：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歷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污名，連被黨章列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為「陰謀家」，那麼對所有人講背景出身，講歷史污點，不是太滑稽了嗎？

由打江山而成為永續執政黨，就永續擺脫不掉對敵鬥爭的思維，在和平時期也如同置身戰爭狀態中，對內施政如此，對外關係也如此。今天自以為最被信任的人，事實上都只是「被使用」。因為政治的傳承就是近親繁殖。（39）

圖1，父親1960年組峨嵋公司拍金庸武俠小說電影，前坐左二為金庸，站立的中排左起：謝賢、上官筠慧、江雪、梁醒波、南紅。

圖2，1956年往廣州探訪在華南師範學院的梁麗儀和在華師的其他香島同班同學。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施琅平定台灣真相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備受矚目的大型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在央視一經播出，立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該劇主人翁施琅——一位三百多年來爭議不斷的人物，再次引起社會輿論關注。有人認為，施琅成功蕩除台灣割據政權，將其納入中華行政版圖，是一位了不起的愛國英雄；也有人認為，施琅兩次投降清政權，甘願為外族統治者賣命，是「民族」敗類。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我們不妨拂去歷史的塵埃，一起走入施琅的坎坷人生…… 　　

兩度降清，與鄭氏家族始恩終仇 　　

施琅1621年出生在福建晉江衙口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力氣驚人、見識出眾，家人對他寄予厚望，本想讓他謀取功名，光宗耀祖。無奈他好武不好文，對仕途興趣不大。後來隨著家道日漸敗落，施琅棄文從武，拜師苦練武藝，精習兵法。 　　

當時，正逢明末清初，遍地狼煙。施琅有個叔叔叫施福，是明朝總兵鄭芝龍的親信。施琅在17歲那年，離開家鄉投奔叔叔加入鄭芝龍的隊伍。因戰功突出，施琅很快就晉升為游擊將軍。1646年11月，時任南明太師平國公的鄭芝龍眼見大勢已去，於是秘密派人聯絡降清。清平南大將軍博洛許諾鄭芝龍投降後讓他任閩粵總督。鄭芝龍不顧兒子鄭成功的苦勸和阻攔，率領包括施琅在內的部眾趕赴福州降清。然而，投降後的鄭芝龍才發現自己上了當，非但沒有當上閩粵總督，反而被博洛挾持進京軟禁起來。隨鄭芝龍來降的官兵被強行分配到清軍軍營，施琅也被編入攻打南明政權的清軍中。1648年，施琅獲悉鄭成功起兵抗清，於是率領弟弟施顯和一些部將投奔到鄭成功麾下。
　　　　
比施琅小三歲的鄭成功當時起兵不久，力量弱小，因此非常器重施琅的軍事才華，任命他為左先鋒，視其為自己的左膀右臂，每遇大事都要和他商量。施琅也一心一意為鄭成功效勞，還率軍隊攻下漳浦、揭陽等地，提高了鄭成功的威望和勢力。然而，時間一長，有些恃才傲物的施琅與年輕氣盛的鄭成功之間不斷發生摩擦，二人的關係漸漸惡化。 　　

1652年4月，「曾德事件」終於導致施琅和鄭成功二人分道揚鑣。曾德是施琅手下一名標兵，一次違背軍法犯了死罪，因害怕受到施琅懲處，便投奔鄭成功尋求庇護，鄭成功把他提拔為自己的親隨。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施琅及其父親施大宣和弟弟施顯。後來，施琅用計逃脫，鄭成功盛怒之下處死了施琅的父親和弟弟。施琅遂對鄭成功恨入骨髓，決心投靠清朝，誓報鄭成功殺父誅弟之仇。聽說施琅主動來降，清軍閩浙總督李率泰喜出望外，立即報奏朝廷，清廷很快批覆，任命施琅為清軍同安副將，不久又把他提升為同安總兵。施琅的舊部得知他降清後，不少也追隨而來。就這樣，施琅由鄭成功的親密戰友變成強大的敵手。
　　
三次攻台失利，「內大臣」鬱悶13年

1662年，鄭成功利用濃霧作掩護，率兵收復了被荷蘭侵略者侵佔的台灣。在台島，鄭成功奉明朝為正統，夢想有朝一日實現「反清復明」大業。可惜的是，這位民族英雄不久英年早逝，鄭氏集團發生分裂，為爭車鄭成功的延平郡王王位而大動干戈。在台灣的鄭軍將領擁護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繼位，在廈門的將領推舉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繼位，雙方各不相讓。最後，鄭經平息矛盾，掌握大權。但他公然背叛其父，竟然宣稱台灣遠在海外，不屬中國的版圖，意圖割據一方，與清廷隔海對峙。鄭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世人的極大憤慨。當時已經升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琅，建議乘機攻取金門和廈門。

清廷採納了施琅的建議，讓他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合謀「勦賊」。一戰下來，清軍成功收復了金門和廈門，鄭經逃往東山島。1664年3月，施琅又率軍攻佔東山島，使鄭軍在福建沿海經營達20多年的據點全部喪失。緊接著，施琅又提出進軍台灣的主張，建議乘鄭經軍心不穩，發兵進攻澎湖，然後直搗台灣，謀求實現四海歸一。躊躇滿志的少年康熙欣然接受了施琅的建議，並任命他為靖海將軍，負責統領水師，尋機對台用兵。 　　

