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戲 ◎林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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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認識世界的方法:「一起走嗎?
再也不要回來。」當我這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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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
光影在暗室流淌,洗劫我和他不堪的過往
本來面目,不過兩顆心乾乾淨淨
享受萬物在舌尖的雛形,嚐試
而敏於挺身。我一次次出神在此時
此地,一次次對床上的內臟下手,小小格局
來回製造動靜,嗯,他的確是個好人
有想法,刻苦耐勞,精明且知性
懂得去隱含一種堅持,能對誰
不帶齟齬地搬弄是非所以
我等。等的意思是選擇
知會的意思也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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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是一種武器嗎?我提心上陣
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
這些底細我全都記得。儘管只是剎那
誰的一部分曾死過,活過,在娑婆人世
我動用所有善感去揣摩
他,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認真
讓破破爛爛充盈身體,看我眼神迷離
裡頭多少個如此與當初,多少個我
為他漸次接受,直到彈指間大徹大悟:
眼。耳。鼻。舌。身。意外的浮屠
我展臂如兩面擦亮的鏡子
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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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我從不怪他。只感到空乏
人前人後我積累的時光
還不足對抗八方落下的水,一切的他
都使我精神抖擻,這麼多苦果與甜頭
成全我對他的體察:我願意如此
負責他的空前與絕後。當初所有執迷
驅使我兜手打勾,蓋印
誰能說自己沒有目的?我赫然抽身
受想行識,一心的疲沓
都來自他的過和我的不急
大千世界我告別當下的自己
只讓念頭在眼底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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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說好。趁風雨正大
我們必須趕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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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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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軒,1999年生,臺師大噴泉詩社顧問。國語日報專欄「詩的童話樂園」,著有詩集《泥盆紀》,Podcast節目《房藝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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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淵智賞析
*為方便讀者閱讀,若文中提及「我」,則是指詩中的第一人稱視角;若僅僅只是說我,而沒有引號,則代表小編的個人看法。造成閱讀上困擾還尚請海涵。
此首詩是宇軒於2021年獲得中興湖文學獎首獎的作品。宇軒素來擅於以事物間關係進行敘事,並在其中穿插對語言的實驗,如將「生靈塗炭」拆解成「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眼。舌。鼻。舌。身。意外的浮屠」六根中的「意」與「意外」的雙重意涵等等,由此種種可見他對於詩中意象與詞彙使用的挪移、轉換與連接之長,而這首〈前戲〉更是淋漓地展現了他的詩藝。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細讀這首詩吧。
