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我在香港的兩門課,和在台灣一樣,上課前都會有一個「楔子」,即是用時事來談觀點與寫作。我不因為在香港講課改變風格。
這周的「寫作專題」我用了美國網球公開賽小威廉絲和大坂直美(Naomi )的爭議比賽做為楔子,「小說寫作」則用了大衛.威廉斯繪本作品《穿裙子的男孩》因家長提議而遭圖書館下架的事件做為楔子。
從昨日到現在,在我心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是駐大阪辦事處蘇處長的自殺事件,可是我在情感上,下周可能無法平靜地談這件事。
我因為近年頻繁到國外參與各種活動,與台灣駐外單位多有接觸,雖然未曾見過蘇處長,但我深知從過去到現在,無論是以什麼樣的名義,台灣的外交人員(包括文化部以及其他部會的派駐人員)都面臨著很艱辛的日常。天災造成的不合理、大量抱怨,以及媒體的報導、長官的壓力,都只不過是最後產生悲劇的一根稻草。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到過紐約、柏林、巴黎、布拉格、東京、倫敦辦事處,外交體系的人員通常都是中規中矩地接待,而文化體系的人員則都是滿懷熱情,想以文化為台灣艱難的外交找出一條小徑。
多年以前,我從這些接待我的人員口中,就知道中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擴大後,投入數百倍於我們的外交資源。不管是文學節或藝術節,他們的投資很輕易地可以凌駕臺灣之上。而大量的留學生與僑民,使得他們若想施壓於台灣的活動,動能也遠比我們大得多。我曾遇過文學節的節目單被手工塗改國籍這類荒誕小器的行為,這種不必經由正式外交體系做的小動作,對他們而言是日常。
可是一旦我們求助於外館,他們就得繃緊神經,當成要事,因為國內的媒體會把這類事當成焦點。一個迷思是,我們仍有能力與中國在外交上以資源、聲量作戰,這大概是昧於有些人自以為還是那個與中國內戰,能勢均力敵,甚至「光復河山」的政權吧。事實上,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此刻台灣就是一個兩千多萬人口的國家,無論如何在這種「比器量狹小」的外交戰裡,面對人口與資源遠勝於我們的對手毫無優勢。
這次不知何處放出的燕子颱風後續援手顯然是「偽」新聞。我不說它是假新聞,原因是類似天災對國外僑民援救方式的報導,正常國家從來不會用「比較」的方式做為切入點,多半是「提供訊息」給受困民眾才是,但此次事件即使到台灣駐外單位有能力伸出援手時,媒體依然鮮少「提供訊息」。首先不及格、心態不正確的根本是媒體。
台灣派駐外國的人員,每天都得與這種「心態」的媒體與國人作戰。而許多駐外人員不是以特定語言專業進入外交體系的,他們更要經歷帶著整個家庭(或沒辦法帶上家庭)移駐各洲的生活。文化的差異、對岸力道的日漸增強、台灣本身對自己國家缺乏信心……不只是任事者本身,他們家人的身心都需要很強的支持,才能面對這樣工作的「日常」。
我也曾聽過某些外交人員告訴我他們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在「送往迎來」。台灣的官員,參加各種活動的國民,日常的求援,以及像這次的急難救助,實在不是一個分處少量的人力能負荷的。
去年我到墨爾本參加文學節,因為是出版社與文學節的邀約,所以我自在地一切自理。但準備動身到雪梨前夕,我就收到駐外單位的來信,提到會有人到現場表達歡迎之意。我立即回信請對方不必前來,一切我都可自理,出版社也有編輯陪著我。這是我個人的事,實在不必勞駕。當天恰好因交通問題,這位駐外人員沒有出現,我想我們彼此都鬆了一口氣吧。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文化習氣,臺灣有不少人很喜歡「被接待」,這也表現在我們辦的活動裡。事實上,我去過眾多文學節,都是報到後自理(據我所知,無論你是多麼有份量皆然),但一到現場,你就會感覺到專業的氣氛。但我到國外時卻常感到外館人員的接待很想「無微不至」,我都請他們「放生」我,最好連餐宴都不需要。因為我是成人,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來參與活動,當然我自己負責就行。這是我很厭倦團體文學交流活動的原因,是什麼樣的情況,一群從事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大人得「一起吃飯、一起逛景點」?
