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普羅米修斯日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４８５，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１１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ｘ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ｃｄｃ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１５００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１５００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ＦＢ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１４００人才得出了那麼１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１４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３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１４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１４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６月１５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１４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１４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１４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２月入境台灣，６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４個月時間，要說２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７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１４天隔離檢疫」．
　
７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１４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８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１４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１２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２次，居家檢疫縮短至５天．
　
１９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１４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２０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５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１０００元、檢驗一次３０００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５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１９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３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１２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３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１２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１２國記來轉移焦點，從３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１４縣市一齊普篩，上演１４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３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ｂｒｏｔｈｅｒ．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RRHH　＃Spencer　＃LAN　＃Jean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贊助神父的菸　守護台灣防疫】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跨越1949：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演講，臺北2016年

2005年時我曾語帶調侃的寫了一篇文章叫「兩岸三地一中文」，談我個人在三地的閱讀和寫作的經驗和體會，並談到方言寫作與香港的書面語，開始了我對相關議題的更大興趣。
過去三年，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講過「一種華文，各自表述」，這時候「中文」已經改成「華文」，更提到要以華文（sinoscript）代替華語語系（sinophone）書寫的想法。聽眾似對各自表述方面很感興趣，而往往忽略了我的前題是華文一種。
今天的題目是「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不止談各表，還強調共生；不止談體驗談現象，還談點理論。在粵語裏這叫「撈過界」，唯此必須請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我會說到：
1，標準書面語的變化不止來自方言。三地華文字詞書寫的演變都應該叫三及第化，而不是語音為主的克里奧爾化。
2，華文從來不是我手寫我口。書面語也是約定俗成的，不等於白話或北方口語。
3，書寫對言語的影響。
4，文與言要分開而論。華文以文為主，不是語音中心的：以語為前、文為後，語為第一性、文為第二性，是一種顛倒的思維。我會帶到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中心之議，以及柄谷行人對其一連串的思考，並考慮柄谷對日文的論述是否足以形容華文之文的獨立性和華文的「文言二途」的特殊性。
5，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跨越1949」，我認為華文在三地的各自表述是與49年前後的政治變局分不開的，49年後華文的加速變化，是與政治分斷與政權建設相關的。
