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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後幾日，就是新年了。連假期間進校園，在冷清的文學院四樓長廊上，看見一隻死去的小小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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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躺在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輕輕的，風大時稍稍晃一晃，修長的黑翅膀蓋住白色的身體，像是一片枯葉子，掩著一枚發霉的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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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研究所時我似乎沒在學校裡看過這樣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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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十餘年，再次回到校園，很多東西都變了。還是沒見到飛翔起來自由得近乎狡猾、近乎魔法的燕子，但到處都是鳥禽──現在的學校裡，已經成了鴿子的練飛場。文學院，共同科，人文學科這一區的建築物屋頂上，幾乎都棲停滿了灰撲撲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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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燕子，鴿子倒是我以前唸研究所時就有了。但那時，頂多是久久看到路燈上落拓著停了一兩隻，轉頭張望的樣子，看上去有些茫然。或許是那樣的情境和當時的我們心境太像，又被附會了什麼自由平和的象徵，每次遇見，心裡常常是沉靜、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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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寬闊的縱谷天空下，鴿子群不去別處，不由分說沿著文學院的簷頂屋脊停了一整排，咕咕噥噥，歡快熱鬧。「現在學校的鴿子啊，比我老家的鴿舍還多」，學弟這樣說，口中是輕佻、誇大的語氣，是那種青春而戲謔的快樂。（遠遠離開家鄉抵達這裡，對他來說，是一件得意的事嗎？）我凝視著鴿子一次又一次飛起，但哪也不去，盤旋著繞文學院飛過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群體龐大綿延無盡，像一條氧化的金屬鎖鏈，像一隻鏽唱針重複讀取著黑膠唱盤。沒有盡頭的日常練習，讓人看著不由有些不耐，但為什麼不耐？我卻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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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復一日、重複軌跡的飛行，是現在天天瑣碎忙碌的我能夠做到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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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持續飛行，給人與時間拚博的聯想。飛行，但哪也不去。若是那些年自認遲遲沒有準備好、而遲遲不願畢業（但同時又這麼恐懼出社會後日復一日的辦公桌人生）的自己，看到這樣群鴿繞圈飛行的場景，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說不定也沒有什麼感覺。對長久生活在都市裡的我而言，鴿子並不常見，賽鴿的鴿舍更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了：舉著紅旗子的人高高站在天台上，在陰霾、但更顯飽滿有力的天空底下，偶爾揮動，遠方的鴿群感應到什麼一樣低低飛近，掠空而過，像是受著魔魅的超自然力量招喚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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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養鴿是為了賽鴿，賽鴿的用途則是賭博。文學院的鴿子──文學院裡停著的這麼多、這麼多的鴿子，能有什麼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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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多到一定程度，對衛生或許是有一點影響了。學校能處理手段不多，放毒或擊殺，觀感上都太殘忍。聽說想來想去，曾嘗試引入天敵，一度請人帶了訓練過的老鷹來驅趕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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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問了幾個學弟妹，其實都沒有親眼看過。只知道曾有這樣合理、但似乎有點好笑的事。為什麼好笑呢？一時也說不太上來。是覺得那種「人為模仿自然食物鏈」的做法太可笑了，還是覺得「以為這樣比較不殘忍」的心態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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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老鷹的驅趕計畫最後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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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那樣習於滑翔的巨大禽鳥，在學院寬敞、但對牠而言實在還是太過狹小的上空，勉力拍著翅膀，撲飛追趕鴿群而不可得的樣子，有些不忍。老鷹沒有久留，聽說還曾一頭誤撞上學院大面透明的玻璃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追問過幾個朋友細節，大家不置可否的說說笑笑，把話題帶過。那就是一個非常有趣、合乎我們期待的故事吧？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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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受傷，終於走了。鴿群在交頭接耳的鼓譟中，重新佔據了文學院設計典雅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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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老鷹回去休息，去更大的地方做自己擅長的事。鴿群在美麗的文學院，繼續溫暖、快樂、安全的生活。日子一樣過去，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各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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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後只好在各間教室、各個研究室的窗台外側拉上了鐵網，避免鴿群逗留，衍生衛生問題。鐵絲太細太利，鴿子的腳爪無法久握。所以，原本敞亮的窗戶，現在看出去都是緊緻的鐵窗風情了。我每天進研究室，隔著窗戶觀望曾經熟悉、但疏遠太久的校園，像一個學畫、學書法的人，在輔助的格線上確認線條與顏色理想、確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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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原先詩情畫意的大塊風景，現在看上去，都有精確的座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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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網的網目大概是眼鏡的大小，密密注視著天空盤旋的鴿子。鴿子再也不能隨隨便便停在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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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以前唸研究所時，上小說家老師的課，老師講到精采處，真心在乎處，偶爾會停下來深思，看著窗台上孤獨的鴿子出神，鴿子往往也偏著頭注視老師，久久不動。修課的我們也停下來，窗外的風景也停下來，時間也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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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停下來，沒有為什麼。那曾經是我最喜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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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照這樣看，從前的那種狀態是不會再回來了。所有的窗台拉上鐵網，整個文學院像是武裝起來的堡壘。泊車困難的鴿子群，只能停到更上層熟悉的屋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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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也很好，只是不知道下雨的時候怎麼辦呢？花蓮的冬天那麼容易下雨。又冷又漫長的冬天，曾經帶給習慣南台灣陽光的我極大的絕望。躲進外套裡，房間裡，棉被裡，書本裡，濕氣如影隨形，讓人覺得無處可去。人都這樣了，何況是只能停在屋頂的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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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不能停，停地上總可以，例如，或許能躲進走廊裡避雨吧？我確實這樣想過，但很快就知道為什麼不可行───一天晚上，我走文學院的長廊去研究室，昏暗的燈光裡，不小心驚動了一隻雨天躲進走廊的鴿子，牠驚慌地在走廊和樓梯間拍翅亂飛，撲上頂燈、玻璃窗，又摔下來，四處找尋亮處想逃，或至少努力想停留在半空中、爭取時間找尋出口。我靠牆站著，大氣也不敢喘，注視著那隻絕望、瘋狂的鴿子。不是怕牠，是怕牠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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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是有點怕牠吧？或許我也有點怕我。那樣以為自己受困、恐懼、而近乎瘋狂的樣子，我並不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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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後的校園裡，鴿群又排排站滿了學院的屋頂。雨繼續下，或許還要下整個冬天。鴿群咕咕咕咕，停留在文學院的屋頂，我仰頭去看，無法分辨飛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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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還變了很多。單是文學院內就有許多不同。建築還是一樣的建築，但時間過去，不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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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中的大樹長高了。