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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

【第八屆「臺灣兒童醫療貢獻獎」‧兒童醫療貢獻獎 蔡文友教授】
　
💓視病如親 不是老生常談 是一生的堅持👨‍⚕
　
戴著招牌的方框眼鏡、一身白袍，他是小朋友到大朋友眼中溫柔的「蔡北北」，也是學生口中的慈父嚴師，他是台大醫院小兒內分泌科副教授蔡文友。基於每一個病人、家屬對醫師的信任，他每一步都要走到確確實實；因為感恩過去所有老師的教導、對病人的責任，他也要求每一位學生實實在在。

💟堅持兒科近四十載

1981年進台大小兒科，三十八年來堅守兒科醫師的崗位，直到去年退休，還得回診看看老病人，「這些孩子從小看到大、甚至還再帶他們的孩子來…能幫就幫…」。

來自醫師世家的蔡文友，從外祖父兄弟開始，家族多人繼承「醫」缽，他的母親是台大醫院光復後第一位小兒科女住院醫師。在台大醫院出生、長大，他謙虛地道「書念得還可以」，也走上行醫之路，考上台大醫學院，當時他是家族第50名醫師。

常常聽母親說起小兒科醫護環境、教學的美好，蔡文友也走進了兒科，「其實更關鍵的，就是喜歡孩子的可愛天真」。大人對醫師不見得實話實說，不太會表達症狀、不舒服的孩子，「反而不會隱瞞」，透過仔細的觀察、檢測，與病童溝通「根本不是問題」。

三年住院醫師訓練，學識淵博的師長讓他學習生活充滿驚喜，也成為他日後醫師、老師生涯的典範。尤其他視為楷模的兒科權威李慶雲教授，看診、檢查仔細，「他摸一摸、診斷結果便八九不離十」，從中學習許多一般兒科處理能力，疑難雜症的病人送到台大，多能 一一破解、找出答案，更是點燃他的熱情，隨著興趣走向了小兒內分泌科。

💪承擔壓力 就是為了孩子現在、未來健康

深受家長肯定的蔡文友，是因為他不僅盡心醫治每一個孩子，也將他們的未來視為最重要考量，願意承擔更大的壓力，只為了讓孩子成長的路上平安順利、沒有為不必要的治療而影響健康。

視病童如同自己的孩子，他回想十多年前，一名嚴重酮酸中毒的糖尿病童緊急送醫，病情危急之際，連家長都以為得放棄這孩子了。蔡文友勸家長不急不慌，一個晚上在旁緊急處置，隔日孩子情況穩定、躲過了鬼門關，成為當天最好的父親節禮物。

一個不到兩歲的女孩，出現青春痘、陰毛、陰蒂較長等異狀，發現是腎上腺腫瘤、影響內分泌，切片檢查確認腫瘤在血管栓塞處，眾人都認為預後不佳。不過蔡文友認為腫瘤沒有轉移，「要給孩子一個希望」，建議不用藥以保留好的腎上腺。因為腫瘤用藥會破壞腎上腺細胞，此後這個孩子就得一輩子用藥，維持腎上腺功能。

孩子的母親接受蔡文友意見，由於家中長輩都是醫師、藥師，希望用藥以避免轉移，家族給她及醫師很大的壓力。事後證明，女孩健康的長大，20多歲的她已是護理師。蔡文友在醫院見到如今視同事的她，都很開心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

從證據「辦案」！「所有的決定都要審慎考量」，以詳細檢查的證據決策是否要用藥、治療，是蔡文友一直以來的堅持，包括不讓孩子承受不必要的治療。這個看似簡單的堅持，其實得承受非常大的壓力。因為對醫師來說，只要一丁點的灰色地帶，用藥相對沒有責任，不用藥如果有什麼差錯，甚至可能得負起更大的責任。

尤其是這幾年，愈來愈多擔心孩子長不高的父母，掙扎考慮要不要讓孩子接受生長激素治療。對醫師來說依據寬鬆標準讓孩子用藥，無論他們是否如願長高、或不長高，醫師都不會被要求負責。

