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農曆」，大概大家都把這當成是老祖宗的智慧，甚至還帶有很神秘的色彩。祝老師的這篇文章，帶我們重新回頭看農曆的制定過程，也引領進一步的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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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國這種歷史綿長的帝國，不論是「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文化」大部分是在混融交雜下，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事物；既難純化，亦鮮少一成不變。要指認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實屬困難。例如「中醫」，表面看似傳統醫學，但是，現今社會所理解的中醫，遲至二十世紀才變成吾等認知的樣貌。（讀者不妨參考雷祥麟的《非驢非馬（Neither Donkey nor Horse）》）。「農曆」，則是另一個例子，制訂現今所認知的農曆規則之人，乃是明末清初來華的西洋傳教士。也就是說，「中醫」與「農曆」這兩種最具中國特色的科學，剛好指出理解文化不在於鈎舉其特色，而在理解人們習焉不察的「文化」，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被創造？在何種權力場域被再生產？換言之，文化原應成為人們建構生存意義的系統，而不應淪落為掌權者所任意壟斷或召喚的符號體系。
明末西方天主教的傳教士原為拯救靈魂來華，卻因曆法失修而得到深入天朝的際遇。明代曆法失修的原因多端：一方面是因為天行有差，更兼曆法久未調校，疏漏在所難免。有明一代，沿用元朝《授時曆》，至明朝中業，已累積二百年誤差。其次，明朝遷都北京後，從南京搬去的天文儀器並未相應調整，當時欽天監官員不懂得計算曆法的背後原理，只知套用立成表來造曆。一旦曆法失準，便束手無策。
明朝的士大夫長久以來，便瞭解曆法問題，屢次上書改革。但明中葉以降政治腐敗，阻礙許多修曆的提案。直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時，曆法已到不能不改的程度。利瑪竇抓準時機，並向羅馬教廷尋求科技支援，畢竟他的老師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甫為教宗改曆，且在傳教士的大學教育裡，數學是基礎課程。不論在人才或知識，為明修曆，以駐在宮廷，似乎是可行之策。後來，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西方傳教士在徐光啟等官員信徒的幫助下，參與了明末的改曆。後續的傳教士進口了西方數學知識、儀器和天文表，並採用帝谷（Tycho Brahe, 1546-1601）的宇宙觀為改曆張本，也扭轉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
然而這看似精明的策略，卻也為耶穌會士帶來了兩難的困局。當時西方人用的是太陽曆，中國用的卻是陰陽合曆，故傳教士不能把西方的曆法技術全盤移植；又因曆法在中國政治上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所以他們也無法任意改變當時人慣用的曆法形式。傳教士唯有嘗試拼湊中西方的曆法以創立一部準確又合中國人使用的曆書。然而，曆算向來牽一髮而動全身。西洋的儀器與技術，全部都用西方的度量，光是轉換就曠日隳時。最後傳教士決定廢去《大統曆》一天百刻十二辰的時制，改成一日96刻；同時也改變了日行一度為一日，圓周為365.25度的度量，改用360度為圓周。傳教士並改用太陽在黃道上行15度為一個節氣。雖然這能使傳教士能比較準確地測算日、月蝕，並保持中國曆法原來的形式，卻也改變了中國曆法的「置閏」規則，出現一個月有個三節氣，或一年有兩個無中氣月等以往《大統曆》不會出現的例外。這些複雜的狀況使原本一般知曉算法便可自行推算的曆日，成為西洋專家之祕。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