印象中以前唸研究所時，樹梢大概只到二三樓的交界。以前我們創作所設置在英美系上，所辦位置在文學院三樓的西側，一出門，就可以看見中庭對面的中文系。但現在樹紛紛長高，已經完全看不到了。以前的東華中文系後來也改制了，叫華文系，併校後我還來不及認識的花師的朋友們來了，繼承下中文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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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系佔據了文學院長長的ㄇ字型走廊。這次回來學校，我繞著走過幾次，有些迷惘，慢吞吞沿走廊看過一個個布告欄，像一個失去國籍的水手沿著海岸找尋港口。鴿子在文學院裡咕咕叫著，很熟悉。可是現在，我誰都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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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的大樹上，現在棲著擅長學舌的八哥，非常神奇，像精通多國語言那樣，能夠多聲道用不同音色彼此唱和，好像在溝通，但也難以確定，畢竟牠們飛也不飛，整天就那樣勉力叫著。會不會是單純想發出聲音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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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樹上幾乎沒有鴿子，沒有老鷹沒有燕子，就只有八哥。我有時研究室忙累了，出來趴在窗台看他們，整天鳴叫不休，站在枝頭迎風擺盪。他們似乎是以發出聲音這個行為本身為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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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但好虛無。只是想想，牠們就是八哥啊，八哥做著八哥擅長的事，這有什麼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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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無論是從前唸研究所時，或者這次返校，印象裡，我從來沒有在文學院裡外遇見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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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後門外的小路上倒是四處都是燕子，個頭小小黑黑的，速度飛快，像是活的音符，樓房間低空穿梭，貼地飛行，突然拔高又急轉，彷彿轉音出色的爵士歌手似的。我有些佩服，燕子從來都飛得如此好看，從來沒有撞上人車樓房，最後總能輕輕巧巧落在細細的電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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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出那是一種艱難高超的生存方式，或者單純炫技的遊戲。飛翔的燕子來來回回畫過空中，有時就這樣一整個下午，好忙碌，但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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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或者傍晚買飯回租屋處，走在小徑上，總看見燕子就這樣來回在天空裡寫畫著無人知曉的符號，彷彿正興奮地連起空中隱藏的星星圖案，我常常興起羨慕的感覺──感覺那是什麼神祇正向我顯示某種充實、自由、又率性的生活方式，暗示我，勾勒另一種更理想的、更盡其在我的生命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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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羨慕，還能怎麼樣呢？人類無法飛行，這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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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是夏候鳥，秋冬理應要往南飛走避寒，壽命約十年。這是我看見走廊上那隻死去的燕子後，回研究室上網查詢才知道的。（但那些在鄉間小路上亢奮飛翔的燕子，為什麼沒有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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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來之前，我畢業離開東華，也已有十年之久。常常返校，找朋友，講座，更多是純粹旅遊，多半也挑在夏天。若無必要，真是沒有興致再經歷一次花蓮的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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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這樣，幾乎年年夏天回來的我，仍然對文學院裡的燕子毫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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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晚起，瞎忙一陣，入夜了才回到文學院。連假後的期末考前，走廊上師生皆臉色木然默默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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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到四樓，刻意去看昨天燕子死去的地方。但整條走廊乾乾淨淨，淡淡反光，甚至連打掃的痕跡都幾乎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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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燕子消失了。我四下張望，一無所獲。鴿子在夜裡的文學院裡咕咕鳴叫著，有些委屈，像是摀著棉被偷哭的聲音，小小聲、低頻率的幼獸哀鳴一般，迴盪在夜裡的文學院。因為已經知道那是鴿子了，咕咕，咕咕，所以毫無恐怖的感覺，我靠著欄杆凝視一片漆黑的文學院中庭，只覺得好苦，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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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文學院看過真正活著飛翔的燕子，只看見死去的。還未想清楚那是怎樣的事，一天過去，死去的燕子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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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到這個校園，自己大概總有一套說法，即使心裡其實並不一定那麼確定。不過想假裝條理分明、有意說得頭頭是道、引據證明自己收穫豐碩或所言不虛，並不是多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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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子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怎麼生活，因著什麼死，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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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研究所時學校後門還沒拓寬的、窄窄的志學街，季節到了常有盤旋飛翔、特技演出一般的燕子。但太常見了，那時的我似乎從來沒有把那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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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我唸著文學，忙碌著學過很多奇異、艱難、與我無關的敘事技術。現在回想，收穫是真的，但不是我以為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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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也是真的。只是我那時不知道。現在的我真想專注看看那隻死去的燕子。真想好好寫牠。可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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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前夕，一隻燕子死在公行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屍體不知道是被連假結束後的清掃工人清理走，還是被貓狗或其他鳥類叼走了？想起《快樂王子》的故事，寒冬裡分送雕像上的寶石給窮人、因而錯過南遷時機而凍死的小小燕子。我想那不是真的，但那成就了故事裡最快樂、也最憂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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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裡，燕子死前輕輕的親吻了雕像，那讓我想起學校後門的長長巷子裡，燕子特技飛行的最後，輕輕迴身、降落在黃昏天空中的電線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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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感傷的心情，在研究室待到深夜。關燈離開時，意外看見窗外的鐵網上，卡著一小片鳥類脫落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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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的。在研究室的窗前來來回回幾個月，我從未看過這片羽毛。實際上我沒有在這面窗景裡看過任何靠近的飛鳥。現在深夜裡看不清楚，但單就毛色來看，似乎是鴿子留下的。當然，也可能是別種飛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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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無法久棲的位置，在我不知道的某個深夜時刻，曾經有飛鳥撲翅趨近，嘗試停留。停著停著，或許痛了，最終只能匆忙選擇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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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真是奇怪的感覺。我們全力避免飛鳥靠近所設的鐵網，竟然反而為我們全力避免的飛鳥，留下了奮力飛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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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翔的證據／林達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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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副刊2021.04.09

