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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吃過人的人不能繼續當幹部？」- 韋國清，時任廣西黨委書記


標題為本人加上，原文是宋永毅的研究筆記《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下為原文

《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宋永毅

廣西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個絕然不同於全國所有省市的特點：一是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
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裏，它的自治區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廣西軍區第一
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始終不倒；二是文革中廣西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吃人風潮，
即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剜心剖肝吃肉的事件。

由於韋國清一直在廣西執政，以致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
，廣西上上下下都宣稱該省在文革中有一條自始至終「以韋國清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全國其他地方執行林彪、『四人幫』路線，廣西沒有」{1}。因此，中共中央當時在全國
展開的意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運動等，在廣西根本無法開展。

直到1977年，韋國清被調到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任主任，胡耀邦、習仲勛等中共開明派領
導才於1981和1983年兩次派出相當規模的中央調查組去廣西，由李銳、周一鋒等中紀委、
中組部、公安部領導掛帥，在廣西本地組織了十萬幹部來調查處理廣西文革的「遺留問題
」（以下簡稱「處遺」）。

在1983到1988年間從最基層的公社到省市級的細緻調查、核實中，非但發現廣西文革中的
「非正常死亡」人數位列全國各省市之首，有大約8.6萬至15萬之多{2}；還發現廣西全省
在文革中確實發生過一場吃人風潮。這五年內的關於廣西文革「處遺」問題的內部報告系
列，即為共十八冊、七百多萬字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以下簡稱機密檔案，引用
均出自2016年電子書版本）{3}。

一 規模和數量：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

對廣西文革中吃人風潮的公開揭露，首功當屬現居北美的華人作家鄭義。他先後在1986、
1988年兩次冒着風險到廣西調查這一吃人風潮，又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躲避通緝的
流亡途中寫作，終於在1993年出版了《紅色紀念碑》一書{4}。由於鄭義所做的是個人的
調查，足迹所限，只包括上林、鍾山、武宣、賓陽、靈山等七八個縣。而在這套機密檔案
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的吃人風潮所及，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受害者牽涉24
個縣市，分別是靈山縣、欽州縣、橫縣、大新縣、上思縣、合浦縣、天等縣、巴馬縣、忻
城縣、隆安縣、都安瑤族自治縣、浦北縣、馬山縣、扶綏縣、蒼梧縣、鍾山縣、武宣縣、
來賓縣、武鳴縣、崇左縣、賓陽縣、上林縣、柳州市、容縣。

除此以外，這套檔案中提到有吃人案件發生，但沒有具體細節的還有邕寧縣、柳江縣，即
共26個縣市。為了便於讀者了解這一吃人風潮的起因、性質和規模，筆者特意根據機密檔
案中的材料，編撰了「《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覽表」（見附錄）。

要指出的是：這套機密檔案中提到的26個縣市並不是完整統計。如曾參與「處遺」工作的
中央工作組成員晏樂斌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他當年的筆記裏還有貴縣、桂平縣、凌雲縣
等發生過吃人案例{5}，亦即至少波及29個縣。另據一名廣西民間學者鍥而不捨的多年調
查，發現這一吃人風潮共波及了31個縣市{6}。文革中廣西全省的行政區域，全區轄8個專
區，4個自治區直轄市。除了南寧市、桂林市和梧州市這3個直轄市外，其餘9個專區、市
全部都曾發生吃人事件，波及率為75%。按縣級單位計算，當時廣西大約只有82個縣，涉
案率為38%。換句話說，就地理分布上來講，將近一半的廣西土地上發生了吃人事件。

另外，這一吃人風潮的數量和規模在廣西是史無前例的。這裏的「數量和規模」有兩重含
義：（1）被吃者的數目；（2）參與者的規模。就被吃者而言，僅根據機密檔案中的記載
，有名有姓或有統計數字的被吃者就有302人（次）。因為這套機密檔案意在記錄該省的
文革全過程，對吃人事件的記述大都點到為止，有意無意的遺漏是很有可能的。

例如，鄭義當年調查過上林縣喬賢鄉的武裝民兵屠殺反韋國清的「四．二二」造反派的「
木山慘案」。他提到多人被剖腹取肝，其中老游擊隊員鄭建邦被打死後，他的長子不服，
被批鬥並殺害，隨即「晚上糾察隊剖活人肝，在大隊裏煮熟，十餘人分食。稱沒結婚的肝
好，壯膽治病」。兇手還準備「斬草除根」，吃掉鄭建邦的幼子鄭啟平，但終被他逃脫。

就此事，鄭義還訪問了兇手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謝錦文{7}。可是此事在這套機密
檔案裏就沒有任何記載。此外，據前述廣西民間學者的多年調查，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有
421人之多{8}。應當說，這一數字是比較可信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400多人的受害者規模不是很大。就此，我們不妨就同類事件做一些縱
向和橫向的比較。其一，據文革中的「四．二二」派調查，廣西公安廳長鍾楓承認：在大
躍進、大饑荒（1959-1962）中因為韋國清積極「反瞞產」，大約餓死了50萬人。但是廣
西在這整整三年的饑荒中出現的吃人事件，只有很少的記載。例如，在上述「四．二二」
造反派的調查報告中，就只提到了「環江事件」中的兩例、共5人（次）的因飢餓而吃人
肉的事件{9}。