從頭兩句開始:「他是我認識世界的方法:『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當我這麼問」。此開頭便對於詩中的主要兩個人稱「我」與「他」之間的關係闡明了一簡單明瞭的定義。詩中的「他」,即是「我」與世界之間的橋樑,「我」必須經由「他」來認識這個世界,單單從首句,我們就可以隱約地感受到「我」與「他」之間的關係具有龐大的隱喻,不管是信仰上的貫連,或是任何情感上的糾葛,都足以見之。也正因為此複雜性藏得夠深,接下來的詩中,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在人稱之間的互動如何在詩人的意志中發揮效用。因此,接下來的問句也便順理成章的替此段關係的連袂進行開場,替整首詩開啟了理解與鋪敘之門:因著「我」對「他」依賴之深,一起出發便成了敘事者執著得近乎唯一的願求,而問出了如此深刻的一句告白:「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如此傾注全心全力渴望著的告白,此首詩的情調基礎大抵自此開始。
接著,來到次段,宇軒首次展現出了他所擅長的拆解詞彙功夫,將「生靈塗炭」拆成了「他的炭塗滿了我的生靈」,生靈在原成語中的涵義為「人民、百姓」,但拆開之後,所剩餘的詞彙「生靈」,在佛教道義中,也有著「活著的人靈魂出竅」之義,加上考慮到這首詩的兩個人稱互動之故,此一更動瞬間將原先成語的意義翻轉過來,原先的「炭」也從焚燒後的餘燼轉為正要起火的燃燒煤材。宇軒更以此意義的翻轉作為接下來句子的延續:「光影在暗室流淌,洗劫我和他不堪的過往」由炭的焚燒隱藏住火的隱喻,再以火焰所帶來的光影在暗室內製造的流動效果比擬為水,更以水的流動性將實際的物質轉換成抽象的人物關係之變化。我特別注意到了宇軒所使用的字眼為「洗劫」,如此一個負面性的詞彙,卻也在後面同樣負面的詞彙中,達成了負負得正的效果,彷彿屈原面臨汨羅江水,所說出的「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一般——當事物都淪陷於骯髒的境地時,就以不同的汙互相交迸,誕生出那些清朗的、出淤泥般的明亮——最終方得現出事物的本來面目。
而對宇軒來說,事物的本來面目,「不過是兩顆心乾乾淨淨/享受萬物在舌尖的雛形,嚐試/而敏於挺身」。布羅茨基曾說過「詩歌首先是一門關於指涉、暗示、語言相似性和形象相似性的藝術。」我們可以發現,在宇軒的詩中居然得以概括了這些詩歌的技巧,事物的本來面目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宇軒透過動作與名詞的實使得此一概念得以有所依附,讓我們知道事物的本來面目其實正正應當由我們心之錨點出發——只有當我們的心維持得夠乾淨時,才能得以共同感知到萬物,並且不斷地嘗試(當然,宇軒在這裡又玩弄了一個文字遊戲,將「嘗試」特別寫成「嚐試」,這固然是由於上句的舌尖所帶來的小樂趣)、運動與實踐,而這正正是詩歌指涉之所以始。回到最初我們曾討論過的「關係」,或許你會問,那這些跟詩中的「他」又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先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再繼續往下來討論這首詩,而我認為,在談論關係間的密切時,我們更應當認知到所謂的關係,不過就是在談論心之間的互動與聯繫。
在此層面上,我們便可繼續往下理解詩中「我」的行動:「我一次次出神在此時/此地,一次次對床上的內臟下手,小小格局/來回製造動靜」,宇軒依然延續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彙使用,將「內臟」「下手」等極重且並非傳統美感性的字眼作為「我」如何去對於「他」進行認識:以內臟隱喻人的內裡,下手隱喻觸碰,本來看似是開膛剖腹的鮮豔視覺效果,卻被下面的「小小格局/來回製造動靜」而被收束起來,而讓整個動作被我們置於一個遠到足以欣賞的距離後面。由此隔開了讀者與「我」之間的距離,卻將「我」與「他」融會在一個心交神合的空間。這不但呼應了前面的「認識世界中的方法」一句中「我」與「世界」的距離,卻也替旁觀者帶來了視覺衝擊與意念的衝撞。
將讀者遠離了現場後,接下來,才正式地進入了「我」與「他」之間。
…...,嗯,他的確是個好人
有想法,刻苦耐勞,精明且知性
懂得去隱含一種堅持,能對誰
不帶齟齬地搬弄是非所以
我等。等的意思是選擇
知會的意思也是選擇
透過「我」的眼睛,我們看得見他的種種優點,無論是有想法、刻苦耐勞,這種意志上的指向,正正昭顯出了「我」對於「他」的傾慕,使得「我」在一種情境下,願意去等待他,那這樣的情境是什麼情境呢?回到詩的開頭,或許你還記得,「我」曾經問出了一個問題:「一起走嗎?/再也不要回來。」當一個問題之發生,其所期待的必然是一個答案,但詩行至此,我們卻依然沒看到回答,在「我」內心中之焦急便油然而生。「我」便這樣開始進行了自我傾訴——究竟他有什麼優點,值得我為他等候?因此,我們便看到了這樣一個自我說服的過程:等待著「他的選擇」。這裡所隱藏的小小心思不由得使我感受到一種戀愛般的青澀感覺,只為了對方的選擇而苦苦等候著。
