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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Jazeera 訪談專文：新冠肺炎本來可以被抑制的！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2日刊出訪問我對於新冠疫情分析的專文。如果在2019年12月中時，武漢的情況能夠更早傳達給WHO，並讓WHO的專家小組去調查，我認為這場疫病就能被壓下，沒有其他國家會受苦。

<我們何時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我：好幾個國家已經展開第一輪的疫苗施打，特別是在北美與歐洲。我認為回到正常生活端賴全世界的疫苗供給與配送速度有多快。
在歐洲，如果接種計劃確實實施，我認為大約在6月份歐洲就能回到所謂的「正常」狀態。但我一直強調，與其回到舊的生活，我們應該建立起新的常態，這代表我們即使控制住了疫情，仍然要對未來任何的傳染性疾病保持警覺。

<你能分享關於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的事嗎？>
我：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SARS-CoV-2（新冠病毒）是一種RNA病毒，RNA病毒往往很容易變異。而新冠病毒變異得這麼迅速，是因為它傳播得非常廣泛，也傳染給了非常多人，因此更容易形成具高度傳染力的菌株。
從病毒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應該是具高度傳染力但致死率沒那麼高的，才不會造成太多人重病而死。SARS的致命性就很高，感染致死率高達10%，很多染上SARS的人會生重病，必須到醫院隔離治療，一但他們接受隔離，病毒就不再能夠傳播。這也是為什麼SARS病毒可以被壓下的原因。
對於英國新冠病毒變種，我認為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它的傳染性很強，必須在疫苗施打的速度跟病毒傳播的速度之間賽跑，如果傳播速度比接種速度快太多，疫苗接種的策略基本上就會失敗。

<全球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疫苗，但中國的疫苗引來特別多質疑，你能解釋原因嗎？>
我：一家公司要研發出疫苗並通過審核，通常要花上10到15年的時間，這一次只花了9到10個月我們就有了疫苗，是因為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疫苗研發上投入大量資源。
現在已上市的疫苗：莫德納（Moderna）、BioNTech 和輝瑞（Pfizer）都是mRNA疫苗；有些公司正在研發DNA疫苗，還有重組蛋白的次單位疫苗，例如台灣的高端疫苗，也有腺病毒載體型疫苗，像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與牛津大學所研發的疫苗；再來就是滅活疫苗，中國的主要是這種，中國疫苗公司生產很多不活化疫苗。
無論使用哪一種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監管機構會進行審核，透明度與公開性很重要，所有公司必須發表他們的臨床實驗數據，好讓大眾信任他們的疫苗。這也是為什麼WHO目前只認可了莫德納、輝瑞跟BioNTech的疫苗。就連阿斯特捷利康都還沒獲得WHO審核通過，因為他們需要交出完整的研究跟實驗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對中國疫苗有疑慮，因為我們還沒看到足夠透明的審核資料，令人擔心這些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

<台灣擁有最成功的防疫策略之一，你認為這跟你們的速度和你先前提到的事實有關嗎？>
我：因為有過中國傳來的SARS、H5N1禽流感，以及非洲豬瘟的經驗，我們一直對鄰近區域的任何疫病保持高度警覺與觀測。
在2019年12月31日，台灣疾病管制署一位官員在PTT（電子佈告欄）看到中國武漢出現某種「非典型肺炎」。當時總共只有7個病例，但7個非典型的肺炎案例已經是件大事，因為非典型肺炎幾乎等於SARS。
同一天，我們開始要求武漢來的旅客進行隔離。2月中，我們限制來自中港澳的旅客入境。1月中，我們將新冠肺炎列為法定傳染病，動員了超過2萬個隔離病房，以及1.2萬個呼吸器，為了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做準備。
2003年SARS之後，我們要求所有醫院都要擁有一個月份的個人防護裝備儲備量。當我還是衛生署長時，我設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一但出現地區性或大流行病就會啟動，所以，上述措施我們在去年1月上半就已經完成了。
直到1月22日，蔡英文總統召開國安會議，問到我們已經完成的是，以及還有沒有其他事需要作，我說沒有適合的口罩，她就要求經濟部長徵用了73家口罩工廠，成立了93條生產線。所以第三件重要措施就是超前部署。
取得大眾的信任跟支持也很重要，我們將指揮中心升級到內閣層級，每天都召開記者會，而且我們開誠布公，防疫措施的資訊也相當透明。
所以，周全的行動、快速反應、及早部署、透明公開還有團結一致都相當重要，不只有及早檢測而已。

<你能形容20年前的SARS是什麼情況，而台灣從那次經驗學到什麼呢？>
我：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了幾例SARS病例，當時我們還很有自信，因為所有病例都收治在醫學中心，他們有很好的設備、知識跟經驗可以照顧新興傳染病的感染者。
所以我們當時想：「喔，我們還不錯，沒有問題。」但面對新的傳染病，病毒可不在乎什麼國界。如果你自大到忽視它們，就很有可能失敗。
我們處理新冠肺炎的方式，就是遵照我們從SARS裡學到的經驗跟知識。
台灣以前沒有準備好處理任何大流行病的挑戰，我們從改造疾管署開始，還有衛福部、《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的醫療與照護機制，並建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在那之後，我們又處理了來自中國的H5N1禽流感，以及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新型流感，台灣人民跟政府都從這些挑戰學到了很多。