1664年11月，施琅選擇冬天偏北風的季節，率領清軍水師首次出征台灣。不料進軍途中，在台灣海峽的清水洋突然遭遇颱風，風雲翻滾，惡浪滔天。任憑施琅航海經驗豐富，依當時的船舶製造水平，根本無法抵禦那樣的狂風巨浪，只好下令返航。 　　

從1665年3月到次年4月，施琅又發動了兩次攻台行動，但都因遭遇颱風而擱淺。

接連三次出兵都無功而返，引起了朝中許多滿族官員對施琅的非議，有人甚至懷疑他對台用兵不是真心。之後幾年間，清廷內部反對武力征台的呼聲佔了上風。年幼的康熙雖非常支持施琅的主張，但無奈自己尚未掌權，只好聽從鰲拜等主撫派的意見。1668年，康熙下令撤銷福建水師，焚毀了全部戰船，朝廷不再商議武力征台之事，還把施琅調進京城改任內大臣。內大臣只是一個閑職，一心武力平定台灣的施琅因而感到十分苦悶。不過，他並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關注福建沿海動向，認真總結失敗教訓，慢慢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誰知道，這一等就是整整13年。 　　　　

東山再起，恩威並施收復台灣 　　

1681年，主政台灣的鄭經去世，鄭氏子孫為了爭奪王位，再次發生嚴重內訌。而此時清廷已經平息了「三藩叛亂」，康熙皇帝也穩固了自己的寶座，於是下定決心以武力統一台灣。這時已年屆花甲的施琅終於等來了夢寐以求的機會。
　　
在福建總督姚啟聖和施琅的同鄉、大學士李光地的極力舉薦下，康熙力排眾議，重新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並加太子少保銜，讓他立刻返回福建，準備出兵。臨行前，康熙專門賜宴施琅。席間他語重心長地說：「在用武力平定台灣問題上，只有朕贊同你的方案，希望你能盡心而為，不要辜負了朕的希望！」感激不盡的施琅豪情萬丈地表示：「老臣今年雖然已經六十有二，但血氣尚未衰竭，還可以報效皇帝和朝廷。如果我此行再次失利，我甘願領罪。」

施琅一到廈門，便夜以繼日地進行出征前的準備，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一面操練水師、製造軍械、選配將領，一面蒐集鄭軍情報、策反鄭軍將領、制定攻台方案。經過半年努力，終於萬事俱備，只等出兵。 　　

台灣本島地域狹窄，缺乏戰略縱深，澎湖是其外圍防禦的唯一屏障。澎湖一旦攻陷，台灣不攻自破。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領大型戰船300餘艘、水兵2萬餘人、230餘艘中小戰船，從福建東山島揚帆啟程，進逼澎湖。16日晨，施琅向澎湖鄭軍發動第一次進攻。18日，施琅派戰船攻取了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盤二島，掃清了外圍。22日，清朝水師兵分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施琅親率56隻大型戰船組成的主攻部隊，正面進攻鄭軍主陣地娘媽宮；總兵陳蟒等率領由50只戰船組成東線攻擊部隊，從澎湖港口東側突入雞籠嶼，作為奇兵，配合主攻部隊夾擊娘媽宮；總兵董義等率領另50只戰船組成的西線攻擊部隊，從港口西側進入牛心灣，進行佯攻登陸，牽制西面的鄭軍。此外，剩餘80艘戰船作為預備隊，隨主攻部隊跟進。交戰雙方都知道這是決定命運的一戰，於是一交手便展開了廝殺，激戰歷時七晝夜。施琅巧妙利用有利的西南風向條件，採取「五點梅花陣」戰術，即用多艘戰船圍攻鄭軍一艘，集中兵力作戰。頓時，茫茫大海上朵朵「梅花」飛舞，清軍水師越戰越勇，一舉攻克澎湖列島，擊毀鄭軍大小戰船近200艘，殲滅其精銳部隊1.2萬餘人，收降近5000人。鄭軍主帥劉國軒僥倖依靠熟悉的地形帶少數部下逃回台灣。
　　
澎湖失手，鄭氏集團一下子亂成一鍋粥：有主張降的，有主張守的，還有主張撤往呂宋的，一時沒個結果。可是，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施琅並沒有即刻發兵攻台，而是在澎湖安頓下來，一面安撫當地百姓，一面派人撈救跳水未死的鄭軍官兵。對被俘的台灣兵將，施琅下令釋放回台灣，臨釋放前他還專門聲明：「我絕對不會報私仇！當年殺害我父親的人已經死去，與其他人毫不相干。」他還許諾說：「不僅兵士不殺，就連鄭家人只要肯降，我也絕對不會殺。」施琅身邊的人曾問道：「將軍與鄭家具有血海深仇，如今鄭氏子孫已經成為釜中魚、籠中鳥，您為何不快點發兵剿滅，為親人報仇雪恨呢？」施琅說：「我帶兵進攻台灣，這是國家大事，怎麼能趁機公報私仇呢？只要鄭家人真心歸順，我不會傷害他們，否則會引起人們的不滿，連累台灣的百姓。」
　　
與此同時，施琅上疏朝廷，建議對鄭氏集團實行招撫政策，爭取和平統一台灣，使台灣百姓免去刀兵之災。對於施琅的做法，康熙十分讚賞，並傳旨同意了他的建議。年幼的延平王鄭克塽和劉國軒等人，原本害怕施琅復仇，不敢投降，如今看到施琅的確沒有殺害自己的意思，於是連忙派人到澎湖施琅軍前請降。8月13日，施琅率軍抵達台灣，由鹿耳門登陸上岸。劉國軒等人到軍前迎接，台灣各族百姓夾道歡迎。8月18日，鄭克塽率領鄭氏集團文武官員，及明朝宗室在台的魯王世子朱恆、樂安王朱凌等削髮剃頭。隨風飄落的一縷縷頭髮，標誌鄭氏集團正式歸順和南明小朝廷壽終正寢。 　　