"【盧貝松之聖女貞德】重新上映
不知道以前已看過的各位，現在再看一次之後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我完全可以預料如果我是當年就去看這部，一定無法理解這在拍什麼XDDD"

解析【盧貝松之聖女貞德】：貞德到底何罪之有？
　
　
「你竟敢告訴我上帝要叫我做什麼！」
—【盧貝松之聖女貞德】（The Messenger: The Story of Joan of Arc，1999）
　
　
　電影的一開始，貞德這個可愛的鄉村女孩，天真地信仰著上帝，覺得上帝總是陪伴著她，甚至會時不時地「顯現神蹟」，貞德覺得只要每天都能來跟上帝說話，便心滿意足。直到親眼目睹自己的村子被英國人入侵、蹂躪後，貞德開始感受到上帝的憤怒，於是決定晉見法國王室，宣稱她收到了上帝之旨意，要率領軍隊去趕跑可惡的英國人......
　
　雖然整體而言，盧貝松以意識流的方式，給了這部電影更迷幻、神秘的氛圍，動不動女主角就會進入彌留狀態、看見幻象，卻也因此讓電影的敘事節奏有點紊亂。不過看完之後，我才發現這部電影的重點不是在「貞德」這個歷史人物，甚至不是故事本身。創作者其實是透過【聖女貞德】這個故事，在「宗教信仰」與「道德」兩者之間，做了一場精采的辯證！
　
　
－上帝之死與現代主義－
　
　在故事裡，女主角貞德總是怒火中燒、歇斯底里（跟蜜拉喬拉維琪在上一部【第五元素】的角色也有點像），發狂似地一直想出兵去攻打英軍、催促法軍振作起來，並鄙視那些膽小怕事，並為不願意相信她（上帝）的大人感到難過。連那些最前線的將士們都驚訝於貞德的憤恨以及決心，甚至感到困擾。
　而對此，貞德的回答總是「這是上帝的意思」、「我讓上帝來幫我思考」或「我感受到了上帝的憤怒」.....等；不過也正因貞德那麼的堅定、勇往直前，反而鼓舞了人民與士兵，大家都信了她，跟著她一起向前衝，還因此幫法國人打贏了「奧爾良之圍」（Siege of Orléans）、「帕提戰役」（Battle of Patay）等幾場重要的戰役，一舉扭轉英法百年戰爭的戰情。
　表面上，這似乎是個熱血女孩，在大人（父權）的結構中衝出突圍，靠著堅定的勇氣與堅貞的信仰，贏得了光榮與勝利，對吧？
　
　可是，仔細想想，在戰場之上，貞德口口聲聲所喊的「上帝」，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號召群眾的說詞了。
　本來她會看到幻象、在夢中有所感應，好像真的是傳達上帝意念的使者；可是等到她站在大軍面前，高喊「以上帝之名」，而所有士兵發了瘋似地衝進戰場，拋頭顱、灑熱血時，甚至還喊著「那些愛我的人，上吧～」的時候，這個舉動忽然看起來又像是單純在煽動人心了。
　
　等到真的看見了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時，旁人一問「這不就是妳想要的嗎？」，貞德又突然疑惑了。
　甚至到了後來，貞德與神祕老人對談時，開始反省自己以前看到的那些「神蹟」、打的那些戰役：
　原來，這些戰爭、殺戮，全都是貞德自己想對英國人報仇，其實全都是「以貞德之名」去進行的，「上帝」根本就只是貞德自己一廂情願地欺騙自己，並且拿來說服群眾的「藉口」罷了。
　而大部分的時候，貞德自己甚至都沒意識到這個問題。
　
　甚麼是「上帝已死」？
　上帝真的存在嗎？也許吧！但無論如何，「任何人」都不可能瞭解上帝的旨意，更沒有權力「如上帝一般」地命令他人該怎麼想、該怎麼做。
　人，並不像神那般全知全能，因此只要是人所說的話、做的判斷，就一定有偏差；只要是人所訂定的道德規範、制定的法律標準，就一定不全面，一定不是真理。
　說到底，人口中的上帝，都不是真正的「上帝」；所有「假上帝之名」的人，都不過是在說服、強迫大家相信他、追隨他而已。
　所以才會說「上帝已死」，因為上帝本來就不存在於，那些喊著「上帝」的人的口中；更沒有真正存在於世上那些盲目追隨者的心中！
