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東晉士族政治形成的原因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鮑爾的野望

前文提要：
歷經多番波折，馬克思‧鮑爾成為中德合作下的第一任顧問團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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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前面老ㄕ提到鮑爾來華的原因，應該跟高薪工作脫不了關係。但除了錢，當時百廢待興且軍制混亂的中國，就好像一塊白布，可以讓鮑爾盡情地揮灑才華，勾勒出自己期待的情景。這對胸懷大略的軍人，無疑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而鮑爾首先面對的重大課題就是：冗兵。

當時國民黨主要分成以下軍事派系：蔣介石的中央軍、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系、李宗仁的桂系。各大派系又可細分小派系，例如所謂的西北軍，又可細分為：活耀於河南地區的馮玉祥、扎根在陝西的楊虎城，而割據塞外的馬氏家族，也可視作廣義上的西北軍。
各派系若要說話有底氣，自然要擴充軍隊，這也造成當時各部隊加總起來的統計數字達到260萬，為了負擔龐大的軍隊人數，全國軍費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50%，財政部統計實際軍費甚至會是國家預算2倍以上。
除了財政負擔，軍隊人數的膨脹連帶影響部隊素質良莠不齊。在李宗仁的回憶錄中，對於俘虜的部隊，常常會提到該部隊的槍枝數目，會這麼說，就是因為當時有太多部隊連最起碼的步槍都裝備不足，那就更別提後勤補給或是單兵裝備(就連李宗仁統帥的桂系部隊，他自己都評價穿著破爛)，差勁的待遇也使部隊士氣低落，造成不堪一擊甚至是未戰先潰的戰五渣表現。
另外對於企圖號令全國老蔣來說，各派系的擁兵自重，無疑對他的政治權力形成重大威脅，所以為權、為錢、為力，裁軍成為最直接快速的手段。而身為軍事專家的鮑爾，同樣也認為裁軍是中國軍隊現代化的關鍵。

對此，鮑爾起草《軍隊編遣方案》，主張將全國部隊壓縮在65個步兵師、8個騎兵旅、16個炮兵團、8個工兵團。如此就能把260萬的冗兵降到80萬人，軍費支出也能從破表的200%降到全國財政收入的80%。該方案雖然受到其派系抵制而未能實際執行，但深獲蔣介石肯定，並成為日後裁軍的考量依據。
除了裁軍精兵，為了提升部隊戰鬥力。鮑爾建議成立一支教導隊(其編制為：1個步兵隊、1個重兵器隊、1個乘馬步兵隊、1個炮兵隊、1個工兵隊、1個通信隊)。除了建立德式訓練的楷模，也能讓參與教導隊的軍官吸收德國顧問傳授的先進軍事知識；在鮑爾的理想中，這些觀念更新的軍官，未來可以訓練及指揮日後擴建的其他新軍，德式訓練能就發揚光大的開花結果。對此，老蔣自然欣然接受。而且為了讓只打過中國內戰的高級將領，能明白現代化軍事的進步程度，鮑爾還親自授課20多次，對著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軍界大佬，還有軍事機關院校、各部隊領軍將領，講述包含化學戰、新式武器、軍事工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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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觀看鮑爾的以上作為，老ㄕ自己對於鮑爾的評價是：「中規中矩。」
畢竟歐洲軍事當時已經領先中國一大截，而中國的問題又是嚴重到一目了然，個人認為：任何稍有軍事專業的外籍顧問，都會展開跟鮑爾相似的工作。
但請注意，我說的是「如果只觀看鮑爾的軍事作為」，但請各位別忘了，鮑爾是以「工業顧問」的名義來到中國(即便這只是遮掩)，而且他可是擁有工業領域的長才。引用當時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對鮑爾的觀察，相信大家就能明白鮑爾真正難能可貴之處：「鮑爾在華首要工作，是強化蔣的軍事實力。但他的活動並非限制在軍事事務，而是涵蓋工業和經濟發展的各領域。」

「欲興建一隻現代化軍隊，首先必須具有工業基礎。中國若無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則不可能建立武裝工業，在此情況下如何能重整一支軍隊？縱然今天有一隻現代化軍隊，若缺乏鐵路及公路，又如何調動這支軍隊？因此無論願意與否，中國必須開始從遠處著眼、近處著手經濟建設！」
鮑爾堅定的說出以上言論，顯示出他宏偉的大局觀，並且立下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培養中國建立自主的國防工業。
為此，他說服眾多德國企業來華投資，德國因此對華貿易總額穩定上升，中國則獲得像容克飛機製造廠等德國企業進駐，打造中德兩國雙贏的局面。
同時，鮑爾發表《中國鐵路網之發展》、《海港之興建》兩篇文章，不難看出他對交通基礎建設的關心。另外，他還建議中國要建立新式煉鋼廠，並且已經爭取到「全德工業聯合會」派考察團前來中國，對中國的鋼鐵工業提出技術建議，並商量投資合作的可能性。

