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如何打破孤獨的詛咒？
孤獨是我們的現代詛咒，解除居家隔離令也不能緩解疫情之前就存在的人際隔絕狀態。我們是否有婚姻之外的替代模式來打破這個詛咒？
對於我和所有其他人，情況是怎麼變得如此嚴重的？所有這些孤獨的人都從何而來？首先，請拋棄那種孤獨者都是養老金領取養者的刻板印象。2018年的這項研究發現，在以上三個國家中，超過一半自稱孤獨的成年人不足50歲。他們大概率也是貧窮和單身的。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他們也在面臨外部環境改變帶來的困難，比如近期失業或一種新的生活狀態。他們孤獨不是因為他們性格不好。
有些關於我為什麼孤獨的問題是容易回答的。我一直是那種典型的「無根」的專業人士。我18歲時從特拉華州搬到芝加哥，之後我的地址一直變來變去，我自己都數不清搬了多少次家。這換來了有趣的工作和許多給我帶來滿足感的冒險，而最簡陋的技術——電話——讓我保持與家的聯繫。不過，這種方式有其局限性。
疫情期間，我家開啟了一項每周日進行視頻晚餐的新傳統，但8月份我回家看父母，開車橫穿美國花的那13個小時提醒我，地理位置很重要。
地理位置對工作也很重要。今年1月，我離開芝加哥的新聞編輯室（那裡有好幾個記者同事是我的好朋友），加入英國《金融時報》，開始居家辦公。再多的群聊也無法取代現實中與人接觸帶來的親密感：每天見到同樣的人，和密友八卦，或者原本只是打算出去「喝一杯」，結果三個小時後醉醺醺地回家。我告訴別人，我比其他所有人早兩個月就討厭遠程工作了，他們笑了，因為我是笑著說的。我不是在開玩笑。孤獨令人感到羞恥，但這種孤獨往往是結構性的。我與人相處的時間變少了，就是這樣。
工作和家庭方面的原因就是這些。那麼友誼呢？這是一個小心翼翼的、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如果我說我感到孤獨，別人可能會笑。表面上看，我是那種朋友遍天下，從來不愁沒人陪的人。我總是那個提議喝一杯、去看場表演、過個節、吃個早午餐的人。我的公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至少在疫情之前是這樣的。我舉辦派對、做晚餐，這種時候我每分每秒都很高興。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確信友誼很寶貴。但這個我尋求情感滋養的地方，正是許多人傾向於偷工減料的地方。這種偷工減料也很有必要，因為一天只有24個小時，而且隨著工作佔據的時間越來越多，留給家庭、有意義的愛好或者友誼的時間越來越少了。
更糟糕的是，友誼往往不在成年人生活的日程表上。人們一周工作40多個小時是因為這是僱主的要求。他們見自己的配偶和孩子是因為住在一起。（有家庭的人並非就不會孤獨。與親密伴侶之間的心靈阻隔是一種特殊的「地獄」，凱澤家族基金會的研究稱29%的人正生活在這種「地獄」中。）但友誼是需要額外規劃的，當你想到取消約會有多容易、多輕鬆時，友誼的廉價性就顯而易見了。
過去幾年裡，人們寫了無數故事，講述如何在不顯得粗魯的情況下取消約會，或者頌揚放棄約會在家看Netflix的喜悅。疫情爆發後，Twitter上的搞笑博主開玩笑說，他們想念還有約會可取消的時光了。當然，另一個永恆的流行故事是，為什麼成年人很難交到朋友。集體性的健忘令人嘆為觀止。
我懂。真的。我有時也犯同樣的錯誤。將遵守約定看得如此重要看起來很傻，或者顯得小氣。但實際上，這是對時間這一稀缺資源的分配。所有的關係都需要時間和見面，更新再多的Facebook狀態也無法代替見面。甚至無法代替接起你臨時打過來（而沒有提前一周安排）的電話。
我會在周六早上和一個朋友聊天，聊我們這一周的事情；當我在工作中情緒崩潰時，我會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還有一個朋友，最近我們在芝加哥一個公園裡轉著圈散步，聊了好幾個小時。這些互動是有趣的、有意義的。這些都很有用。但這些還是不夠。我不確定什麼才算「足夠」。
孤獨不是客觀的隔絕狀態，而是對隔絕狀態的感知。已故神經學專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以對孤獨的突破性研究而聞名，他在2016年一次採訪中表示，「失去與他人的連結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痛苦。對有些人來說，這根本不算困擾；但對有些人而言，其痛苦程度甚至使之成為一種疾病。」對我來說，他人的關心就像星光一樣：看得見，但離得太遠了，無法溫暖我。