正因為這種少年情思所帶來的苦悶與糾結,下一段關於愛的辯證邏輯便因而順勢誕生。
不愛是一種武器嗎?我提心上陣
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
這些底細我全都記得
在「我」與「他」的關係尚未確立與認證以前,兩人之間竟恍如戰場一般,「我」用心來抵抗著你的「不愛」,並在不斷抗拮的過程中,重新完成「我」在有他的世界裡應有的自我姿態,也使得兩人之間的所有情節與底細,都在這樣一場戰役中不斷地被記起。因此,「我」也終於開始思考起自我的姿態。而在閱讀這首詩的同時,我卻也透過了「我」的眼睛,參與了這場戰役一樣,感受到那些「他」的崇高、知性,彷彿一切我們所欲追尋之事物,彷彿我作為一個讀者,卻也已經替這個「他」找到了他的身分,不管是愛情、真理,還是知識——我終於在這首詩裡看到了詩的最基本姿態:「詩不過就是一種簡單的常識」,展現出了一個主體對客體之間的追尋與自我形體之確立。
接下來,宇軒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終於開始摸索起「我」的型態,「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認真/讓破破爛爛充盈身體,看我眼神迷離/裡頭多少個如此與當初,多少個我/為他漸次接受,直到彈指間大徹大悟」。「我」作為一個「遲來的人」,開始試圖充盈著自己的身心與靈魂,重新見識到最初的本我,從而能夠被他接受。閱讀至此,我不禁在想,究竟「我」的「遲來」是指什麼呢?接著我便想起了上面的句子「無害的可能怯怯牴著骨架,直到完成自己」,我突然領悟到了,或許那些遲來的部分,便是那些在無「他」的世界中,飄零四散的自我的破爛碎片,因為想要配合他的完整,而像磁鐵一般重新依附回「我」的身體,從而逐漸完整成一個足以配上「他」的「我」。而下面的句子卻也證實了我的想法:
眼。耳。鼻。舌。身。意外的浮屠
我展臂如兩面擦亮的鏡子
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
眼、耳、鼻、舌、身、意的原典也是來自佛教用語,本是指六個感官器官,但卻在上面的詩句中被視為自我零碎部分的具體展現,我們方又得以發現這是宇軒的所擅長的技巧:拆解語言的原義,並重新依附上自己的詩感。而六根最後一根的「意」,卻也因為下面所接的一個「外」字而產生了新義,除了「意」之「外」的意涵之外,也有了「意外」的意涵。此一意外又是因何而來呢?閱讀時我依然思索到了這個問題,最後我給自己的一個答案是「他的出現」,或許對「我」而言是一種奇蹟,但奇蹟背後所隱隱顯現地,更是一種意外——只有當我們發生了意料之外的幸事時,我們才會將之稱為奇蹟。
但這種奇蹟的煥發,才得以使得「我」在追尋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我,在這段末尾,「我」所展現的姿態,卻竟然與「他」之間有所翻轉,從原先的可望依附,成了一種救贖者的姿態:「我展臂如兩面鏡子/誰停下誰就是我的全部」,這樣一個宣言,讓我們得以看見原先破爛的「我」,在這樣的一個關係追尋過程裡,漸漸對於自己的一切明朗,也知道了究竟什麼才是自己的本來面目,一切姿態都被濃縮在一顆明亮的心,張開雙臂便能擁抱住一切。
但即使自我已然完成至此,「他」卻依然沒有回應,對此「我」終於也感到空乏,終於寫下了下一段的開始「對此我從不怪他。只感到空乏/人前人後我積累的時光/還不足對抗八方落下的水」,我彷彿感受得到「我」的那種疲倦——那些一再地積累、枯等的日子,以及在努力之後,隨之迎來的更洶湧的落下的水。然而,正當我們以為「我」就要如此放棄時,宇軒卻寫下了「我」在面對這些苦難時所隱含的堅持——那種隱含的堅持終於不僅僅只是在「他」身上發生,而是透過這些歷練,使得「我」漸漸成為一個像「他」這樣的一個趨近完人的人。也正因如此,「我」作出了我的宣言:「我願意如此/負責他的空前與絕後」這樣一個告白也替「我」自己找到了新的起點,在說出了「我願意」之後,所有事物與誓約,終於可以重新開始重新被自身所檢視,不管是在「他」與「我」之間,還是「我」在前進時,如何去一次又一次得完整自身。我終於得以見證到了「我」來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一個學會向當下的自己告別的「我」、一個學會只讓自己意志主導身體、靈魂運行的「我」。
