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控制與從屬關係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人們渴望刺激與認可，以填補生活中的空檔

我們已經有明確共識，撫摸嬰兒以及對成人施予與之相當的象徵性待遇（認可），都具有生存意義。那問題是，接下來是什麼？日常生活中，人們互相問候完要做什麼？

在「刺激渴望」和「認可渴望」之後，接下來便是「結構渴望」（structure-hunger）。青少年經常面臨的問題是：「（互相問候）接著，你要對她（他）說什麼呢？」不光是青少年，對很多人而言，沒有什麼比社交中斷、一段沉默、空白的時間更令人不舒服。人類的永恆問題是如何安排其清醒的時間。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社會生活的所有功能都是為了讓人們朝該目標前進而互相幫助。

「時間結構」（time- structuring）的操作方面可稱為「程式」（programming），它有三個方面：物質、社會和個人的。安排時間最常見、最方便、最舒服和最實用的方法，是制定計畫以處理外部現實中的物質：這便是通常所說的「工作」（work）。這種規劃可稱之為「活動」（activity），「工作」這個詞反而不太合適，因為社會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應該會認為社交也是工作的一種形式。

「物質程式」（material programming）是為了應對變化無常的外部現實，就這一點而言，物質程式化的活動僅僅是安撫、認可，以及其他複雜的社交形式所產生與發展的條件。物質程式化一開始並不是社交問題，它在本質上以資料處理為基礎。建造一艘船的活動要依靠一連串的測量和評估其可能性，而為了讓建造活動持續進行，在此過程中所發生的任何社交互動都應當處於次要的從屬地位。

「社會程式」（social programming）產生了傳統的儀式性或半儀式性交流。其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能被地方所接納，即通常所謂的「有禮貌」。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會教他們的孩子要懂禮貌，也就是讓孩子知道如何適當的問候、進食、排泄、求偶和進行哀悼儀式，以及在一段主題式談話中如何表現出進退得宜。這種進退得宜便體現出一個人處理人際關係是否老練或得體，其中有些是普世通用的，有些則具有地域性。通常，正式儀式後面是半儀式性主題式談話，而為了區別，可以將後者稱為「消遣」（pastime）。

隨著人們愈來愈熟悉彼此，將會出現更多「個人程式」（individual programming），結果就會發生「關鍵事例」（incident）。關鍵事例在表面上似乎是偶然出現的，而且當事人也能夠將它們說清楚，但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它們往往遵循明確的模式（我們可以對這些模式進行整理、分類），而且有一些潛在規則限制了這些關鍵事例的發展順序。只要大家按照心理遊戲規則玩下去，無論雙方是友好還是敵對，這些規則便持續潛藏，但是一旦有人違背心理遊戲規則，它們就會現身，並且帶來一聲象徵性、口頭上，或者「有法律意義」的大喊：「犯規！」和消遣不同，這樣的發展順序更多基於個人程式而非社會程式，所以我們稱之為「心理遊戲」。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以及各種組織生活，都有可能在年復一年的進行著同一種心理遊戲的不同變體。

「大多數社交活動是由心理遊戲所構成」並不意味著心理遊戲「好玩」或者玩遊戲的人沒有認真參與關係互動。從一方面來說，如同「玩」足球和其他體育「遊戲」有可能一點都不好玩，而且參與者也可能相當嚴肅。人類心理遊戲的本質特徵並不是虛偽的情感，而是將人的情感規則化。一旦出現不合規則的情感，就會施以懲罰。「玩」心理遊戲可以非常嚴肅，甚至嚴肅到具有致命性，但是只有當規則被打破時，才會出現嚴肅的社會制裁。

消遣和心理遊戲，是現實生活中真實親密關係的替代品。因此，我們可以把消遣和心理遊戲視為訂婚，而不是真正的婚姻結合，這也是為什麼它們會展現出一種尖酸的戲劇性特點。當個人（通常是本能）的程式變得更強烈並且人們開始放棄社會模式和隱蔽的動機與限制時，就會出現親密關係。親密關係是唯一能夠完全滿足刺激渴望、認可渴望和結構渴望的方法。它的原型是充滿愛的受孕行為。