不過華文的共同幽靈有強大黏性，而華文的非字母拼音的形聲圖像字體特性，保障了華文是一體共生的一種書寫文字，各地的華文的表述可以不一樣，但依然是同一種華文的寫作。而且我們不能說都是49年惹的禍，因為就後果而言現在我們看到的可能是華文的新契機、新盛世。
演講分為六節，即：為什麼用「華」字、為什麼叫華文書寫不叫華語書寫、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如何各表、何謂同表、為何必需共生。

1, 為什麼用「華」字?
華文，人們經常與中文、漢語、漢字甚至華語交替使用，很少細究。從小我們香港人就一直叫華文為中文，很順口順耳。
1.1 事緣有一年我和一位大陸作家一起同台，在倫敦用普通話演講，同場有普譯英的翻譯。那位大陸作家介紹自己是中國作家，然後轉過來面對我，他停了一下，然後說我是…國際作家。我感覺他是很善意的，本來大概想說我是香港作家，但猶豫了一下在這樣場合說我是香港作家而他自己是中國作家是否有歧義，才突然轉出一個國際作家的說法。我很不認同國際作家的說法，當時想回應一下，但一時想不到聰明的說法。事後我想到當時我可以說，不不不，我們都是中文作家。不過，如果當時我回應說我們都是中文作家，只會製造更多誤解，因為我們的翻譯會把中國作家譯成Chinese writer, 也把中文作家譯作Chinese writer, 英譯上是一樣的，台下聽眾會以為我也在爭做中國作家。
如果當時我說我們都是華文作家或華語作家，自己補上一個英文單詞sinophone，或許可以解窘。
中國人、中國的、中文，在英文裏都是Chinese，有時候是會有點含糊，為此，有文學研究者提出書寫上的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說。
但我這裏主張以華文代中文，主要不只是因為翻釋上容易有混淆，還有別的原因。
1.2，中文的言語不叫中語，叫漢語、華語，然後漢語、華語又被等同於國語普通話(一種北方地區語被選為一國之通用語) 。大陸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為避免民族之間的敏感，決定不把屬於漢語的北方官話叫做國語，而叫普通話。普通話即通用語、橋樑語(lingua franca)。中文則如當年歐洲共通的拉丁文。
中文自漢代開始，就為鄰族所學用，但當時沒有中文之說。現在中文是中國的官方文字，不過大陸地區除漢族外，還有23個有文字的民族。為了避免大漢族主義與帝國意味，「國」語已改稱普通話，文字方面是不是也應有比中文兩字稍好的說法呢？譬如說，不叫中文叫華文？
1.3，大陸有很普遍的「漢語」說法，例如詞典叫漢語詞典，另外字叫漢字，地方叫漢地，學術叫漢學。日本有和制漢字之說。
1.4，但華比漢更早。我常以「華漢」代替「華夏」，因為夏的政體信史不可考，但華作為華族是實證存在的。華族文字出現在甲骨文之前或至少同期，周有周文周語，但當時的文字大概還有不同版本，秦滅六國後書同文才奠基為一種，可見華文、周文、秦文，都早於漢文。
廣東人叫海外華人為唐人，講唐話食唐餐聚唐人街，但唐就更晚了。現在海外華人一般稱華僑華裔，殖民地香港稱華人為華民或華人。南洋也多用華文一詞代替中文。華和漢都是普及用法，只是華在先，漢在後。
1.5, 就語言而論，華語、漢語我都認為沒有問題。從文字書寫來看，華文比漢文更普及。但華文的字，若叫華字，就很生僻，遠不如漢字通行，所以也有華不如漢之處。
1.6, 我覺得大家可繼續言語叫漢語或華語，文書叫中文或華文。我只是認為細究起來，「華」比「中」、「漢」更恰當。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希望讀者同意我試用「華」字貫徹這次演講的文與語，以華文暫代替中文，以華語代替漢語。其實這裏我要真正強調的還不是一個「華」字，而是「文」字。即：華文以文為主，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若以文字中心主義代替語音中心主義的進路的話，漢語詞典應改叫漢文詞典或華文詞典。

2, 就書寫而言，為什麼要用「華文」而不該用「華語」？近年有以英文書寫的國際漢學界帶頭，區分sinophone 與chinese, 寫作分華語語系寫作與中文（中國）寫作，文學分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前者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書寫都叫做sinophone華語語系寫作而不是chinese中文（中國）寫作。由離散到移居地新本土身份，華僑變華裔，僑民變定居者，鄉愁花果飄零改為此時此地靈根自植，這一切確甚有49年政治分斷的意味，甚至有內部殖民主義的指控：有論者強調，華語語系寫作，不包括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但卻包括使用華語的中國大陸地區少數民族。
在中國以外漢學界普遍接受華語語系寫作一說之前，我想不合時宜地再做一次友善的勸阻：華語語系書寫的概念是不成立的、不自洽的。其實現成已經有一個很好、很準確的說法「華文」。我認為包括大陸、台灣、各民族，全世界所有的漢字書寫，都應叫華文書寫。我主張以華文書寫來糾正華語語系書寫之說，解決後者解決不了的理論難題，把顛倒的理念再顛倒過來。
2.1，華語sinophone，是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華文sinoscript，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而華文書寫的重點在文字，不在語音。重點是文，如果仿傚英語學界以語為重，借用柄谷行人的說法，那是一種顛倒。
2.2, 華語或漢語常被誤以為等同官話、國語、普通話。外國人說學漢語華語，其實是學國語普通話。更常出現文、言混淆，譬如說，有人會問外國人，你會說中文嗎？
其實華語不是用來日常溝通言說的。華語只是一般人不理解的語言學的超大分類(sinitic語，出自sinitic-tibetan語類)，是包括現存所有華漢方言地區語即各種華漢地方住民的母語，加上後天的官話國語普通話的抽象總稱。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分類。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人會說抽象的華語 (只說方言母語和普通話) ，更沒有人是用華語語系來寫作的，有的只是用華文的寫作。
2.3, 你可能會說，等一等，國際學界只能理解sinophone，因為有anglophone, francophone, lusophone等說法在先，沒有西方人會懂sinoscript的意思。但這可正是我要矯正、要強調的重點，也是問題所在。漢學界用了西方的語音中心思維，機械地以字母拼音書寫為模型，以「後拉丁文」歐洲較受俗語拼音影響而演變出各民族國家新語文的觀念，錯套在兩千多年書同文、文字中心的華文世界。漢學界和華文學界似應該先不要管外國人懂不懂，首先要實事求是的擺正自己的道理。
漢字華文是全世界華文寫作者共用的，已經有了通用的、準確的、政治上中性的華文書寫一說，為什麼要有引進華語語系書寫之一舉？華文的書寫，根本不是建基在語音之上的字母拼音書寫，故此西方的英語語系、法語語系的理念，不適合用在書同文的華文書寫上。
且不說後置詞 -phone與近代殖民主義歷史分不開，各種 -phone是指被殖民地區的住民，學了殖民宗主國的語言。但至少對境外華文寫作者來說，殖民與離散有別，她不是被殖民者，只是移居者，並不是在用殖民者的語言，她是在別種主流語種的地區，使用在當地屬於少數人的一種文字的寫作者，她的寫作只能稱為華文寫作，而不是sinophone寫作。
