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閱讀:美國的危機
美國的種族危機
一個月前,在介紹美國經典著作《聯邦黨人文集》,和王建勳教授的通俗闡釋《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提到王建勳的一篇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上次主要講了憲政危機,現在且談一下這篇文章講到的其他幾項由於平等壓倒自由、民主壓倒共和而衍生的危機。
其一是種族危機。過去一年,「black live matter」,簡稱BLM,中譯為「黑命貴」運動,發展到打砸搶燒的地步。美國真的有種族歧視嗎? 從法律制度上來講,美國現在沒有種族歧視,沒有任何不利於黑人的法律條文。 相反,美國現在是白人和亞裔受到歧視——由於反歧視的極化而成為逆向歧視。 在政府招聘、企業招工時,要給少數族裔特殊照顧。大學招生,要對黑人學生降低分數、預留配額。有研究表明,白人學生考大學的難度是黑人的6倍,亞裔更高。 黑人可以降低分數入學,其實正是反映了對黑人智商的歧視,也是對其他人的不公平。有人會說:這不是歧視,而是糾正他們曾經遭受的不公。 奴隸制當然是罪惡,但是一種新的罪惡並不能消弭此前的罪惡。正義原則講究罰當其罪、誰犯法誰擔責——你不能說「你的祖宗殺人犯法,所以判你坐監」。
規則上沒有歧視,歧視存在於文化與心理中,存在於不同膚色、種族或群體之間,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美醜之間。種族歧視是人性中固有的惡。可以通過教育、輿論抵制它,但絕不是靠喊口號或違反人們的自由意志就可以消除的。過度聚焦在反歧視,只會增加人們心中的歧視,或衍生出逆向歧視,引發損毀自由的災難。
政治正確的危機
《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中的另一個危機,是「政治正確的危機」。
今天的美國,一個科學家如果膽敢發表「某種族智力偏高或低」的研究成果,一定會被辱駡、失業,哪怕你拿出「嚴謹的科學研究」資料。 膚色、種族、信仰、性別……這些可能涉及歧視的描述,統統不能說。發展到最後,就連矮、胖、老、同性戀……這些事實描述的詞句,都成了徹底的禁忌。 政治正確淹沒了事實正確,對言論自由、規則公正造成了巨大衝擊。 大學裡選拔人才要講政治正確,要有一定的黑人、女性比例等等,體現所謂多樣性。 儘管這種一味追求「多樣性」的理念,一直在破壞自由學風、消滅價值觀的多樣性,絕大多數大學還是把它奉為辦學思路。
美國大學流行攻擊保守派學者。一些左翼人士,肆無忌憚地破壞教學活動和學術交流。 2017年,保守主義學者查理斯‧莫瑞(Charles Murray),受邀請到一所大學發表演講,遭到大批學生的吵鬧抵制,不得不改為視頻演講。演講結束後,學生又暴力阻撓他離開,導致一名保護他的教授受傷入院。
近年來,全美很多地方甚至把華盛頓、林肯、傑佛遜的雕塑摧毀。因為他們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政治正確已經到了要否定歷史的地步。
就連一貫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也難逃政治正確的侵擾。 納斯達克對三千多家上市公司提出荒唐要求——董事會成員裡必須至少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數族裔,或者一位LGBTQ(性少數群體)。這種用配額而不是用才能的準則,表面上是反歧視,實質上卻正正是對強行分配名額的族類的歧視。
移民和社會保障問題
美國現在有至少1100萬非法移民,有人主張讓他們一夜之間拿到綠卡、成為美國公民。這等於認可非法入境,是要放棄法治嗎?