<與SARS相比，中國政府如何應對新冠肺炎？>
我：武漢讓我很驚訝。一開始，我們認為武漢（應該會）做得很好，因為中國是被SARS衝擊最嚴重的國家，人們應該學到很多。但當我們派出兩名專家過去（我們在1月6日提出申請，中國在1月11日核准），專家問說：「這些病人住院了，他們接觸過的親近人士呢？他們的家人、同事或同學呢？」結果他們（武漢當局）說：「他們接觸的人沒有肺炎症狀，所以沒有治療他們。」
專家回來之後，我們想：「天啊，這真糟糕。」因為以任何大流行病來說，治療對病患很好，但不足以壓制疫情爆發。要壓制疫情，一定要多加注意接觸者，他們是最有可能在社區內傳波病毒的人。他們還處於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卻可以傳播病毒。
這也是台灣為什麼花了很多心力，追蹤所有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我們會要求他們在家隔離14天，並用電子圍籬系統監測他們。

<你認為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據說源自雲南省的一隻蝙蝠。>
我：從流行病學家的角度，這場疾病應該是源自最初爆發的地點，從來不可能是從某個地區傳播至另一個地區引爆，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無論「零號病人」是從雲南蝙蝠還是別的來源感染，至少人傳人的狀況是發生在武漢，怪罪野生動物很容易，但是為什麼雲南的蝙蝠會感染到武漢市民？可能是在華南海鮮市場裡，對吧？如果他們真的吃了很多蝙蝠，那就很有可能。人們也懷疑病毒來自P4實驗室（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如果他們運用蝙蝠製造病毒，那也是一種可能性。要知道新冠病毒的來源，就需要調查並公開。

<你相信新冠病毒出自實驗室的理論嗎？>
我：這是可能性之一。如果人們做研究時不夠小心，可能就會感染。台灣發生過類似的事，2003年12月，在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也是P4級實驗室，一位中校趕著去新加坡參加會議，他處理好了所有事情，但他看到有片垃圾，就徒手撿起那片垃圾並丟在汙物處理箱。
他去了新加坡參加一場SARS的國際研討會，但回來後發現感染了SARS。他沒有傳染給任何人，卻引發了政治騷動，因為那場會議有上百人出席。
他是位非常謹慎的人，也是很好的科學家，他只是犯了點小錯就感染了。實驗室人員感染並不是罕見的事，這是一種可能性，所以才需要調查。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22/prompt-action-in-wuhan-who-involvement-could-have-stopped-covid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3/n11631029.htm

今天朋友貼了這個連結給我，內容在說今年中國水果豐收，果農賣不掉，市民也吃不起的窘境。

超市水果一斤要10幾元，產地一斤只有兩三毛錢，但生產成本一斤要2元，一年下來果農都賠死了。

這種內容感覺是很熟悉，在台灣也可以常常看到這種類似的說法，我這幾年有經營出口到大陸的部分，更心有戚戚焉。

一箱6-10公斤的水果，在整櫃的模式下，從台灣運到中國的廣州去銷售一項的運銷成本在台幣220-270之間。
有時候運銷費用比貨品本身還貴。

從小三通過了廈門之後，要轉發到其他地方又是一個品質差、費用高的運輸成本，進入批發市場又有入場費、賣手費等各種費用。

這些費用不是只有台灣貨要這樣收，本土貨也一樣，這幾年大陸很流行蓋批發市場，因為經營批發市場的暴利引來了許多投資者的關注。

民眾買的價格高，在產地端的收購價卻連成本都不到，簡單來講就是兩個因素：

1. 農產品的運管銷成本過高，由落後的運銷、分銷體系所影響。

2. 過量的供應，導致供過於求，為了使生鮮農產品迅速走貨，而使零售價偏低，擠壓收購價。

這兩個問題，在每一個國家都會遇到，但也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面對跟改善。

以中國大陸的狀況，這兩個問題還要折騰很久，哪以台灣呢？

台灣當然也是一樣，台灣根本就不關心農產運管銷的改善，效率與成本的下降等方面的問題，台灣主管機關注重的只有福利政策，不管是藍營還是綠營都沒有長遠的產業政策，只有買票式的福利政策。

八年前藍營執政，執政黨立委就喊要增加老農津貼，八年後綠營執政，綠營立委就喊要增加老農津貼，今年選舉年更是加碼到未來整合年金要領到15000，藍營甚至還有胎死腹中的整合年金未來領到20000的方案，垃圾不分藍綠，政策性買票也是。

老農津貼已經是最畸形的暫行制度，一個月繳78元，繳15年才繳了1.4萬，之後可以月領7256，一個月繳78元，15年就可以退休然後領月繳的93倍，這個制度不夠畸形嗎？