2.4, 語音中心主義主要以alphabet字母拼音的母音全音素文字如歐洲的英文、法文等作考慮，旁及輔音音素文字Abjad如閃米特語 (就是同一種書寫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地方發音，如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在拼寫時都不標母音，讓讀者根據各自地區的語音來誦讀) ，但基本上不適用於完全不同性質的表意成聲morphological-syllabic形音圖像文字如古埃及聖書體、漢字華文。
2.5, 華漢形音圖像合體字文化，加上秦的書同文以降，是一種文字中心的書寫文化，至今仍是文字高度同源一體。歐洲是拼音字語音中心文化，拉丁文之後，歐洲民族國家都分別建構了自己的語文，雖大致同源但不再一體同解，分成多種語文。
2.6, 言語方面，華語有很多地方語系和方言，很多是相互聽不懂的，但沒有發展出互不相通的文字，正因為華文並非語音中心的字母拼音字。用語音中心的進路，地區語沒發展成不同的文字是不可解的。日本在漢字書寫時期也有文言二途之說，華文的文與言不是完全二途卻也是文言有別，言不那麼決定文，文不那麼跟隨言，華文非字母拼音文字的特殊性，是語音中心的進路所無法解說的。
2.7, 文字中心的文化，與語音中心的文化可能有差別。這是德里達一個出名的命題。從歐洲語音中心主義的語文，他推至歐洲文化形而上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他也補充指出過，非語音中心主義地區，就不見得有形而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柄谷行人1992年的文章《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裏，曾論及德里達、索緒爾與班尼迪．安德森的國族想像共同體，說德里達弄錯索緒爾的一套語音中心論，把語音中心主義推前到上古西方形而上的核心，而日本在「文言二途」的實況下，在前近代時期也有本土語音中心主義衝動，以俗語語音文字反漢字書寫，建構現代國家。不過柄谷也強調漢字和假名混合文字書寫對現代日本國語有決定性影響，文字書寫擴大了言語所能談論的領域。文字書寫影響言語。
2.8, 我大致同意柄谷所說，與日本狀況相同的是，華文不單主導華漢文化的書寫，更大範圍影響華族的各種言語（地方語、方言與官方通語），更是華漢文化一體性以及現代主權國家建構的重要環節。華文混用假名借音字或拼音字程度遠比現代日文低，文字受到語音的影響也更低（雖然49年後特別是近年，借音假名字在港式臺式書寫之中稍有增加）。華文絕對不能化約為語音中心的華語，文和言互相影響但文更大程度上帶動著言語。華文文化的語音中心傾向比日文更低，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主義觀點仍值得重視，而不是如一些學者說德里達命題也只是一脈不理解中國的西哲的東方主義他者幻想（hallucinating the other）。
2.9近年的實證研究也確立文字對語言的重大影響。托爾欽斯基（Liliana Tolchinsky）研究識字的社會，她發覺不單文與言相互影響，有如回力鏢的效應，但基本上是文字帶動言語，而且識字者比文盲者懂得更多口語。
(題外話：有些作家認為，文盲的農民言語比城市知識份子的言語更豐富。照托爾欽斯基的研究，這是不成立的。我想，文盲農民的言語可以有地方色彩，甚至繞有生趣，但不可能比北京胡同聽相聲唱京劇的旗人老炮，或上過書齋的老廣東口水佬的言語更豐富。)
3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
3.1, 翻譯家思果曾特別批評過「一種」這兩個字，說是上了英文不定冠詞的當。但若翻看錢穆的《國史大綱》就發現賓四先生曾多次用上「一種」，如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一種新通史。
這裏也是明知故犯。「一種」戲仿著流行的不定冠詞用法，如一個中國，還借同文同種之說，表示書同文一體後，華文同屬一個種，此後共生共同進化。
3.2, 華漢文化裏，甲骨文時期已有文，周代(1046-256bc) 有周語周文，但各國文字有差異，才有秦書同文之舉 -- 這是政治力量決定文化的重要案例，也說明文的發展雖不能化約為政治但離不開政治。
3.3, 秦之後，華漢文化覆蓋地區，不論分成多少個政治實體，多少互不明白的地方語與方言，文字的讀音各地不一樣，但書寫文字還是一種。期間有胡言、佛語到漢地、外地文的音譯或意譯入文、各朝正音官話的建構等，還有白話寫作的語錄，話本，最後都融入華文書寫的同一種傳統。
3.4 到現代之前，各地慣用的字或有些不一樣，例如粵語日常語中有些詞，屬生僻古漢字，但都可以在大陸叫古漢語詞典的華文詞典中找得到，還是屬於一種華文，不是另創新字。
3.5, 新創的字，數目上遠不如由舊字組成的新詞多，華文特色之一是多偶數詞特別是雙字詞。
作家韓少功說：「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 。
不是語音中心，不是字母拼音的華文，偶有新字但不容易產生新字，只增新詞。外來字音譯意譯，都是組舊字成新詞，如電腦。
3.6, 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受了西方語音模式影響，甚至主張拉丁化改華文為拼音字，作為建構民族國家的工程之一。也有主張直譯歐文句法。這些倡導者皆有語音中心的傾向，幸而都未竟全功，沒有改變漢字華文的非語音中心特性 (一些小語種如蒙文以至新疆維族語文則可以徹底被語音化) 。
3.7,用六書造字法的分類，絕大多數漢字是形聲字（不是一般認為的象形字）。華文是一種意音文字、形聲合體字、圖像文字、語標音節文字。
描述華文特性的英文並不劃一，包括：logographic system with characters that are partially morpho-syllabic, graphic characters, syllabary logograph, ideograph, ideogram, graphism。德里達就說語音模式或言語模式(linguistic or speech model)不能處理圖案文字系統(graphical systems)。華文置中國文化在形而上邏各斯主義文化之外。托爾欽斯基在研究文書對言語的影響時，也認為要分辨字母拼音字、閃米特字和華文這種形聲字，不能假設三種字系是同質的。當代拉康派中國學者霍大同甚至認為中國人的無意識如漢字一樣結構。其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哲學家張東蓀就研究形聲文字、華漢邏輯與華人認知之間的關連。學界可以不同意薩皮爾與沃爾夫的語言決定論假設，但也可想像華文的形標意音合體圖像文字對華文文化有一定的影響。這裏要強調的是華文的特性絕不能與語音中心的文字混為一談。
3.8, 「一種」也有同種之意。我們用的華文是同一種的，表述各異，但沒有兩種華文，只有活躍的華文和被遺忘的華文之分。
華文文詞有太多不活躍的古代漢字詞句，如死火山、死鬼魂一樣，但仍是所有華文使用者所共有的。凡有人活用的前人文字詞句，成活幽靈，飄流過界，在華文世界上空徘徊。華文是一種而且是活的文字，華文文字詞句有共同祖宗、華文書寫有大量等待再魅的共用幽靈。
3.9，今天三地分治是華文一種的三千年未見的大變局嗎？上世紀白話文的普及，沒有結束華文作為一種的存在，49年的變化，會不會讓華文越走越遠，終於結束一種的華文？我認為不會，因為華文是文字中心而不是拼音字，黏性很強，大家用大同小異的意音合體圖像字，雖走向各表，創了較多不同的新詞，甚至有少量不同新字，但主體絕大多數的文字詞句仍是同一種意義共享的漢字華文。

4如何各表?