　
　
－世俗的道德v.s.超人的意志－
　
　人類既然無法真的觸及上帝，換句話說也就無法真正觸及「真理」。沒有辦法全知全能，因此所訂立的「法律」和「道德」......等這些「世俗的標準」，就絕對是不全面、不合理，甚至還自相矛盾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應該有一套自己堅信的理念與道德觀，來約束自己、定義自己。只是我們有沒有辦法不顧世俗的眼光、大眾的輿論，即便與全世界為敵，也要實踐自己的想法，堅持自己的理念？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超人意志」？
　
　電影後段，由於法國國王想要和英國人議和，便將貞德出賣給敵人，貞德因此被捕、遭囚禁，然後開始接受英格蘭的宗教裁判所一連串的審判。而這些神職人員、法學專家，或「博學的學者」，要給貞德訂的罪名，竟是「接受法王的物資支援」、「為了上戰場而著男裝」或「在戰場上揮劍殺人」，甚至是「相信上帝，卻不服從教會」這種可笑到極點的理由！？
　一方面展現了那些把持著體制規則與發言權的高官權貴，可笑又可憎的嘴臉；另一方面呢，也讓我們見證了人類的自大，秉著「上帝」、「真理」的名義，以「世俗道德」妄自去審判他人、定義他人，而無自覺這往往是自打嘴巴。
　
　而對此，貞德，就是堅持自己的原則：我聽信於上帝，而不是聽信於你們王室和教會！
　這是為何，就算面對再嚴厲的刑罰、再多的羞辱，貞德也是咬牙忍過，絕不屈服、妥協的原因；可是，這也是為何，到了後來，法庭開始拿「上帝」反過來問貞德時，貞德會被問倒、崩潰的原因，因為她終究不是完全相信「自己」呀！
　
　
－你們可以審判我的肉體，卻無法將我的靈魂定罪－
　
　如上所述，人類的任何法律與道德都有瑕疵、其實都沒有資格去審判他人。因此，若我們堅信於自己的理念來看待自己的話，那麼能夠審判自己、將自己定罪的，其實就只有｢自己｣（與上帝）了。
　換句話說，只有認為自己自認為有罪時，我才真的有罪呀！相反地，即便法律說我是罪人、道德批評我不對，甚至要被送上斷頭台執行死刑，可是只要我認為自己無罪就行，那麼他們囚禁我、殺了我，我都還是（意義上的）無罪的。因為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你們說我這麼做錯了，但我覺得自己是正確的，那麼我就是正確的。（而為此是要承擔代價的）
　只有當人堅持自己的理念與行為，而不被世俗、命運給打敗，且依然心甘情願、心安理得時，那個還在對抗的當下，生命的價值才展現出來。
　
　在宗教裁判所對貞德進行一連串的審判時，貞德依然堅持自己是在做對的事情、是在承上帝之旨意，而所有的行為也只對上帝負責，甚至還常常反過來嘲笑那些神父、教士。
　而所有的神職，全都非常困擾，因為貞德既不肯認罪服輸，大家也找不到她說辭中的疑點，所以宗教裁判所完全無法將貞德定罪；許多人甚至還開始動搖了，懷疑貞德真的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因而更不敢妄下定論。
　
　然而，貞德卻還是沒能堅持到最後，在被處死的前一刻，貞德向宗教裁判所妥協了，簽下了一份（她根本就看不懂的）「認罪協議書」，正式向教會承認了自己的所有罪名。
　這時，雖然在凡間被赦免了，可是也等於她承認自己之前的那些行為、言論、信仰和思想，真的是有錯的。因此，上帝才又出現，並指控貞德背棄於祂；也因此，最後貞德才會依然被燒死！
　至於死前，貞德為何還要向上帝的告解，並請求原諒呢？我想，貞德唯一犯的罪，就是「真的認定自己是有罪的」吧......
　
　
#TheMessengerTheStoryOfJoanOfArc #JeannedArc #LucBesson #AndrewBirkin #MillaJovovich #ÉricSerra

