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東 吳 大學 中文 系 評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余英時與中共：何時能包容，何時要絕交？
https://www.patreon.com/posts/54539485
▶️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如果牟宗三、唐君毅復生，如何回應「新香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kNWfgDQvjA

青峰兩萬字長訪談｜聯合文學 第433期
⠀⠀⠀
「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任何我想要歌頌的東西，我想我會很難面對許多衝擊，也未必會有力氣走下去。」
⠀⠀⠀
⠀⠀⠀
青峰　要被自己的教授問問題也太不要臉了吧？我看到妳嚇一跳：天啊！是我大學教授。
癸雲　我在外面都很虛榮耶！常常說我教過吳青峰。
青峰　可以讓別人虛榮是一件更虛榮的事情耶，我很喜歡這個虛榮。哈。
⠀⠀⠀
______ 以下節選自青峰兩萬字長訪談 ______
⠀⠀⠀
癸雲　你比較想被當成詩人或詞人呢？
⠀
青峰　我已經把我的志向寫在〈歌頌者〉裡了。我就是一個歌頌者。我就是一個寫歌的人，就是一名歌頌者，無論透過寫歌或唱歌的方式，書寫小情小愛或社會議題，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沒有任何一種表達方式該被另一種表達方式攻擊。
⠀⠀⠀
癸雲　大家心裡都有一條線或一把尺。
⠀
青峰　有一天他們會體認到是在浪費生命。生命是很短暫的，所以我盡量不浪費時間在這些攻擊上面。其實，我的厭世常常來自各種的畫清界線。為什麼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因此我盡量與評論保持距離，站遠一些。如果你能從無趣或差勁的事物以及主題之中，看出一朵花來，那代表你眼光更好，比看到美的東西覺得美更厲害。簡單比困難還難耶。
⠀⠀⠀
癸雲　簡單真是不容易的。
⠀
青峰　所以像很多人稱讚我的作品時，卻說看不懂，我心底反而會想說，那就代表我的手法很拙劣呀。
⠀⠀⠀
癸雲　你的鐵粉應該不會看不懂？
⠀
青峰　他們也常看不懂，經常有錯誤的詮釋，但我覺得沒關係，因為我寫歌的出發點本來就只是為了我自己，寫下歌的那個我已經死掉了。我只希望作品可以繼續活著，讓它活著的方式，就是要能夠被人帶走，帶到他想要運用的地方，所以就算有人過度詮釋，我也不會認為不妥。那已經跟我無關了，是好是壞，都不是我的功勞或者問題，這樣才有辦法讓已經死掉的東西，繼續活下去。
⠀⠀⠀
癸雲　這完全是羅蘭巴特的觀點呢，詮釋讓文本有意義。你曾提過當代詩人對你創作歌詞有所啟發，例如〈小宇宙〉標題靈感來自於陳黎的詩集；〈雨中的操場〉是李格弟（夏宇）的詞；〈愛人動物〉是受夏宇二句詩啟發而創作；〈你的影子是我的海〉歌詞來自於王小苗詩集《邪惡的純真》等，你對於現代詩有何評價或有特別喜愛的詩人及詩作嗎？
⠀
青峰　老實說我已經很久沒有讀所謂的現代詩集了，所以對於這塊我已經不太了解了，我是一名門外漢了。而你提到的那些詩人的作品只是我偶然遇到的，也剛好反映出我的喜好。中文系會被迫念很多詩人，但也不是說這個詩人我不喜歡就全然否定，每位詩人的作品，我或多或少都能從中挑出我喜歡的部份，只是比例多寡，剛好陳黎與夏宇的作品佔據我喜歡席次的比例偏高，而且百發百中。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很喜歡夏宇，她出的詩集我都有買。
⠀⠀⠀
癸雲　當代流行歌詞與詩歌界限的爭論曖昧難辨，許多詩人曾去填詞，如李格弟〈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我呸〉、陳克華〈台北的天空〉；有些詩直接改編成歌，如陳珊妮為夏宇的〈乘噴射機離去〉譜曲、陳綺貞改編鴻鴻的詩〈太多〉；有些歌詞文學性很強，就被認為是詩，像林強的〈向前走〉入選年度詩選、陳珊妮雷光夏陳綺貞等歌手的詞等；也有一些專業詞人出版詩集，如方文山的《素顏韻腳詩》，各式各樣連結方式，好像在考驗大家對詩跟歌的看法。在這個關係裡面你覺得自己的位置會落在哪？或者是屬於光譜的哪一邊？
⠀
青峰　我不知道耶，但我可以理解這個問題，只是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並不存在。對不在乎位子的人，構不成問題也就不需要答案。我覺得自己根本是在圈外，收不到訊號的地方。我沒有資格加入任何光譜，可是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自成光譜，你們都會在我的懷抱之中。活到中年的我，最需要注意的是打光的位子，誰管你光譜，工作時光打得好不好比較重要。
⠀⠀⠀
／
⠀⠀⠀
「先把那些誤解放一陣子，等待時間醞釀，再看看它是真的誤解，還是有可能成為另一種理解。」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放一顆星球／在你的眉頭／等你開口／再長出宇宙」從第一首作品〈窺〉到蘇打綠樂團，再到個人專輯《太空人》與《冊葉一：一與一》，同時也為多位歌手作詞譜曲。歌手青峰創作詩歌的時間已超過二十年，其詩意之鍛造，歌詞之嶄新，無疑是當今台灣樂壇最獨特的聲腔。聯合文學本期重啟兩天一夜訪問形式，邀請青峰的大學教授，現任教清大台文所的詩評家李癸雲，與青峰靜心做最深入的文學談話。以及由十二位當代青年詩人自選青峰作品，進行全方位的歌詞分析。說著「寫出每首歌的當下，我已經死了」，將內心詩意幻化為歌的青峰。或許連他本人也不知道，那些他細心接枝結果，人們熱愛著，歌頌著的詩詞裡究竟藏匿了什麼。
⠀⠀⠀
⠀⠀⠀
🎼 下方留言處有彩蛋 🎼
⠀⠀⠀
⠀⠀⠀
聯合文學 11月號/2020 第433期｜暮色詩心版
🎵 博客來：https://reurl.cc/5qNy9n
🎵 誠品：https://reurl.cc/EzvMkK
⠀
聯合文學 11月號/2020 第433期｜白光歌夢版
🎤 博客來：https://reurl.cc/gmojAL
🎤 誠品：https://reurl.cc/q8qjxy