結構渴望具有與刺激渴望一樣的生存意義。刺激渴望和認可渴望表達了個體避免感覺饑餓和情感饑餓的需要，缺乏感覺和情感會導致生物退化。結構渴望所表達的需要則是避免無聊，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曾指出，「惡」始於時間未結構化。如果這種未結構化再持續一段時間，無論多久，無聊就會成為情感饑餓的同義詞，並且帶來相同的結果。

一個人獨處時有兩種安排時間的方法：活動和幻想。有的人即使在人群中也有可能維持獨處，每一位學校老師都知道這一點。當個體成為由兩人或多人組成的社會集合的一員時，就有多種結構化時間的方法可供選擇。根據複雜程度，它們是：（1）儀式；（2）消遣；（3）心理遊戲；（4）親密；（5）活動，後者是前四種方式的基礎。

社會集合中，每一個成員都想透過與其他成員交流儘量獲得滿足，愈容易讓人接近並獲得的滿足就愈多，而他的大部分程式化社交都是自動的。由於有些「滿足」（satisfactions）是在諸如自我毀滅這種程式化之下獲得，我們很難用「滿足」一詞的一般意義去理解，所以最好使用更中性的詞來替換，例如「獲益」（gains）或「獲利」（advantages）。

社交接觸的獲益圍繞身體和心理平衡展開。它們與以下因素有關：（1）緩解緊張；（2）避免有害情境；（3）獲得安撫；（4）維持已建立起來的平衡。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已經詳細調查和討論了這些因素。若用社會精神病學術語來說，它們可表示為：（1）內在原發獲益（primary internal advantages）；（2）外在原發獲益（primary external advantages）；（3）次級獲益（secondary advantages）；（4）存在需求獲益（existential advantages）。前面三個恰巧與佛洛德所描述的「疾病獲益」（gains from illness）相對應，分別為：內在原發性獲益（internal paranosic gain）、外在原發性獲益（external paranosic gain）和繼發性獲益（epinosic gain）。我們的經驗已顯示，從獲益的角度來考察社交作用要比視其為防禦機制運作更具啟發性也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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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安撫（stroke）：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認可

伯恩將「安撫」定義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認可，並認為安撫對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現在，物質剝奪、嬰兒依戀以及身體接觸對健康的重要性可能是心理健康領域研究最充分的幾個主題。例如，研究已證明幼兒需要身體安撫來維持生存，但是隨著他們學會用言語和非言語方式來交換安撫，實際的生理安撫已非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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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摘自
《#溝通分析心理學經典1【人間遊戲】》
拆解日常生活每一個互動、每一段對話中的真實密碼
Games People Pla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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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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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這是等一下（9/18）晚上9點半贈書直播我要討論的書，抽書三本，歡迎參與。

上面這段摘文讓我用簡化的語言來說明：就是人與人之間透過互動滿足彼此的需要，這過程中會自然而然表現出情感，而情感表達的規則，跟社會文化環境，還有每個人的個性有關。那些透過情感表達規則滿足雙方需要的互動，可以形成一種心理遊戲。

譬如說，有人常要搶占受害者的位置，因為恐懼為自己負責，所以把自己的某些情緒與行為，歸因於加害者的迫害。而被指派的加害者也可能透過這個過程，滿足自己的控制慾。受害者與加害者，都在這樣的互動中，滿足了部分的需要，儘管對彼此不滿，卻沒有覺察背後的動力。當這樣的互動方式固定了，就可能是一種心理遊戲。

