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舊文】方程是永恆:愛因斯坦
今日係圓周率日、白色情人節,同時亦係愛因斯坦生日。
注:感謝讀者Ka Wa Tsang 指正,狹義相對論可以用於非慣性參考系。我曾在另一文章談及這錯誤,但忘了修改此文。在非慣性參考系使用狹義相對論的結果,是會出現不存在的「偽力」,情況如同離心力一樣。
//1879年,愛因斯坦出生於德國南部小鎮烏姆(Ulm)。1880年,他隨家人搬到慕尼黑(München)。與一般印象相反,愛因斯坦小時候因為鮮少說出完整句子,父母曾以為他有學習障礙。
愛因斯坦在慕尼讀中學。他非常討厭德國學校著重背誦的教育方式,課堂上總自己思考問題,不專注聽課,所以經常被老師趕出班房。1894年,愛因斯坦15歲,他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Hermann Einstein,1847-1902)在慕尼黑的工廠破產,迫使舉家遷往意大利帕維亞(Pavia),留下愛因斯坦在慕尼黑完成中學課程。同年12月,愛因斯坦以精神健康理由讓學校準許他離開,前往帕維亞會合家人。
這次出走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甚至可說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科學發展。
愛因斯坦不懂意大利語,不能在帕維亞上學。他早有準備,前往瑞士德語區蘇黎世(Zürich)投考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通常簡稱ETH Zürich)。結果愛因斯坦數學和物理學都考得優異成績,但其他科目如文學、動物學、政治和法語等等卻全部不合格。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給予愛因斯坦一次機會,著他到附近小鎮阿勞(Aarau)去完成中學課程,明年再考。在這段期間,愛因斯坦暫住在斯特・溫特勒教授(Jost Winteler,1846-1929)家中。愛因斯坦很喜歡開明、自由的溫特勒教授一家,利用這一年溫習各科目,更與溫特勒的女兒瑪麗・溫特勒(Marie Winteler,1877-不詳)相戀。
瑞士的教育方式與德國的不相同,並不強調背誦。瑞士學校老師非常鼓勵學生發表意見,不會以權威自居,這一點與討厭權威的愛因斯坦非常合得來。愛因斯坦曾於寄給溫特勒的信中寫道:「對權威不經思索的尊重,是真理的最大敵人。」[1]他稱自己為世界主義者,不喜歡德國日漸升溫的國家主義。溫特勒教授就幫助愛因斯坦放棄德國國籍,愛因斯坦因而成為了無國籍人士,他很喜歡這個「世界公民」身份。
一年後,愛因斯坦再次投考蘇黎世理工學院。物理、數學當然成績優異,其他科目亦合格,愛因斯坦順利被取錄入讀物理學系。然而,他父親卻期望他進入工程學系,將來繼續家族工廠,因此他們大吵了一場。
愛因斯坦大學時繼續他我行我素的性格,經常逃課去上其他科目的課堂,所以都要他的同學們幫他抄筆記,他才知道考試範圍。加上愛因斯坦以刺激權威為樂,教授們都不喜歡這個又煩又懶的學生,不願意幫他寫好的推薦信,所以他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在學時,愛因斯坦與物理系唯一一個女同學米列娃・馬利奇(Mileva Marić,1875-1948)相戀。根據膠囊資料顯示,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書信中曾提到他們有個女兒叫麗瑟爾。不過後來他們就再沒提到她,歷史學家估計麗瑟爾出生不久就死於猩紅熱。愛因斯坦與米列娃在1903年結婚,之後他們生了兩個兒子——大子漢斯和二子愛德華。他們最終在1914年分居,1919年離婚。
愛因斯坦於1900年畢業,取得了教學文憑。可是,由於教授們都不喜歡愛因斯坦,他申請大學職位的申請信全都石沉大海。愛因斯坦非常沮喪,以致他父親於1901年寫信給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教授(Wilhelm Ostwald,1853-1932,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請求他聘請愛因斯坦當助手,或者至少寫給愛因斯坦鼓勵說話。當愛因斯坦快要連奶粉錢也不夠的時候,他大學時的舊同學格羅斯曼・馬塞爾(Grossmann Marcell,1878-1936)[2]的岳父以人事關係幫他在瑞士專利局找到了一份二級專利員的工作,愛因斯坦才度過難關。
愛因斯坦喜歡在早上就把所有工作做完,利用整個下午在辦公桌上思考物理問題。一個從學生時代就已令他著迷的問題就是:如果他能夠跑得和光一樣快,會看到什麼?