4.1, 作家王爾德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這是對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英文與美文的故意誇張的幽默。
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洲英語、加拿大英語，都是「英語」的「方言」，語音、字句有差別，但之間的差別還不如粵語、閩語與普通話。從書面文觀之，各地的華文則如「英文」和「美文」，雖有差異但不至於互看不懂。
4.3, 單從言語而言，華語內部早就雞同鴨講了。
華語包括官話(國語、普通話)、族群地區語（ethnological topolect）、方言 (dialect)三個層次，比一些歐洲語言多了族群地區語這個層次。大陸一般說有七大族群地區語：北方、吳、贛(江西南京)、湘、閩、粵、客家。此外還有更少數的徽語、晉語、平話 (廣西雲南)，閩也分閩北閩南，山區的族群地區語不算在內。族群地區語之間有不同程度互聽不懂，不能以一般方言視之，但也不是新語言，不能算是非華語，故必須引入ethnological topolect這個概念。
大陸其他種族的語言當然不算在上述華語之內。
上述這些華語家族的言語是族群地區語，不是方言。山東、陜北、雲貴、四川話都是屬於北方地區語系的，它們是北方話的方言，但吳、贛、湘、閩、粵、客家等語卻不是北方語的方言，也不是相互的方言，而各成一種族群地區語，之下各有自己的方言。
據《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與普通話對比，粵語的可懂度，在各大族群地區語中可能是最低的，大概只達百分之十八。
各族群地區的言語在語音、用字、句法結構大有不同，聽懂不易。相對而言，各地區的華文寫作差異程度遠沒這麼大，華文的文字特性使然。
歷代中央政府也會挑選提升以一種族群地區語為主而拼湊出官話。正如粵語諺語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這不妨礙很多說不好官話的廣東人學好寫好華文，中狀元、進士及第，因為華文只有一種。
4.4, 說到官話，學者商偉說：官話是後天習得的，沒有誰天生就說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叫做通語。
宋代之後各朝代都有各種韻書定正音，中古漢語也一直有演變。明初以南京話為官話，遷都北京後，南京話加上北方口音混出大明國官話。17世紀滿人入主北京，明末的官話加上滿人口音成大清國新官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這種北京話為官方用語。清國北京新官話受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官話是滿族化了的北京話，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
到上世紀這種「老國音」經過民國國音京音之爭等多個提案，1920「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並將這種「新國音」的北京官話改稱國語。現代官話標準國語有22子音，以前的正音有超過30子音，可見變化。至於接近不同時期的中上古漢語原語音的粵語有9聲、閩語7聲、客家語6聲，到了今天的北方語只有4聲，也說明北方語的語音變化頗大。
49年後台灣仍叫國語，但大陸在1955年10月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定立「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淩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中國的通語不叫國語而叫普通話是有多民族的考慮的。
有趣的是普通話標準音，現在大有人認為不是在北京城，而是在承德附近的灤平縣，那裏的居民是從北京遷移過來的滿人，他們說話沒兒化音，也不吃字，不像今天北京胡同或近郊住民般說話。
今天叫普通話的官話，接近但不等於今日北京話。今日北京話成了一種北方族群地區語的方言。
不過，這裏要說的重點是，官話是人為建構的。
4.5, 地方上直到今天還不是人人說官話，歷來不說官話是大多數。每個地方都有母語，互不好懂，但華文作為書面文字，卻大同小異。華漢文化可以一體，是因為它是文字中心的。
4.6, 上世紀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是一次華文內部的大變動，不過華文仍是一種。
49後華文內部的差異加大，則是秦以降所未見的。政治斷裂與區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是國府遷台，納中華入台灣。國府官樣文章並不那麼白話，內含很多文言以及「等因奉此」等慣例套句。然而49年從大陸到臺灣的民國書寫，最終將遭遇到台語(屬於閩語的方言) ，加上外語特別是之前的日語日詞和之後的英語英文。