這些非法入境者,可以無條件吃福利嗎?還有就業、治安、教育、醫療……如何解決? 這些都需要納稅人付出巨大代價。
有人說:美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嗎?本來就應該歡迎移民啊。
的確早期的移民大多來自歐洲,特別是基督教國家,他們價值觀與美國人高度相似。他們接受美國「大熔爐」的觀念,主動拋棄原先的身份認同,願意被同化吸收。 但是今天很多人對大熔爐持反對態度,認為美國應該是一個大拼盤、價值系統也要多元化。尤其是二戰後湧入美國的亞非拉移民,在語言、文化、價值觀上都和美國人差異巨大。多元主義興起後,他們更是頑固地拒絕融入美國。這導致美國出現了部落化的傾向,各種各樣的群體對國家認同、道德法律都形成嚴重衝擊。自內戰以來,美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巨大的社會撕裂。
有機構預測,在不遠的將來,歐洲白人的後裔將成為少數。沒有清教徒為主體的民情,美國的憲法、制度就不能有效實施——美國恐怕會變成另一個墨西哥。
社會保障過大是美國另一個危機。 現在聯邦的醫保花費已達1.2萬億美元,佔整個聯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社保,佔聯邦支出的一半有多。錢從哪裡來?聯邦政府除了借債、印鈔,就是加稅,加稅會導致企業大量倒閉——本來你想幫助弱勢群體,結果是讓他們沒了工作,再無脫貧希望。
貧富和跨性別問題
美國人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說企業家的財富過多。他們不關心企業家創造了多少財富、解決了多少就業,為消費者帶來了多少商品和服務。他們就盯著富人的財產,覺得掙這麼多錢肯定是不公平的。從前的平等,是權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們卻要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 如果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你會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如果讓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就合理嗎?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如果連富人都保護不了,它還能保護窮人嗎?在那樣的社會,除了手裡有權的人,沒有人能致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一百多年來,人們嘗試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但沒一個成功的。相反,那些相信烏托邦畫餅的國家,無一不是貧窮落後,通往奴役之路。
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另一危機。
保守主義者從捍衛美國基督教傳統的角度,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而民主黨人認為時代不一樣了,應該允許自由墮胎、自主定義性別。 隨著宗教傳統的式微,婚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越來越低。
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平等法案》。這項法案明確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場所歧視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LGBTQ)。這項立法將允許男性的變性者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比賽,和允許跨性別者使用與其身份相符的設施,即根據本人的性別認知使用廁所。
這讓信仰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對女子運動不公平,對女性使用廁所帶來威脅。
進步主義的氾濫
美國學者域陀‧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2月時發表一篇文章《為何進步派如此放縱?》(Why Are Progressives So Illiberal?)開頭說:「在過去12個月的悲慘瘋狂和悲劇中,進步意識形態滲透到我們幾乎所有的主要機構。……就像1930年代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沁入所有的俄羅斯機構一樣。要成為一個矽谷高管、一個華爾街玩家、著名出版社的領導、大學校長、網路或廣播公司的主播、主要的荷理活女星、進入公司董事會的退休將軍、或NBA超級明星,都需要有進步主義的標記或小心抑制所有政治傾向。資料顯示,2020年,98%的大型科技政治捐款流向了民主黨。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的審查顯示致命的單向性。」
說美國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抗,是左派和右派的對抗,都不夠準確。這幾十年逐漸上升為主流的進步主義思潮,滲透到所有校園、機構的不是自由派,而是「進步派」。
矽谷的社交媒體大公司肆意刪除和取消保守派的平台,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出既不相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也不相信它的精神。在大學校園裡,保守派的演講者會被取消邀請,有時還會受到粗暴對待,而行為粗暴者幾乎不害怕因此受到懲罰。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關於任何人都應該得到法律權利的規定,也被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挑戰,被控「性騷擾」或「性侵犯」的學生通常被剝奪了與原告面對面、盤問證人或提出反證據的權利。他們通常只能在法庭上面對停學或開除尋求輕判。
