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 001｜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太陽花學運發生那年，我們正準備升學考。隨堂測驗之餘，我花了點時間在思考，在人們成為教師之前，是否需受「謹慎發言」的教育？否則他們為何能有志一同地主張「延遲享樂，直到你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生」？那段時間的記憶是燠熱的。齊瀏海貼在春春痘肆虐的額頭上，老師在黑板上寫下的三角函數和古埃及文沒有不一樣。而我忙著在日記裡寫下問號——關於我們從哪裡來，又將要往哪裡去？話雖如此，提問的動作就像頭頂的風扇，碰上體育課的汗液，註定只能成為徒勞無功的機器。
或許是環境使然吧，校園遺世獨立，在最該衝破舒適圈的年紀，同儕間的競爭只有考卷上的成績。贏了便能揚眉吐氣，無論我們對人世間是否還一知半解。不是考試的題型，沒有理解的必要性。學運的新聞和綜藝大集合、台灣變色龍沒什麼不一樣，都只是午休進食間的休憩。哪來什麼從 TV 看世界？說得比唱得好聽。服貿是什麼？社會運動又是什麼？老師沒有說，我們也沒有發問的動機。
唯一的改變大概是午休時間多了點生機。我們在高掛的電視機前為學運領袖歡呼，一如平日裡噓著類戲劇裡終於滾下樓梯的小三那樣熱烈。聽說隔壁班男同學搭了數小時的夜車趕到了台北，看見他出現在新聞上，滿腔熱血都成了與有榮焉。有人代替我們去到「那裡」，甭管那究竟是哪裡，都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學測結束後，申請入學的機制讓學運變成一種工具。為了不冒犯到面試官的政治立場，與世隔絕的高中生們甚至在師長的指導下學會一套圓融的說詞：「太陽花學運印證了台灣民主的偉大，我對佔領立院這件事不予置評，但我尊重也欣賞他們發聲的權利。」好一句不予置評，我將這段話背得一字不漏、字正腔圓，心裡卻是自暴自棄的。口嫌體正直，我們在「美好前途」的脅迫下避而不談，無所作為是事實，還自顧自舖張成薪火相傳的儀式——我做不到的，就換你代替我去做吧。社會運動到底是什麼？我們走過路過也錯過了——毫不在意的。我就是這麼一步一步地長成一個無知的人。回想起來，卻總覺得是身不由己。
2012 年，傅榆藉《 藍綠對話實驗室 Dialogue between Blue & Green 》一片，找來政治立場對立的幾位學生（其中也包括陳為廷），搭配一次次的會議和模擬投票，通過對話來尋找藍綠政黨之外的可能性，同時也拍出了被記錄者之所以傾向一個政治理念的原因。有的是因為家庭風氣；有的則是受到書報的啟發。還有一些人，支持一個政黨的動力根本來自對另一方的深惡痛絕。片子結束在總統大選當天，一開始便決定投廢票的人，最後仍然蓋出了廢票；有人或許曾被他人說服而跑票，卻還是在投票日的最後一刻意識到理性決策的不可能——越對話，似乎越沒有結論。
那麼紀錄片的意義、開啟對話的意義又在哪裡？
學會傾聽和愛上紀錄片，都是後來的事了。政治狂熱到冷漠只需要幾個月。箇中原因有部份來自成長背景，另外則是我的個性使然。容易接受不同聲音的人雖有高度的同理心，卻也更容易在其中感覺困惑。歷史脈絡模糊如我，在觀看《街頭》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時是絕對空敞的容器。或許正因如此，才更容易被兩部紀錄片中聚焦「人性」的部份給觸動。例如《街頭》裡主要紀錄的人物——張勝涵，在佔領行政院活動後那句「我也只是群眾」的自白；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榆作為一名導演，最後在鏡頭中信念潰堤的幾個問句。
前者的自白出自一個窘迫到甚至會激起眾怒的情境，可那辯解的姿勢又是那麼熟悉——你期待我翻牆過去，你希望我有所作為，但我也是群眾之一，恐懼發生在你身上，必然也會在我身上發生。我們憤怒。但這股怒氣真的出自對特定角色的厭惡嗎？或者我們厭惡的其實是「膽小」，甚至是「即將膽小」的我們自己？
學生自立院退場那天，晚會上鏡頭對準了張勝涵，浮現的是一張與失敗面面相覷，又頹然敗下陣來的臉。「大家為什麼敢這麼開心呢？我們明明就輸了啊。輸了就是輸了。」作為運動中的決策者，他能給予群眾的，卻是他所不能給予自己的東西。他指了一條道路，但這條道路也必須越過他、離開他，才能去到遠方。學運已然結束，心靈的戰役才要拉開序幕。
如果都是一場空，意識到「神之將死」的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傅榆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的青春期受《徬徨少年時》一書影響極深。作者赫曼·赫賽在書中曾這樣比喻青春：「鳥奮力衝破蛋殼。這顆蛋是這個世界。若想出生，就得摧毀一個世界。」在每個人成為他自己以前，都必須扛住演化的劇痛。陳為廷因為性醜聞被推下學運領袖的神壇，參選又退選，入伍又退伍，整個人瘦了一大圈；身為第一批來台陸生的蔡博藝，經過了學生會長的選舉風波，也逐漸淡出了學運圈。紀錄多年的人物相偕破了殼，開始往前飛。偶像不再神，紀錄片的完成是傅榆一個人的功課，也是她的殼，讓她終於從迷妹的身份畢業，用自己的名義繼續走下去。
傅榆的自省，讓我想起那年在升學壓力下大汗淋灕的我們，是如何一邊嚮往林飛帆的軍綠色外套，一邊將自己的「無能」狡辯成禮義廉恥教化下的「無為」。或許我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樣關注民主的實踐，我們在電視機裡看到的，不過是那個更簡單直白、象徵著無限可能的台北。是時候了，該輪到我們承認自己的膽小、無知、懦弱與怠惰。沒有神可以怪罪的世界，我們必須接受開啟對話的無效，接受自我實現的轉彎，也要停止在一部紀錄片中尋找消融歷史共業的正解。
「每個人都有一項職責，但是他卻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來選擇、規範、管理這項職責。追求新的神是錯誤的，想要給世界加添什麼根本大錯特錯！一個成熟的人沒有任何職責，除了這個：尋找自己，堅定地成為自己。不論走向何方，都往前探索自己的路。」
——《徬徨少年時》赫曼·赫賽
任何命運的底蘊，都是由他人無從看見的經驗所組成。因此不想值不值得，不問有沒有意義。每個人都在路上。每個人都註定只能成為他自己。而我們在等待的，不正是一個再不需要「標準答案」的社會嗎？
於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既是徬徨的青年，也是麥田裡的捕手。傅榆用軟軟的聲音輔助鏡頭，説了一個失落的故事。故事裡被造大的夢易碎卻清澈，不僅折射出陳為廷、蔡博藝和她自己曾到過的桃花源，也如實接住了所有在社會體制內流血內傷、茫然失措的靈魂。而她的自我揭露，更讓這部拍了七年——甚至更久的紀錄片破殼而出，長成一張奇異卻可愛的臉譜。回想起來，傅榆曾多次在映後座談將這部電影比喻成自己的社會運動。我想她是認真的。這個嬌小的導演，很用力地在告訴我們，堅持和信念，無法不是一種運動。
「你要我留在這地方
你要我和他們一樣
我看著你默默地說
哦哦 不能這樣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已離不開 姑娘」
——〈花房姑娘〉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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