二是共產黨建政後，大陸有自己的文風如新華體，包括黨八股和後來的文革語，這是本來台灣、香港不熟悉的。
三是香港，因為南北移民湧入，加上殖民地政策和英文的地位，49年後書面語變化也大，下文再說。
總之49年後三地政治、社會與生活取向各異，各走各路，華文書寫因路徑依賴而加大差異。
4.7, 標準書面文、現代華文的現代白話文，出自古代老白話，但現代白話文一開始就不等同口語，只是接近國語，甚至以文影響語，建設了國語語法，卻從來不曾是國語、俗語或地區族群的母語口語的我手寫我口。
白話文可說也是文體文，不是語體文，始初即夾雜著不可或缺的大量翻譯詞句、日本漢字、歐語語式、標點符號、阿拉伯數目字，以至古代典故、語法，始初就是揉雜的寫作。白話文流行前，梁啟超等的清末新文體是近文言文的揉雜體，而現代白話文則是近民國國語的揉雜體。
老白話文和文言文是華漢文化古代兩種書面文，不是絕對對立的，上世紀以前華文本來甚至沒有文言文之說。
白話文運動建構出想像中的現代白話文，對付想像中的文言文，這就是現代中文（華文）標準書面文的揉雜因緣。
4.8, 白話文的推手，受西方語音中心取向的「誤導」，有的開始的時候卻還鼓勵方言入文，如胡適在《吳歌甲集序》說：「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可見白話文運動要對抗、要排除的是文言文，反而是歡迎方言成為白話書寫的一部份。這個想法後來大致沒有實現。
之後更有人提倡大眾語，直接寫方言，其中也是有功利和宣傳原因。中共在香港的左翼文學界曾響應華北大眾文藝運動，推動粵語方言寫作，以為這樣的方言書寫可以吸引更多說地方語的普羅讀者，但效果不佳。有論者說當時的純方言小說「不忍卒睹」，反而非純方言的揉雜派作品較為可讀。
4.9, 受西方語音中心思想影響，民國白話文運動主張像早期現代歐洲以各地俗語(vernacular) 書寫替代拉丁文般替代文言文，彷彿想像中的白話書寫將是我手寫我口的，甚至要拉丁化或注音化，以發展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文與語合一。
北方官話叫國語，白話文成了「中文」，雖有助催生民族國家，卻陷入語音中心主義的學理誤區，忽略了一體化漢字華文書寫與多樣化華語言語的分野，忽略了漢字與拼音文字的差異。幸好如商偉所說：「五四文人的確這麼說來著，旗幟也亮了出來，但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兒…胡適根本就沒拿語音當真。他白話文觀念仍然是以書寫為核心…這跟但丁、薄伽丘在義大利文的草創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具可比性。」
俗語方言寫作，一直沒有成為白話文運動之降的華文寫作的主流。華語的語音多樣性，並不是推動華文寫作多樣性的主力。
4.10, 漢字華文書寫吸收口語的幅度畢竟有限，許多以地方特色聞名的作品，通常不過是綜合各種手段，營造地方風味，或象徵性地鑲嵌一些標誌性的語詞，如烹飪中放點香菜、孜然、花椒等地域香料。
我曾就此事問過一位著名的新京味作家，說我們「地方」作家在作品中經營「在地感」都要很自律，生怕讀者看不懂，但北京作家把大量在地俚語俗話寫到作品裏，就不怕北京以外的讀者在閱讀上有障礙？那位新京味作家說：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國語出自北方話，白話文被視為國語的我手寫我口，製造出華語之中的布迪厄式的品味位階等級，也讓北京作家在土語入文的時候更自信、更不自覺。
4.11, 當代華文的書面語竟被稱為書面「語」，可見受語音中心思維誤導之深。在本文中，我姑且同義反複的改稱一般所說的「標準書面語」為「標準書面文」。標準書面文是受官方加持的，可以借公權之力，特別是通過中小學教育，遏阻華文過度的變化。華文讀者的閱讀訓練和習慣，是不接受純方言化寫作的。不過，三地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的文字書寫，本來也就有頗多差異，只是差異低於民間的媒體和出版書寫。據人民日報91年6月6日社論《認真做好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標準中文只是「根據約定俗成原則而規定的各項標準」。
4.12, 以香港華文為例，學校標準書面文仍以想像中的白話文為準，輔以古文和用典。香港民間華文變化也不只是粵語地區語方言入文的問題，更揉雜了大量文言文、外語翻譯、新流行詞、大陸新華體政治文字，以至當年南來文人的老民國詞句遺風。另外，近年的大眾媒體和網上書寫，普遍穿插少量的借音字，把漢字當聲符使用，借其音而不管其義，以書寫常用的粵語口語，如把「他」寫成「佢」(而不是古漢字與「他」同義的「渠」) ，並且創造新字，在近音字之旁，加上「口」邊，如：唔、咁、啲。純符號標記如心形入文就暫且不論。
台灣和大陸書寫亦然，各有路徑依賴，三地差異遂越來越大。