像「燕子」這類颱風造成的交通中斷,是很明確外間力量可以進去受災地區,並非全然無援,或有人傷亡的狀況。當地政府也未失能,想辦法脫離現場,食宿,很清楚是可以自行處置或暫時忍耐。
悲劇發生後,這幾天的報導,我想又會導向蘇處長多麼優秀,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的方向去吧。但我認為,未來怎麼讓人力已然很單薄的外交人員,讓他們的專業發揮在應然之處,同時知道國人是支持他們更重要。
無論你認同的是哪一個「國」,此刻台灣都不可能是一個「大國」,和中國這樣的外交對手作戰,他們輕易可以用金錢,做出比我們更「無微不至百倍的接待」。又甚或像這次使用混淆的訊息戰,讓某些人感到自卑、委屈,回頭相互指責,最終即使不發生這類悲劇,也會變得心態失衡。
我的想法是,希望能把這個國家也當成一個「人」。像你自己的親人一樣,你不會因為他們哪部分不是世界第一就看輕他們,當然,表現出色時我們同感榮耀。
對我而言,我希望有一天外交人員來聽我演講,都是因為他們愛文學,剛剛好也不討厭我的作品,願意花幾個小時來認識它。而不是因為行事曆上得接待從台灣來的某某人。
請放心,我不會因為接待不周而覺得自卑;不會遭到比我們更有力量的對手想辦法讓我們不舒服,而在台上感覺委屈說不出屬於台灣的故事。
希望有一天臺灣就像前陣子大家開始感到興趣的冰島,或是那些其實很有特性與個性,但民眾還沒有因為新聞獲得關注的小國家,它不需要在世界人口、經濟體、外交上名列前矛,但總會在某些地方(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的海、我們多才能有魅力的原住民、我們的混血文化……)讓人感到身為此地子民的安適感。讓我們做好一個小國家,讓我們的外交不用跟人家比巴士、比接送、比餐盒。
支持這些外交人員吧,未來也要改革文官體制,讓我們的外交人員以他們自身的魅力與自信的態度,展現這個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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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我在香港的兩門課,和在台灣一樣,上課前都會有一個「楔子」,即是用時事來談觀點與寫作。我不因為在香港講課改變風格。
這周的「寫作專題」我用了美國網球公開賽小威廉絲和大坂直美(Naomi )的爭議比賽做為楔子,「小說寫作」則用了大衛.威廉斯繪本作品《穿裙子的男孩》因家長提議而遭圖書館下架的事件做為楔子。
從昨日到現在,在我心上揮之不去的陰影是駐大阪辦事處蘇處長的自殺事件,可是我在情感上,下周可能無法平靜地談這件事。
我因為近年頻繁到國外參與各種活動,與台灣駐外單位多有接觸,雖然未曾見過蘇處長,但我深知從過去到現在,無論是以什麼樣的名義,台灣的外交人員(包括文化部以及其他部會的派駐人員)都面臨著很艱辛的日常。天災造成的不合理、大量抱怨,以及媒體的報導、長官的壓力,都只不過是最後產生悲劇的一根稻草。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到過紐約、柏林、巴黎、布拉格、東京、倫敦辦事處,外交體系的人員通常都是中規中矩地接待,而文化體系的人員則都是滿懷熱情,想以文化為台灣艱難的外交找出一條小徑。
多年以前,我從這些接待我的人員口中,就知道中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擴大後,投入數百倍於我們的外交資源。不管是文學節或藝術節,他們的投資很輕易地可以凌駕臺灣之上。而大量的留學生與僑民,使得他們若想施壓於台灣的活動,動能也遠比我們大得多。我曾遇過文學節的節目單被手工塗改國籍這類荒誕小器的行為,這種不必經由正式外交體系做的小動作,對他們而言是日常。
可是一旦我們求助於外館,他們就得繃緊神經,當成要事,因為國內的媒體會把這類事當成焦點。一個迷思是,我們仍有能力與中國在外交上以資源、聲量作戰,這大概是昧於有些人自以為還是那個與中國內戰,能勢均力敵,甚至「光復河山」的政權吧。事實上,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此刻台灣就是一個兩千多萬人口的國家,無論如何在這種「比器量狹小」的外交戰裡,面對人口與資源遠勝於我們的對手毫無優勢。
這次不知何處放出的燕子颱風後續援手顯然是「偽」新聞。我不說它是假新聞,原因是類似天災對國外僑民援救方式的報導,正常國家從來不會用「比較」的方式做為切入點,多半是「提供訊息」給受困民眾才是,但此次事件即使到台灣駐外單位有能力伸出援手時,媒體依然鮮少「提供訊息」。首先不及格、心態不正確的根本是媒體。
台灣派駐外國的人員,每天都得與這種「心態」的媒體與國人作戰。而許多駐外人員不是以特定語言專業進入外交體系的,他們更要經歷帶著整個家庭(或沒辦法帶上家庭)移駐各洲的生活。文化的差異、對岸力道的日漸增強、台灣本身對自己國家缺乏信心……不只是任事者本身,他們家人的身心都需要很強的支持,才能面對這樣工作的「日常」。
我也曾聽過某些外交人員告訴我他們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在「送往迎來」。台灣的官員,參加各種活動的國民,日常的求援,以及像這次的急難救助,實在不是一個分處少量的人力能負荷的。
去年我到墨爾本參加文學節,因為是出版社與文學節的邀約,所以我自在地一切自理。但準備動身到雪梨前夕,我就收到駐外單位的來信,提到會有人到現場表達歡迎之意。我立即回信請對方不必前來,一切我都可自理,出版社也有編輯陪著我。這是我個人的事,實在不必勞駕。當天恰好因交通問題,這位駐外人員沒有出現,我想我們彼此都鬆了一口氣吧。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文化習氣,臺灣有不少人很喜歡「被接待」,這也表現在我們辦的活動裡。事實上,我去過眾多文學節,都是報到後自理(據我所知,無論你是多麼有份量皆然),但一到現場,你就會感覺到專業的氣氛。但我到國外時卻常感到外館人員的接待很想「無微不至」,我都請他們「放生」我,最好連餐宴都不需要。因為我是成人,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來參與活動,當然我自己負責就行。這是我很厭倦團體文學交流活動的原因,是什麼樣的情況,一群從事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大人得「一起吃飯、一起逛景點」?