延伸閱讀：
【盧貝松電影中的「悍妞」們】
https://www.facebook.com/…/a.16526010114…/2429813270385838/…

【霹靂煞】經典台詞
https://www.facebook.com/…/a.16774337022…/1789037754463396/…

【推舊文】方程是永恆：愛因斯坦

今日係圓周率日、白色情人節，同時亦係愛因斯坦生日。

注：感謝讀者Ka Wa Tsang 指正，狹義相對論可以用於非慣性參考系。我曾在另一文章談及這錯誤，但忘了修改此文。在非慣性參考系使用狹義相對論的結果，是會出現不存在的「偽力」，情況如同離心力一樣。

//1879年，愛因斯坦出生於德國南部小鎮烏姆（Ulm）。1880年，他隨家人搬到慕尼黑（München）。與一般印象相反，愛因斯坦小時候因為鮮少說出完整句子，父母曾以為他有學習障礙。

愛因斯坦在慕尼讀中學。他非常討厭德國學校著重背誦的教育方式，課堂上總自己思考問題，不專注聽課，所以經常被老師趕出班房。1894年，愛因斯坦15歲，他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Hermann Einstein，1847-1902）在慕尼黑的工廠破產，迫使舉家遷往意大利帕維亞（Pavia），留下愛因斯坦在慕尼黑完成中學課程。同年12月，愛因斯坦以精神健康理由讓學校準許他離開，前往帕維亞會合家人。

這次出走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甚至可說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科學發展。

