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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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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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戒急用忍禁止門檻 在 孫治安-政治軍事歷史專欄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新文化部長致力提升台灣出版產值,其心可嘉,但完全搞錯方向。尤其提出圖書統一訂價,是害了出版業,只會使產值更下滑。
試想圖書不准打折,較現價提高一到兩成,只會將讀者更推向免費的網路,更降低圖書銷售。
況書籍抬價,最花錢的是學生,家長,有必要劫貧濟貧,挖學生,家長的錢,來補貼出版業嗎?
真要想提升,很簡單,禁止電子書,禁止網路分享,就可以了。
台灣出版業困境跟世界一致,最主要打擊來自眾所週知的網路與科技,大幅減低對實體書籍,書店的需求。
網路作家,網路拍賣,網路書店興盛,使圖書的產生,製作,流通都大為便利。
基本上,現今只要你願意拿個幾十萬,甚至只要一二十萬,就有出版社願意幫你出書,讓你一享作家的榮耀。
現今台灣實體+網路,
不論作者,出版社,書店,
門檻都前所未有的低,
數量都前所未有的多,
但網路又是前所未有的發達。
在供遠遠大於需的情況下,自然整個出版業的價值大為降低,
包括作家的版稅,編輯等相關工作人員的薪水都大幅縮水,
雖然說實體書,實體書店不至於完全被取代,
但多少還是算夕陽產業,
應該是藉此機會讓台灣出版業去蕪存菁,
逐步調整供大於需的現象,
才能真正扶助出版業。
台灣其實沒有所謂的出版寒冬,
台灣這幾年出版產值大減,
是因為太陽花後,少了絕大部分的大陸市場,
換言之,現有的產值才是正常產值。
新文化部長說台灣出版產值從2013年開始一路下滑,幾乎腰斬。
其實問問小三通業者都知道,這幾乎都是太陽花的功勞!
台灣出版品受到大陸嚴查與管制,
除大陸核准官方進口商,一般台灣書根本無法銷往大陸!
少了絕大部分的大陸市場,產值當然下滑到幾乎腰斬。
事實上自太陽花後,大陸就關閉了對小三通睜隻眼閉隻眼的讓利優惠,
全面嚴查,完全斷了各行各業平行輸入的管道。
大企業,大財團受到影響較小,
但一般中小企業,網路個體戶哀鴻遍野,
太陽花對大財團實在是居功厥偉,
難怪蔡林一上台立刻撤告。
太陽花後小三通卡關,大幅縮減,
媒體報導數次,只是基層不敢將說真相。
太陽花前,大陸對小三通幾乎讓利到零關稅,零證照,零查驗,
台灣中小企業,網路個體戶平行輸入大陸可說欣欣向榮。
太陽花後,台灣獨派不在乎大陸讓利,於是大陸嚴查小三通,
該交多少稅,該辦什麼證照,該怎麼查驗,全都照規矩來。
大企業,大財團幾乎不受影響,但一般中小企業,網路個體戶哀鴻遍野,
許多都收掉大陸市場,另謀出路。
大陸只是依法執行,台灣無從抗議,底下也不敢聲張,
加上小三通減少的業績也有許多轉由大企業接手,
所以社會一般感受不到。
不過出版業就沒這麼幸運,出版業本就少大財團經營,
而且大陸對境外出版品進口本就管制甚嚴,
太陽花後就幾乎斷絕了台灣出版品銷往大陸的通路。
或許有人要說這是政治掛帥與限縮的風險,
但要說起政治掛帥與限縮,台灣才是真正的宗師。
台灣不准大陸人自由來台觀光,旅遊,就學,
連大陸藝人來台宣傳都不准,
陸資,大陸商品,層層管制…..,
全都是台灣政治掛帥與干預。
大陸只要效法台灣,將台灣對大陸的限制同樣加諸在台灣身上,
台灣就只能全面南向,自求多福了。
自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
無不把脫離中國市場與南向放在重點。
綠營南向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
台灣人口過多,須依賴廣大外貿與觀光市場。
台灣最主要語言是北京話跟閩南語,
都是中國話,不去中國,去哪做生意?
更重要的是靠著數十萬來台的中國難民-外省人,
串連起兩岸互通有無的緊密橋樑。
所以台灣不僅財團賺大陸的錢,
一般中小企業,個體戶,也都能賺大陸的錢。
但南向除了財團有能力外,
一般中小企業,個體戶就沒辦法了。
綠營若真要想擺脫對外依賴的困境,就必須翻轉這兩點:
人口控制在2千萬,最好是1500萬以內,
語言改英語,才有可能成功。
但綠營普遍沒這種認知與勇氣,
所以戒急用忍,南向,新南向,
應該都還是一樣不能改變台灣的處境。
蔡英文的新南向辦公室至今據說還沒開過會,理所當然。
新南向其實只是幌子,只是向獨派,太陽花交差。
蔡,林心知肚明,
馬英九時代,由於大陸市場轉型,提高工資,保險金等措施,
台商該轉的早轉了,對東協投資早已步入高峰,
要想再有所突破,效果有限。
蔡英文真正在意的還是陳菊能不能替她登陸破冰,
化解大陸對綠營的抵制,
這才真正能實現蔡英文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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