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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泰：於是你不斷地換殼，換殼，有人就因為這樣誤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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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計程車上看著日光從地平線升騰上來，他唯一確定的就是司機從頭到尾是同一個，還有剛剛有個人跟他聊了一些什麼信仰，那人是誰呀？司機在說話，但這沒什麼大不了，很多人都會說話，發出一些聲音，好像這些聲音有什麼意思，有些人口腔內部的肌肉控制得比較靈活，這代表他們可能發出比較好聽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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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當然可以傳遞意思，當然可以，但它經常並沒什麼意思，就像是司機問：「你很厲害欸，喝到這麼晚。」請問真的很厲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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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自己現在在世人眼中成為一台黃色 Toyota，但他只是一個乘客，黃色 Toyota 的命運伴隨著孤單的引擎運轉聲，就連司機也只是暫時窩身在此，你總得進去一個什麼東西然後變成那樣，不變的是你在每一個那樣裡面都還是在尋找歸處。於是你不斷地換殼，換殼，有人就因為這樣誤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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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真的可以傳遞意思，於是人們好像有更多值得表達的，於是我經常明明懂了一個人的意思卻聽不懂他說了什麼，我可以跟你舉個例，這個例子很幼稚，很俗氣，很無聊，像是「我愛你」。它同時可以代表我愛你與我並不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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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我摸摸頭髮還有鬍渣，這動作沒什麼意義，只是確定今天我是用什麼樣子在世界醒來，很有可能，我把自己又睡得更無趣一點；外頭傳來鄰居的聲音，聽說耶穌偷偷摸摸地在便利商店門口徘徊，我知道這聽起來很怪，確實很怪，我還想了好幾次才想通，那你能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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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陳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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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耶穌在便利商店門口徘徊｜#許正泰｜#傷心欲絕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孩子的穿著打扮，我應該干涉多少？】

很多天沒有更新文章，因為上上週末我們去郊外野營了。

恩，這樣說並不精確，好像我們流連忘返去了七天六夜。事實上我們只過了一夜，但是後遺症綿延了很多天。

託朋友的福，我們一家人被帶去一個美麗又寧靜，除了遠方樸實可愛的小屋以外，只有「咩咩咩」滿山羊群的秘境。粗線條又懶惰如我，儘管親眼看見也感受到蘇格蘭土產的midge小蚊在我身上四處停留，但是就是沒想到要幫自己噴點防蚊液夾層防護罩，只覺得戶外就是蚊蟲多，兩手多揮幾下習慣就好。

很奇妙的是，我的身體似乎對這種蚊子的叮咬有延遲反應，所以我一直認真覺得我的身體防蚊抗蟲，到週日下午回到家吃完晚餐之後，雙手雙腳和整張臉的皮膚上一個一個奇癢無比的小紅點波波波波接二連三不停冒出來，我才後知後覺地驚覺：「幹，我是白癡。」

裸露的雙臂跟腳踝被大肆蹂躪當然可以理解，但是臉跟脖子完全是意料之外的重災區。週一早上起床的後，整張臉滿滿六七十個紅腫厚實的小凸點（對，我有去數），還莫名泛著油光，好像瞬間變回滿臉青春痘的少女時期。沒想到有朝一日居然是透過這種奇怪的方式回春，真是可喜可賀（？）

所幸吃了一點藥幫忙，我還睡得不錯，但是清醒的時候真是癢到根本沒心思做任何事情，我只好順勢擺爛（？）什麼都不做。

到了星期二，我似乎出現一些過敏反應，也可能只是我手賤抓太兇，被叮咬的地方都起了一個一個小水泡，右手臂上的那個居然有鮭魚卵那麼大！這下除了忍耐不抓以外，日常行動時還得小心不要弄破水泡。耳朵上的水泡因為我下意識伸手去摳，直接破掉，變得又癢又痛。看樣子身上的這些「戰利品」會跟我好好共存一段時間了。