愛因斯坦不懂意大利語，不能在帕維亞上學。他早有準備，前往瑞士德語區蘇黎世（Zürich）投考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通常簡稱ETH Zürich）。結果愛因斯坦數學和物理學都考得優異成績，但其他科目如文學、動物學、政治和法語等等卻全部不合格。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給予愛因斯坦一次機會，著他到附近小鎮阿勞（Aarau）去完成中學課程，明年再考。在這段期間，愛因斯坦暫住在斯特・溫特勒教授（Jost Winteler，1846-1929）家中。愛因斯坦很喜歡開明、自由的溫特勒教授一家，利用這一年溫習各科目，更與溫特勒的女兒瑪麗・溫特勒（Marie Winteler，1877-不詳）相戀。

瑞士的教育方式與德國的不相同，並不強調背誦。瑞士學校老師非常鼓勵學生發表意見，不會以權威自居，這一點與討厭權威的愛因斯坦非常合得來。愛因斯坦曾於寄給溫特勒的信中寫道：「對權威不經思索的尊重，是真理的最大敵人。」[1]他稱自己為世界主義者，不喜歡德國日漸升溫的國家主義。溫特勒教授就幫助愛因斯坦放棄德國國籍，愛因斯坦因而成為了無國籍人士，他很喜歡這個「世界公民」身份。

一年後，愛因斯坦再次投考蘇黎世理工學院。物理、數學當然成績優異，其他科目亦合格，愛因斯坦順利被取錄入讀物理學系。然而，他父親卻期望他進入工程學系，將來繼續家族工廠，因此他們大吵了一場。

愛因斯坦大學時繼續他我行我素的性格，經常逃課去上其他科目的課堂，所以都要他的同學們幫他抄筆記，他才知道考試範圍。加上愛因斯坦以刺激權威為樂，教授們都不喜歡這個又煩又懶的學生，不願意幫他寫好的推薦信，所以他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在學時，愛因斯坦與物理系唯一一個女同學米列娃・馬利奇（Mileva Marić，1875-1948）相戀。根據膠囊資料顯示，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書信中曾提到他們有個女兒叫麗瑟爾。不過後來他們就再沒提到她，歷史學家估計麗瑟爾出生不久就死於猩紅熱。愛因斯坦與米列娃在1903年結婚，之後他們生了兩個兒子——大子漢斯和二子愛德華。他們最終在1914年分居，1919年離婚。

愛因斯坦於1900年畢業，取得了教學文憑。可是，由於教授們都不喜歡愛因斯坦，他申請大學職位的申請信全都石沉大海。愛因斯坦非常沮喪，以致他父親於1901年寫信給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教授（Wilhelm Ostwald，1853-1932，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請求他聘請愛因斯坦當助手，或者至少寫給愛因斯坦鼓勵說話。當愛因斯坦快要連奶粉錢也不夠的時候，他大學時的舊同學格羅斯曼・馬塞爾（Grossmann Marcell，1878-1936）[2]的岳父以人事關係幫他在瑞士專利局找到了一份二級專利員的工作，愛因斯坦才度過難關。

愛因斯坦喜歡在早上就把所有工作做完，利用整個下午在辦公桌上思考物理問題。一個從學生時代就已令他著迷的問題就是：如果他能夠跑得和光一樣快，會看到什麼？

詹士・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的電磁學方程組說明光線就是電磁場的波動，而電磁波亦已被亨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 1857-1894）的無線電實驗證明存在。科學家認為，既然光是波動，就跟所有其他波動一樣需要傳播媒介：聲波需要粒子、水波需要水份子，而光需要「以太」才能在宇宙直空中傳播。

愛因斯坦於1905年發表狹義相對論。在這之前牛頓的絕對時空觀早已令科學界困擾多年。著名的邁克遜—莫雷實驗結果與牛頓力學速度相加法則相違背[3]。無論地球公轉到軌道的哪個位置，無論實驗儀器轉向哪個方向，光線都相對以太以同樣秒速30萬公里前進，分毫不差。這就好像下雨時無論向哪個方向跑，雨點總是垂直落在我們的頭頂。難道雨點知道我們跑步方向，故意調整落下角度嗎？

光速不變概念非常革命性。因為光速不變，在我們眼中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其他人看起來卻不一定同時。時間與空間有微妙關係，兩者結合在一起成為時空。當年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問題必然出在馬克士威電磁方程式，但愛因斯坦卻不這麼想。他認為，我們常識中對「同時」的理解根本有誤。不過，愛因斯坦並非以力學切入這個問題，而是思考一個著名的電磁現象：法拉第電磁感生效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指出，移動的帶電粒子會同時產生電場與磁場，靜止的帶電粒子則只會產生電場，沒有磁場。但相對論說宇宙並沒有絕對空間，速度只有相對才有意義。而物理現象必須是唯一的，所以我們就有個問題：究竟有沒有磁場存在？把電磁鐵穿過線圈，我們可以做以下三個實驗：

