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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

第二次為 台中李宜瑞減肥診所（官方臉書）-台中減肥減重瘦身門診 出機拍攝，上午主要場景是以臺中國家歌劇院為舞台。上回五月底棚拍，趁入住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Millennium Hotel Taichung 地利之便，先散步來這勘景，了解歌劇院正面是上午受光，於是跟診所約上午 9 點開拍，為此，化妝師凌晨 4:30 就開始為第一位營養師開始化妝，這陣仗與認真程度可不輸藝人拍攝 MV。

我早早吃完飯店早餐，約莫 8 點半就抵達歌劇院，先觀察這日的陽光並選定稍後拍攝的最佳位置。但只見雲層越來越厚，藍天的區塊越見縮小，這讓我有點緊張，趕緊在群組上發訊息詢問大部隊是否已經在路上，告知現場天氣狀況，我們得盡可能搶光與搶藍天，耽誤不得。

大隊人馬一抵達，顧不得寒暄，趕緊開拍。在歌劇院拍攝完，穿過馬路來到綠樹廊道，換便服繼續拍，只見天氣轉陰，沒多久開始落下豆大雨滴，倉皇地把攝影器材往車上送，落荒而逃，想來好笑。

感謝天公伯賞光，至少給了近一小時的好天氣，好感恩！

📷 Zeiss Milvus 1.4 25、Zeiss Milvus 135mm f2

#看到工作側拍照覺得拍照時的自己肢體好靈活

#難怪後來去按摩我的大腿好痠痛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