又過了兩天，蕃茄到對面麥斯家玩，我去接他順便串門子的時候把麥斯媽媽戴比整個嚇到。

「我從來沒看過有人被midges咬成這樣！！！」
「你有看到我臉上那些嗎？」
「就是你的臉啊！！！！」
「應該是因為我完全沒噴防蚊液吧，啊哈哈哈哈哈，你們這週出去玩不要學我唷要好好乖乖地噴。」
「這看起來很嚴重耶，要很久才會好。」
「沒差啦反正我已經很老了。」
「你胡說什麼啦！！」
「我又不是十八歲明天要畢業舞會，只要會好沒有惡化成感染就沒關係啦！」

就這樣頂著青春痘大花臉繼續活，到了滿一週的禮拜天晚上，把一個吵得要死的小童攆上床，跟傑克一起看了一些影集以後，隨手摸摸臉上脖子上的紅點，才感覺水泡的凸起有比較不明顯一點。我一邊覺得好笑居然可以被叮成這樣顯然我很可口，一邊想起一些往事，就開口跟滑著手機的傑克說話。

「嘿。」
「怎樣？」
「我在想，假如我媽看到我這張臉的話⋯⋯」
「應該會哭三天三夜吧。」
「是不是！」

我繼續用指尖感覺臉上大大小小硬硬軟軟的凸起，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覺得很奇妙。」
「怎樣？」
「我媽啊，他非常非常在乎我的長相。」
「對。」
「可是我認真不care。我是說，我並不至於到邋遢，但是真的不在意。我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就是長這樣。而且我也不覺得是因為想要反抗他還是什麼，我就真的是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外貌和打扮，是我跟母親衝突了一輩子的主題。

從整體來評論，我並不是什麼天生驚人的美女，但是我很愛笑，長相也還算清爽有朝氣，我自己覺得很「夠用」了。但是我的單眼皮，我的內凹門牙，我眼下的痣，我微曲的O型腿，我小山丘似的胸部，我又厚又重的髮質，我男人一般的腿毛，都讓我的母親覺得我身為一個女性的基本分數很低，必須要靠她積極地評論和指點來「挽救」不可。

更令他髮指的是我臉頰上的水痘疤，我一曬就上色的黑皮膚，還有我對髮型和服裝的選擇，都被他視為一種墮落。

「就告訴你不要抓了，你小時候就是不聽。這張臉上如果沒有那個疤多美！」
「你為什麼曬成像第三世界來的人？？？這樣能看嗎？」
「好端端的一個女生，整天都是T恤牛仔褲運動鞋，你這樣到底怎麼嫁得出去？」

如果有人看過《Friends六人行》裡面，Monica換新髮型或耳環，他的媽媽苦著一張臉，把他左看看右看看，伸手摸一摸頭髮或耳環，欲言又止，最後嘆氣離開的場面，每次我從理髮店回家，我的母親就會做一模一樣的事。(我相信我翻白眼的表情跟Monica也是一模一樣:p)

我同意如果我的皮膚更白皙，腿毛更短，眉毛多加修飾，頭髮更長造型更講究，學會化妝戴裝飾品，穿上高跟鞋，會讓我更美更引人注目，也或許會像母親說的吸引更多男性注意，可以有更多「挑選」的機會，或者是職場上更好的機遇。但是我遲遲沒有動力往那個方向靠攏，因為我覺得我的選擇很符合我自己的個性，讓我覺得很自由。

我走路總是跳來跳去，穿高跟鞋很容易跌倒或是扭到。
我把頭髮剪短，就可以減少早上整裝的時間，可以睡久一點。
耳環夾得我的耳垂很痛不喜歡。
指甲油會讓我的指甲覺得很悶。
如果臉上有妝，吃東西都會有口紅的味道，而且還不能把臉貼在傑克臉上磨蹭，太無聊了！
皮膚上的各種傷疤都是「戰利品」，可以拿來告訴別人發生什麼事，所以露出來也沒有關係啊！

母親總認為我的這些理由都是我想偷懶的藉口，或者是我太年輕太不會想不明白這些事情的重要性。從我的觀點來看，這麼多年下來，我交到男友找到工作也順利結婚了，甚至連在日本這個號稱「化妝是禮貌」的國度我都有辦法頂著一張素顏闖蕩天下，就應該證明用我自己的風格也是可以活得很好。