「但我寧願這樣 ，要為孩子後續的健康、生活依據來考慮」！他理解父母親都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點，但身高真正取決於骨架遺傳。家長「因為擔心才會找你」，身為醫師就必須提供專業知識，協助判斷是不是真的需要用藥。尤其現在營養好轉，所謂的「早發育」多是正常、不是病，不需要生長藥物及生長激素，甚至對正常的孩子來說，用藥反而適得其反。雖然得花費更多溝通心力，但家長多能體會到醫師的視病如親，「也很幸運的多年執業生涯沒有遇到任何醫療糾紛」。

蔡文友也是如此教導學生，他很開心的遇到非常多父母親，在多年之後，看到孩子不用藥且健康成長、身高正常，非常感謝「蔡北北」。2003年蔡文友以專家身份參與制定生長激素使用條例，訂出更明確的用藥規範，六年後歐美國家才訂出相似的政策，「更證實我們是對的」。

👍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篩檢 改變孩子的人生

一個11歲的孩子，卻像嬰兒般睡在嬰兒床椅被送進診間，因為他罹患先天性甲狀腺低能症。大約每3至4千個新生兒中有1人罹患此病，新生兒體內若缺乏甲狀腺素，會嚴重影響腦部及體格發育，太晚發現、無法即時治療，甚至造成呆小症，也就是智能障礙。過去父母不太容易發現這些孩子的典型症狀，不幸的孩子終生需要他人照料。

1980年，台大配合優生保健政策試篩檢，當時日本、加拿大等國開始新生兒篩檢，甫從美國進修回來的蔡文友參與規劃篩檢流程，1983年正式推動，再也沒有因此病造成的智障孩子。他第一個個案當年參與臨床實驗，及早發現、用藥治療，如今已是直升大學、國外進修回來的高材生，「人生真的完全不一樣」。

🧡每一個學生 都是幫助病人的醫生

蔡文友一路在優良教師獎、傑出教師獎沒有缺席。他輕輕地微笑說，「本來以為我很兇、沒想到還能被推薦」。

一向要求嚴格的他，知道學生「見到我一起查房都很緊張」，但對學生的期待其實是「將心比心」。當年還是學生時代的他，資訊不如現在多元，花了很多力氣學習，「所以可以的話就能幫多少是多少」，要求學生鼓勵發問，讓學生都能學到。

尤其是實習生、住院醫師必須輪調，蔡文友總能親自找到學生，告知他們參與照顧過的病人病情進展，說明他們當初的判斷、思路是否正確。「或許是天生熱心或被說雞婆，我總得告訴他們結果，他們才學得到阿」。

他一直說自己是平凡人，一路幸運遇到認真的老師，在美國進修時也遇到最好的教授，已有臨床經驗的他把握每次機會問問題，永遠都有問不完的問題，老師也熱心相授，甚至看到他還會說「你沒有問題我會很失望」！

隨著醫學儀器、技術的進步，他鼓勵後進，仍必須審慎思考什麼檢查、治療才是必要的。而「視病如親」雖是老生常談，但卻是做為一個醫師不變的堅持，現在病人也多會找第二、第三意見，而「人家來找你就是信任你，把病人當家人、當朋友」就不會是問題。

（採訪撰稿/劉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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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煤一家親，以核擋綠不可行 ! 非核低碳才是能源轉型！」記者會臉書直播完整版，以及記者會中團體發言摘要 （09/06/2018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以馬前總統作為代言人的擁核公投「以核養綠」，今日已達到連署門檻送至中選會，想要趕在十一月大選一併公投，但事實上公投主文並無一字支持綠能，全國廢核行動平台舉辦記者會表示將正面以對，希望在大眾重新聚焦能源政策的同時，能釐清近來關於能源政策的誤解與流言，其中尤其馬前總統公開倡議未來增加燃煤比例，號稱「以核養綠」，實係「以核擋綠」，支持核電還加碼贈送燃煤，並沒有因此減少空污，令人錯愕不已，是證明「核煤一家親」的證明。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邀請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民進黨立委高志鵬、環團代表出席，說明以核擋綠不可行，核電與燃煤不是二選一議題，能源轉型必須做到廢核減煤，不但不再新增燃煤機組，也不該恢復老舊核電。

