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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1918年全球大流行之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 Fernando Duarte

如果你之前沒聽說過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這場新冠危機也可能已經讓你知道，在20世紀初曾有一種致命病毒席捲全球。

人們常將它稱作「所有大流行之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數據，在1918到1920年兩年間，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4000萬至5000萬人死亡。而許多科學家與歷史學家認為，當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約18億人）曾感染這個病毒。

那場疫情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而它造成的人員損失超過一戰。

在全世界處於新冠危機之時，讓我們回望那場讓世界一度停擺的大流行。當時在那之後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1921年，世界非常不同

1918年的醫學和科學與現在應對疾病的水平相比十分有限。

那時的醫生們知道西班牙流感背後有微生物在作祟，也了解這種疾病可以在人際傳播，但他們仍然認為，導致疾病的根源是細菌，而非病毒。

同樣有限的還有治療手段。全球首支抗生素直到1928年才被人類發現，第一支流感疫苗在20世紀40年代才被投入公共使用。

尤其重要的是，當時全民衛生保健系統尚未建立，哪怕是在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公共衛生保健仍是奢侈品。

「在工業化國家，大多數醫生要麼自己獨立門戶，要麼受慈善團體或宗教機構資金支持，而許多人完全無法接觸到醫生，」科學作家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表示。她同樣也是《死亡騎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對世界的改變》一書的作者。
相對年輕和貧弱的人

在之前，1889至1890年期間的流感導致全球超過100萬人去世。但更加糟糕的是，西班牙流感以一種與此前流行病疫情截然不同的形式襲擊了全人類。

死亡病例的年齡大多在20至40歲之間，男性受影響尤其嚴重。許多人認為這場流行病發源於「一戰」西方戰線擁擠的軍營，伴隨軍隊在戰爭結束後回家開始蔓延，這或許也是男性與年輕人受影響嚴重的原因。

這場疾病給經濟實力更弱的國家帶來的打擊也更大。

哈佛大學學者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在2020年主導的一項研究估測稱，西班牙流感當時在美國造成0.5%的人口死亡（約55萬人），在印度則給其5.2%的人口造成影響（近1700萬人死亡）。

隨之帶來的經濟影響也十分巨大。巴羅和他的團隊估計那場大流行使得所有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減少6%。

「一戰和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傷亡給全世界帶來了經濟災難，」《1918大流行》一書的作者凱瑟琳·阿諾德（Catharine Arnold）稱。

阿諾德的祖父母也因流感喪生於英國。

「在許多國家，當時已經沒有年輕男性繼續經營家庭生意，管理農場，接受職業和貿易培訓，結婚撫養子女，沒有人可以補足成千上百萬人喪生帶來的損失，」阿諾德稱。

「缺乏合適的男性導致了所謂『剩女』（spare women）問題，數以百萬計的女性無法找到合適的伴侶」。
女性步入工作崗位

西班牙流感並未像14世紀的黑死病（導致封建制度垮台）一樣帶來社會變化，但它撼動了許多國家的性別平衡。

德克薩斯A&M大學學者克里斯汀·布拉克布恩（Christine Blackburn）發現，在美國，那場流感和「一戰」帶來的勞工短缺問題為女性加入就業大軍鋪平了道路。

「到1920年，（女性）在全國的就業人口中佔比例約21%，」布萊克本說。

同一年，美國國會批准了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賦予美國女性投票權。

「有證據顯示，1918流感給許多國家的女性權益帶來影響，」她補充稱。

由於勞工短缺，當時的就業人士薪資也出現上漲。

美國政府數據顯示，1915年的製造業領域單位薪資為21美分，1920年時上漲到56美分。
給新生兒帶來的影響

科學家還對西班牙流感期間出生的嬰兒進行研究，發現與疫情爆發之前或之後出生的兒童相比，他們更可能出現心臟疾病等健康問題。

英國及巴西的分析表明，1918-1919年期間出生的嬰兒被正式僱傭或接受大學教育的可能性更低。

一些理論稱，大流行期間母親受到的壓力對胎兒發育造成了影響。

而在對1915年-1922年之間出生的美國士兵入伍數據進行的分析中還出現了另外一條線索：「1919級」的士兵比其他人矮大約1毫米。
反殖民主義與國際合作

到1918年，印度已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度過超過一個世紀。

西班牙流感在當年5月襲擊了印度，印度人受到的衝擊要大於當地的英國居民。

數據顯示，低種姓的印度人中，每一千人中有61.6人死於流感，而在歐洲居民中，這個數據為每千人中不到9人。

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一直堅稱，英國殖民者在處理那場危機時有管理過失。1919年，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出版的一期《年輕的印度》中便對英國當局火力全開。