詹士・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的電磁學方程組說明光線就是電磁場的波動,而電磁波亦已被亨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 1857-1894)的無線電實驗證明存在。科學家認為,既然光是波動,就跟所有其他波動一樣需要傳播媒介:聲波需要粒子、水波需要水份子,而光需要「以太」才能在宇宙直空中傳播。
愛因斯坦於1905年發表狹義相對論。在這之前牛頓的絕對時空觀早已令科學界困擾多年。著名的邁克遜—莫雷實驗結果與牛頓力學速度相加法則相違背[3]。無論地球公轉到軌道的哪個位置,無論實驗儀器轉向哪個方向,光線都相對以太以同樣秒速30萬公里前進,分毫不差。這就好像下雨時無論向哪個方向跑,雨點總是垂直落在我們的頭頂。難道雨點知道我們跑步方向,故意調整落下角度嗎?
光速不變概念非常革命性。因為光速不變,在我們眼中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其他人看起來卻不一定同時。時間與空間有微妙關係,兩者結合在一起成為時空。當年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問題必然出在馬克士威電磁方程式,但愛因斯坦卻不這麼想。他認為,我們常識中對「同時」的理解根本有誤。不過,愛因斯坦並非以力學切入這個問題,而是思考一個著名的電磁現象:法拉第電磁感生效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指出,移動的帶電粒子會同時產生電場與磁場,靜止的帶電粒子則只會產生電場,沒有磁場。但相對論說宇宙並沒有絕對空間,速度只有相對才有意義。而物理現象必須是唯一的,所以我們就有個問題:究竟有沒有磁場存在?把電磁鐵穿過線圈,我們可以做以下三個實驗:
(一)固定電磁鐵,移動線圈;
(二)固定線圈,移動電磁鐵;
(三)固定線圈及電磁鐵,改變磁場強度。
實驗結果:三個實驗之中都有電流通過線圈,而且數值完全一樣!
我們可以從實驗結果得出甚麼結論?基於完全不同的物理過程,實驗(一)與實驗(二)和(三)得到相同的電流。實驗(一)產生電流的是磁場,而實驗(二)和(三)產生電流的卻是改變的磁場所感生的電場。嚴格來說,實驗(一)的結果並非法拉第定律,因為法拉第定律所指的是磁場感生電場。正是這區別令愛因斯坦得到靈感,他在論文中說這個現象顯示無論是電動力學與力學,根本不存在絕對靜止這回事。
愛因斯坦預期相對論會在科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結果卻是異常安靜。愛因斯坦突然拋棄了物理「常識」,此舉令科學界摸不著頭腦。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1918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可能是唯一一個明白相對論重要性的人,他讀到論文後寫過信去問愛因斯坦解釋清楚一些理論細節,更派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1914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去拜訪愛因斯坦。馮勞厄發現愛因斯坦竟然不是大學教授,而是瑞士專利局裡的小職員。回家路上,愛因斯坦送給馮勞厄一支雪茄,馮勞厄嫌品質太差,趁愛因斯坦不為意從橋上把雪茄丟了下去。
愛因斯坦導出那舉世聞名的質能關係方程式E=mc2,解釋了放射性同位素輻射能量來源和太陽能量來源。不過愛因斯坦後來在1921年獲頒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並非因為相對論,而是因為他應用普朗克的量子論解釋了光電效應。
愛因斯坦並沒有滿足於狹義相對論。狹義相對論只適用於慣性坐標系,可是宇宙裡絕大部份坐標系都是非慣性的,例如地球就是個加速中的坐標系。愛因斯坦知道必須找出一個新理論去解釋加速坐標系中的運動定律。他幾乎是獨力地與新發展的數學分支「張量分析」在黑暗之中搏鬥了十年之久,最後才於1915年11月完成廣義相對論。我們已經觀賞過的宇宙大爆炸,都遵守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式。