施琅收復台灣的捷報傳到京城的時候，正值1683年的中秋佳節。康熙聞訊喜不自勝，脫下龍袍派人賞賜給施琅，又親製褒章嘉許，封施琅為靖海侯，世襲罔替，令其永鎮福建水師。　　

功成名就，卻留爭議三百年 　　

施琅平定台灣後，在清廷內部產生了一場對台灣的棄留之爭。許多大臣對台灣的戰略地位缺乏認識，主張將台灣人口遷往大陸，放棄台灣的土地。康熙也一度表示贊同此議，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失之無所損」。看到朝野上下棄守之聲高漲，施琅心急如焚，連忙上奏了彪炳史冊的《恭陳台灣棄留疏》，堅決主張駐守台灣。在奏疏中，施琅指出，台灣事關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防護重任，萬萬不能丟棄。他用自己的親眼所見，進一步論證說，台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可為東南沿海地區提供重要物質保障。另外，他還告誡說，對台灣這個地方，荷蘭等外國侵略者無時不想侵佔，我們如若不守住，他們一定會捲土重來。台灣一旦再被外國侵略者侵佔，那時再出兵遠征，將會難於登天。施琅的上疏雄辯有力，一些大臣贊同他的建議，這促使康熙改變了主意，下決心守住台灣。
　　
1696年3月，施琅在福建任上病逝，享年76歲。康熙皇帝聞訊後，痛心不已，下令厚葬，加贈太子太傅，諡號襄壯，並在泉州府學前建祠紀念。至今閩南各地紀念施琅的牌坊、祠堂、碑文仍隨處可見。
然而，三百年來，施琅也一直是位爭議人物。關於他的歷史定位問題，歷來存在不同的聲音。施琅的一生，就史載的情況看，不外乎兩件事：一是反鄭降清；一是統一台灣。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後人對其評價褒貶揚抑不一的根本原因。關於施琅統一台灣的歷史功績，史學界已有充分肯定。但對於其「叛主投敵」的氣節問題，人們至今爭議較大。

如果說施琅降清是出於「報私仇」，那麼其後來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狹隘視野。無論是在征討、棄留台灣問題上，還是在善後、治理台灣問題上，施琅都高瞻遠矚，為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做出了不可抹煞的功績,無疑是那個時代的傑出政治家、軍事家和愛國主義將領。

如果從「民族英雄」和「民族敗類」的角度來評判施琅，則不免又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嫌疑。因為，無論是統治元朝的蒙古族，還是統治清朝的滿族，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謀求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責任。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王朝，滿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歷史上，滿族源於女真，後改金，再改為清，主要居住於東北和華北各地。1644年，滿族貴族在一部分漢族地主武裝的配合和幫助下，取得中國統治權，緊接著發動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統一整個中國的戰爭，最終於18世紀中期開創了中國的空前大統一局面。但長期以來，由於滿族統治者專制殘暴，加上人們認識上的一些偏差，國內有些人把清政府統一中國這件大事，說成是「異族入侵」。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有人把清政府看成是「滿清侵略勢力」。因此，有人把施琅看作民族敗類，就是以此錯誤歷史觀為前提的。

有學者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讓人感覺頗有新意：施琅降清但不叛鄭。施琅投清後協助清政府實現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正是鄭成功當年奮鬥的目標，正所謂殊途同歸。著名明清史專家傅衣凌先生就曾說：「鄭成功的復台和施琅的復台雖各有具體原因，但是都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大義。」「兩人的處境不同，征台的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則有同樣的認識，都堅定地主張保衛台灣。從他們兩人對台灣的認識來說，我們說施琅不是鄭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繼承者。 」

事實上，在施琅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施琅紀念館中，有一幅對聯就是這樣寫的：「平台千古，復台千古；鄭氏一人，施氏一人。」後人這樣把施琅與鄭成功相提並論，應該說是拋開「個人感情」的，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大義」而對他們的歷史功績的肯定。（原文載於：《環球人物》，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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