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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發現自我，不如創造自我】

你是不是經常有個口頭禪，就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他天生就是如此」？言下之意就是改不了的，別折騰了。但是一直以來，我就不認同這個想法，因為假使一生下來如此，一輩子就是如此，到死了那一天還是如此，不就是說這一生白活了，毫無長進嗎？所以我一直堅信，個性是可以改變的。

今天早晨我打電話給獨居的父親，他問我今年幾歲，聽到答案之後，沈吟了一會兒，可能是很意外吧，沒想到他的女兒也到了這麼大的年歲……但是他們那一代的人講話比較婉轉，反過來用關心的話提醒我：「這個年紀要注意退化的問題。」我想這是他近90歲人的心理投射，我提高聲調回答他：

「喔，不會，我從來不想『退化』的問題，我想的都是怎麼『進化』。」

父親被逗笑了，不過這可是我的心聲。因為人生活這麼長，如果是來退化，那麼何必來投胎？人生就是來進化，才需要各種學習、各種挑戰、各種突破，即使身體也是，得想辦法讓它進化才能維持健康，這就是我們要天天運動的原因。也就是這樣的理念，當我在教上班族做斜槓時，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們—

cosplay下班後的第二種身分！

也就是創造上班族以外的「第二個我」。

企業人資在衡量一個人能不能適用，有三個關鍵的考量，所以求職者要找到合適的工作，也要考慮這三個面向：
💚1.興趣
💚2.技能
💚3.性格

我也是這麼用來教導學生找到自己的斜槓項目，這三個重疊的地方便是人資界說的「職涯的甜蜜點」，不論是求職或斜槓都一樣的道理。可是講到性格時，我都會再三強調：

「每個人都能夠有『多個我』，不會只有『一個我』。」

因為上班族的天生我，多半不具有創業者的人格特質，比較性格保守，不願意冒險或勇於任事，偏向於聽令行事、消極被動，這就不利於做斜槓。斜槓是一個人的微創業，必須具備小小老闆的思維與心態，如果卡在天生的我，就沒法邁開一步。唯有打破這個固有的我，創造全新的我，才能把斜槓做出名堂。

就拿我來說，當了30年上班族，骨子裡是個「偏安」的人，喜歡待在舒適區裡不動，所以每份工作平均做10年。可是等到我離開組織，一個人打天下，不要說市場的瞬息萬變再也無法讓我像個植物人般一動也不動，時代的巨輪也會自動把我推向前，我現在改成3年一動，也就是10年裡會有3個我被創造出來，比如說：

💚第一個3年，我是個斜槓教練。

💚第二個3年，我在教斜槓之餘，也扮演職涯導師，教導上班族邁向高薪職涯。而且同時，我自己架網站，賣自己的課程，成了名符其實的創業者。

💚至於第三個3年，會是哪個「我」冒出來？我不知道，到時再說。

在3年一變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自己的成長，跟3年前的我判若兩人。比如過去我不擅表達，經常會隱忍不說，受到委屈；現在我會說出來，但是學會使用更有技巧的方式表達，像是挑對的時間、說對的話，或是幽默一點，通常也能夠得到想要的結果，心裡便會感到平衡，覺得自己是有能力主導方向的人。

在自己和很多人身上發現，人不會只有一個我，而是多個我同時存在；隨著時間遞移，這些我會不斷演化迭代演化，推出升級版。可是看到的心理學都說，個性是穩定的、一致的，比較不會變動，而且最終有可能影響到一生的走向與命運。這時候，我就會對自己的觀察有些搖擺起來。

直到最近讀了這本新書「個性」，才知道我是對的。這是德國作家克莉絲蒂娜·伯恩特（Christina Berndt） 在「靱性」與「滿足」二書之後的新作，她是記者出身，做專題報導，曾得過調查獎，也獲選為年度三大科普寫作記者。在這本書裡，她從最早的心理學理論一直談到最新的各種科學研究，指出三個事實：

💚1.自我並非固定

💚2.個性會隨著成長而改變

💚3.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塑造自己，而且行動起大，改變越大

哇，這三個發現簡直可以用新知卓見來形容，完全顛覆我們對「自我」與「個性」既有的認知，而且發現命運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在封面上的這三句話，它們直接寫出我們該做的三件事：