愛因斯坦尋找正確的廣義相對論公式期間,米列娃與愛因斯坦的關已經變得非常惡劣,而且愛因斯坦的母親非常不喜歡他倆的婚姻,米列娃她就在1914年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他們的家柏林,到瑞士去了。與孩子分離使愛因斯坦非常傷心,因為他堅持留在德國做研究。不過,他與後來第二任妻子、表妹愛爾莎・愛因斯坦(Elsa Einstein,1876-1936)[4]的曖昧關係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穿越時間來到了1915年11月底,愛因斯坦就快發現能夠描述整個宇宙的新理論了。狹義相對論裡時空是平的,並且所有慣性坐標系都是等價的。廣義相對論描述的是更廣泛的彎曲時空,它能描述所有坐標系。只要指定一套時空度規、給定能量與物質密度分佈,就能夠計算出時空曲率如何隨時間改變。相對論大師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曾說:「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5]
狹義相對論改正了以往區分時間與空間的常識,而廣義相對論則把萬有引力描述成時空曲率,連光線也會被重力場彎曲,再次顛覆了常識。我們只需要把一組十式的愛因斯坦場方程式配合相應時空度規,任何宇宙的過去與未來都能夠計算出來。
當然很多人質疑廣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因為科學理論必須接受實驗驗證。終於在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1944)來到西非畿內亞灣普林要比島(Principe)以日全食觀測結果驗證了廣義相對論。1919年5月29日早晨,下著傾盆大雨。幸好到了下午1時30分雨停了,不過還有雲。愛丁頓努力拍攝了許多照片,希望能夠拍到太陽附近的星光偏折。最後結果出來了:在拍得的照片中,有一張與愛因斯坦的預測數值吻合。其實在科學裡,一個證據並不足以支持一個理論,但愛丁頓是個廣義相對論狂熱擁護者,他立即對外公佈廣義相對論已經被證實了。
廣義相對論場方程式顯示,宇宙若不是正在收縮就是正在膨脹。我們已經知道,當年愛因斯坦認為宇宙永遠存在,因此他在場方程式裡加入了宇宙常數,用來抵消重力,使宇宙變得平衡,不會擴張也不會收縮。但這樣的宇宙極不穩定,只要非常細微的擾動,宇宙就會膨脹或收縮。就好像把一個保齡球放在筆尖上,理論上保齡球可以停在筆尖上,但只要一點點風就能使保齡球滾下來。
不過,這個常被人說成是愛因斯坦一生最大錯誤的宇宙常數,其實的確存在。錯有錯著,歷史再次證明愛因斯坦正確,儘管這並非愛因斯坦的原意。1929年,愛德溫・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發現星系正在遠離地球,而且越遙遠的星系後退的速度就越快。這只能有兩個解釋:要麼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要麼宇宙正在膨脹。當愛因斯坦知道哈勃的發現後,他後悔在廣義相對論方程式裡加入了人為的宇宙常數[6]。
今天,科學家已經發現宇宙不單正在膨脹,而且膨脹正在加速。暗能量、或者宇宙常數,因而在上世紀末重新復活。一個正在加速膨脹的宇宙,比一個靜止的宇宙需要更巨大的宇宙常數。而且事實上,即使有宇宙常數,宇宙亦不可能靜止。
愛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為擔心納粹德國會製造出原子彈,所以他曾寫信致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搶先研究製造原子彈。到戰後才發現,當時的德國根本無法造出原子彈,因為大多數的科學家已經被希特拉趕走了。那天早上,當愛因斯坦聽到原子彈已經把日本廣島夷為平地,他就呆坐在家,久久未能平復心情。從此以後,愛因斯坦極力主張廢除核武,導致他被50年代著名的FBI胡佛探長(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認為他是共產黨間諜。理所當然,胡佛始終無法找到任何證據捉拿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因以普朗克的光量子概念解釋了光電效應而獲得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光電效應論文證明了光同時是波動和粒子,稱為光的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不過,儘管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所有預測都未曾出錯,兩者卻互不相容。現在的科學家十分清楚:要不是量子力學是錯的、或廣義相對論是錯的、或兩者都是錯的。
