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溫度：生死過後》手記】明報 世紀版《拍攝戰爭場面很容易，困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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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NB38dbsfc
文：林亦非
第一次看見Nicole Tung的名字，是在《時代雜誌》一張敘利亞跨版照片旁的署名。我好奇，這個看似香港名字的攝影師，為甚麼會走到炮火中的敘利亞？
照片上幾個男人在一幢炸成廢墟的建築物內，從上而下合力把一名滿面鮮血，看似已經沒有生命的傷者抬下來。光線從瓦礫中破洞的天花透下，打在照片中間傷者的臉上，照片中各人手腳的協調，位置上的分布，都是在最精準的一刻，早一秒又或遲一秒，照片的力量就大打折扣。瓦礫的灰色調，紅色鮮血在沒有氣息的臉上，這像油畫的構圖，刻劃出戰爭的殘酷，吸引着讀者視線停留在照片上每一個細節。沒想到幾年後我為這位攝影師拍了一集紀錄片。
Nicole Tung在香港出生，接受敎育，後來在紐約開始自由攝影師生涯，長年在中東採訪，由茉莉花革命到ISIS在伊拉克的戰場，都有她的足跡。近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定居，家中牆上掛着一張利比亞卡達菲武裝部隊用作射擊訓練後留有彈孔的練靶紙，這是她眾多旅程的其中一份紀念品。Nicole的照片刊登在不同的國際媒體，獲獎無數，無奈在戰地採訪中遇上多次不幸，數年間三位跟她出生入死的戰友相繼死亡。
我跟Nicole工作生涯年期相近，在我初入行為本地媒體工作的數年，Nicole的自由攝影師身份令我嚮往，也成為目標。後來終於有機會踏進同一領域工作，同場工作機會不多，最長時間是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那時她的好友美國記者James Foley被 ISIS 殺害不久，經歷生離死別後重投工作，她說話不多可以理解；再次相遇就是去年在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街頭上。
直至今年初，我為香港電台拍攝紀錄片《看見溫度：生死過後》，跟隨Nicole 到伊拉克採訪。習慣拍攝的人通常都對鏡頭敏感，可能也有點不自在，但為了令我們拍攝的內容更豐富，她費盡心思安排行程。就在我們從土耳其出發到伊拉克前，收到當地Fixer通知，新冠狀病毒的新聞在當地鬧得火熱，對亞洲人模樣的訪客特別警惕，要求我們入境時提供病毒測試報告。當時全球對這種新冠狀病毒仍然有很多未知，病毒測試何處尋？有一刻我幻想着，萬一去不了伊拉克，這套紀錄片會怎樣？幸好我們在土耳其打聽了無數地方後，終於找到一家私家醫院提供測試。我們坐在診症室等候第一批測試套裝運抵醫院，現在回想，我們可能是全土耳其最早進行病毒測試的人。後來全世界被這病毒弄得翻天覆地，確實是始料不及，新聞工作中充滿未知，又好像處處扣連。
在伊拉克，一個住了數萬人的難民營，那是戰地記者經常出入、聽了一百次大同小異故事的地方。在寒冬捲起沙石的路上，Nicole問一個女孩：「你的夢想是甚麼？希望將來成為怎樣的人？」然後我看到女孩眼晴發亮。那可能是她從未被人問起的問題，畢竟一家人從敘利亞攀山涉海逃難出來，夢想對活在生死之間的人是一種奢侈。但Nicole對人的關懷，在這些細節上是很一致。我想起雨傘運動後不久，Nicole搬到東京與派駐當地的攝影師男友一起生活；有次日本旅行順道找他們晚飯，剛踏入初冬，我們走進中目黑河邊一家燒肉店。我們談得興高采烈，沒為意怎麼小碟上總有吃不完的肉，原來Nicole在我們談話之際，不忘為大家燒肉。在戰火前線工作，採訪的是別人一生的轉捩點，又或是遭遇慘痛的悲傷。這種處境下，對人性的敏感觸覺，可能比採訪能力來得重要。
拍攝團隊原定計劃前往摩蘇爾，那是伊拉克北部一個原本人口密集的繁榮城市，2014年被ISIS佔領後，一片屍橫遍野和頹垣敗瓦。Nicole曾到當地採訪，有人開槍，她跑過去拍攝；有人倒地，她跑過去拍攝。她覺得拍攝戰爭場面其實很容易，放眼四周都是高漲的情緒、屍體和血，通通都是刺激人的影像；但在戰爭中如何用照片去説一個故事，報道事件的來龍去脈，就相對困難，因為這些影像不會出現在眼前，必須要對新聞有充份了解和洞見，才可以在電光火石之間，捕捉那些有深度而又瞬間即逝的一刻。Nicole走出好友死亡的陰影後，覺得自己年輕時走得太急太前，常把自己處於危險之中，回頭看這些冒險未必值得。現在她到戰地採訪，通常將身處戰火前線的時間縮短，拍到所需畫面就退下來，寧願把時間放在記錄平民百姓戰爭下的生活。重返摩蘇爾的念頭，是Nicole想看看數年前相遇的人現在過得怎樣。可惜我們在檢查站被攔下，被安全部門查問數小時仍不予放行，是這次紀錄片拍攝的一點遺憾。
去年香港的記者經歷了百年一遇的新聞大時代，局勢發展超越想像之快，也來得轟烈。全球焦點都放在這小島上，香港記者的形象和地位，一下子由狗仔隊偷拍明星，提升到只要穿着記者反光衣，在食店會有人不動聲息為你埋單。突然的光環從天而降，有些人甚至以「戰地記者」稱呼，實在不敢當。香港的抗爭場面雖然未及真實戰地慘烈，但對向來生於太平的香港人來說，衝擊是實在的。不少香港人過去一年來，全天候追看直播，無論在辦公室或床上，打開手機就有如到了抗爭前缐，原始真實的影像，未必人人受得了。在衝突和暴力之間，記者如何在報導中看到希望，這是香港記者和戰地記者都需要面對的問題。Nicole多年在中東戰場出生入死，目擊平民百姓的生命在種族、利益衝突下犧牲，加上她的朋友接連遇上不幸，十年記者生涯可能是很多人一生對生命體驗的濃縮。她沒有被絕望打敗，反而以希望作反擊，這勇氣值得讓更多香港人看到，也是拍攝這套紀錄片的初心。
記者的生涯不會長期處於大新聞之中，沒有新聞是最好的新聞，相信現在很多香港人也有同感。我和Nicole跟很多記者一樣，採訪過很多無關痛癢的新聞，消費、娛樂、地產，這些日常生活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對記者而言，突如其來的光環未必長久，我經常提醒自己，記者不是任何人的敵人，也不應該和任何人太過親近，保持這距離可以令自己的報道更清醒，更重要是更有力量。此外，這份工作也應該是長久的，需要累積；Nicole沒有經歷過這麼多生死，她不會有現在敏感的人性觀察。對我來說，這次拍攝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眾能夠多了解記者這職業。有人說多一個鏡頭多一份真相，我比較貪心一點，希望有更多的傳媒教育、社會資源和培訓機會同步配合，讓年輕記者在激情過後，仍然選擇留在記者這崗位，那時候，多一個鏡頭，就不只多一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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