然而，對母親而言，就是因為我堅持自己的風格，所以我才只有「這樣」而已。如果早早聽他的話好好「改進」，懂得當一個美麗賢淑又溫柔的女人，我就不會是跟這個男人，不會是做這份工作，不會是住在現在的地方，會更風光，會更飛黃騰達，會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和人生。

我永遠忘不了，在母親生病的第一年，因為他希望我回家一趟，我在撐著三天沒睡送出期中作業之後立刻直奔機場，搭了33小時的飛機回到台灣。走出機場第二航廈，母親跟著爸爸一起過來，他盯著我的臉許久，說：「我怎麼從來不知道，我生的女兒居然長得這麼醜。」

我們始終是兩條平行線，一路延伸到我自己也當了母親。

我生了一個非常非常喜歡打扮的孩子。蕃茄從小，對，真的是從小，就對自己的裝扮非常有主張。從兩歲開始，每天早上都自己挑選衣服，去店裡採買也都是自己親自去看。他喜歡粉紅色，亮晶晶的顏色，更喜歡全部顏色都有的彩虹色。去年知道上學必須穿制服還哭了很久，發展到現在會主動自己設計手環胸針項鍊等飾品戴在身上，讓制服不會這麼單調。

老實說我一開始確實很憂慮，擔心孩子這麼小就這麼注重打扮，對他到底是不是好事，會不會讓他變得很虛榮。我到底應該要干涉多少，又應該照誰的標準？我知道我自己的標準是遠低於其他人，但是如果要注重，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是「合適」的？母親跟我的關係也讓我很擔憂，很害怕蕃茄跟我的喜好這麼不同，會變成將來親子關係的未爆彈。

極度焦慮之下，我決定先從旁觀察。

我發現蕃茄在挑選衣服的時候，經常會不自覺地哼著歌。如果今天穿的衣服是他特別喜歡的款式，他的步伐會很輕盈。明明是個忘東忘西的年紀，但是他的手環項鍊和胸針都收藏的好好的，幾乎沒有弄丟過，還會在公園撿一些奇奇怪怪的花草放在頭上當裝飾。某一天早上，他換完衣服以後，甚至很開心地對著我大喊：「媽媽，我跟你說，我很喜歡把我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這孩子，是真心熱愛打扮啊！

跟蕃茄相處的經驗讓我想清楚了一些事。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甚至是現在我成為母親之後的觀察，我都經常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文化裡，對於女孩長相或打扮的各種要求和憂慮。女孩的身上有毛不雅觀，女孩的皮膚太黑不好看，單眼皮很沒精神，臉上有疤礙眼，笑太大不雅觀，都不笑很難看。

這些要求之所以讓我這麼不舒服，是因為出發點都是「#做到這些你才會讓別人喜歡」。而蕃茄讓我發現，打扮的真正意義，應該是「#讓我自己很喜歡自己」。

蕃茄的眼睛真的很利，如果我穿了一件他沒看過的衣服，他會很驚喜地跑過來說：「這件我沒看過耶！」然後開始告訴我「這個花色我好喜歡」，「這個觸感好舒服，感覺品質很好」，久而久之，我也不自覺會主動摸摸不一樣的料子，或者觀察不一樣的設計穿在我身上的不同，開始覺得對服裝了解多一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我也找到了我認為對蕃茄合適的要求和規範。當我們出去採買，我會規定件數，例如我們今天要買三件長袖，兩件短褲，一件裙子或洋裝，剩下的交給他自己決定。我也決定維持我對身體「缺陷」的不在意，大花臉也可以自在出門，O型腿也一樣穿短褲，覺得頭髮剪壞了我們一起皺眉頭希望頭髮快點長出來，希望用我的態度平衡他的標準，不會過度要求自己的外貌。

我們不是兩條平行線，我們是手牽手一起往前走的夥伴。

有時候我們一起打扮，穿洋裝去吃冰淇淋；有時候我維持我的舒適風，看蕃茄自己表現；有時候我們一起穿整天的睡衣都不想脫下來。

我很自在地做我自己，蕃茄很自在地做他自己，有時試試看像對方的樣子是什麼感覺，然後決定要不要保留。

我喜歡我們一起創造出來，對裝扮的和外貌的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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