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有歌德，英國有拜倫，波蘭立陶宛有米基維奇（Adam Mickiewicz），相應巨著是《浮士德》、《曼弗雷德》和《塔德伍斯先生》。
配得上做史詩，都是時代所孕育。老邁的歌德覲見如日中天的拿破崙，瞧見自己的時代正在過去；參軍的拜倫，在敵軍統帥身上見到偶像光芒；米基維奇與詩社會友緊隨法軍的步伐，圖謀為波蘭復國。吟遊經歷創造了詩人，他們不是被時代揀選，而是把自己奉上。
「我覺得自己要寫些甚麼……」大部分作家都是這麼開始的，這句說話就像「起初神創造天地」那樣——是甚麼驅使他要創造？神也未必能夠回答，但一切就是由這一句呼召所開始：我覺得要寫些甚麼……
這也困擾着米基維奇。今天的波蘭、立陶宛和白羅斯的子民，都會認定他為最偉大的民族詩人，但在百多年前，他是如何感應這種捨我其誰的呼召？撇除後世，如果當代有人自詡為撰寫時代史詩的偉人，恐怕只會被他的同胞厭棄和訕笑，看不起他何德何能可以這麼狂妄。未聞於世的米基維奇也有這樣的疑惑，因為他感應到自己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彌賽亞，肩負着整個波蘭猶太的民族命運。幸運的是，那個時代未有心理醫生，他可以循着這呼召實現自我。
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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