按照現在流行說法，鮑爾打算在中國軍事發展裡，下一盤好大的棋局。而且他不只有想法，還有調動企業及人才的手腕，這才是真正讓蔣介石推崇信賴鮑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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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番大動作，卻也引起各國的關注以及忌憚，例如法國就有報紙批評：「鮑爾非僅置中國軍事組織與制度於德國影響下，且使其工業發展亦尋德國之指導。一項陰謀正在釀成中，其危險性使在華有利益之國家不可不加思考。協約國外交幾已被圖謀不軌與包藏禍心之行動所破壞至無法阻止之地步，德人在華之活動是將會危及遠東及世界之和平。」
這自然讓原先就不樂見鮑爾來華的保守派官員抓住機會，他們開始鼓吹德國政府撤除德國駐華顧問團，受到壓力的德國政府於是將國內不滿的言論轉達給鮑爾。想不到鮑爾霸氣外露的回覆：「顧問團成員來華服務是為了個人職業與薪俸收入，如果母國政府不能答應給予同等職位和待遇，就不要再勸他們回國！」這句話瞬間堵住德國政府，同時也宣示鮑爾在華工作的決心。與此同時，一場戰爭風暴，讓鮑爾更直接的參與軍事行動。

圖片為：馬克思‧鮑爾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9日
地點：涿州
人物：林則徐、跟丁、廚丁
事件：
林則徐一行人走至涿州，蔚牧晉芳來迎。
入城後，至南關外行館留宿（註1）。
當天走了約七十裡路。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5 /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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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討論 | 皇帝權力有多大？摳門道光奈何不了奢侈內務府（下）

歷史春秋網

作者：喻大華

道光不僅在生活細節上吝嗇、摳門，在為政治國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發生張格爾叛亂，數萬清軍萬里遠行，征戰數年，終於平定了叛亂。
　　
道光八年（西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門舉行獻俘禮，現場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壯舉」——宴請平叛有功的將士。幾天之後，宴會在清漪園（光緒年間改名頤和園）萬壽山下的玉瀾堂舉行。將軍們筷子一揮，幾碟小菜立即見底，吃又沒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覷，呆若木雞。
　　
後來，在探討新疆設防方案時，將軍們提出的佈防方案就是通不過。本來，將軍們已經考慮到了道光帝的吝嗇，準備上奏僅要一萬八千名士兵鎮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給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軍留守六千人。將軍們憤然回擊，提出專守新疆東部，西部自治，不予設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罵他們放棄新疆防守，指責其居心叵測。