其二，安徽省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是重災區，餓死了400多萬人，也出現了不少吃人的「
特殊案件」。據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回憶，一份當時絕密的〈關於發生特殊
案件情況的報告〉統計：1959至1961年三年裏共有1,289起吃人事件，佔整個安徽省「非
正常死亡」人數400多萬的比例為0.032%。而這裏的「人相食」大都是指吃「餓死的人」
的屍體，僅有5%至8%是「殺人犯」，即「殺害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親人而食肉的
」{10}。換句話說，在安徽的大饑荒中，殺人相食的案例僅為103起左右。而廣西文革中
的殺人而食的比例，以「非正常死亡」8.6萬人下限計算，則為0.48%，是安徽上述比例的
15倍。更何況安徽統計的是大饑荒三年間的總數字，而廣西文革中的被害者人數只是從
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的統計數字。

就參與者而言，三年大饑荒中的吃人案件大都是個體性的，即隱蔽的個人行為連盜竊
屍體都常常偷偷進行，還透露出人類起碼的羞恥感{11}。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則帶
有明顯的群體作案的鮮明特點，即大都是公開的、瘋狂的群眾運動在光天化日之下群
起剖腹、取肝、割肉、進食（下詳）。就參與吃人的數量規模而言，更為前所未有。據當
年去現場採訪的鄭義估計，其規模應當是「萬人吃人運動」{12}。這樣的吃人群體的規模
，恐怕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見的，至少在廣西是空前的。這裏，我們不妨從發生吃人
事件最多的武宣縣的檔案中摘錄幾段，來看一下1968年「革命群眾」殺人而食的瘋狂情況
：

縣城遊鬥中打死2人，並剖腹取心肝。

6月12日，武宣區在街上圩亭召開批鬥會。「聯指」觀點的王春榮親自押送被鬥的周忠（
居民）、「黑五類」羅耀祖、鄺保安、黃振基、譚啟歐、陳魁達等十多人進入會場。在批
鬥中，王邊審問邊用五寸刀向被批鬥對象周忠、羅耀祖捅去，進行逼供。在批鬥會上譚啟
歐被人打死，黃振基被打休克。會議結束後，王春榮強令周忠、黃河、吳祖榮、陳魁達等
4人分別拖着譚啟歐（屍體）、黃振基往回走。

拖至途中，黃振基醒來抬頭向王春榮求饒說：「同志，原諒我嘛。」王即搖動着五寸刀極
為囂張地說：「原諒你5分鐘。」隨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當拖到中山亭處，王即令
停下。手持五寸刀，就一隻腳狠狠地踏上被打休克已醒過來的黃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開
腹部挖出心肝。接着又剖譚啟歐的屍腹取出心肝膽，後王聽圍的一個人指着拖屍的陳魁達
說：「這個傢伙偷過牛。」王不顧陳的申辯和求饒，向前抓住陳魁達的頭髮，將陳按倒在
地上，用腳踏在陳的胸脯上，活生生地將陳剖腹取出心肝……

縣城遊鬥打死湯展輝肉被割盡吃光。

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拿湯展輝上街遊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基
用步槍將湯打傷。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圍觀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肉割完後
，有一個老媽子割要生殖器，縣副食品加工廠會計黃恩範砍下一條腿骨，拿回單位給工人
鍾桂華等剔肉煨燉吃。當時在殘殺現場的縣革委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目睹這一
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當時正在召開四級幹部會，參加縣四級幹部會議的個別代表也參加
吃人肉，造成極壞的影響{13}。

武宣縣在文革中有二十二萬人口，縣城每周或每十天一次舉辦集市（圩日），每一次都有
成千上萬人參加。就是在這樣人山人海的情況下，發生了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的革命群
眾把個別活人的肉「割盡吃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面。而現役軍人、革委會副主任和武
裝部副部長竟然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以「目睹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的態度來縱容
鼓勵。從此，全武宣各地都掀起了新一輪的群眾吃人風潮。

在武宣縣的最高學府武宣中學和桐嶺中學裏還發生了學生吃掉老師、學生吃掉校長的
血腥事件。下面是檔案裏的兩則記載：

武中師生批鬥打死教師，剖腹取肝，投屍江中。

6月18日，武宣中學吳樹芳、覃昌蘭、王著尤、黃寧群、韋天社等5位教師被付屏堃、何培
賢、李漢南等幾十個學生輪流批鬥。到晚上8點批鬥吳樹芳，韋解安第一個用木棍打。跟
着陳恒軒、何少海、韋英瑜、蘇炳定、韋習實、覃家飛、覃允雅、黃東明、廖承、廖田保
、何開朗、韋世銳、蘇崇富、李漢南、何建國、蘇就堅、林國柱、黃海初、付屏堃等20人
對吳樹芳進行毒打。……過了一個多小時，吳樹芳死於牀上。