「以核養綠」公投連署書上主張的其實是恢複核電，也就是延役高風險的老舊核電廠與續建狀況連連的泡水核四廠，但這真的是台灣人要的嗎？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專職律師蔡雅瀅表示：核電缺乏調度彈性，難以與太陽能、風能等間歇性再生能源搭配；地熱不受日夜與氣候影響，核二、核三和核四均有地熱潛能，足以顯示地熱潛能區的廣布，我們不應冒險延役或續建核四，要將資源用在節能或地熱發展。資源有相互排擠效應，若把國家資源用在為核電延命，將排擠再生能源發展空間，號稱「以核養綠」，實係「以核擋綠」！

「核煤一家親」核電與空污無關

地球公民基金會蔡中岳表示，馬前總統近日提出2025年的能源規劃，綠能10%、核能20%、氣電30%、煤電40%的能源配比，分明不是進步而是退步，燃煤比例比現任政府提出的30%還要多10%，空污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證明了用核電也不會減少空污，因為傳統能源政策的思維就是「核煤一家親」，兩者相輔相成，反之，隨著三座老舊核電廠屆齡除役，核能發電量也越來越少，真正取代核電缺口的其實是「再生能源」及「推行節能」的成果，並不是火力發電！

擁核人士喜歡用「非核家園導致用肺發電」話術，不僅刻意將燃煤與燃氣混為一談，更是利用人們對乾淨空氣的渴求，來為老舊核電復辟找藉口。事實上，透過發展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落實節能，並以天然氣作為轉型過渡期的能源，我們就可以同時做到廢核、減煤，使用乾淨、安全的能源，根本不必落入核電或燃煤二選一的假議題。

台灣需要能源轉型，而非到期老舊核電

目前台灣需要的是能源轉型，而不是使用年限已到期的老舊核電。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說明，今年用電已趨穩定，未來不會面臨缺電，相比於過去兩年，近期我們的電力供需已經實質恢復到有餘裕的穩定水準，今年下半年後，陸續還有新大林二號機、新通霄二號、三號機、林口三號機等機組陸續上線，因此每年尖載備用與每日備轉容量（每年尖載備用電力在14%～15%以上表示不會有缺電問題），只會再更高。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理事長徐光蓉教授指出，能源轉型過程中，核電是最先被淘汰的角色，資料顯示2018年6月30日全球風與太陽能發電裝置已超過1013 GW (1TW) ，下一個TW估計將在2023年中達到，而且成本將是第一個TW的46%，一半不到。風與太陽光電總裝置容量已約是核電裝置的3倍！

環保聯盟理事長劉志堅認為，擁核人士推動「以核養綠」公投連署，可以予以尊重，但就其所舉的理由，是荒謬、邏輯論述有問題的，今年八月，台灣的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已達1.8 GW，於每日的用電尖峰用電時刻，穩定供電達1.0 GW，已接近核一廠兩部機組合計最大供電能力1.28 GW規模。

另者，發展再生能源，除提高能源自主外，也同時可改善、解決空污及排碳問題。國際上半導體產業所面對的RE100壓力，即要求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完全使用綠能。要化解壓力，藉著再生能源的發展、非核低碳的能源轉型路徑，不僅可供應台積電公司的N3廠的綠電需求，也能使台灣更在國際產業鏈中不缺席。

台灣正走在能源轉型的路上，雖然一路難行，卻已經在前進的方向，此次「以核擋綠」公投通過，令人憂心保守派的反彈，會讓好不容易有一些進展的再生能源再度重挫，社會已經因核電反覆不斷的爭議浪費許多年，應盡快跟上國際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進入能源改革的下一步，而非重回對核電與燃煤的依賴，公投如在大選合併舉行，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將呼籲社會大眾投下不同意票，堅定反對核電，支持能源產業轉型，以核擋綠不可行、非核低碳才是能源轉型的未來。


記者會主辦單位：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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