4.13, 港式華文揉雜變化可以在學理上統稱為三及第化，實不止三種揉雜的底料。
三及第文體，原是一種香港流行過的小說和散文體。固然，方言入文，半文半白文體，古已有之。三及第是專指一種香港粵語文人的特定寫作，故意揉雜白話文、文言文和粵語三結合。跟左派方言大眾小說不一樣，港式三及第寫作是在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即白話文的用詞遣句文法結構下，加上較多的文言文和文言語法，之外添上適量粵語字詞和極少量粵語語句結構，以及外語翻譯詞、本地流行詞語等雜底以成文，但文句結構仍是依賴約定俗成的書面文，以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 -- 香港民間華文和學校華文教育裏文言文的成份比當時大陸多。
重點是香港的三及第寫作的讀者是識字庶民，是一種「好看」的流行娛樂性讀品，說明它是吻合操粵語的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的。但純方言文學則不是，因為違反華文閱讀習慣，不好讀，所以反而是小眾的。
可以說，近年茅盾獎的《繁花》與暢銷的《龍頭鳳尾》都是三及第文學而不是方言文學。
4.14, 為什麼叫三及第文體？大概跟一種大眾受歡迎的低廉民食「及第粥」有關。及等粥的煲粥配料是豬的三種下水，即內臟，粵人叫豬雜。命名來源方面，坊間有多個版本，附會說某某廣東狀元在微時獲人施捨過豬雜粥，及第後回報，豬雜粥升為及第粥，都頗遷強。更可能的是粵人有湯底之說，豬雜煲粥用的是低廉雜底，也叫雜底粥，粵語雜底與及第音近，後變成及第粥。
相信三及第文體的「及第」兩字是來自以三種豬雜的雜底煲粥的廉價民食及底粥，可見寫作者不無自嘲和自覺。
4.15, 用篇幅說三及第，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字演變的理論名詞。
文字中心的華文變化，不宜叫克異奧爾化。
克里奧爾是先有語音，後用字母拼音成文字。克里奧爾的各種語言，後來都產生了自已的新的文字、文法、字句結構，在語言學上已不被視為是某種元語言的衍生語言，更不是次等語言了。但克里奧爾化是一個語音中心的概念。
華文變異應依文字中心路數，華文的揉雜不是因為不同語言的語音揉雜，而是因為文體、字詞來源的揉雜，所以不能稱之為克里奧爾化。其實，我們已經有了現成理論性概念名稱：三及第化。
三地華文都在三及第化。推而廣之，所有現代文字書寫也都或多或少在三及第化。三及第化應是當代中外書寫與文學研究都可用的概念。
4.16, 港式書面華文的三及第化在49年後加快成形，其中推動因素包括南來文人的國語文化、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教學政策、英文和英文學校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回歸前的母語（粵語）教學運動、本土化（粵語化），與回歸後用語大陸化等等。這裏不細說了，有興趣者可參看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編著的《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該書作者說：「港式中文已經積累了數量相當可觀的特有的詞語、短語、句法結構、篇章結構及其相應的用法…」；「辭彙系統、詞義理解、結構組合、句式特點、語言運用等方面跟標準中文有所不同」；「中英夾雜、半文半白、不粵不標…遠離漢語規範的混雜語文」；「兩種漢語書面語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不過，該書作者認為，「現在的港式中文在香港已經流行了幾十年，早已為香港市民大眾所接受，成為香港地區正宗的書面漢語，也就取得了當代語言學意義的合法地位，不可能推倒重來，更不應該加以取締…」
4.17, 與我同代的「嬰兒潮」香港寫作者的最大疑惑是，如何寫好「中文」。一是心虛，不懂普通話是不是寫不好白話書面文？其實當年傅斯年是有這種主張（懂國語才能寫好中文），但胡適也已經反駁過，上文還舉了廣東出狀元的例子。二是疑惑，譬如寫香港現實主義作品，書中大多數港人的對白應是用粵語還是北方語（香港作者往往選擇用北方語）。三是七十年代有些在香港的寫作名家推崇「純正中文」，很多寫作者有了必須符合「純正中文」的焦慮。彼時在香港推純正中文的主張者，卻是反對胡適傅斯年魯迅的立場的，特別抵制方言口語和歐化語句，卻鼓勵雅馴的文言入文，也接受翻譯詞，可見所謂純正中文也者，也只是另一種三及第的文體。
4.18, 現在政治化的香港，出現多個有關華文的議題，包括普通話教中文與母語（粵語）教中文之爭、某些本土主義者的粵語比普通話更優質的吹擂，以及一種認為粵語化字句入華文寫作（因為有較多古字詞句和文言成份）才是雅馴中文的粵語沙文主義。
我不反對華文寫作有好壞之說，更喜歡看到有超級讀者站出來，當文字清道夫的工作。不過，涼茶調濟一下適量喝一點是好的，多喝就傷元氣變虛弱。