廖承到總務門前對總務廖振坤（東方紅軍區司令部頭頭）說：「吳樹芳已經死了。」廖振
坤答：「當狗死。」廖振坤又對付屏堃說：「聽人說肝可以做藥，搞點回來。」……覃馳
能動刀，韋天社、吳宏泰、何凱生幫扶着屍體，剖腹取肝，付又責令覃馳能再割幾斤肉，
都裝在塑料袋裏，拋屍江中。

轉回單位後，潘茂蘭將人心、肝、肉放在廚房菜板上，由陳瑞陽動手分割，在場的還有付
屏堃、廖承、陳志升、何開朗、韋解安、蘇崇富、蘇就堅、廖田保、何少海、何建國、林
國柱、龔培宜、韋英瑜、龍城等17人，他們分別在廚房和黃元樓房間煮吃，還有在走廊等
處烘烤人肉人肝。

整個學校，血迹斑斑，焦味充溢，滿目悲涼，令人怵目驚心，鬧得學校烏煙瘴氣。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敲死，且被割肉挖肝。

7月1日晚8時，在桐嶺中學十丙班教室批鬥黃家憑同志，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會議
並講了話，批鬥會持續約一小時後，謝東宣布散會。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押解黃出會場，
行至電話室門前時，覃廷多喝令「打」。聲落棍下，朝黃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約而同地蜂
擁而上，將黃家憑亂棍打死。

2日上午，屍被學生黃佩農剖腹取肝，張繼鋒（女）等人將肉割下，只剩骨骼。當天午後
，在桐中廚房周圍，宿舍區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的情景舉目可見，血迹斑斑，腥風飄蕩
，火煙繚繞，焦味充溢，陰森慘狀，令人不寒而栗。

黃家憑同志，早年參加革命，曾任一二一縱隊第一支隊直屬中隊政治指導員和桂中支隊十
八大隊長，廣西解放後，任過蒼梧縣副縣長、桐嶺中學副校長等職，「文革」中慘遭殺害
，令人痛惜{14}。

綜上所述，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不僅在地理規模上、而且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數量和規
模上都是空前的。這裏恐怕還要補充一句：它在挑戰我們的認知和理解上也是空前的。文
明世界的人實在是難以想像歷史中的「惡」可以發展到何等瘋狂的地步，它甚至會在瞬間
凍結和顛覆我們作為人的正常思維因為這類獸行實在太難以使人置信了。

著名意大利作家萊維（Primo Levi）在談到納粹大屠殺的時候說：在一開始聽到這些消息
時，人們都是無法相信的：「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於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
始流傳開來。雖然只是些模糊的隻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出一場大規模屠殺
的輪廓。面對這些如此窮兇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複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
們往往難以相信它的真實性。」{15}

筆者以為，廣西文革中割肉挖肝的「群眾專政」與德國納粹的黨衞軍在對猶太人大屠殺中
使用的煤氣室和焚化爐相比更為殘酷！

二. 國家機器行為：殺人犯和策劃者

本文開篇所提到的廣西文革的兩個特點，其實是密切相關的。身為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廣
西軍區第一政委的韋國清在文革中始終不倒，象徵著他所代表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
（在文革中被軍管）、民兵在造反運動中從沒有被摧毀。事實也是這樣：無論是文革
初期的廣西省委和省軍區，還是文革中成立的革委會，基本上都是鐵桿的“支韋派”或保
守派，尤其是1967年以後的各級新生政權，第一把手幾乎全是省軍區、軍分區和縣武裝部
的現役軍人；而再往下則是公社和區的武裝部長和武裝民兵的領導人。

可能因為廣西位處邊陲，在文革中這些人都仍然是全副武裝的槍桿子的實際掌握者。簡言
之，他們是國家機器的各級代表。廣西的吃人風潮發生在韋國清所代表的國家機器有效運
作期間，其中很可能有種種有形無形的內在聯系。一般說來，哪裡出現吃人風潮，哪裡的
政治體制、國家機器一定出了大問題。

在研究文革的大屠殺和極端暴力行為時，人們常常會有一種錯覺，認為那些事情都是發生
在造反運動失控或權力真空的時段，其實不然。在1966年底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的高潮中，廣西從來沒有發生過打死人事件。1967年“一月奪權”中的造反派雖然也
有激進行為，但是也沒有發生過流血事件。更重要的是，群眾組織的“奪權”其實是白忙
一場。隨著軍隊要執行“三支兩軍”的最高指示的發布，1967年2月至4月間，廣西軍區和
縣武裝部不僅軍管了公檢法，還在省、市、縣三級都成立了以現役軍人為第一把手的“抓
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為革委會成立以前的實際權力機構{16}。也就是說，廣西在文革
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權力真空，也就沒有由此激發亂殺人和人吃人的動因。

