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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剌加的港市機能｜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可能只是「仰人鼻息」，完全依賴外在機遇。除了與明朝中國建交，滿剌加的崛起，還在於本身所建立的有效機制。15世紀中期，滿剌加主扼馬六甲海峽，成為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之東西交通的咽喉，自然有它的本事。

馬歡《瀛涯勝覽》記載，滿剌加其地「田瘦榖薄，人少耕種」，糧食尚不能自給自足。根據明朝時人黃衷《海語》的說法，滿剌加的基本生活消費是當時中國的五倍。這樣一個生活水平高，糧食土產又不富足的國家，要以什麼基礎發展呢？除了建國之初，依靠「大明天威」，以及自覺的伊斯蘭化，不可忽視的，還在於滿剌加的港市機能。

要成為東西海洋貿易的匯集中心，滿剌加有其優越的先天條件。馬六甲海峽是東西航線的必經之道，滿剌加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最狹處，較易控制來往的船隻。馬六甲河的出海口處有山丘，築城堡居高臨下，易於防守。其內地是沼澤紅樹林，也可阻擋敵人從陸路來的襲擊。此外，馬六甲河內通麻坡及彭亨的水路運輸，腹地亦廣。地理優越條件，使滿剌加在港市發展的競爭上，能握有較多的籌碼。

滿剌加有效而系統化的商業管理制度，對其港市機能的發展貢獻尤大。滿剌加的國家行政制度，是在第三代王西里麻哈剌者時代(1424-1444)確立的。其行政體制相當重視商業管理及海權，是一種注重貿易的商業管理機制。四個一級官員中，除最高級的首相，以及司刑的天猛公之外，餘兩位則是財政部長和水師提督。

要吸引外國商船到來滿剌加，首先要讓他們對滿剌加具有信心和好感。外國商人的生命安全和財產能否受到保護，是一項重要的事務。海權的建立，水師提督（例如漢都亞）極力維持滿剌加領海安全，確保了馬六甲海峽之暢通，是滿剌加港市機能奏效的重要因素。

滿剌加還設有港務官(Shahbandar)。港務官的任務主要是接待來自各地的商船，引見商賈與首相會面，分配貨棧、發送物貨、安排外國商旅的住宿和預定運貨象隻，並負責徵收港口稅收等事務。

由於所涉範圍極廣，滿剌加設有四名港務官。其中一個是專門負責處理來自印度胡茶辣的商旅，第二個港務官是負責來自印度馬拉巴沿岸、孟加拉灣及蘇門答臘北部地區的商人事務，第三個港務官是管理巴林邦（舊港）、爪哇和印尼群島的商船，第四個港務官則是專管中國、琉球、占城、渤泥和暹羅等南來交易的商貿。

港務官的地位頗高，而且滿剌加為了鼓勵各地商人船隻之到來，更不分種族、宗教，通常也委任有財勢的外國商人為港務官，充份顯示了滿剌加商業管理制度的開放態度。

在商稅制度方面，滿剌加也有一套有效的機制。對其西方（例如印度、緬甸）的商船，僅徵6％船貨稅；對來自其東方，諸如爪哇、摩鹿加香料群島、巴林邦和中國的船隻，則不收稅金，改採「饋贈制度」，一般上其饋贈之值相當於5％的船貨稅。滿剌加國內（或其屬邦）的商人，則僅需付給3％的商稅。此外，所有的商船，還要外加饋贈給滿剌加蘇丹和大臣們「禮物」，惟其值通常亦不過為船貨的1至2％。

商稅與饋贈制的收入，是滿剌加國家總收入來源的重要命脈。相較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例如孟加拉的海貿關稅高達37.5％、暹羅22.2％、緬甸12％，滿剌加無疑是「低關稅國家」。這種低關稅制，成為滿剌加轉口貿易的重要基礎。