域陀‧漢森認為,進步主義的氾濫,已經產生損毀公平與自由的危機。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9萬的網紅3Q陳柏惟,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正視中國文化統戰、滲透的嚴重性 台灣應提出更積極的文化外交策略】 說到日本服裝我們會想到和服,說到美國我們會想到西部牛仔,那如果說到台灣呢?你覺得甚麼服裝能夠代表我們? 每個文化都需要透過一群生活在相同環境的人,有共同經驗與共識所逐步形塑出來的,在我們形塑台灣文化的同時,卻也有人試圖惡意阻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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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的李百全沒有傳媒經驗
全文:https://www.post852.com/?p=323223
政府去年7月成立專責小組,檢討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將於今早11時半召開記者會,公布報告內容;而在公布報告前,政府宣布經雙方同意後,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結束原定今年8月屆滿的任期,下月1日離任,職位由政務官出身的李百全接任。
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李百全在1990年8月加入政務職系,於2019年4月晉升為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他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前憲制事務科、前政務總署、前公務員事務科、衛生署、保安局、前教育統籌局、前教育署、民政事務總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行政長官辦公室,曾出任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秘書長、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以及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公告未有提及李百全有傳媒工作經驗,而梁家榮則曾於多間傳媒機構任職記者、編輯、新聞部主管及管理層,包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經濟日報出版社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
政府表示,較早前曾就廣播處長的空缺展開公開招聘,但未能物色到合適人選,會繼續致力培育港台內部的人才,以便透過既定機制填補部門的高層職位。政府又指,作為廣播處長,李百全將會致力確保香港電台全面履行《香港電台約章》。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回應任命時表示,李百全是資深的政務官,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相信他定能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帶領香港電台面對未來的挑戰,為市民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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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教育出版社招聘 在 3Q陳柏惟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正視中國文化統戰、滲透的嚴重性 台灣應提出更積極的文化外交策略】
說到日本服裝我們會想到和服,說到美國我們會想到西部牛仔,那如果說到台灣呢?你覺得甚麼服裝能夠代表我們?
每個文化都需要透過一群生活在相同環境的人,有共同經驗與共識所逐步形塑出來的,在我們形塑台灣文化的同時,卻也有人試圖惡意阻撓。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7年12月曾出版「銳實力:崛起的專制主義的影響」(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報告,指出中國花費巨資,運用人文交流、文化活動以及教育等計畫,在世界各地營造公共輿論和觀念。中國政府多年來在全球設立了500多所「孔子學院」,表面上是為推廣中文和文化,但近年卻不斷引起各國質疑真正目的是對外輸出「銳實力」。
根據設立章程,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為了向世界推廣漢語、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而設立的官方機構,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提供教學管道。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截至2018年9月,已有149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30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中小學孔子課堂,共有中外專兼職教師4.62萬人,累計培養各類學員900多萬人。
但孔子學院真的只提供漢語教學嗎?還是這是輸出銳實力最佳的掩護方式?
2018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大學關閉孔子學院,參議員盧比奧指出中國對維權人士及家屬進行恐嚇,又對國外出版社及社交媒體公司實行審查制度,這些都是孔子學院背後的疑慮,加上孔子學院的教職員大多從中國招聘,由中國教育部訓練,影響了當地的就業市場。此外,澳洲政府要求設立孔子學院的學校,依據「外國影響透明計畫法」依法申報後,在與大學簽訂協議內容中,竟也出現同意接受孔子學院審查教學內容的條件。
目前台灣文化部擁有13處海外文化據點,包括文化中心及臺灣書院,是台灣文化在海外推廣的出發點。我同意鄭部長說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都是台灣可以區別於中國文化的特色;但我認為這不夠的!中國透過滲透、統戰、吃豆腐的方式輸出銳實力,是我們不能輕忽的,尤其在台灣和中國,使用的語言皆有華語,對許多外國人不易分辨兩者是不同國家。因此,我也希望文化部正視中國文化統戰、滲透的嚴重性,並提出更積極的文化外交策略。
文化也需要反滲透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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