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見到台灣有人倡議一種淺薄的國際現實主義，主張國際上一切均以利益與實力為主，沒有私交與價值的空間。這種說法在國民黨、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的支持者中都有人附和，但是最多的還是主張「對中國實力不夠不要大小聲」的柯粉，雖然柯文哲外交國防知識的貧瘠，使得論述缺乏實質內涵，但即使就表面而言，也錯得離譜。
話說現任總理的父親Pierre Trudeau擔任加國總理時，老杜魯多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左翼知識份子，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雖然也是知識份子，但是兩人氣質與知識類型相差甚多，在老杜魯多與尼克森在橢圓辦公室高峰會後，尼克森說：“That Trudeau, he’s a clever son of a bitch.” 然後轉頭問季辛吉：“What in the Christ is he talking about?”
儘管加拿大與美國素來是堅定盟友，但是雙方依舊不時有摩擦。尼克森為了加國遲遲不願加入越戰對老杜魯多不滿，老杜魯多的知識份子性格又使得他對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總是心懷警惕，後來美國財政部長John Connally與加拿大為了貿易問題雙方不快，老杜魯多說：「有了John Connally這樣的朋友，誰還需要敵人？」
一直到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福特上台，美國與加拿大關係再度恢復良好，福特甚至協助加拿大完成外交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令加拿大加入G7，顯著提升加國的國際地位。
老杜魯多是繼法國之後，造成歐美國家與中華民國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風潮的第一人。法國因為當時戴高樂堅持走自己的路，所以國際上沒有西方國家跟隨，但是當中國民國風雨飄搖之際，老杜魯多毫不遲疑地拋棄中華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示好。
之後同樣是進步知識份子的卡特上台，雖然卡特是公認聰明卻政績一塌糊塗的美國總統，但是因為與老杜魯多在知識上與性格上十分接近，兩人反而成為好友，解決了兩國長久的海洋邊界與漁權的爭議。後來老杜魯多的葬禮，美國就是由卡特率團弔唁。
因此後來雷根上台，可想而知和老杜魯多十分不對盤，兩國關係也隨之惡化，雷根到加國國會演說時，成千上萬的加拿大環保主義者在外抗議，國會中也有議員對雷根的外交政策與星戰計畫抗議。
直到保守黨的Brian Mulroney擔任加國總理後，雷根與Mulroney相見恨晚，成為好友。雷根、Mulroney和柴契爾夫人三人分別在美、加、英提倡新自由主義，三人之中以濫觴者柴契爾夫人最堅定，Mulroney最溫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無遠弗屆。
在中國施行港辦國安法之後，加拿大是繼英美之後，率先表示反制的國家。Mulroney表示，認為國際貿易可以改變中國的想法可謂徹底破產。
Mulroney目前是加中貿易理事會的重要成員，加中貿易理事會是加國重要商人與政界人士，為推展兩國關係成立的商業組織，也是中國以商業力量影響加國的重要機構，天安門事件後四年，便是由加中貿易理事會率團赴中破冰投資。Mulroney在中國也有商業利益，他的批評代表傳統建制派對加拿大與中國交往政策的否定。
加拿大與美國的外交經驗顯示一個傳統的智慧，國際間固然利益與實力十分重要，但是價值與私交同樣重要，結構與行動者相互影響，而不是膚淺的實力原則所可涵蓋。
這也是台灣總統因中國封殺，長期無法與國外重要元首見面，所可能產生的代價。此所以美國通過《台灣旅行法》的意義之所在。雖然可惜的是，《台灣旅行法》的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但是至少打破部分台美官員接觸的內心禁忌，這也是「台灣走出去」的真正意義。儘管所有的協議都在國際高峰會前已經協商完畢，但是所謂的元首排排站的大拜拜儀式，依舊有其意義；習近平貴為世界第二強國元首，但是在G20拍照空擋，當各國領袖各自開心閒聊時，卻落寞地無人搭理，也是同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