（一）固定電磁鐵，移動線圈；
（二）固定線圈，移動電磁鐵；
（三）固定線圈及電磁鐵，改變磁場強度。

實驗結果：三個實驗之中都有電流通過線圈，而且數值完全一樣！

我們可以從實驗結果得出甚麼結論？基於完全不同的物理過程，實驗（一）與實驗（二）和（三）得到相同的電流。實驗（一）產生電流的是磁場，而實驗（二）和（三）產生電流的卻是改變的磁場所感生的電場。嚴格來說，實驗（一）的結果並非法拉第定律，因為法拉第定律所指的是磁場感生電場。正是這區別令愛因斯坦得到靈感，他在論文中說這個現象顯示無論是電動力學與力學，根本不存在絕對靜止這回事。

愛因斯坦預期相對論會在科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結果卻是異常安靜。愛因斯坦突然拋棄了物理「常識」，此舉令科學界摸不著頭腦。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1918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可能是唯一一個明白相對論重要性的人，他讀到論文後寫過信去問愛因斯坦解釋清楚一些理論細節，更派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1914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去拜訪愛因斯坦。馮勞厄發現愛因斯坦竟然不是大學教授，而是瑞士專利局裡的小職員。回家路上，愛因斯坦送給馮勞厄一支雪茄，馮勞厄嫌品質太差，趁愛因斯坦不為意從橋上把雪茄丟了下去。

愛因斯坦導出那舉世聞名的質能關係方程式E=mc2，解釋了放射性同位素輻射能量來源和太陽能量來源。不過愛因斯坦後來在1921年獲頒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並非因為相對論，而是因為他應用普朗克的量子論解釋了光電效應。

愛因斯坦並沒有滿足於狹義相對論。狹義相對論只適用於慣性坐標系，可是宇宙裡絕大部份坐標系都是非慣性的，例如地球就是個加速中的坐標系。愛因斯坦知道必須找出一個新理論去解釋加速坐標系中的運動定律。他幾乎是獨力地與新發展的數學分支「張量分析」在黑暗之中搏鬥了十年之久，最後才於1915年11月完成廣義相對論。我們已經觀賞過的宇宙大爆炸，都遵守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式。

愛因斯坦尋找正確的廣義相對論公式期間，米列娃與愛因斯坦的關已經變得非常惡劣，而且愛因斯坦的母親非常不喜歡他倆的婚姻，米列娃她就在1914年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他們的家柏林，到瑞士去了。與孩子分離使愛因斯坦非常傷心，因為他堅持留在德國做研究。不過，他與後來第二任妻子、表妹愛爾莎・愛因斯坦（Elsa Einstein，1876-1936）[4]的曖昧關係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穿越時間來到了1915年11月底，愛因斯坦就快發現能夠描述整個宇宙的新理論了。狹義相對論裡時空是平的，並且所有慣性坐標系都是等價的。廣義相對論描述的是更廣泛的彎曲時空，它能描述所有坐標系。只要指定一套時空度規、給定能量與物質密度分佈，就能夠計算出時空曲率如何隨時間改變。相對論大師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曾說：「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5]

狹義相對論改正了以往區分時間與空間的常識，而廣義相對論則把萬有引力描述成時空曲率，連光線也會被重力場彎曲，再次顛覆了常識。我們只需要把一組十式的愛因斯坦場方程式配合相應時空度規，任何宇宙的過去與未來都能夠計算出來。

當然很多人質疑廣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因為科學理論必須接受實驗驗證。終於在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1944）來到西非畿內亞灣普林要比島（Principe）以日全食觀測結果驗證了廣義相對論。1919年5月29日早晨，下著傾盆大雨。幸好到了下午1時30分雨停了，不過還有雲。愛丁頓努力拍攝了許多照片，希望能夠拍到太陽附近的星光偏折。最後結果出來了：在拍得的照片中，有一張與愛因斯坦的預測數值吻合。其實在科學裡，一個證據並不足以支持一個理論，但愛丁頓是個廣義相對論狂熱擁護者，他立即對外公佈廣義相對論已經被證實了。