或許這樣的改變,終於也使得「他」看見了吧,因此,從開頭時,我們便不斷地在等待著的答案,終於在詩的最末出口了:「而他說好。」我想,這樣短短一個字,或許卻是詩中的「我」歷經了千百劫難之後,所得到的一個最完整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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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吳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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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軒 #暑假無主題詩選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7/202107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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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肺炎疫情,從明日開始全國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許多公司則在本週實施遠端工作,我也不例外。
想起平常工作日,中午、晚上部分時間都待在電影院看試片、特映,此模式瞬間消失,才進入居家工作第二天,就有點懷念在電影院做夢的時候。不過,防疫期間在家時間變長,也總算趁上週末開始看《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第一季,希望追完第八季之後,台灣的疫情也穩定受控了。
在暫時沒有新片能看的狀況,且相信大家目前都在串流平台找片子,有鑑於此,這陣子就不定期上來和大家聊聊我非常喜歡,且能在串流平台看到的電影,推推舊文,刷刷存在,提醒舊雨新知這些電影或重溫,或新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今天推薦的第一部串流電影,是 #Netflix 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關於離婚的故事,美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在 2005 年拍出《親情難捨》,以孩童、青少年視角,遙望父母的分居與離異,側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家庭失能,同時散發濃厚的紐約情懷,奠定日後創作「諾亞鮑姆巴赫式」城市悲喜劇的基調。
14 年後,2019 年,諾亞鮑姆巴赫似乎再度回憶童年往事並深刻挖掘過往婚姻(與珍妮佛傑森李的離婚),透過成年人視角(同樣是知識份子),緩慢描繪一幅分崩離析的當代美國家庭肖像,這次擦掉稚氣、糅合不解,洗滌出的是成熟、餘韻綿延的《婚姻故事》。
此作開頭第一場落淚戲便十分出眾,飾演劇院表演者的史嘉蕾喬韓森表示表演舞台劇感覺不對,無法掉淚,但經過亞當崔佛在家中的「筆記指點」後,一轉身、一別頭,眼淚潸然落下──諾亞鮑姆巴赫透過此場戲道出現實生活的情緒比偽裝演戲更為真實的寓意。
兩人搖搖欲墜的關係對比這場戲中戲更教人鼻酸、更值得落淚。情緒穿過景框,透向觀眾,看戲的我們立刻感同身受,角色頓時立體鮮明。從此細節探究,諾亞鮑姆巴赫的劇本、場面調度令人印象深刻,這場戲同時揭示片中角色處境,揭開往後風暴的帷幕。
《婚姻故事》是一部匠心獨具的作品,諾亞鮑姆巴赫不斷透過場域符號映照角色心境,東岸紐約、西岸洛杉磯兩大城市的對比自然顯而易見,高大的亞當崔佛在擁擠的紐約反而怡然自得,嬌小的史嘉蕾喬韓森在寬闊的洛杉磯才有一片天地。甚至亞當崔佛在洛杉磯停車場的格格不入、小孩周旋在父母間的拉扯(趕時間與殺時間)、紐約地鐵與洛杉磯家中的對坐等細節,都不斷塑造角色的尷尬與對立,這點在過往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愛上草食男》中也有相同設定。班史提勒從紐約移至洛杉磯,中年人不合時宜的感觸油然而生。
很多人會說諾亞鮑姆巴赫與伍迪艾倫的神韻極其類似,兩位名導同樣是出生於布魯克林的猶太人,在伍迪艾倫的作品中也總是能窺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地對比,皆帶著知識份子的焦躁與呢喃(艾倫更偏好碎念),聚焦於個人對生活的不滿及渴望。
伍迪艾倫的《曼哈頓》遙相對望諾亞鮑姆巴赫的《紐約哈哈哈》(也有賈木許《天堂陌影》的味道);我認為《婚姻故事》也有些許《安妮霍爾》的影子──不同的是,艾倫完全放棄洛杉磯,遠走而避之,鮑姆巴赫雖然委屈,但終究接納了洛杉磯(因為兒子)。
事實上,除了伍迪艾倫,諾亞鮑姆巴赫與好友魏斯安德森也相互影響──我們或許可以將魏斯安德森的《海海人生》(諾亞鮑姆巴赫編劇)看作鮑姆巴赫執導《青春倒退嚕》的前身,兩片同樣以「紀錄片導演」做為主角,並帶出「拍電影」的人生代價──不論是錢財、青春、家庭還是婚姻生活,更宏觀來看是生命的消耗。只不過《海海人生》與《青春倒退嚕》場域分別在「海洋」和「紐約」呈現,但從劇本來看,無論是「原始」或「文明」,兩片都交出精彩敘事。
