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來自北京的嚴刑峻法，還是疫情因素，隨着立法會選舉取消，香港已成破局。堪憂的是，執政陣營附帶推銷的，似乎是要將立法會的認受性廢掉，延誤長達一年，便有了時間新登記選民，使撲滅反對民意變成可能；放寬大灣區港人境外投票，灣區人從此凌駕香港人。民主派能夠發揮的空間很可能被快速壓縮：國際線在國安法下已經違法，政權敢於把全公民黨取消參選資格，遑論大開全球通緝之風；說街頭抗爭，請勿忘記2020年的警察，基本上不會容許群眾集會發生，疫情後這個結能否解，尚未可知，但肯定的是組織者很容易被律政司惡意檢控，參加和平遊行也有相當風險遭受警方濫暴濫告。議會、國際、街頭同遭輾壓，民主派未來還可以擔當甚麼角色？
放在眼前的難題，首先是延期一年的僭建議會應否參加。有人認為後國安法的香港，不再有可能抵擋惡法，乾脆全面抵制。的確，林鄭政權是不跟法度、違背民意的施政體，就算有報道曾言看守議會只處理緊急議案，可沒有人知道甚麼才是他們定義的「緊急」。以建制派極權主導的行事作風，修改議事規則之類滅絕議會的動作，又蠢蠢欲動。但問題仍離不開，究竟是為了崇高理念而集體杯葛，還是仍有與對方纏鬥的意義？觀乎當下議會殘存功能，不外乎獲取資源支持民主運動；阻擋惡法已經越來越難，但鑽研文件，揭露政府流弊，以及作有限度異議，仍是立法會議員尚且擁有的職能。主張離開議會者至少應該表明，極權政治下離開議會可以有何作為，這是機會成本的問題，未有明確路向，則阻擋通過惡法撥款，民主派仍有責任，職能仍然殘存，我們很難因為事情未發生，便斷言議會已死。
等待時機 尋找反勝機會
必須強調，筆者的判斷並沒有否定杯葛功能。過往讀過Emily Beaulieu的博士論文，回顧90年代選舉威權政體下的反對派杯葛選舉的效果（題目是Protesting the Contest：Election Boycotts around the World, 1990-2002），如果選舉制度本身很少競爭空間，反對派難以發揮，則全面退出一屆，呼籲改革政制，反而有效刺激選舉改革以及爭取輿論關注選舉。不過她亦同意，長期離開議會，只會讓親政府人士佔據主要議席，減低反對派競爭程度，更難爭取民主。過去民主化的經驗所見，政權與反對派本身已是不對等對弈，雙方交手有張有弛，沒可能一味覺得抗爭到底，是唯一結論，反而等待時機，尋找反勝機會往往是走更遠路的關鍵。
有人會拿97年臨立會的經驗比較，實在局面不同。當年正值回歸，退出議會還有樂觀的參政預期，不會處處憂慮建制派的極權勢力又推惡法，也有不滿北京推倒民主進程，將議會搬到深圳召開等因素，現在是煉獄歲月，展望未來一年政局，香港可以保存的民主自由空間，已經命懸一線。其實延遲選舉本身就是政權利用時間的策略，民主陣營沒可能不以同等高度考量時機，第一、立法會還有多大監察施政的空間？二、怎樣行動才對爭取民主策略最有益處？同樣問題，一樣適用於來年甚至往後的選舉。
孫子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侍敵之可勝，就是說「時勢」的重要：創造有利形勢，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2021年除了立法會選舉，還有特首選委會選舉，局勢如何，尚未可知，但就算香港已經破局，不代表民主派此刻沒有保住香港制度的責任。大政治一時難變，不代表小政治無事可為，就算立法會廢弛，380多名民主派區議員，仍然守住群眾陣地。有群眾基礎，政權終歸都不能迴避多數人在我們這邊的事實，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宗旨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民主陣營從這意義上，比起一些獻媚政客更符合毛澤東的群眾路線。
議會可被踐踏、抗爭可被打壓，一年多的政治運動，政權怎也奪不走的，是香港的民心。凡事從群眾的利益出發，「維護香港人的權利」，是民主派未來一年不可迴避的課題。當今香港政壇最嚴峻的問題，是一群奉行極權管治的政客不斷殘害人民，教室要安裝閉路電視、公務員要被清洗和審查、大學要被親政府外人踐踏、抗爭者蒙冤下獄流放海外，沒有人會覺得這樣的香港可以走下去，他們每一個，都值得民主陣營捍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