經過幾年的爭執，根據《清史稿》記載，最後決定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歲省三十余萬，以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餉」，方案才得以通過。此後，在鴉片戰爭中，道光帝急於妥協，也不能不說與吝嗇的個性有關。總之，在討論諸如海防、邊務、黃河治理等問題時，大臣一提到撥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悅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節儉，一則是生性吝嗇，視節儉為理想、樂趣；再則，是以此作為挽救財政危機的一種對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臨財政危機。
　　
清政府國庫年收入從乾隆中期起就達四千余萬兩白銀，至嘉道年間，總收入雖未比乾隆朝減少，但日子卻越過越緊。顯然，這是因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時，國家財政上的黑洞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第一個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順治初年，皇族不過兩千餘人，到道光時期已達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貴族群體不勞而獲，全靠國家養活，並且需要提供優厚的待遇，每年耗資數百萬兩，日漸成為沉重負擔。
　　
第二個黑洞是因物價上漲造成。道光初年的物價，已經是康熙年間的五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這樣一來，國家機器運轉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賦稅標準卻定於康熙年間，不能調整，為什麼？祖制不許可，康熙帝不是說過「永不加賦」嗎？
　　
而且，從嘉慶朝開始，每年按照祖制徵收的賦稅也不能保證足額上繳國庫，各省都有虧欠，每年全國虧欠數百萬兩，這部分錢大多挪作地方開支，一部分入了官員腰包。
　　
第三個黑洞是從乾隆晚期開始，社會矛盾加劇，起義此起彼伏，用於鎮壓的軍費開支大增。從乾隆末至嘉慶初年，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花費軍費2億兩白銀，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場大征伐，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攢的家底，國家財政從此一蹶不振。而邊疆、內地的起義還時有發生，圍剿的軍事行動成了財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個黑洞是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災害頻發，救災支出大增。譬如，黃河年年氾濫，治理辦法就是一個——堵住決口，結果生生將黃河堵出了個「地上河」，從此，黃河更加容易氾濫，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外，淮河、運河也是百弊叢生。乾隆年間，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錢不到一百萬，而從嘉慶年間起每年動輒上千萬。嘉慶二十五年（西曆1820年），嘉慶帝猝死前夕，國家花了一千萬兩白銀才堵上河南馬家營決口，沒來得及松一口氣，轟隆一聲巨響，下游儀封三堡大堤又決口三十餘丈。嘉慶帝聞訊欲哭無淚，不堵了？千里澤國，哀鴻遍野；堵？要拿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黃河裡扔！
第五個黑洞是吏治腐敗，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費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錢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連工帶料都扔到了黃河裡，你查都沒處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財政上出現了平定三藩以來百年未見的窘境，國庫儲備僅剩下二千萬兩。在乾隆時期，國庫白銀儲備最高達八千余萬兩。考慮到治理黃河堵一個決口就要上千萬兩，就可知國庫儲備的確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識到沒有，這個國庫儲備餘額還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到底有多少，他恐怕連核查的勇氣都沒有。
　　
怎麼辦？
　　
當時中國是農業社會，財源有限，既然生財無道，便只有在節儉上下工夫了。
　　
但是，絕不能高估這種近乎吝嗇的「節儉」的意義，道光皇帝的節儉主要是省自己，其影響的範圍更是有限，離開了北京，官場生活依然故我，梨園聲色，飲食精靡，變本加厲，官員、鹽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據道光年間在西北任職的張集馨回憶:來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肅、四川的官員皆經過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這就是道光帝節儉主義之下、官場腐敗的真實寫照。
　　
光緒年間，做過中國駐英法等國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轉敘了道光年間一位治河官員的回憶:當時，南河總督（那時黃河從江蘇省入海，負責治理江蘇境內黃河的官員叫南河總督）設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費治河經費數百萬兩，但實際上用在治河上資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餘都被他們貪污或揮霍了。
　　
貪官們的飲食、衣服、車馬之類，爭奇競巧，極端奢侈。就拿宴席來說，一種豆腐就有二十餘種做法；一種豬肉也能做出五十餘種花樣。豆腐需在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細心製作。客人嘗了他們宴席上的豬肉脯，讚歎不已。
　　
一個客人起身上廁所，見幾十頭死豬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追問這是何故？原來剛才所吃的一盤豬脯，就是這幾十頭豬的脊背上的肉。這種豬脯的製作方法更是聞所未聞:將這幾十頭豬關閉於室內，拿竹竿打，豬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趕緊割取豬背上的裡脊肉一片，薈集幾十隻豬，才能供一盤豬脯。據說這樣打死的豬，其精華集中於脊背，割而烹之，甘脆無比，其餘的肉都腥惡失味，不能再食。

鵝掌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將鵝圈在鐵籠裡，籠下點著炭火，鵝環奔數周而死，其精華集中於兩掌，每一席所需幾十隻乃至上百隻鵝，而割去鵝掌後，全鵝棄之無用。還有一道菜叫魚羹，取鮮活的大鯉魚幾十尾，倒懸于梁上，下承燒得沸騰的水鍋，敲碎魚頭，魚血滴入鍋中，魚尚未死，為蒸汽所逼，搖頭擺尾，一刻不停，魚血直到滴盡為止，鍋中紅絲一縷一縷連綿不絕，廚師撩血調羹，而全魚就無用了……
　　
據說，這種宴會食物種類繁多，一場宴席歷時三晝三夜，其間名菜佳餚連續不斷。伴隨宴席，聲色犬馬，歌舞昇平，奢華之極。
　　
可見，道光皇帝的「節儉」對官場奢靡的風氣沒有多大影響，那麼，其「節儉」影響了他的兒孫嗎？試看咸豐縱情于聲色，兒媳慈禧大興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響力是多麼不值一提。這對道光帝的節儉形成了相當辛辣的諷刺！
　　
那麼，道光帝的「節儉」有助於解決國家的經濟危機嗎？儘管道光皇帝為國家節省了一些經費，卻無助於經濟危機的解決，財政狀況也未見徹底好轉，反而每況愈下。以至有的大臣發出了這樣的質問:為什麼乾隆朝揮金如土而國庫充盈，如今日日節儉卻民生罕裕，「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這個疑問何嘗不同樣困擾著道光帝呢。總之，作為一國之君，不去大刀闊斧地開源興利，而在一飯一衣上錙銖必較，這就不是節儉，而是捨本逐末的摳門兒、吝嗇了。

有人說道光帝無能，也有人說他無辜。人無完人，歷史上的各大人物均是如此，普通人亦是如此，各個國家亦是如此，有其進步之處，亦存在些許問題。總而言之，看待事物時，盡量理性、全面地對待之，才可說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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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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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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