以廣西的造反派為例，機密檔案記載表明：“四．二二”派的成員從來沒有吃過任何一個
人。相反，他們和“黑五類”及其子女一起成了被吃的受害者。在廣西各級軍隊領導人和
保守派的武裝民兵眼裡，他們都是犯上作亂的“反共救國團（軍）”成員，甚至比老的“
黑五類”份子更罪大惡極{17}。筆者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說廣西的造反派比黨團骨幹組成的
保守派更文明或更有覺悟，而是旨在揭示一個客觀的史實：他們本來就是中共專制下的弱
勢群體，還沒有過掌握強大的國家機器去屠殺甚至吃掉別人的機會。

一般說來，國家機器在維持社會穩定上有其一定的中立性。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國家機
器，都是某種社會法律和秩序的維護者。在人類進入二十世紀的文明時代以後，防止和制
止人吃人罪惡的發生更應當是一種共識。但在廣西文革中策劃、行兇和嗜血的，卻大都是
國家機器的代表。在七百多萬字的機密檔案中，有大約200名有名有姓的殺人犯（直接剖
腹取肝的凶手）和策劃犯（直接或間接殺人吃人的策劃和主持人）被點名，其中約120名
為國家機器的代表（他們的政治身份和比例，參見表1）。



如上所述，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件不僅是中共國家機器代表的所作所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
的直接後果。如果這些數字過於抽象，那麼下列幾則機密檔案中有關幾個武裝部長的記載
，則更形象地說明國家機器直接吃人的特徵和惡果。

在1968年2月的“楊灣搶槍事件”中，〔隆安縣〕布泉區民兵奉命槍殺參與搶槍的兩個平
果人時，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曾佈置武裝部幹事韋玉清，要民兵殺人後把肝膽取回來，只
因零有源（也是參與槍殺兩個平果人的民兵之一，但不是凶手）等人抵制，未能得逞。事
後，零有源被區武裝部領導罵過一頓。揚言：“他取不回來，以後取他。”從此，零有源
一反常態，積極充當殺人剖腹挖肝取膽的幫凶。……

4月25日，布泉公社民兵零有源、黃積崇等人夥同龍會公社的一些民兵，將龍會公社的所
謂“四類分子”凌世威、隆元普二人押到龍厚岩洞前，將凌世威、隆元普打死後，由零有
源動刀剖腹取肝膽。當晚，黃積崇把凌世威的肝拿到布泉供銷社幹部許秀宏房間炒吃，參
加同吃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武裝部幹事韋玉清，國家幹部許秀宏、凌國志和工人隆秀紳
、民兵黃積崇、趙太和等。黃積崇還將膽加工後，負責分贓{18}。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中貫徹關於南寧問
題的“七．三”報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
眾專政大會，公開殺人。這次殺了幹部和群眾12人，並將一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縣革
委飯堂煮食，有的縣、社領導幹部也參與了。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
佈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凶手一起煮食，他鼓勵大家都要吃，說吃
了人肝，膽子就大。第二天，王又佈置殺了四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
個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19}。

〔196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上思縣〕叫安公社武裝部長黃寶興、社主任黃則勝就策
劃、組織、指揮在叫安、那蕩、板細3個片殺害了76人，其中黃有傑等6人被害後還被剖腹
取肝{20}。

從上述三個區、公社級的武裝部長在吃人風潮中的角色來看，他們的作用絕對不容小視：
第一，他們是這一風潮的直接策劃者、組織者和煽動者；第二，他們本人也大都是吃人者
；第三，他們還是吃人罪行的直接教唆犯和暴力脅迫者。如隆安縣布泉區民兵零有源雖然
是殺人凶手，但是一開始還抵制過區武裝部長黃以荃剖腹取肝吃人的指示。不過，他很快
就受到區武裝部的威脅如果不執行指示，就要對他剖腹取肝。由此，他“一反常態，
積極充當殺人剖腹挖肝取膽的幫凶”；第四，這些武裝部長還是這一吃人風潮形成群眾運
動的直接和積極的推動者。如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不僅直接指揮剖腹取肝，還
匪夷所思地“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個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按中共在農村
中的統治體制，武裝部長大多是現役軍人或轉業軍人，地位不低於同級黨的書記級別的幹
部。由於文革中黨的系統常常受到群眾運動的沖擊，武裝部遂成為國家機器的權威代表、
各地的實權派。既然這些國家機器的代表人物如此“身體力行”、“不遺餘力”地推動吃
人，想嘗試“共同專政”的暴民怎麼會不爭先恐後地追隨響應呢？

不得不提的是，對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持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前述“湯展輝
肉被割盡”事件中的武宣縣縣武裝部副部長和革委會副主任嚴玉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說，後來有人批評他不當面制止群眾性的吃人風潮，他還大言不慚地回答：“群眾的事
，管不了哦！”{21}換句話說，他認為這一“群眾運動”並無大錯，不值得他挺身而出去
阻止。另外，給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指令去組織殺人，進而讓他有機會搞出吃
人的“共同專政”實踐的，是他的上司、縣武裝部領導人段振邦{22}。