「與其發現自我，不如創造自我。」

「不只成為自己，更要超越自己。」

「人無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來。願意改變，才能成就『最好的我』。」

像佛洛伊德其中一個重要理論，指出童年對一個人具有決定性的終身影響，書裡也列出後來一些研究都發現並非如此，有影響但是沒那麼大，而且也不是不能改變。

這真的是一個好消息！這幾年很多暢銷書都在談童年的傷，突然之間，好像天下盡是「不是的父母」，把自己後來過得不好全推給成長過程。但是人格心理學家茱莉·史派特西說：

「對於一個50歲的人來說，過去2年發生的事，比起幾十年前小時候的事，對於性格更具影響。」

看來童年悲慘，不必然一生都慘，反而是現在過得好，未來比較能過得好。尤其是負面的事會發揮「時近效應」，時間越近越深刻；至於快樂的記憶，則常出現在年輕階段。

所以不管你出生的那一刻是個什麼樣的我，這輩子你都能夠不斷演出不同的我，而選擇退化版的我，或是進化版的我，主導權全握在自己的手裡！與其不斷探索，去尋找一個不復存在的自我，還不如創造一個滿意的自我。

讀了本文有受益，請留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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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減資，還是破產？- 台灣的對策

若把地球視為一個含有大量分支、但利益結構並不相容的機構，這個機構已經就像一個經營上破洞百出、資不抵債的企業。若想繼續生存下去，只有兩條出路：把歷史視為「沈沒成本」（Sunken Cost），自行減資，然後把未來的「隱藏價值」提煉出來，視為注入新資本的新股東。

第二條路，就是直截了當的「破產重整」- 所有原始股東的已投入資本所剩餘的部份，視為公產，重新分配資源，徹底改變治理方式。

但是，這個「地球企業」內，還有一部份人相信，經由新科技的效益提升，諸如自動化、AI平台、新能源、生化突破等等，可以避免粗暴的減資或破產，軟著陸式的消化矛盾、繼續運轉。這批人，多半在新興科技界，其中一些控制欲比較強的，就自然的成為了所謂的「全球主義派」，例如比爾蓋茲、祖克柏等。但也有一些認為科技再進化，也抵不過人性中的邪惡、自我毀滅因子。代表人物就是特斯拉公司的伊隆馬斯克，他用新興科技賺大錢，但最終目的是要搶在人類毀滅地球之前，把極少數的覺醒人士送到火星開闢人類的下一個文明。我衷心感覺，如果蘋果公司的賈伯斯還沒死的話，他會站在馬斯克這一邊。

言歸正傳，我個人認為地球已經處於減資和破產的兩難之間，而抉擇時刻，大約就在兩年至五年之內。若國際間的政治、金融掌權菁英最終（不管是出於私心還是被形勢所迫）選擇了減資這條路，那麼關鍵問題就落在誰先減資？先犧牲誰？因為，減資過程就是一個以鄰為壑的零和遊戲。小國如台灣，不能假設這就是一場大國博弈，小國可做壁上觀。想想歐元一體化後的歐盟減資歷史，首先被犧牲的就是國民無知無感、血性最低的希臘。

其實在疫情之前，地球已經因為經濟失衡、貨幣濫發而進入必須減資的狀態。病毒這玩意，不但加速了進程，而且很可能迫使原來以為減資就可解決問題的掌權人士，開始設想更糟情況下的方案 – 走破產路線。

減資可以通過國際公約、強權施壓、自我收斂來完成，但破產不行。破產路線的最終結果，一定是戰爭，就像企業破產一定以官司告終一樣。近代史上，地球有過兩次破產經驗，第一次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後，地球發生過幾次減資經驗，例如布萊登森林會議、尼克森將美元脫離金本位、迫使日元強烈升值的廣場協議、日本失去的30年、歐元危機後的希臘撙節等等。

以台灣的經濟體量以及被迫的國際孤立，影響不了地球下一步究竟是減資還是破產的方向。但是以台灣的經濟實力以及順民個性，若地球進入整體減資狀態，無論風浪再大，台灣一定不會落到後段班。對台灣的真正威脅，落在地球不幸陷入破產路線時。因為，那將意味著戰爭，而台灣目前是地球公認的戰火啟燃點之一。

因此，台灣必須做兩件事。1） 軍事上的全民備戰，這是預防地球走上破產道路；2）金融漢光演習：對財政、貨幣流動性、企業應變的全面壓力測試，這是對地球走上減資道路的準備。

減資還是破產，這得密切觀察地球權力格局的走向。接下來，早至今年11月份的中共六中全會，晚至2024年的美國再度大選，都是決定方向的巨大變數。當下，台灣社會中存在兩個心理誤區。其一是，只要台灣向中共表示屈服，就能改變地球大勢的走向。但更要不得的，就是那種「以心靈雞湯應萬變」、連颱風遇到台灣都會轉向的桃花源心態。言盡於此，希望這是一篇判斷錯誤的文章。

（更多有關世界金融巨變、對台灣的影響，請造訪「前哨預策」InsightFan.com )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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