再好的制度，關鍵還在於使用制度的人。所謂的「饋贈之物」，「抬面上」講，尚還合理。惟，若官員需索無度，則必貪污成風。養成習慣，倒也埋下禍根。

總之，滿剌加具系統化的港市機能是其崛起的重要基礎。外在機遇的把握（如與明朝建立友好的朝貢關係，又能順應趨勢伊斯蘭化），以及內部港市機能制度化、系統化的軟體建設，兩者都是必要的。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否，在於「用勢」以及「自強」，而最怕的卻是內部腐蝕。奢靡成風、貪污腐化，滿剌加是在富裕之中敗亡的。歷史的教訓，時常監視著世人。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寶船取寶與貿易｜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遣使出國，除詔諭、冊封、弔唁等政治任務，也帶有貿易行為。他們到達一地，通常是先開讀皇帝詔諭，賞賜完畢後，就在該地進行貿易買採，而且明朝特使人員一般也會私自携物出海，順搭交易。

鄭和隨員馬歡在《瀛涯勝覽》之暹羅、錫蘭國、柯枝國、古里國、溜山國、祖法兒國、阿丹國以及天方國等諸條，都記載鄭和寶船或鄭和使團至彼，於當地交易寶石、珍珠和龍涎香等香藥的詳情。

鄭和船隊來到滿剌加，更是在這裡設立了「官廠」，駐軍於此，「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抵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瀛涯勝覽》所記，說明鄭和下西洋，實是把滿剌加視為停裝貨物及分聚之所，設置貨倉並駐軍於此的忠誠伙伴。很明顯，鄭和下西洋帶有貿易性質。吳晗《16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更倡議說，鄭和下西洋之最大使命是「經營國際貿易」。

自古以來，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非常繁忙的貿易航道。中國經此航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綢和外銷瓷品。明朝初年，官窑和織染局特別興盛，彼等所生產的官窑瓷器和絲織品，量多質高，成為鄭和下西洋進行賚賜貿易的極佳貨源。

明代《殊域周咨錄》記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羡裕矣。」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之序，亦言及：「太宗皇帝入纘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乖蠻革夷，乃大賚西洋貿采琛異……由是明明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鄭和寶船，實是下西洋「取寶」貿易之商船。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亦指出：「將鄭和下西洋作為明代海外政策成功的標志，是因為它成功地實現了明初對外政策的目標，增強和擴展了中國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也使朝貢貿易這一官方壟斷的海外貿易發展到鼎盛。明初海外政策得到成功實施，主要體現在鄭和下西洋上。」

鄭和之後，明朝仍有派遣使節出使滿剌加。這在《明實錄》裡多有記錄。1459年（天順三年），給事中陳嘉猷奉命出使滿剌加，冊封蘇丹茫速沙，即因途中船破而延誤行程。他們「令水手打撈，得紵絲等物，俱水濕有跡」，而「乞行廣東布政司收買。應付其紵絲、羅布，宜於內承運庫換給，遣人賚付嘉猷」，方於1461年再往成行。

明朝使節團經常以出使之名，挾帶私貨，轉經滿剌加貿易。1474年（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出使占城，適值占城戰亂，陳峻使團不敢進入，竟以「其所賚載私貨及挾帶商人數多，遂假以遭風為由，越境至滿剌加國交易。」

1481年（成化十七年），行人張瑾奉命冊封「占城國王孤齋亞麻勿庵為王，多挾私貨，以圖市利。至廣東，聞齋亞麻勿庵已死」，擔心空手失利而返，於是速至占城，「又經滿剌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中國商品在滿剌加轉口市場需求量之大，吸引了明朝特使假借名目到來市易謀利。

同年，林榮、黃乾亨出使滿剌加，奉命冊封馬哈木沙，卻因挾帶「物貨太重」，在越南南部海域遭遇風暴，船沉遇難。隨船者千餘人，只有24人生還。誠如廣州暨南大學馬明達《明朝出使滿剌加的一次海難》所指出的，「從林、黃海難事件也可想見，明朝出使南洋諸國的使船，其實很像是一個龐大的海上商隊。」

朝貢與貿易，下西洋與取寶，往往是一體兩面。「馬中友好」關係的維繫，彼此間的經貿互動，不能忽視。往昔今時，也大致如此。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鄭和與伊斯蘭｜知史百家