縱觀整套機密檔案，大量的史實告訴我們：吃人風潮一般發生在省革委會（或省革籌小組
）、省軍區發動的所謂全省性“對敵斗爭”的運動中，諸如“刮十二級台風”（對階級敵
人）、“揪反共救國團”、“落實‘七．三’佈告”{23}等。這些由各級新生的紅色政權
發動、組織的所謂“對敵斗爭”的大戰役，在廣西的“處遺”中，無一不被認定為造成群
眾性的亂殺人、乃至人吃人的直接原因。橫縣，一個無論在廣西文革中還是在今天都不大
引人注目的縣份，在其檔案中做了這樣的總結{24}：

〔1968年〕8月上旬，縣革委繼續多次召開各種會議，辦學習班，貫徹“7．3”和“7．24
”佈告。……8月2日，縣革委舉辦“七三”佈告學習班，縣人武部部長曲明善在報告中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現在，從廣西來說已不是兩派斗爭的問題，而是革命和反
革命的問題，對反革命就是要鎮壓，現在不是派性問題，而是與國民黨長期斗爭的繼續”
。……自貫徹“七三”佈告後7、8、9月短短的3個月時間，全縣共被殺害幹部、職工、群
眾543人，被殺害的人中，手段殘忍，有用槍殺、棍打、石砸、繩索勒、刀捅、水溺等。
殺後有的被開胸取肝。

橫縣的情況絕非是一個孤證。在廣西各地的機密檔案中均可以看到：在成立了革委會後的
“非正常死亡”（包括吃人）人數都要大大超過成立革委會之前。例如武宣縣的縣革委會
成立於1968年4月15日，而幾乎所有的惡性吃人案件都是發生在縣革委會成立後。據該縣
檔案不完全的記載：縣革委會成立前還沒有發生吃人事件，成立以後，自5月12日到7月17
日，就發生15起吃人事件，27人被害{25}。自6月12日縣革委會主任、武裝部長文龍俊指
示“對敵斗爭要刮十二級台風。方法是：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專政，把政策交給群眾
。搞階級斗爭不能手軟，在批鬥中可採取多種形式，加上控訴會、訴苦會、遊街等等”以
後，僅6月18日就在全縣發生3起吃人事件{26}。

此外，還有幾起惡性的吃人案件都和各級革委會的成立有關。例如，同年3月26日，都安
瑤族自治縣拉仁區二譚鄉發生農民張旭被打死並被挖肝取膽的事件，就是“在召開會議研
究成立革委會的時候佈置殺人”樹威引起的{27}。再如，4月15日，扶綏縣東門區卜葛公
社的地主子弟黃緒川被民兵營長農邦信等人剖腹取肝煎吃的事件，就發生在當地革委會的
成立大會上{28}。簡言之，革委會成立前，要殺人吃人向紅色政權獻禮；革委會成立後，
又要給它樹威。由此，這些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嗜血性就表露無遺。

對吃人罪行的縱容乃至褒揚，還表現在廣西國家機器的上層代表人物對凶手和吃人者的提
拔上。在武宣縣的檔案裡，有一節關於女民兵黃文留的記載{29}：

女，壯族，高小文化，1947年12月生於廣西武宣縣東鄉遵頭村。……1968年5月參加東鄉
區糾察隊任隊員。1968年7月10日，東鄉區糾察隊在駕馬山圍捕刁其棠等人時，刁被擊斃
，羅先全挖刁其棠的心肝，晚上拿到東鄉區公所廚房煮好後，黃文留、羅先全等一幫人，
結伙搭伴在鍋邊吃刁的心肝，黃文留還拿兩片回家給其母吃用。1970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
，1970年6月2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12月25日中共柳州地委批准為中共武宣縣常務
委員會、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因黃文留“文革”期間參與吃人肉，群眾反映強烈，為此
中共柳州地委免去其縣常委委員、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同時任她為中共武宣縣桐嶺
公社黨委副書記。1979年6月免去其桐嶺公社黨委副書記職務，調任柳州地區沙浦河水利
工程管理局倉庫保管員。對黃文留參與吃人肉一事，“處遺”期間，根據“處遺”政策再
次處理，由中共武宣縣紀檢會整理材料，中共柳城縣委紀檢會履行手續上報審批，中共柳
州地委於1983年12月12日批准對黃文留的處分決定是：“清除出黨，撤銷干籍，分配當工
人”。

一個積極參與殺人的女凶手和吃人者，竟然被韋國清的紅色政權提拔為“中共武宣縣常務
委員會、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這不是向整個廣西社會發出“殺人有功”和“吃人有功
”的鮮明信號嗎？即便“群眾反映強烈”，中共柳州地委還是“任她為中共武宣縣桐嶺公
社黨委副書記”。直到1980年代“處遺”時黃文留才被開除黨籍。

像黃文留這樣的人絕不止一個，在武宣縣“處遺”中發現：參與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
農民、國家幹部共有130人，其中共產黨員有91人（黨員幹部27人；黨員工人5人；黨員農
民59人），非黨幹部18人，非黨工人21人{30}。換句話說，84%的吃人者都是中共的黨員
或幹部。文革中廣西全省有近50,000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凶手，其中“有20,875人是入黨後
殺人的，有9,956人是殺人後被吸收入黨的。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達17,970人”。在1984
年後的“處遺”工作中，全省共有25,000名黨員被開除黨籍{31}。