儘管我有廣泛的熟人圈子，但這並不能使一個人脫離孤獨。這場疫情讓我明白，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我是他們情感框架中一個「錦上添花」的裝飾，而不是必不可少的組件。我們在3月份去除冗餘裝飾，回歸家庭，回歸那些住在我們家裡的人，但我之前說過，我自己住。
儘管我和很多人關係都很好——我和鄰居聊天，和教堂的教友聊天，和各種各樣的陌生人聊天——但此時此刻我卻很難說出誰了解我生活的微小細節。小說家安•帕切特(Ann Patchett)在2003年寫道，真正的親密「不是打電話告訴你『我有外遇了』的那個人；而是打電話問『為什麼我的冰箱裡有4罐腌菜？』的那個朋友。」也就是那個聽你講述你看啄木鳥抓蟲的事情的人。
現代美國社會試圖用婚姻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沒有男朋友或者丈夫呢？我經濟狀況穩定，有自己熱愛做的事情。（基本上吧。）可惜，我還沒有找到我願意嫁給他、他也願意娶我的人，這讓我感到悲哀。帶有性別歧視的回答是，無論如何我都應該結婚——我很樂意把這個回答和用「傳統女性氣質」做成的餅乾一起，放在烤箱裡烤焦。
孤獨很可怕，但我寧願一個人過，也不願對一些基本的事情妥協：我要找一個喜歡的人，和他待在一起要很愉快，他要承擔家事，而不是理所當然地把他的事業放在第一位。二十年的戀愛經歷讓我能夠更快判斷出誰不適合我。（跟比自己小15歲的女人約會毫無問題，但跟比自己大哪怕兩歲的女人就不行？這樣的人但願我永遠不會遇上。）從理論上說這很實用，但這也意味著我有更多時間處於單身狀態。那也只好如此。
但是有一個比「她為什麼不結婚？」更好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婚姻是成年人唯一的一種長期、體貼的親密關係模式？」作家傑薩•克里斯平(Jessa Crispin)和布里艾倫•霍珀(Briallen Hopper)探討了這個問題，從過去發掘出了一些替代模式。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女性像伴侶一樣生活在一起，這種行為被稱為「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
在中世紀的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通常指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三國——譯者注），被稱為「beguine」的女性一起住在城市的單獨區域。她們可以工作、擁有存款、在沒有男人的情況下生活，但她們不是修女。她們沒有誓言一生貧窮、貞潔和服從，她們也不會一輩子都呆在那個單獨區域。我們不需要大規模地重建這種模式，但如果有更多模式讓不是情侶的人們也能結成夥伴共同生活，如果這種生活更常見，對我們這個孤獨的世界會更好。
解除居家隔離令也不能緩解疫情之前就存在的隔絕狀態。這場疫情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很好地說明了導致孤獨的原因，其實常常是與我們的個人價值毫無關係的一些狀況。我們的社會認為每天工作10個小時有價值、認為婚姻的價值高於所有其他關係，我承擔著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的後果，雖然這是我面臨的問題，但這並不是我的錯。這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忽然之間，這場情感飢荒看上去有了不同的潛在解決方案。也許是我們自己做更多，約好了就不要放鴿子。也許是我們要求我們的僱主做更多，奪回我們時間的所有權。也許是降低對我們配偶的要求，不再期望親密關係來承擔我們整個情感生活的重擔。
也許如果孤獨不是我的錯，那麼我就不必感到羞恥了。也許大家都不必感到羞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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