廣義相對論場方程式顯示，宇宙若不是正在收縮就是正在膨脹。我們已經知道，當年愛因斯坦認為宇宙永遠存在，因此他在場方程式裡加入了宇宙常數，用來抵消重力，使宇宙變得平衡，不會擴張也不會收縮。但這樣的宇宙極不穩定，只要非常細微的擾動，宇宙就會膨脹或收縮。就好像把一個保齡球放在筆尖上，理論上保齡球可以停在筆尖上，但只要一點點風就能使保齡球滾下來。

不過，這個常被人說成是愛因斯坦一生最大錯誤的宇宙常數，其實的確存在。錯有錯著，歷史再次證明愛因斯坦正確，儘管這並非愛因斯坦的原意。1929年，愛德溫・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發現星系正在遠離地球，而且越遙遠的星系後退的速度就越快。這只能有兩個解釋：要麼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要麼宇宙正在膨脹。當愛因斯坦知道哈勃的發現後，他後悔在廣義相對論方程式裡加入了人為的宇宙常數[6]。

今天，科學家已經發現宇宙不單正在膨脹，而且膨脹正在加速。暗能量、或者宇宙常數，因而在上世紀末重新復活。一個正在加速膨脹的宇宙，比一個靜止的宇宙需要更巨大的宇宙常數。而且事實上，即使有宇宙常數，宇宙亦不可能靜止。

愛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為擔心納粹德國會製造出原子彈，所以他曾寫信致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搶先研究製造原子彈。到戰後才發現，當時的德國根本無法造出原子彈，因為大多數的科學家已經被希特拉趕走了。那天早上，當愛因斯坦聽到原子彈已經把日本廣島夷為平地，他就呆坐在家，久久未能平復心情。從此以後，愛因斯坦極力主張廢除核武，導致他被50年代著名的FBI胡佛探長（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認為他是共產黨間諜。理所當然，胡佛始終無法找到任何證據捉拿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因以普朗克的光量子概念解釋了光電效應而獲得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光電效應論文證明了光同時是波動和粒子，稱為光的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不過，儘管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所有預測都未曾出錯，兩者卻互不相容。現在的科學家十分清楚：要不是量子力學是錯的、或廣義相對論是錯的、或兩者都是錯的。

愛因斯坦於1923年7月11號在瑞典哥德堡舉行的Nordic Assembly of Naturalists會講上講了他的諾貝爾獎講座。雖然他得到的是1921年諾貝爾獎，可是因為諾貝爾奬委員會認為在1921年的提名名單中沒有人能夠得獎，跟據規則該年度之獎項順延至下一年頒發，所以愛因斯坦實際於1922年得到1921年的諾貝爾獎。而由於在1922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舉行時愛因斯坦正在遠東旅行，直到1923年愛因斯坦才在哥德堡講出他的諾貝爾奬講座。順帶一提，愛因斯坦獲頒諾貝爾獎不久之前，他正在香港。

愛因斯坦雖然有份為量子力學打下基礎，後來卻變得不相信量子力學，例如他與兩個物理學家共同提出的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7]就是為了推翻量子力學的。可是，科學家後來發現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的假設「局域性」是錯的。廣義相對論認為宇宙是「局域」的，只有無限接近的兩個點才能有因果關係，因此推翻了牛頓重力理論中的「超距作用」。但量子力學卻說，兩個相距非常遠的粒子也能夠互相影響，因此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的假設是不相容的。

愛因斯坦一生都在尋找量子力學的錯處，結果是一個都找不到。他晚年一直在研究統一場論，希望統一電磁力和重力。不過，在他死前，人類並不知道除電磁力和重力以外還有強核力和弱核力。所以愛因斯坦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去進行統一場論的研究，歷史注定要他失敗。

愛因斯坦一生對金錢、物質、名譽等不感興趣，他喜愛的東西大概可說只有物理和女人。他希望找出大自然的終極奧秘，並以優美、永恆不變的數學方程式表達出來。愛因斯坦覺得「政治只是一時，方程式卻是永恆。」[8]愛因斯坦聲稱自己並不擅長政治，但他在一生中卻經常對種族平等、世界和平等政治大議題作公開演講。因此他也引來許多人對他的政治立場表達不滿。

當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哈伊姆・魏茲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於1952年逝世時，以色列官方曾邀請愛因斯坦擔任第二任總統。最後，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感謝並婉拒。

1955年4月18號，愛因斯坦在撰寫祝賀以色列建國七週年的講稿中途逝世。他生前堅拒以人工方法勉強延長生命，他說：「當我想要離去的時候請讓我離去，一味地延長生命是毫無意義的。我已經完成了我該做的。現在是該離去的時候了，我要優雅地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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