為什麼下西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初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其規模之大， 艦隊之壯，誠為明代一大盛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間，朝廷一批忠義之士如劉大夏等人，以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為由，把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冊牘藏匿起來，甚至銷毀，「以拔其根」（此舉亦與成化時宦官用事的政治斗爭有關）。以致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情況，難窺其全。加上明代中晚期以來，後代小說、雜劇、傳說的渲染，以及鄭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華人移民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的形象更顯傳奇。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史》、《明書》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范文瀾贊成這樣的說法。但是，向達和尚鉞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組織軍事聯盟，以牽制帖木兒帝國對中國的威脅。

以上這兩種說法，至多只能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有關聯，無法解釋明成祖何以連續二十餘年皆敕命鄭和下西洋。明代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窜入蠻夷，其何能為？文皇（即明成祖）豈見不及，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至於牽制帖木兒帝國的推論，從史實上看，帖木兒確曾於永樂三年(1405)率大軍20萬，打算東侵中國。但在征戰的路途中（在訛答剌，即今土耳其斯坦東南面），帖木兒死了，罷兵。因而，若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牽制帖木兒東侵，其論說的牽強性就在於當鄭和屢次下西洋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無甚威脅了。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較有力的論說，主要有二。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鄭和下西洋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樹立明成祖個人的威望及確立其得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明朝皇帝希望透過下西洋的招諭，以海貿之利誘，把海外諸國的往來關係置於大明天朝禮治天下的朝貢體制內，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關係。

其二、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圖的，它是由官方宰控及壟斷海外貿易的「取寶」，進而掀動朝貢貿易的活絡。

回顧鄭和研究，近代中國學者研究鄭和，開其端者，應是梁啟超。1904年，梁啟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文中，梁啟超以鄭和比對哥倫布，指說中國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給予鄭和下西洋高度的評價和贊嘆。

1936年，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首倡鄭和在經濟、海外貿易上的光輝成就。1956，朱偰《鄭和》更謂鄭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這種抬高鄭和「開放」、「偉大」的論調，在80年代受到范金民、孫光圻等的駁斥。李東華更是指說，所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頂峰的論說，實際上是項誤解。對鄭和的評價，學術界有褒有貶。

90年代初以來，中國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步伐，鄭和甚至被捧為「開放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成了當代政治色彩濃厚的政策性宣傳符號，模糊了歷史之真實面貌。

有另一種主張，如鄭鶴聲、鄭一鈞等所強調的，鄭和下西洋期間，明代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友好」的關係，鄭和成了「友好使者」，並以此來比對西方殖民侵略，論證中國之良善。此種論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們必須意識的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對外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宗主與藩屬，朝貢與事大的不對等外交關係。大明天朝怎會允許「蠻夷小番」以平等的態度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如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主義高漲。2005年中國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21世紀的鄭和，又是怎樣一個形象？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