愛因斯坦於1923年7月11號在瑞典哥德堡舉行的Nordic Assembly of Naturalists會講上講了他的諾貝爾獎講座。雖然他得到的是1921年諾貝爾獎,可是因為諾貝爾奬委員會認為在1921年的提名名單中沒有人能夠得獎,跟據規則該年度之獎項順延至下一年頒發,所以愛因斯坦實際於1922年得到1921年的諾貝爾獎。而由於在1922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舉行時愛因斯坦正在遠東旅行,直到1923年愛因斯坦才在哥德堡講出他的諾貝爾奬講座。順帶一提,愛因斯坦獲頒諾貝爾獎不久之前,他正在香港。
愛因斯坦雖然有份為量子力學打下基礎,後來卻變得不相信量子力學,例如他與兩個物理學家共同提出的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7]就是為了推翻量子力學的。可是,科學家後來發現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的假設「局域性」是錯的。廣義相對論認為宇宙是「局域」的,只有無限接近的兩個點才能有因果關係,因此推翻了牛頓重力理論中的「超距作用」。但量子力學卻說,兩個相距非常遠的粒子也能夠互相影響,因此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的假設是不相容的。
愛因斯坦一生都在尋找量子力學的錯處,結果是一個都找不到。他晚年一直在研究統一場論,希望統一電磁力和重力。不過,在他死前,人類並不知道除電磁力和重力以外還有強核力和弱核力。所以愛因斯坦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去進行統一場論的研究,歷史注定要他失敗。
愛因斯坦一生對金錢、物質、名譽等不感興趣,他喜愛的東西大概可說只有物理和女人。他希望找出大自然的終極奧秘,並以優美、永恆不變的數學方程式表達出來。愛因斯坦覺得「政治只是一時,方程式卻是永恆。」[8]愛因斯坦聲稱自己並不擅長政治,但他在一生中卻經常對種族平等、世界和平等政治大議題作公開演講。因此他也引來許多人對他的政治立場表達不滿。
當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哈伊姆・魏茲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於1952年逝世時,以色列官方曾邀請愛因斯坦擔任第二任總統。最後,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感謝並婉拒。
1955年4月18號,愛因斯坦在撰寫祝賀以色列建國七週年的講稿中途逝世。他生前堅拒以人工方法勉強延長生命,他說:「當我想要離去的時候請讓我離去,一味地延長生命是毫無意義的。我已經完成了我該做的。現在是該離去的時候了,我要優雅地離去。」//
普朗克定律公式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沈旭暉隨緣家書] 早前在個人專頁分享了「達克效應」這理論,網友反應熱烈,現實世界的朋友也無不會心微笑,因為這完全反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但前瞻未來,在網絡演算式改造下的新世界,「效應」的發酵程度只會更嚴重,我們年前警告過的「微真相時代」,只會越演越烈。
所謂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本來只是一個社會科學學者開玩笑的理論。Dunning和Kruger二人都是大學學者,他們在1999年通過問卷調查,先評估受訪者的硬知識、技能,再追蹤他們對自己答問水平的自我評估,發現知識程度越低的人,自我評估回答問題的水平越高、越以為無所不知,有一種建基於幻想的優越感;但知識程度越高的人,卻越是認為自己的回答不夠好,明白多言多敗,更傾向謹言。這調研反映的定律,其實「自古以來」皆有之,像達爾文說「無知比知識更能令人自信」,就很好的概括了人類這種生物的習性,後來被不同專業的人反覆論證,發現是一個「普世」現象,簡單而言,就是這樣一條曲線:
為什麼人類會有這樣的習性,涉及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不同範疇,這裏不一一細述。而社會畢竟由庸眾組成,精英在古今中外,永遠只能是少數。到了網絡時代,人性反精英的一面,比從前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從網絡論壇、社交媒體公眾號的留言區,最能反映一二:絕大多數留言,不是毫無養份的情緒、立場宣洩與負能量,就是對內容斷章取義的理解與評論,對內容越不了解的人,越有勇氣發言,反而對內容有認知的人,則很少留言。