安煥然

寺田隆信在《中國的大航海家鄭和》指出，「應該說鄭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國的伊斯蘭教徒為主角，以東南亞、印度、西亞各國的伊斯蘭教徒為配角而展開的不平凡的伊斯蘭的事業。」

在鄭和熱的研討當兒，除了強調「中國」之偉，鄭和下西洋其實更具有其「世界性」的意義。其中，鄭和船隊中的伊斯蘭色彩，是我們探討早期「馬中關係史」應該正視的議題。

鄭和七下西洋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不僅鄭和本身是伊斯蘭教徒，其隨從要員不少也是穆斯林。

雖說，文獻上曾記有鄭和施財印造佛經贈送給各大禪寺的事錄，甚至說鄭和有佛教法名。下西洋時，鄭和也曾祝禱天妃娘娘。所以有人認為鄭和既是崇佛又是信道。但是，鄭和實出自「哈只」世家，也曾在泉州伊斯蘭教先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並曾奏請朝廷重建南京清真寺禮拜寺，顯示鄭和應是一名伊斯蘭教徒。或許只是因為身為明朝特使，鄭和有時不得不附和於佛道。

鄭和船隊的要員中，如副使太監洪保、通事馬歡、郭崇禮、西安清真寺教長哈三、副千戶沙班等，都是穆斯林。

誠如寺田隆信所說，鄭和的航海不能無視中國伊斯蘭教徒的問題。換句話說，不僅是鄭和本人，還必須看到伊斯蘭教徒，或有興趣和關心伊斯蘭文明的人們之作為鄭和隨員大量參加下西洋壯舉的事實。從航海技術，尤其是航海天文知識上看，鄭和下西洋還應視為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融合的產物，也是15世紀世界史上技術交流的成果。阿拉伯、印度的伊斯蘭世界不須贅言。即使是在東南亞地區，伊斯蘭的勢力也曾強有力地支持了鄭和的活動，建立起良好的互惠互動關係。

自宋元以來，至明朝初期，華裔穆斯林商人已流寓東南亞。至今發現的最早東南亞華文碑銘，是汶萊的一座1264年的伊斯蘭教徒華文墓碑，相信是一位中國華化阿拉伯人之墓。

鄭和隨員馬歡的《瀛涯勝覽》〈爪哇〉條中，也記錄：「（爪哇）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教門受戒持齋者。一等土人……崇信鬼教。」由此可見，華人穆斯林早在鄭和下西洋（或其之前），已在東西海上貿易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在島嶼東南亞土著尚未全面改宗伊斯蘭教以前，就已落居於此。這些華人穆斯林集團在爪哇及舊港等幾個商業據點盤據，共同經營穆斯林商人網絡的海貿事業，甚至擔任該商業據點的港主。當陳祖義被鄭和生擒後，獲鄭和扶持，與明朝關係良好的施進卿接任舊港港主，施氏及其後裔，據考可能也都是華人穆斯林。

14世紀末，伊斯蘭勢力主要還僅局限在蘇門答臘北部幾個港市國家，但這股力量不容小覷。伊斯蘭勢力的東傳，除了宗教本身的意義，還帶有相當的經濟性。它意味著當時區域經濟商業聯盟的擴大，可以吸引更多的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船到來，促使馬六甲海峽地位再次回升，並借以與日漸勢衰的爪哇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滿者伯夷相抗衡和競爭。

永積昭《東南亞的歷史》也指出，「印度穆斯林商人至東南亞，其所帶來經濟的利益，與東南亞港市國家的伊斯蘭教的改宗是相并立的。」

有意思的是，滿剌加的國君也就在這個時候改宗，皈依伊斯蘭教。這應當不是一項偶然的巧合，而是滿剌加國君敏銳的時事觀察所致。

滿剌加國君迎娶蘇門答臘北端的伊斯蘭國家巴塞公主為妃，而皈依伊斯蘭教。惟，究竟是何代國君（第一代或第二代）迎娶巴塞公主，學界有了爭議。持同一人說者認為，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娶了巴塞公主而改宗，遂改名為依斯干達沙。但持二人論者則認為依斯干達沙實是拜里米蘇剌的兒子。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母干撒於的兒沙」或另一譯音「亦思罕答兒沙」，實際上是「襲父職爵為王」的第二代王，拜里米蘇剌和「母干撒於的兒沙」（Megat Iskandar Shah）應為父子關係。以上推論不論何者正確，拜里米蘇剌是一個印度化的名字，「母干撒於的兒沙」（或伊斯干達沙）則已是一個伊斯蘭化的王名，說明這時滿剌加國君已皈依伊斯蘭教。