若把純正中文作為意識形態規範主張，成為絕對化的標準，甚至提升到華文認識論層面，那我就只能說：不存在純正現代中文！
同樣，說粵式中文雅馴、粵語殊勝也只是偏頗意氣之一面之辭。
4.12, 話說回來， 現在華文一種的各自表述格局已成，三地不同輕重和路徑的三及第化現代華文，差異增多，但仍是以大家看得懂的漢字來寫作，還是離不開同屬一種華文。

5何謂同表？同表的意思是，我們都是用只有一種的華文來表述。華文是全球華文使用者的華文，華文文學是華文寫作世界的文學。
華文確是世界最大的一種語種。固然，文學才份並不是一定與使用者人口成比例的，否則以人口比例配額而言，華人作家每六年就應得一個諾獎。不管怎麼說，華文字詞書寫，千年歷史累積，在文字書寫場域肯定擁有最多文學幽靈在徘徊，這是所有有能力以華文閱讀寫作，願意使用華文者的寶庫。
所謂同者，就是指同以華文字詞書寫閱讀，承認一種華文的一體同源。
這種同不是墨家的同，後者的同意味著千人一面、取消差異的同質性。墨家尚同，儒家恐同，倡和而不同，如音樂的琴瑟共鳴。那是理想狀態。但現代世界不能強求和諧或共譜樂曲，現代常態是眾聲喧嘩，像港粵語歇後語：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現代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墨家式同質化或儒家式和諧，不過不同、不和諧並不表示不能並存，反而是不能急於同化消滅差異，甚至不應把雜音都和詣掉，強迫大家進入一個大熔爐。差異是必需共存的。同與和，都不足面對當下的多樣性，所以要引進包容多元文化，要互動共濟交流混雜，要有共同進化的「共生」概念。

6何以共生？
6.1, 共生，就是大家都存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是複數的，分開就不生，同化也不生，是互濟但卻擁有不同主體的一種狀態。
6.2, 生物學上叫symbiosis，不同生物機體活在一起，或緊或鬆，互動、互利，分開拆散則互損，甚至就是死亡。
6.3, 這裏也用政治理念做比喻。本文其實一直沒有忘記華文的政治面向，讀者應已感覺到兩岸四地華文的狀況與政治狀況有同構性。
政治理念而言，在16世紀下旬的讓﹒布丹的絕對不可分割的主權觀與17世紀中旬霍布斯的國家是利維坦的說法之間，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針對絕對主權的政體觀，即約翰內斯﹒阿爾特胡修斯（Althusius） 1603年的聯邦盟契理念，一種由共生體（symbiotes）自願組合、從下而上的遞進自治的盟約式組織形態。
一種華文的現況，何嘗不像是一種文字的共生邦聯！
（語言學科的共生學是指Leiden學派，這裏就不說了。）
6.4, 華文一種，各表而共生。因為政治分治，身份歸屬，文化本土化，加上三地華文內部三及第化路徑，三地文化的差異在拉寬，但如果能持有欣賞參差的美學觀，三地間同中有異的華文文化互相影響雜交補足豐富，多樣文化可比單一文化monoculture更精彩！
三及第化離不開華漢形音文字的同種華文，兩岸三地的華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至互不理解。
我既存疑文化強制標準化，也反對本土排他。源頭不見得比末流高、中心不見得比邊陲強，純正不一定比混雜好。本土稍有優先但也不是在位階上更高。文字是活的、是變的，華文不能走進大一統鐵屋，但躲在自閉在竹籬巴內也是不行的。
6.5, 現狀是文化統識權（霸權）的分裂，三地互不服氣。更成問題的是，沒有欲望也不愛看別區的華文。
但我們可以看外文看翻譯，為什麼不能看看有點陌生的鄰區華文？
積極做法是：三地需要養成一大批至少是通兩地華文的超級讀者 ，形成有規模的理想讀者的共同體 。我們缺的是這一種多樣性華文的超級讀者、超級文字清道夫，和新一代能駕馭活用差異的書寫者。
興趣與欲望可克服文字大同小異的障礙，三地因為懂得才有可能慈悲。
三地社會和大學人文通識科有必要培養學生閱讀不同華文的能力，加強下代精英熟悉三地華文的表述，參與一場參差美學的華文嘉年華。三地三及第雜底粥做法不同，但都可以是可口美味的粥。過去所有華文幽靈也不斷被選擇性啟動，在跨域。
6.6, 從來就是揉雜和多樣的當代華文，在三地各自想像中的所謂標準書面文框架下，以白話文、文言文、普通話、地區語、方言、外來翻譯語、新本土流行詞，交錯出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並在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群、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在有限度自由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寫出各自的、真正意義上的「一種華文，各自表述」。
今天三地華文的資源，是前所未有的豐富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禮讚1949，它促成21世紀華文的繁花似錦。