話說回頭,《婚姻故事》中場域與心境相呼應的設計,真正精彩的還是在亞當崔佛於紐約工作室中,接到蘿拉鄧的那通律師電話。亞當崔佛聽著蘿拉鄧一字一句冷冽地描述事態發展,同時打開一扇又一扇的門,踏下一層接一層的階梯,階梯的隱喻在此也可窺見導演筆觸(《小丑》、《寄生上流》也做了同樣設計),暗示離婚態勢的急轉直下和一觸即發,人物在錯綜複雜的場域中巧妙呼應剪不斷理還亂的事件,諾亞鮑姆巴赫精準地利用影像說故事。
這場戲收在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人聲、車聲鼎沸的大街讓「語言」喪失其功能(正如往後的言語爭執都毫無功能),諾亞鮑姆巴赫的鏡頭也瞬間與角色拉開距離,頗有《愛情,不用翻譯》結尾「失語感」的神來一筆,只不過地點從東京置換成紐約,人物從史嘉蕾喬韓森變成亞當崔佛。
而「嗅覺」與「聽覺」的影射,在《婚姻故事》中也值得一提:當一行人在蘿拉鄧的律師事務所中對峙拉扯時,蘿拉鄧吹捧了亞當崔佛的執導作品,能將「吐司」香味具象化,讓觀眾彷彿身歷其境。緊接下一場戲,亞當崔佛與律師在密閉空間商討對策,不尋常的靜默則透過滴答聲提示角色的焦急心境,「時鐘」聲響同樣具象化,也讓觀眾有了身歷其境的效能,強烈感受現場僵局。吐司與時鐘,我視做諾亞鮑姆巴赫的高明自捧(雖然可能也無此意)。
此外,諾亞鮑姆巴赫在《婚姻故事》中,一如既往地成功掌握悲劇裡的喜劇元素,將兩者的轉折與戲劇性拿捏得恰如其份。諸如亞當崔佛開頭首度到洛杉磯,與妮可的妹妹在嘲笑英國腔調時,才終於「碰巧」發現離婚聲明;又或是近尾聲時,在過往取悅小孩的滑稽魔術中,「碰巧」失手將利刃劃開皮肉,頓時血花四濺,在純淨白門上留下血污(與白牆破洞的暗示相呼應)──正如同這場婚姻中的離婚官司,令人不忍直視,卻又無法忽視,只能胡亂止血,並留下疤痕,束手無策地倒下。
悲劇總是在喜劇中誕生,人們也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諾亞鮑姆巴赫舉重若輕地將喜劇轉化成悲劇,刻骨銘心,血淋淋的烙印在角色與觀眾腦海中,揮之不去。且這些設計,並未有鑿痕過深、過於匠氣之感,因為這些正如同你我生活般,如此貼近。
《婚姻故事》的好,說到底還是要歸功於如手術刀般的犀利的對白,以及兩位演員各自交出影史留名的演技。藍迪紐曼譜寫的原創配樂也有畫龍點睛、烘托情緒的效能,演技的部分以及蘿拉鄧揭露「父權」的台詞便不再贅述,畢竟每個人都能感受那樣的強大演出,且對此讚揚演技的文章應該也夠多了。
而諾亞鮑姆巴赫曾說:「在寫作時盡量不分析角色,但我對我的生活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我認為生活是電影的素材。」細膩觀察自身經驗,同時用大量的生活細節堆疊出影像作品,且不顯得枯燥與乏味,正是編導的功力──最令人喜歡的是透過法律攻防,進而提煉出真實人性及失能的婚姻生活,如同《從前,有個好萊塢》以及《愛爾蘭人》,各自用細節換來強勁的敘事力道,不嫌笨重。
觀看諾亞鮑姆巴赫的作品時,也總是能找到一些致敬:《紐約哈哈哈》我們感受到楚浮的《夏日之戀》,配樂則用了李歐卡霍在《壞痞子》中使用大衛鮑伊的〈Modern Love〉,也能在廢青們的家中看見楚浮《零用錢》的海報;而《親情難捨》中在對白中出現高達的《斷了氣》,這次的《婚姻故事》則能看見英格瑪柏格曼《婚姻場景》片名的壁掛和《芬尼與亞歷山大》的相似構圖。諾亞巴赫在小地方從來不吝於展現自己的品味與喜好,也替影迷增添另一層趣味。
從首部劇情長片《瘋狂二十年華》開始,諾亞鮑姆巴赫的電影就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和獨有的焦慮,或許是爸媽皆為文學家的薰陶,培養出的深厚文學底蘊。而無論是剛畢業對未來徬徨的大學生,抑或是逐漸走向陌路的夫妻,都在諾亞鮑姆巴赫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中極俱可視性。而這次藏在《婚姻故事》底下的焦慮,終究是「愛」與「被愛」的本質;「自我實現」和「他者羈絆」的互動關係,諾亞鮑姆巴赫此次梳理「人」的核心,同時拆解「兩性」,透骨入心。
最終,片尾重返「萬聖節」,在孩子獨白中念出開頭的告白信,完整收束,同時透過史嘉蕾喬韓森的溫暖善意(讓出孩子的一天),給出這對男女有可能的和解,並且於本該狂歡的節日提醒世人:該繫好鞋帶,拍拍鞋身,縱使曾經親情難捨,仍須各自轉身,踏往未知的遙遠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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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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