馬歡《瀛涯勝覽》也記載了15世紀初伊斯蘭教傳播到滿剌加的事實。該書〈滿剌加〉條記云：「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其王服用以細白番布纏頭」。《瀛涯勝覽》所記，主要是馬歡隨鄭和第二、第四次下西洋時的實地觀察見聞。這時候的鄭和船隊，正預定要越過馬六甲海峽及印度洋，航向阿拉伯伊斯蘭世界。

滿剌加國君之改宗伊斯蘭教，這種行為不但與明朝中華朝貢體系毫無抵觸，而且鄭和的下西洋，也是充份利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長期經濟文化交流所致。航行於東南亞海域，鄭和只選擇在滿剌加和蘇門答剌（巴塞）這兩個伊斯蘭的新興港市國家建立官廠行營，除了兩地的地理優越，以及兩國執政者對明朝表示誠信之外，雙方的伊斯蘭色彩相信也是促使彼此能真誠合作的關鍵因素。

我們可以這麼說，帶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鄭和船隊，選擇駐節滿剌加，強化了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間接助長了滿剌加這個港市國家的崛興。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本集主題： #陶瓷雕塑展　#林洛安專訪
　　
凝結萌芽的瞬間，微觀生機之傳承
　　
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曾說「自然只是一部字典而不是一本書」藝術家林洛以植物的意象，創作出內心對於美的造型想像，綠意盎然、生生不息又完美的幻想世界
　　
山林間奔放自由的童年
　　中忘卻停下腳步回頭探究自我。洛安回想起就學的時光說到：我一直是生長在台北的孩子，相當融入城市中快速的腳步、繁忙的生活，求學的階段就讀普通國高中，下課後不外乎穿梭在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擠在電影院般排排座的補習班，周末再起個大早到圖書館報到，日復一日的規律又乏味的生活讓我漸漸遺忘觀察日常事物的樂趣。
　　聊著聊著，說到小學久遠的記憶略微模糊，述說在自然中度過的童年時光「當時媽媽將我和弟弟送到陽明的森林小學就讀，全校只有六個班級，還記得每個班級在大水溝旁邊都有塊田，每天早上都要從水溝撈水照顧自己的農作物，可能是四季豆、番茄或是小黃瓜。在森林小學的課程一周有兩日半天的自然課程，老師讓我們在山中集合，每周帶學生認識校園周遭的植物與動物，除老師的講解還需到圖書館翻閱圖鑑、書籍，認真查資料加上寫生畫圖才能完成一張學習單，那時候就發現自己對於植物寫生的喜愛。」經過這段敘述，可以想像童年在山間奔跑的自由與快樂，加上林洛安家裡曾開過花店，走在路上、有花草的地方，母親便會一一告訴她這是什麼花、這是什麼植物…，因此在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累積了大量植物知識。
　　林洛安的父親長年居於雲南的西雙版納，從事普洱茶商的工作，回台期間總會與她分享在當地與茶山村民互動、述說生長了百年的野生茶樹是多麼地高，而茶的採收作業是如何遵循季節更迭來摘取葉芽，使茶樹生長得更茂密；不使用農藥與人工化肥，以維持大自然間生息的平衡，洛安每每聽起關於茶山的故事，便會對大自然有種景仰與說不出的感謝，感謝大自然的照顧。
　　
在城市中尋找綠意
　　近幾因搬家緣故，有幸家中多了一片小小的花園，喚起林洛安對花草的興趣，開啟了綠手指生活，其中對於多肉植物更是上心，其圓潤而飽滿的葉面和多變的外型令她感到驚奇，漸漸投身研究如何種植，進而有了自己一個多肉植物小天地。
