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同時也有3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港。故 kongguhk,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反修例運動已踏入半年,這半年發生的風波,撕裂了不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在家庭當中,不同政見的父母和子女,關係跌至冰點,究竟可以如何和好如初?我們聽聽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Eliza的建議。 (#港故小記) 重溫▶http://bit.ly/KongGu_ShallWeTalk 第165集《Sh...
戴麟趾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失敗者回憶錄0910)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61)
圖1,1967年10月,港督戴麟趾為香港週起動的舞龍點睛。
圖2,六七暴動期間,辦公室設在文咸東街的一座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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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06)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1967年,北京負責港澳工作的官員被文革派奪了權。十多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不波及香港的情形有了根本改變。香港掀起五月風暴。大部分市民受滋擾,而左派的「社會化」太平日子也維持不下去了。《伴侶》的印刷、發行、合作者,銷售的對象,都使我們感到不容易撐。左派上級領導人要求我們轉讓給中共直接領導的「青年樂園」系統。
我回到了上海書局,應出版界領導人的要求,老闆在書局附近成立了一家由我負責的出版公司,出版「反英抗暴」的漫畫小冊。不過銷路不佳,因為紅彤彤滿是鬥爭標語的左派書店和百貨公司門可羅雀。
左派出版界的領導人把我找回來,主要不是擔任上海書局的工作,而是要我寫出版界的「抗暴」文宣。儘管左派文化界比我優秀的前輩多的是,但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雖然後來命運多舛),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和發行業務的大不乏人,只是缺乏寫手和編輯人才。在這方面,我薄有文名,算是出版界的「秀才」。六十年代初,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
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已有許多書籍文章論及,近年特別是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和程翔的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的出版,對事件已有詳細描述。我這裏簡單講講記憶中的感覺和關鍵的轉變。
左派暴動從5月開始,到7、8月是抗爭高潮。那時港英在各界別逮捕了一些頭面人物,關押在摩星嶺政治拘留營。左派的抗爭獲中共高層和《人民日報》大力聲援,表示「決心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一切支援,直到勝利為止」。中共的聲援不斷給香港左派注射雞血。左報和鬥委會宣稱「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鬥爭不斷升級,以至放置真假炸彈肆無忌憚。1967年8月9日,港英逮捕中共外圍報紙《香港夜報》等三報5人,勒令三報停刊。中國外交部20日對英國發出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停刊令並釋放5報人。《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表示「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當時,香港左派都以為中共一定會「大軍壓境」,不會讓香港「愛國同胞」在力量懸殊下抗鬥。誰料22日48小時最後通牒屆滿,中國並沒有派軍隊支援香港「愛國同胞」,而是由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火燒汽車和辦公樓。
這一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對「愛國同胞」無疑一盆冷水。非常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支援」毫無實際意義。24日,《大公報》指稱的「地下突擊隊」在路上伏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縱火燒死。「最後通牒」技止此矣。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清楚,就是解放軍不會越界而來了。對廣大市民來說,香港可以放心住下去。對港英來說,也因此把中共「睇死」,意味著可以繼續維持治安,繼續強硬對付所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在港督戴麟趾發回倫敦的一個匯報電文中表示,他意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這個48小時最後通牒,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由此而改變了英國在香港施政方針,亦開始改變市民的身份認同。
圖1,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率領太平洋特遣艦隊抵達維多利亞港,是香港自日治時代重光的日子。
圖2,六七風暴時,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前舉毛語錄抗爭。
圖3,1960年代往大陸旅行,左一為畫家江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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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已踏入半年,這半年發生的風波,撕裂了不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在家庭當中,不同政見的父母和子女,關係跌至冰點,究竟可以如何和好如初?我們聽聽香港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Eliza的建議。 (#港故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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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集《Shall We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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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過接近半年的社會動盪,無論任何政見、立場的人,都承受着不同的心理壓力,有些人甚至會情緒崩潰而患上抑鬱,眼見這個情況,香港紅十字會早在6月中起,就持續為受今次社會事件影響的人士提供急救及心理支援服務。
心理學碩士畢業的Carmen,就是其中一個心理支援義工,她曾經亦是一個抑鬱者患者,在同理心的驅使下,她希望盡量安撫受傷的心靈:「呢件事歷時好長,以及影響亦非常廣泛,所以大家多多少少可能喺生活上,或者心情上都會受到影響。」Carmen分享到。
作為香港紅十字會的心理支援義工,Carmen過去幾個月一直有參與機構「Shall We Talk」的服務,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個宣洩情緒的「樹窿」。
她指出,任何立場或任何背景的人士,其實都是面對同一件事,有很多不同的情緒都是共通的,包括無助、憤怒、害怕,背後的需要都是希望可以有個安全的地方生活,彼此得到尊重,大家是和諧的:「我接觸唔同嘅人時都會聽到,呢啲係大家嘅需要,所以都會畀我反思同提醒,其實就算咩背景、立場,我哋依然可以去互相支持、互相尊重。」
Carmen強調,無論感到絕望、害怕或憤怒都好,都要讓自己有一個空間去抒發感受,並去說出來。截至11月中,機構的的心理支援服務已經服務了140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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