「在這麼可怕及災難性的傳染病流行面前，任何其他文明國家的政府都不會像印度政府這樣不作為，」其中的一篇社論寫道。

儘管「一戰」給世界留下了地緣政治的噩夢，但大流行給同樣也凸顯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1923年，聯合國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衛生組織（Health Organisation）。作為一個專門機構，衛生組織創造了新的國際傳染病控制系統，由醫學專業人士而非外交官負責，運作方式與當時已經存在的國際衛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相同。

世界衛生組織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立。
公共衛生進步

西班牙流感造成的傷害促進了公共衛生的進步，確切來說是社會醫學的發展。

1920年，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完全公共性集中式衛生系統的國家。其他國家很快紛紛效仿。

「許多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創建或改建了衛生部門，」勞拉·斯賓尼寫道。

「這是大流行導致的直接結果，公共衛生官員們在大流行期間或是完全被排除在內閣會議之外，或是被迫請求其他部門給予更多資金和管轄權的支持。」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人類學家詹尼佛·科爾（Jennifer Cole）認為，大流行和戰爭為世界許多地方撒下了福利國家的種子。

「由國家提供福利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因為有大量的人口變成了寡婦、孤兒及殘障人士，」她解釋稱。
封鎖與社交距離當時也起到作用

這是一個著名的雙城記的故事：1918年9月，美國各城市組織遊行宣傳戰爭債券，所得收入將被用於當時仍在進行的戰爭。

在西班牙流感開始抬頭的時候，其中兩個城市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費城繼續推行此前的計劃，而聖路易斯決定取消活動。

一個月後，費城有超過1萬人死於這場疾病，而聖路易斯的死亡人數低於700人。

這種反差成為應對傳染病時支持社交距離的一個例證。

一項針對1918年幾個美國城市干預措施的分析顯示，在那些早期禁止公共集會，關閉戲院、學校及教堂的城市，死亡率要低許多。

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組美國經濟學家也對1918年的封閉措施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措施更加嚴格的城市在大流行之後的經濟恢復速度更快。

然而根據估算，那場大流行仍然帶走了近70萬美國人的生命。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表示，其中一個原因是過早放開封鎖措施。

「那時政策出台後通常持續四周左右，之後因為公眾壓力被放開，」他說。

巴羅認為，如果封鎖可以堅持12周左右，那時的結果會更好。

「這在今天顯然是個極其相關的問題，」他補充道。
被遺忘的大流行？

儘管有教訓，但從許多方面來講，西班牙流感是一場被遺忘的大流行。

與新冠病毒一樣，那次疫情也影響了許多名人：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與英國前首相勞和·喬治（Lloyd George）當年都患病，巴西前總統羅德里格斯·阿爾維斯（Rodrigues Alves）還因此喪命。

但是在公眾視線裏，西班牙流感被「一戰」掩蓋，部分是由於幾個國家政府對媒體進行審查，阻止媒體在戰爭期間報道流感的影響。

除報道不足外，這場危機也在很大程度上在歷史書與大眾文化中銷聲匿跡。

「即便是在大流行一百週年（2018年）那年，你也找不到關於西班牙流感的紀念……也很少有墓碑紀念當時醫生和護士的犧牲，」醫學歷史學家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寫道。

「在過去的小說、歌曲或藝術品裏，你也找不到許多描述1918年大流行的作品。」

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的《患西班牙流感後的自畫像》是一個例外。這位挪威畫家在受這種疾病折磨時創作了這幅作品。

霍尼斯鮑姆還注意到，192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在回顧20世紀『最有紀念意義的年份』時甚至沒有提及那場大流行」，最早討論那場疫情的歷史書籍在1968年才出版。

而這場新冠疫情絶對刷新了人們的觀念。

原文：經濟通

#社會 #衛生

【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http://blog.omy.sg/purefilms/2014/04/14/%E6%AF%8D%E8%AA%9E%E8%88%87%E6%AF%8D%E5%9C%8B%EF%BC%8D%E9%99%B3%E4%B8%B9%E9%9D%92%E6%BC%94%E8%AC%9B%E5%85%A8%E6%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