　　就讀研究所期間，林洛安曾於誠品歐風花藝店打工一段時間，每日店內皆會保有2、30種進口花材與葉材，以及各式植栽與大型植物裝置，打工期間認識了許多植物與花材，也能利用上班空檔練習花材的搭配。這些生命經驗、對於植物的喜愛與研究，不知不覺已成為創作的養份。
　　
取材於自然的溫度創作
　　大學就讀台藝大工藝設計系期間，林洛安接觸了多樣工藝媒材，包含金屬、陶藝與木工等，剛開始她覺得陶藝並不吸引人，經過兩年的學習，發現陶藝的塑造過程、裝飾技法與燒成都有著深厚學問與知識，而陶土的易塑性、能立體呈現作品外型等特質，更是令她深受吸引的原因。洛安認為「陶土經常被形容成為一種溫暖的材，在適當的濕度下捏塑起來的觸感柔軟細緻，其原料包含高嶺土及複雜的礦物質，使其成現不同的色彩、硬度、燒成溫度、黏土顆粒的粗細。對於土的掌控，水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只要對乾濕度控制得宜加上眾多的成型方式，黏土就能在手中千變萬化，結合了土、水及在燒成環節需要用到的火，這樣近乎自然的材質皆取之於大地，甚至滋養了同樣被喻為溫暖的材質-木材，大地對我而言就是最溫暖的存在。」
　　從眾多媒材當中，林洛安選擇專注於陶藝創作，本次展覽作品造型元素靈感通常源自於植物的啟發，更將自然界植物所展現的對稱、飽滿、滑順、曲面等元素納入其中。
　　
捕捉生機展現瞬間
　　本次系列作品以植物發芽的瞬間與繁衍的傳遞，作為展覽主軸，林洛安觀察到許多女性藝術家創作靈感經常來自植物、花卉與性徵，例如美國女性畫家喬治亞•歐姬芙(Georgia Totto O'Keeffe)的花朵繪畫「對於大部分的開花植物來說，花朵背負著複雜美妙的繁衍工作，它們色彩艷麗、香味誘人，花瓣的造型襯托出花粉和花柱，吸引昆蟲來傳遞花粉，繁衍後代。」。
　　（萌系列作品）微觀植物的細節，作品呈現圓潤、簡潔的線條，將特點聚焦，林洛安舉例作品（萌），在一似葉面組織的平面上的兩點，象徵著甫冒出的芽點，佐以戲劇性的色彩打光加強重點。（傳遞系列作品）外型靈感來自於顯微鏡下的花粉，理念源自花粉的傳遞過程，授粉代表著植物生命延續與傳承。在作品的展現上也承續著自然界的定律「散撥越多種子提高生存機率的定律」大量複製同樣一件的組件作品ex. （向光），使用種子發芽意象並向著陽光方向排列，呈現出律動感及方向性。藉由不同的媒材質感與成形方式，希望能更貼近她所想要傳遞的視覺感受。
　　
自然的樂章與傳達
　　「我希望透過我的作品，也能傳達這樣的感受給觀者，讓觀賞的人能夠感受到美好及愉悅的情緒。」當藝術家林洛安徜徉於大自然所帶來的感動及美時，經由創作將這些生長的瞬間記錄下來，透過這樣的實現過程，傳遞給觀者，同時也達到自我療癒。林洛安的作品如同一首平靜溫涼的歌曲，卻飽含生命力與希望，帶領觀者徜徉於自然界的篇章。她更希望此次展出能有別於以往以材質特性為出發的習慣，以最純粹又新穎的視覺感受傳達作品義涵，帶來不一樣的陶瓷雕塑作品。（文：金車文藝中心）
　　　　
　　　　
林洛安學歷：20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所陶瓷組
　　　　　　2009- 20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工藝系
　　　　
獲獎 ：2014 第十屆日本美濃國際陶藝競賽 入選獎
　　　2014 澳洲黃金海岸國際陶藝獎 入選
　　　2014 南投縣第十五屆玉山美術獎 入選獎
　　　2014 南瀛獎 佳作
　　　2014 西班牙17 th Biennal de Ceràmica d'Esplugues 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