這首先是因為網絡世界的閱讀習慣,都是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網民的專注度以秒為單位,只看圖像、標題,根本不是為了了解資訊內容,而是無論看見甚麼,都是主觀地發洩自己的情緒與立場。這時代分享一篇文章時,大多數網民只會閱讀十多字的「小編按」,或當一個標題黨,就當作消化了全部,對題目真正有興趣討論的人,劣幣驅逐良幣,反而不會願意參與,頂多只會私訊。這就像在現實世界,一群專家遇見根據「達克效應」發言的庸眾,自然不會和他們較勁,只會、也只能一笑置之。
這種閱讀習慣,慢慢發展成一種網絡傳播「知識」的公式,網民只會關心旁枝末節,因為易懂,一幅照片最容易「看」的是有沒有走光,一片長文最容易「讀」的是hashtag有沒有串錯字或錯別字,又或能否從十個字的內容借題發揮、留言顯示自己才是看透世情的大師,因為這是「任何人」都能進入的門檻。至於消化文章的脈絡和思考,根本無助呃like,自然沒有市場。這是我們說過的「微真相時代」,慢慢需要發放、控制資訊流通和設定議題的人和機關,發現只需要製造、放大這樣的「討論焦點」,就能主導議題和討論方向。群眾看見的小樹苗比例上越來越大,森林明明就在眼前,卻越來越遙不可及。
再加上網絡演算式越來越個人化,機械學習的系統又只會模仿、放大每人的習性,假如一個人是達克效應的庸眾,只會在網絡遇見越來越多同質性強的「偽專家」,而在資訊發佈的留言部份,這樣的留言,又只會成為更顯眼的主流。結構出現了,那些通過機械人海量製造貌似不同、其實內容劃一的留言,技術已相當成熟,飲食、電影討論區的網絡打手,很多早已不是活人,近年連政治討論區也充滿殭屍留言,美國這方面的發展,則隨著特朗普的競選運動發揚光大。久而久之,達克效應的描述,在新時代變得更極端、更常見,而遺憾地,這是一條不歸路。
普朗克定律公式 在 大詩人的寂寞投資筆記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人生有許多悖謬,其中一個是我們天生就會,而且習慣性地做貝葉斯推算,但幾乎沒人能算得準確。好比小朋友學數學,就算會了公式,還是永遠粗心總做錯。不是一個人,幾乎所有人都這樣,我們無時不刻都在用正確的方法做錯誤的運算。
什麼是貝葉斯推算?一句話,就是我們根據新的信息、證據、數據來更新看法、判斷、信念。試問誰不是如此?我們天生是貝葉斯動物。
貝葉斯本人是18世紀初蘇格蘭的一位神父。貝葉斯推理本質上是條件概率的變形: 已知如果A則B,那麼反過來求解如果B則A的概率 。說到這裡正常人已經暈掉了。誰也沒有在大腦里隨時攜帶計算器。
講道題就明白了。這道題對每個人都很重要,極為有用。
如果有種疾病,總體發病率是千分之一。針對這種病的檢查,準確率很高,如果得了這病,那麼測出來是陽性的概率是99.5%;如果沒得這病,相應地被測出來為陰性的概率也是99.5%。現在,檢查測出是陽性,請問當事人得這病的概率是多少?
大多數人會答99.5%,要不就是各種亂猜。有人在哈佛大學醫學院這個世界上最精英的醫生教育訓練機構做實驗,發現大多數哈佛學生也不會算。
這道題適用於任何罕見病,只是上面情境里用的數據來自艾滋病。 艾滋病感染者在中國男性青壯年中所佔比例是千分之一,HIV試紙檢測的準確率是99.5%。如果有人測出陽性,是不是死定了?
許多人真這麼想,以為自己末日來臨,做了許多瘋狂的事。其實沒必要。
先揭曉答案:如果你是個普通人,即使檢查出陽性,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也只有不到六分之一。
如果用條件概率去算,得有個計算器,一聽腦袋就大,哈佛醫學院學生就折在這裡。我這裡給個簡單辦法:
上面例子中,千分之一的發病率意味著一千個人當中有一個感染艾滋病,而這個人測出陽性的概率是99.5%,約等於1個。同時,剩下999個沒有感染艾滋病的人中,因為檢查結果有千分之五的假陽性,會檢測出4.995個陽性,約等於5個。加起來,1000人檢查會有接近6個人檢出陽性,但其中只有1個是真的感染者。
也就是說,如果檢出陽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接近六分之一。必須嚴肅對待,但不用覺得末日已到。
貝葉斯推理,就是我們根據新的信息來更新我們已有的認識。在這裡面,我們已有的認識是艾滋病在中國男性青壯年當中的它的發病率是千分之一,同時,檢測出假陽性的概率是個新的信息。
這兩者合起來,我們得到的新的認知是:檢出陽性的這個人他得艾滋病的概率,從你以為的99.5%變成了六分之一。
從概率到頻次
