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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張大春 老師主持的「#我們的老台北 」入圍第56屆 #廣播金鐘「藝術文化節目」獎🎉
小編要借此機會，由衷感謝每一位上過節目的來賓🙇，包括 #詹宏志、#李壽全、#羅智成、#倪重華、#周華健、#楊澤、#朱天心、#王偉忠、#簡靜惠、#劉克襄、#蔡詩萍、#陳雨航、#廖慶松、#吳興國、#賴聲川、#小野、#朱延平、#段鍾潭、#李烈、#葉匡時、#吳念真、#黃健和
「我們的老台北」故事還沒完呢，未來的未來留待一一發展。。。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
.
《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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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還有，吳念真。 「礦工之子與天文同掛編劇，實則工作狀態是天文與侯子日日談劇本一整年，最後一星期交給礦子填上生動口語之閩南語，侯子疼愛礦子，且 ... ... <看更多>
朱天心吳念真 在 [新聞] 《悲情城市》編劇待遇朱天文吳念真編劇- 看板movie 的推薦與評價
新聞網址：
https://www.nextmag.com.tw/breaking-news/people/20151022/28558731
《悲情城市》編劇待遇 朱天文吳念真編劇四六拆帳
2015年10月22日 14:37
(印刻提供)
朱天心新書《三十三年夢》計三十一章回，回回皆是京都遊記。遊記始於一九七九年五月
，二零一五年五月停筆，三十餘年，年年京都，她寫旅途種種見聞，哪裡麵包好吃，哪個
小路櫻花開得極好，也寫同行人的情誼和互動，「不夠熟的人，不夠喜歡的人，是不會與
之一起同遊京都的」，朱西寧朱天文胡蘭成詹宏志王宣一駱以軍張大春林俊頴尹乃菁鄭麗
文，還有無所不在的侯孝賢，是家人了，幾乎。
《三十三年夢》可當另外一冊《京都的門外漢》來看待，也可當三三期刊結束，她大半生
一番夢幻經歷，如何將真事掀開去了。
書中交代自己傾慕的人，也寫生命裡那些錯過的人，如楊德昌。
朱家與楊家本來交好，然而楊德昌與陳國富組電影合作社，「長期以來好事之徒所想像的
瑜亮之爭並見縫插針之撥弄之……」楊想拍《紅樓夢》找她寫劇本盧了一整晚她不肯，楊
便對因秀場下班晚到的蔡琴說：「他們還是選了孝賢。」
寫蔣勳少年其實旁聽胡蘭成課，撇清之後，又來沾光。
寫李昂早年投書數落她是國民黨打手，後來李沾惹亂插香爐一臉土灰，她便將該書評回寄
李昂，結果兩人竟在某日本台灣研討會陰錯陽差成了室友。
還有，吳念真。
「礦工之子與天文同掛編劇，實則工作狀態是天文與侯子日日談劇本一整年，最後一星期
交給礦子填上生動口語之閩南語，侯子疼愛礦子，且一直以為礦子真像他自己愛說的那樣
窮窘，便將劇本費四六分(女生不需養家故少些)，兩人合掛名。是故我每見礦子記者會或
訪談中大談「我當初構想……」「我的理念……」「我覺得台灣人……」我覺得他真好意
思……礦子早就不是礦工後代的生活了，就像我們後來老愛把三級貧戶之子掛口上的另一
名台灣之子，他們都不窮很久了，那之前一年，我們同行去義大利貝沙洛影展時，一路上
我已深深見識他對名牌的嫻熟與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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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悲情城市劇本錢是這樣拆的，還有該說這家子人不意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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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164.210.170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movie/M.1445570703.A.B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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