真的不夠畸形，所以還要加碼，執政黨高喊年金改革，怎麼不敢面對這一年五百多億的錢坑？還說要加碼，當錢都拿去做福利，怎麼會有產業的提升？

世界各國的農業都脫離不了政府的關注與補貼，但補貼下去是過的又老又窮，還是農業工作者收入高，生活好？

日本也是農業補貼大國，但日本的農業工作者平均年薪高過平均年收兩百多萬日幣，人家的農業工作者是真的老，但可是很有錢。

現在已經不是戰後那種農產品供應量不足的年代，但還是有許多農經學者用生產的觀點在看產銷，現在是供給過剩、供給多元、替代多元的年代，是需求來決定價格。

是由末端賣不賣的動、有多少的需求量，再扣掉營銷、運銷等成本，來決定產品在產地的收購價。

執政者沒辦法改善前面兩個關鍵問題，增加生產者的收益，只能廣發補貼、津貼等買票性政策，這點在多年的政黨輪替後，證明兩邊一樣的無能。

不對，民進黨厲害一點，誰敢批評政府，就是假消息，甚至會派1450圍剿你，然後ptt製作假消息，網路蟑螂大量分享引用。

Ptt最近掃了快3000個蟑螂帳號，一定是剛好，剛好這些都支持執政黨，這些帳號一定是中國網軍入侵的反串。

選戰倒數最後四十多天了。

和大家分享這篇專訪，裡面提到這些年來，我在國小教書、在PTT新竹版以「鳥大」名號走跳、號召第一場公民行動的故事。

我們需要更多了解孩子、了解年輕爸媽聲音的聲音進入議會，改變政治。邀請所有新竹市東區的朋友們，我們共同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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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內文：

「曾有段時間飆車族很猖獗，那時候我們結合了 PPT 新竹版的版眾，一起去市政府前面抗議。那件事情讓網路的鍵盤鄉民們聚集在一起，群眾力量可能真的有給市政府壓力，大概一兩年後，飆車族就真的消失了。」

「對我而言那是一次成功的經驗，感受到『我們因著共同的價值與目標凝聚起來，展現出的意志，有機會改變這個城市。』」談起讓她選擇走上政治路的契機，蔡惠婷語氣中，滿是對新竹未來的期盼與促成更多正向改變的信心。

說到 PTT 新竹版的「鳥大」，資深鄉民可謂無人不知，頂著這個俗又有力稱號的蔡惠婷其實是名有著清麗外貌的少婦，她是善解人意的「小鳥老師」、是新竹孩子母親，同時也是熱心公益的新竹市民。

蔡惠婷發現，當一群人為了同樣的目標凝聚在一起，就能帶來改變的可能。對她來說，教育是人的工作，政治也是人的工作。本著對教育的熱情，從改變新竹的教育問題著手，她要讓自己成為那個推動改變的人。她相信「教育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而這也是蔡惠婷參選的初衷。

「我相信從家庭教育做起，我們未來社會的問題真的就是可以減少。」身為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與養育孩子的母親，蔡惠婷犀利地點出現存的問題核心──我們總是用同一套標準在看待所有問題，卻沒有看到問題真實的面貌，如同教育體制看不到家庭內部的問題；中央看不到地方的問題，於是為了解決生育率，便出現了「育兒百寶箱」這樣荒謬的政策。

「育兒津貼在別的地方或許有效，但是在新竹無效！」蔡惠婷說，「這些人不缺錢，他一年可能就兩三百萬的收入，他缺的是時間。」她解釋，新竹因為特殊產業型態造就了偽單親的環境 ，許多在科學園區上班的父親往往因為高工時而壓縮了陪伴家人的時間，回家之後又時常累得不省人事，無法分擔母親在家務和育兒工作的辛勞，獨自育兒的全職母親時常面臨缺乏支援的情況，讓家庭面臨失能的困境。

蔡惠婷指出，每個社會問題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沒有競爭也沒有監督機制除的營養午餐讓孩子缺乏食育、高工時環境迫使家庭趨近失能、對育兒不友善的城市讓母親推著推車在畸零的人行道上舉步維艱，最重要的是，目前新竹在教育方面的政策與學校的設置無法對應到人民真正的需求。

蔡惠婷強調，從最基本的家庭教育做起，便能預防許多社會問題，她期盼以整個社會的力量支持在這個城市生活的父母與孩子。最近幾個月，蔡惠婷除了在選前四處進行政見推廣外，對於市政的監督仍不遺餘力，今年 7月，她與許多家長站在關新公園，對於市府花大錢在公園架設對孩子可能造成危險的廣告看板提出抗議。

從老師變成市議員，蔡惠婷沒有要講一套很高的論述或政策，而是真正看到問題並提出解方。談起未來想做的事，她的口氣中遮掩不住迫切與期待的心情，她要催生真正的「育兒百寶箱」：讓職能治療進入校園、讓父母在領取補助前先上課、學習當爸媽，給予他們實質的支持，還要全面打造無障礙空間，讓新竹成為一個對育兒友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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