我上面這樣做,沒有用概率,而是換算成頻次,貝葉斯推算難度驟然下降,變得非常簡單。學者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在新書《風險與好的決策》( Risk Savvy: How to Make Good Decisions )中說:
貝葉斯推算本來就很簡單,不要說哈佛醫學學生了,就是小學生也能算對,關鍵就在於要改變算法。
吉仁澤是德國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適應性行為和認知項目的主管。他與諾獎得主卡尼曼互相尊重又長期爭論。卡尼曼是位心理學家,獲得的卻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因為他將諸多人類心理上的認知偏差引入經濟學,激發了整個經濟學行為轉向的大潮。
卡尼曼認為人有許多認知偏差(bias),驅動人們不思而應,貿然而對。吉仁澤則認為,這些不能叫認知偏差,彷彿它們必然是錯誤的。他建議把這些思維特點稱為「大拇指定律」,因為大體靠譜,偶爾犯錯。它們節省了寶貴的大腦運算資源,在演化上是有優勢的,所以人類到今天還是這樣。
他舉了個例子,經濟學家的完美代表薩繆爾遜,寫跟投資理論有關的論文,都是資本市場線、資產定價模型,一堆數學模型,但他自己實際投資就很簡單,股票、債券、現金等等,就是在幾種資產類型中,把資金平均分配就好了,簡單、有效。
其實類似策略在猶太古代經典《塔木德》中就有記載:把錢平均分作三份,一份買地,一份經商,一份儲備。錯不到哪裡去,算太細了額外收益有限。
在貝葉斯推理這個問題上,卡尼曼認為人類很不擅長,從不細算。吉仁澤則認為關鍵在調整算法。人們一遇到概率就暈,但很擅長計算頻次。
在貝葉斯推斷問世之後不久,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一位科學家、法國人拉普拉斯就獨立發明瞭計算方法的實用版,要點就是計算頻次。
生活中的貝葉斯
我來介紹一個在這基礎上我自己改造後使用的貝葉斯推理模板。
無論面對什麼問題,關於未來會怎麼樣,你設定三種可能情形:上、中、下,分別對應著變好,不變,變壞。如果你已有個初步判斷,就相應配給上中下相應的基數;如果你是一張白紙一無所知,還沒有任何判斷可言,就給他們相同的基數。
接下來事情本身的走向會帶來新信息,有可能傾向於或者上或者中或者下這三種情形,是什麼情形你就在對應的基數加分,加多少看新信息的力度大小而定。
我的模板是這樣的:上中下各配基數33.33(用100除以3,平均分配),每次加分的取值範圍是從1到5,最強5分,最弱1分(如果認為信息強,就賦值5,信息弱,就賦值1)。
這樣,無論什麼事,打上一段時間的分,你就對它是很有些數了,絕對比每次臨時拍腦袋現想要靠譜。你就有了隨身攜帶的貝葉斯大腦。
貝葉斯推理有兩大要求:第一是要釐清你已有的判斷,第二是誠實對待新的證據,兩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判斷的出發點,後者是更新判斷的依據。
說到這裡你應該想到了,市場就是個貝葉斯下注系統,用交易來解決看法分歧。當前價格對應於當下看法,而價格變動代表著看法修正。它是個活的、龐大的、永遠在變形的貝葉斯系統。之所以說任何一個人很難穩定地戰勝市場,因為市場本身是極為有效地反映了現實中人的看法。
同理可推,如果能集納一群看法相對靠譜的人,就任何判斷持續下注,那這個群可以用來給出對任何事情的預測。
再進一步,人與人的靠譜程度不同,判斷的靠譜程度亦不同,根據各自表現,動態調整其權重,靠譜的人權重逐漸增加,不靠譜的人權重逐漸下降,加權平均形成新的判斷,準確度會更高。最終你將獲得兩樣東西:一個是相當有效的判斷系統,一個是相當有效的對判斷者的評價系統。兩者互相反饋,繼續提升精度。
其實,我們在生活中也是這麼做的,接近靠譜的人,遠離不靠譜的人,重視權威,輕視妄人。區別在於,生活中做貝葉斯人,我們做得既不系統也不精確,經常算錯,現在,借助手邊的工具,我們能做得好很多。
當然,永遠不要忘了,無論是貝葉斯大腦,還是借助工具打造的貝葉斯外腦,都只是一幅地圖,幫我們在未知地形上摸索。不論多少人用多麼靠譜的方法共同繪制它,如果地殼崩塌,行星撞地球,地形一夜間就天翻地覆,貝葉斯並不能比其他地圖更好地幫助我們。
它無法對抗黑天鵝。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誰也對抗不了。
第二個不要忘記的事情,就是在在先的判斷與新證據之間並不總是彼此獨立的。如果你已經絕對相信上帝存在,那麼無論出現什麼新信息新證據,你總能找到讓你舒服的解釋。
真正的貝葉斯人不這樣。他們會尊重先入之見,因為它是一切新知的出發點,但又隨時準備清空存量,以避免掉入這一陷阱。
可惜這種人不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