據鄭義指出，韋國清對中央“處遺”中把吃人肉者一律開除黨籍和干籍非常不滿，竟然反
問道：“為什麼吃過人的人不能繼續當幹部？”{32}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上層代表人物
對凶手和吃人者的縱容，使吃人風潮一發不可收拾。

行文至此，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疑問：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是否知道廣
西省吃人風潮的真相？是否採取過什麼決然的措施立即制止？答案是：他們應當知道，但
並沒有採取任何制止措施。武宣縣老幹部王組鑑等人在1968年盛夏吃人風潮如火如荼
之際就通過北京的七八位老幹部的“內線”向中央直接送去了有關武宣縣吃人風潮的
調查報告，中央應當非常及時地瞭解到真相{33}，但筆者在機密檔案中卻看不到任何來自
北京的制止（廣西民間關於周恩來就吃人風潮大罵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的傳說，可能是
故事而不是歷史）。相反，我們在廣西文革的進程裡中卻清楚地看到直接代表毛澤東的中
央文革派和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對廣西“四．二二”造反派的“始亂終棄”從熱
情支持到冷酷鎮壓的轉變。從1968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七三佈告”中，他們已經完全偏信
了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省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的匯報，批准動用軍隊對群眾組織“四．二
二”進行武力鎮壓的種種屠殺{34}。

當然，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沒有提倡過吃人，但是毛在文革前後刻意製造階級斗爭、長期
批判人道主義的一系列“最高指示”，諸如“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對
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等等，卻都在廣西的吃人風潮裡被行兇者廣泛地引用
，成為他們吃人的最高理論依據。

1986年6月5日，鄭義在采訪鐘山縣“鄧記芳被活活剖腹，挖肝食用的慘案”{35}的主要凶
手易晚生時，這位老民兵就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道：“干革命，心紅紅的！毛主席不是
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們，就是他們來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斗爭！”聽了這一番話，
鄭義不禁感喟萬千{36}。確實，這裡觸及了潛埋在吃人風潮下的體制基因的問題，值得人
們深入反省。

在筆者看來，儘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持過吃人，也確實有過反對極端暴力
的指示，但仍難辭其咎。正是他們建立的崇尚暴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提倡的“你死我
活”的階級斗爭理論，以及在文革中發動的一波波殘忍的政治運動，在群體暴力事件中被
極端化和異化，結出了廣西吃人風潮的惡之果。

三. 進化和返祖：在人性和獸性之間

在遠古時代，可能因為蛋白質的緊缺和生存的必需，除了食用其他動物，人類也常常食用
自己的同類。被中國人引為祖先的、生活於約五十萬年前北京周口店的中國猿人，就曾被
西方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推測為史前的“食人者”，因為在他們身邊有“被砸開的頭蓋
骨”和“燒烤”同種的“骨頭”。這一類的食人習俗被美籍韓裔學者鄭麒來稱為“求生性
食人”行為{37}。但鄭麒來同時又指出，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即便這種“純粹是由於環
境所迫而產生的絕望行為，而非預謀”的食人行為，仍不斷受到譴責，甚至包括靠食人而
活下來的倖存者的譴責{38}。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明所陶冶出來的人性和只知食
慾所需的獸性的區別。

如果說中國大躍進、大飢荒時期的人吃人現象尚可以歸納為“求生性食人”行為，那麼廣
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絕對不屬此類。在大躍進、大飢荒時期出現的“人相食”現象，其動
機都比較單純，大都是中國農民在樹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極端絕望的生死線上，一種迫不得
已的人性向獸性的返祖沉淪。如果我們把它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現象做一對比，便不難發
現當中有很大不同。除了吃人者（國家機器的代表軍人、武裝民兵等）和被吃者（“黑五
類”及其子女、造反派）的鮮明的階級屬性不同外，在大躍進、大飢荒時期出現的“人相
食”中，吃的是一切人肉，即為了求生的對蛋白質的需求，而廣西文革中的吃人者吃的是
受害人的心、肝和生殖器，因為據說這可以“壯膽、大補”{39}。很明顯，這種吃人絕非
飢荒所迫，更像是有意謀殺。

今天的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某些返祖的獸行時，常常把原因之一歸結為歷史的
“無意識積淀”。就此，鄭麒來指出，相比較其他民族，中國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較多的
仇恨食人、養生滋補食人等“習得性食人”的風俗{40}。但對廣西文革中的凶手來說，吃
人動機並不需要追溯到年代湮遠的史前，因為他們的吃人行為來自有意識的、不遠的革命
戰爭記憶。鄭義和當年上林縣“木山慘案”吃人的凶手謝錦文有過一段如下的訪談{41}：

他是當時的革委會主任，後又任大隊支書。……見我只問吃人細節，頓時輕鬆起來，主動
談起他光榮的吃人史。謝參加過中共游擊隊。一九四八年，一奸細帶國民黨警察來抓人，
他們殺了奸細，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記載：井岡山紅軍亦殺人吃心，尤其是新戰
士。緣由與謝錦文一般：壯膽壯身。）……我突發異想，問道：“過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
還是這次煮的好吃？”答：“還是烤的好吃，香，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與生理的極端
厭惡之外，對這位食人者我還有幾分謝意。感謝他點透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吃人是歷史的
繼續。