像「燕子」這類颱風造成的交通中斷,是很明確外間力量可以進去受災地區,並非全然無援,或有人傷亡的狀況。當地政府也未失能,想辦法脫離現場,食宿,很清楚是可以自行處置或暫時忍耐。
悲劇發生後,這幾天的報導,我想又會導向蘇處長多麼優秀,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的方向去吧。但我認為,未來怎麼讓人力已然很單薄的外交人員,讓他們的專業發揮在應然之處,同時知道國人是支持他們更重要。
無論你認同的是哪一個「國」,此刻台灣都不可能是一個「大國」,和中國這樣的外交對手作戰,他們輕易可以用金錢,做出比我們更「無微不至百倍的接待」。又甚或像這次使用混淆的訊息戰,讓某些人感到自卑、委屈,回頭相互指責,最終即使不發生這類悲劇,也會變得心態失衡。
我的想法是,希望能把這個國家也當成一個「人」。像你自己的親人一樣,你不會因為他們哪部分不是世界第一就看輕他們,當然,表現出色時我們同感榮耀。
對我而言,我希望有一天外交人員來聽我演講,都是因為他們愛文學,剛剛好也不討厭我的作品,願意花幾個小時來認識它。而不是因為行事曆上得接待從台灣來的某某人。
請放心,我不會因為接待不周而覺得自卑;不會遭到比我們更有力量的對手想辦法讓我們不舒服,而在台上感覺委屈說不出屬於台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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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從這些接待我的人員口中,就知道中國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擴大後,投入數百倍於我們的外交資源。不管是文學節或藝術節,他們的投資很輕易地可以凌駕臺灣之上。而大量的留學生與僑民,使得他們若想施壓於台灣的活動,動能也遠比我們大得多。我曾遇過文學節的節目單被手工塗改國籍這類荒誕小器的行為,這種不必經由正式外交體系做的小動作,對他們而言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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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到墨爾本參加文學節,因為是出版社與文學節的邀約,所以我自在地一切自理。但準備動身到雪梨前夕,我就收到駐外單位的來信,提到會有人到現場表達歡迎之意。我立即回信請對方不必前來,一切我都可自理,出版社也有編輯陪著我。這是我個人的事,實在不必勞駕。當天恰好因交通問題,這位駐外人員沒有出現,我想我們彼此都鬆了一口氣吧。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文化習氣,臺灣有不少人很喜歡「被接待」,這也表現在我們辦的活動裡。事實上,我去過眾多文學節,都是報到後自理(據我所知,無論你是多麼有份量皆然),但一到現場,你就會感覺到專業的氣氛。但我到國外時卻常感到外館人員的接待很想「無微不至」,我都請他們「放生」我,最好連餐宴都不需要。因為我是成人,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來參與活動,當然我自己負責就行。這是我很厭倦團體文學交流活動的原因,是什麼樣的情況,一群從事文學或藝術創作的大人得「一起吃飯、一起逛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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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發生後,這幾天的報導,我想又會導向蘇處長多麼優秀,誰應該負起這個責任的方向去吧。但我認為,未來怎麼讓人力已然很單薄的外交人員,讓他們的專業發揮在應然之處,同時知道國人是支持他們更重要。
無論你認同的是哪一個「國」,此刻台灣都不可能是一個「大國」,和中國這樣的外交對手作戰,他們輕易可以用金錢,做出比我們更「無微不至百倍的接待」。又甚或像這次使用混淆的訊息戰,讓某些人感到自卑、委屈,回頭相互指責,最終即使不發生這類悲劇,也會變得心態失衡。
我的想法是,希望能把這個國家也當成一個「人」。像你自己的親人一樣,你不會因為他們哪部分不是世界第一就看輕他們,當然,表現出色時我們同感榮耀。
對我而言,我希望有一天外交人員來聽我演講,都是因為他們愛文學,剛剛好也不討厭我的作品,願意花幾個小時來認識它。而不是因為行事曆上得接待從台灣來的某某人。
請放心,我不會因為接待不周而覺得自卑;不會遭到比我們更有力量的對手想辦法讓我們不舒服,而在台上感覺委屈說不出屬於台灣的故事。
希望有一天臺灣就像前陣子大家開始感到興趣的冰島,或是那些其實很有特性與個性,但民眾還沒有因為新聞獲得關注的小國家,它不需要在世界人口、經濟體、外交上名列前矛,但總會在某些地方(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的海、我們多才能有魅力的原住民、我們的混血文化……)讓人感到身為此地子民的安適感。讓我們做好一個小國家,讓我們的外交不用跟人家比巴士、比接送、比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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