讓分治的缺憾還諸天地，我們肉體上都真的如張愛玲所說「回不去了」，但這不妨礙文化上大家多點往回看，如Beatles的歌詞：“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o homeward” (Golden Slumber) 。另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好好觀南望北、左顧右盼，看看你周圍這一代華文新寫作，他者不是地獄而是你的新材料、新血液與新生命。政治上七十年分治帶來的可能是全球的華文使用者，一種華文三千年未遇的一場三及第化的、共生同享的盛世流動華宴。

茉莉花 ◎水蔭萍
　
被竹林圍住的庭園中有亭子　玉碗、素英、皇炎、錢菊、白武君　這些菊花使庭園的空氣濃暖芳郁　從枇杷的葉子尺蠖垂下金色的絲　月亮皎皎地散步於　十三日之夜
丈夫一逝世Frau J. 就把頭髮剪了　白喪服裡妻子磨了指甲　嘴唇飾以口紅　描了細眉
這麼姣麗的夫人對死去的丈夫不哭　她只是晚上和月亮漫步於亡夫的花園
從房間漏出的不知是普羅米修斯的彈奏或者拿波里式的歌曲跳躍在白色鍵盤上……
Frau J. 把杜步西放在電唱機上
亭內白衣的斷髮夫人搖晃著珍珠耳飾揮動指揮棒
菊花的花瓣裡精靈在呼吸
夫人獨自潸潸然淚下　粉撲波動　沒有人知道投入丈夫棺槨中的黑髮
不哭的夫人遭受各種誤會　為要和丈夫之死的悲哀搏鬥　畫了眉而紅唇艷麗
那悲苦是誰也不知道的
夫人仰起臉
長睫毛上有淡影
蒼白的唇上沒有口紅　戴在耳邊髮上的茉利花把白色清香拖向夜之中
　
譯註：Frau是德語妻子、戀人、夫人之意。(本詩原以日文寫作，葉笛譯)
　
--
　
◎作者簡介
　
水蔭萍，本名楊熾昌，1908年─1994年，台灣日治時期著名詩人，曾留學日本東京文化學院，台南市人。
　
1930年代初，水蔭萍將法國超現實主義由日本引進台灣文壇。1936年，水蔭萍發表台灣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新精神和詩精神〉，文中介紹當年日本盛行的前衛運動與現代詩運動，並推崇超現實主義，文中強調「聯想飛躍、意識的構圖、思考的音樂性，技法巧妙的運用和微細的迫力性等」。
　
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充滿著反日的民族情緒與濃厚的政治色彩，在這特殊的環境裡，文學藝術往往受到政治利用與污染，很難維持其純正的面貌。有鑒於此，1935年秋，水蔭萍與張良典、李張瑞、林永修等人合組風車詩社，主張「『現代詩』的敘情」，並奉法國超現實主義為創作的圭臬。但風車詩社刊期不長，翌年夏季便結束。
　
之後水蔭萍先後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新生報》、《公論報》的記者。，1953年起參予台南市扶輪社籌設及創立，1968年獲聘為台南市文獻委員。作品收錄於詩集《熱帶魚》、《樹蘭》及《燃之為頰》等。
--
美術設計：鄭琬融　
攝影提供：網路素材
--
　
◎小編賞析
　
此詩開頭以景入手，以被竹林圍住的亭子、濃暖芳郁的菊花園營造出一封閉、凝滯的氣氛，暗香浮動間，泛著淡淡愁緒。作者此時細寫園中光影變動：尺蠖垂下的金絲，彷若散步般閒適的皎月，在閒適中卻點明時間：不吉利的十三日之夜。
　
經過第一段的鋪陳，主角與其境遇才在第二段鋪展出來，喪夫的美麗女子，卻在守喪時做盡一切傳統規範不允許的行為：紅唇、細眉、短髮、剪指甲。
　
中段以音樂過場，描寫主角在樂聲陪襯下步入花園，音樂彷彿一種魔法，主角沉浸於此能暫緩傷痛的旋律，「花瓣精靈一句」可見整個花園也似乎因音樂魔幻了起來。在這樣的一場巫術之後，主角真實的悲傷被娓娓道出：剪髮是為以髮殉葬、不哭與妝容是為抗衡喪夫的悲痛。表面與本質的巨大落差，於是在此現形。
　
末句「茉莉花把白色清香被拖向夜之中」，兼具被動與主動句法，暗喻主角自覺的步入夜中亡夫那濃暖芳郁的花園，同時也是不自覺投向痛苦的黑洞。花園的封閉、凝滯於是更顯深重，彷彿一與世隔絕的結界，蠶繭似的將主角狠狠困在重重的悲傷中，與丈夫的回憶可能極為明亮、濃暖，卻都已成過往，只剩她茉莉般的忠貞的清香，在亡夫留下的花園蔓延開來。
　
再回頭檢視與主角一起散步的「皎月」、頭戴的「茉莉花」、「Frau J.」可能代表的Jasmine(茉莉花的英文)，和茉莉花的花語「忠貞、純潔」，可知作者賦予主角潔白、貞節的形象。而開頭堆垛的西式語言及對外貌的形容，是作者刻意經營，主角外表上華麗、開放的形象，更能襯托她本質上的純淨。
　
此詩創作於1930年代，仍不脫古典詩以景入情的手法，及菊花、茉莉花、月亮等老派意象，但在當時確實是超現實主義「自動書寫」最成功的典範。即使全詩的筆觸、意象不如近代詩作鮮靈從容，但小說般的的巨大張力、特殊的音韻性及散化的形式，今日讀來仍頗有韻味。
http://cendalirit.blogspot.com/2015/05/blog-post_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