從謝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個秘密：對敵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來是一種革命
傳統或革命遺風。從前述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熟門熟路地參與剖腹取肝，並以
和謝錦文同樣的理由（吃了人肝，膽子就大）讓群眾共食以示“共同專政”可以推測，他
們在以往的革命戰爭中，完全可能有過和謝相似的殺人食肝的經歷，而文革又給他們製造
了另一個行兇機會。鄭義有如下的感嘆{42}：

可以吃奸細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種人”的肝，可以吃國民黨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對立派和
“走資派”的肝，紅軍、游擊隊可以吃人肝，“革委會”、“貧下中農”、“革命群眾”
自然同樣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便可！

那麼，廣西的吃人風潮是否可以歸納為“吃人為革命型”，即革命群眾出於對階級敵人的
仇恨而吃敵人？其實不然，當我們對一個個案例做進一步分析時，便會發現凶手的暗藏動
機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意識形態“階級斗爭”的理論。首先，如前所述，在被吃掉的敵
人中有不少並不是“四類分子”，而只是“四類分子”的子女。即便按中共紙面上的“階
級路線”，也應當反對“血統論”，不能把他們錯誤地劃入到階級敵人的范圍{43}。

其次，被吃者當中有不少既非“四類分子”，又非“四類分子”的子女，有不少還是響當
當的“紅五類”；吃掉他們不過是因為他們持反韋國清的“四．二二”派的觀點而已。

在這套機密檔案裡記載的武宣縣第一起吃人事件發生在1968年5月14日，被害者是兩名“
四．二二”派的紅衛兵覃守珍、韋國榮，他們的階級成分並沒有問題，但還是被“打死，
爾後割肉挖肝，割完肉後將骨骼掛在會場周圍的樹上”{44}。顯然，凶手的目的是蓄意製
造紅色恐怖來鎮壓反對派。再者，凶手對被害者的選擇常常有極大的隨意性，既不按階級
性，也不按派性。機密檔案裡記載了為數不少的例子，以下是同年5月發生在武宣縣的一
例{45}：

5月14日晚，通挽鄉韋昌孟與韋昌干、韋炳瑁等11人惡意通謀，結伙搭伴，把路過花馬村
的貴縣石龍區鳳凰鄉祿放村的農民陳國勇拿到通挽鄉進步村山上“天吊窿”，韋昌孟首先
用大刀把陳砍死後，韋昌干接著剖腹取心肝，拿回村上煮宵夜吃，分兩桌有20多人參加吃
。

從檔案所見，受害者陳國勇僅是一個路過武宣縣鄰縣一般農民，而凶手在施害前也根本不
瞭解他的政治身份和派別所屬。究竟什麼原因為他帶來無妄之災呢？調查表明：“因長得
胖，被一民兵營副營長叫民兵把他活活殺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塊肉。”{46}由
此可見，吃人者的動機並不是出於革命理想和信條，而僅僅是因為陳國勇“長得胖”。

機密檔案中還記載了5月24日馬山縣林墟區興隆公社的“殺父食子”的滅門案。先是大隊
負責人、民兵營長覃振興宣佈農民黃永勝（父親）“階級斗爭表現不好”的“罪狀”，造
成他的被害，然後“晚上殺子，當天晚上又把未成年的黃少奇（11歲）、黃月明（14歲）
押到水庫旁用繩子絞死並剖腹取肝，……當晚參加吃人肝”{47}。

這裡值得分析的是：這些凶手為什麼不吃已死的父親的肝，而偏要向兩位未成年的青少年
下手？前述上林縣“木山慘案”中鄭建邦的兒子被剖腹食肝，鄭義在采訪中得悉凶手吃青
少年心肝的真實動機是：“沒結婚的肝好，壯膽治病。”{48}這一馬山縣的“殺父食子”
案，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機。這絕非是僅出於階級仇恨的“斬草除根”，而是一種凶
殘的暴力行為。

通過這些案例，筆者認為，吃人者的深層動因是功利性的變態私慾：吃活人的心肝可以延
年益壽、治病養生。上述謝錦文、王昭騰等的吃人案件已經表露了這種陰暗企圖。

而在眾多的案例裡，還不難發見不少純屬個人的報復行為，即一種“吃人為報復型”。
1968年9月14日至18日，欽州縣小董公社向陽茶場發生了一起轟動全縣的報復殺人並吃人
的事件，被稱為“母雞頂（山名，向陽茶場所在地）事件”。被害者是三位上山下鄉知識
青年：韋尚滿、黃瑞敏、張業宏。

據機密檔案記載，起因是他們揭發了小董公社兼管向陽茶場的工作管委會副主任沈升權侮
辱女知青的罪行，沈遂佈置那道大隊治保主任何佳章等專案組人員殺害這些知青並剖腹取
肝。那些凶手先裝模作樣地開了個“斗爭會”，群眾剛一離開，便殺害了這些知青。