「人們為了心理存活就必須獲得安撫，但由於社會及個體內在規則限制了人們自由交換安撫，所以人們普遍缺乏安撫，因此心理遊戲便成為成年人為獲得安撫而展開的權力鬥爭。」

這段引自施坦納（Claude Steiner）的說法，也可以作為補充。

這本書是50年前的經典，所以在閱讀起來會感覺吃力，這是自然。對我來說，這本經典是教科書等級的著作，書裡面有不少概念，含納相當大的知識量，但缺乏足夠的說明，讓讀者能消化明白。這或許要等到下一中譯本出版，才能讓一般讀者抓到個相對清楚的理論樣貌。

祝願您，能覺察自己如何結構時間，意識每段關係中或遠或近的交流，坦承面對自己的生活！

【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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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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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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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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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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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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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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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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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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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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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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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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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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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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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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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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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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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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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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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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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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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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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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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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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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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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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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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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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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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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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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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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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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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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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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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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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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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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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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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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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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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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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黨產條例釋憲
如何因應株連九族的憲法破毀

董保城／東吳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台北市）

大法官作出釋字第793號解釋，宣告台北高等法院就黨產條例聲請釋憲部分全部合憲。記者林澔一／攝影

上周大法官就黨產條例作出釋字第七九三號解釋，以今非古，不受理深水區的舉證責任倒置於被調查者、時效制度廢除等規定，進而宣告列為言詞辯論提綱的條文合憲。大法官既然定調允許基於轉型正義重大公益目的以今非古，爭訟案件該如何處置，方能維持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理由書認黨產條例所規定「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不違反明確性原則，在我國法制上尚非陌生，實質控制或類似用語在彰顯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存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且已具體明定實質控制之判斷面向，故從文義、目的與體系關聯性觀之，其意義應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為其所得預見。在司法審查上，則指出：「實質控制之涵義最終亦可由法院依一般法律解釋之方法予以確認。」闡明行政法院可依一般法律解釋方法來確認是否具有「實質控制」；另也強調對政黨是否實質控制人民團體，法院可從「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來判斷政黨與該人民團體間是否具有「支配、管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並審查「政黨以捐助、出資或其他方式實質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為該組織等所充分知悉」。

期許未來行政法院的法官，可秉持其一般法律解釋及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以守護憲法及保障人民權利的高度，就具體個案情形做出合法恰當之判斷。面對公益性「曾為附隨組織」如救國團、婦聯會等在訴訟中尤其在適用公司法的實質關聯性發生困難時，可依前述方法解套外，並參考德國在黨產行政訴訟中多是透過和解方式，來解決爭議。

就「過去式附隨組織」是否牴觸法律禁止溯及既往，理由書抄黨產條例第一條立法目的，稱「目的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繼而認為該法是「溯及既往之法律」，但基於上開公益而例外合憲。

但轉型正義之意義跟概念，在法學、政治哲學上見仁見智，國際人權法上對於轉型正義概念也意見分歧—如匡正民主、探討人權迫害（後者我國已有如二二八條例等，早已落實），而多數意見卻僅論道：「基於憲法民主原則保障政黨機會平等及建構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義務，國家應採取回復或匡正之措施，以確立憲法所彰顯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價值」，不但對於轉型正義概念語焉不詳，沒有充分詮釋概念定義、在憲法基本權之依據、憲法第廿三條中哪一個具體理由，甚至僅以「促進政黨公平競爭，匡正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狀態，以落實轉型正義」為由而不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禁止溯及既往，這是「揮舞轉型正義之大旗進而宣告法律合憲」，欠缺其他憲法上之具體理由，大法官錯失這次將轉型正義概念清楚表明的機會！

再者，多數意見並未預見該法規範實施所造成「打擊過廣而殃及無辜」株連九族之後果（如同詹森林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所指出），更是忽視該條對於人民團體權益造成嚴重侵害。

回想釋字六三三號解釋將當年藍委力推的真調會條例若干重要條文宣告違憲，彼時大法官的風骨與素質，令人敬佩。如今自甘附隨政治服務，著實可悲。面對憲政上的風雨如晦，就遭受株連者，期待法官應抱持作為疾風勁草的風骨，避免再一次的憲法破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