檔案如此記載：“當晚，黃漢田、周業營等人拿著韋尚滿等人的肝到那道小學廚房煮。熟
後，何佳章領著專案組的冼其中、邱桂林等15人到民兵樓共吃人肝、飲酒作樂”，“沈升
權在向陽茶場開了殺戒後，茶場青年成了家養的豬狗，任人宰殺。……僅僅5天時間，茶
場青年就有7人無辜地被殺死。”{49}

這一惡性案件發生後不久，因群眾反應強烈，主謀沈升權等人曾被拘留，但是1977年11月
27日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省委竟將他“教育釋放”。直到1983年開始的文革“處遺”中，
他才再次被逮捕，判刑十二年{50}。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吃人風潮的還遠不止上述的那些凶手，更有成千上萬的普通農民。這
些人和被吃者並沒有個人恩怨或財產糾紛，平日也絕非是凶神惡煞之輩，因此很難用簡單
的“從眾心理”來做全部的解釋。吃人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惡心的事，這些民眾的參與並不
是被人用武器逼迫的，他們也可以選擇不參與。因此，我們需要更深入地解釋這些普通人
人性中的惡為什麼被如此怵目驚心地激發出來。

研究突發性群體暴力事件的犯罪心理學告訴我們：這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屬於“社會系統在
一定環境條件下多種因素綜合作用所產生的復雜性後果”，這些環境和因素包括“場景和
導火索”、“核心成員和圍觀群體”、“異常行為和雪崩效應”等等{51}。

說到“核心成員”，上文列舉了國家機器的代表人物（如支左軍人、武裝部長、民兵指揮
員、革委會主任等人）在吃人風潮中的具體策劃、組織和親自行兇的“榜樣”作用。此外
，他們在“圍觀群體”中散播的人肝可以“壯膽養生”的說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還可以
補充的是：往往是這些“核心成員”的上級領導首先製造了“場景和導火索”，使得後來
吃人的“異常行為”順理成章地發生，進一步形成“雪崩效應”。

在本文的附錄中，讀者可以看到廣西文革吃人風潮的背景基本上是規模大小不等的群眾性
集會：（1）基層斗爭會和宣判會，常常由公社書記和大隊革委會召開，斗、殺“黑五類
”；（2）縣區級的追悼會和游鬥會，大都為縣區革委會舉行的上萬人的會議，目的是為
本派“烈士”復仇而血祭階級敵人；（3）席捲全省的“刮十二級台風”、“揪反共救國
團”等運動，為省革委會、省軍區直接發動，由地區和縣的“四級幹部會議”層層貫徹。

除了煽動極端的仇恨心理，這些由執政者一手組織的群眾會議起了如下的催發作用：（1
）通過革命權威向所有的“圍觀群體”顯示殺戮的正當性，促使“圍觀群體”無思想顧慮
地緊跟；（2）製造和編織敵情，煽起群情激昂的斗、殺階級敵人的狂潮，致使“圍觀群
體”失去自己的個性思考；（3）通過宣判、侮辱、游鬥、毆打被害者把他們在精神上和
肉體上都妖魔化和非人化，從而令“圍觀群體”參與施暴時再無道德負擔，因為他們的施
虐對像已經不再是“人”。

在這樣的群魔亂舞的場景氛圍下，當“核心人物”的“異常行為”（剖腹剜心取肝）發生
時，“圍觀群體”沖破人性的臨界點，出於也想“養生治病長壽”等功利目的，發生非理
性的“雪崩效應”就不足為奇了。於是，這些普通人和代表國家機器的執政者和凶手一起
製造了這一史無前例的吃人風潮。

研究文革暴力的美國華裔學者喬晞華就人性的變異問題，介紹過西方心理學的三個著名實
驗。第一個是1950年代的“阿希從眾實驗”（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它表明
由於社會規范和社會信息的影響，人在多數情況下會自然地選擇從眾。第二個是米爾格拉
姆（Stanley Milgram）在1961年提出的“權力服從實驗”（The 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它表明當普通人面對違背良知的命令時，人性
並不能發揮太大的制約作用，也就是說：人們會選擇聽從命令而不是跟隨良知。第三個是
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進行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顯示惡劣的系統和環境所產生的毒害，能夠讓好人輕易地做出有違本性
的病態行為{52}。這些實驗或可反映出復雜的人格世界：善和惡之間的界限並不是牢不可
破的，邪惡也從來不是暴君和惡棍的專利。

四 結語

無論在地理范圍還是數量和規模上，廣西文革中的吃人風潮都是史無前例的。經過以上的
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惡性事件都是由政權的代表人物策劃和推動的，是有組
織的群體暴力。因此，它完全是一種國家機器行為。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群體暴力事件
中所顯露的人性的缺陷：人與獸之間沒有絕對不能踰越的界限，而文革在最大程度上激發
和釋放了人性中的惡，才使“人”迅速地完成了向“獸”的返祖轉化。只要文革的毒素還
彌漫於中國的公共社會，人吃人的悲劇就有可能再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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